【摘要】《围城》之经典，在于其对众多典型人物的塑造，他们性格不一，形态各异，犹如一幅维妙维俏的人物画，让人百看不厌。再加上作者讽刺与幽默的淋漓尽致运用，又使人体味深长，思绪良多。《围城》便是这样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探讨的：塑造典型，讽刺而幽默的揭示和剖析。
关键词：典型人物 人物画 讽刺 幽默 劣根性 揭示 剖析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其目的是力求刻画出那个年代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某一部分人的人生面貌。在这本书中充满了苦涩的笑以及无奈的自我欺骗，而这些又正是这部小说的成功所在。而若要论其中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则不能不先说下“围城”这一主题的涵义。我认为“围城”一词应包含着至少这两种含义：一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存在现状，二是人性的异化表现。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西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时代，这就出现了那么两种人，即冲出围城而崇洋的和冲进围墙而固本的。然而这两种人都处于矛盾之中，冲出来的，之后又想进去，冲进去了的，之后又想出来，这便是人性的异化表现。中国国民的懦弱和封闭之劣根性便体现于此 。然而这是笼统而空泛的说法，具体的还得在文中具体的人物及其生活中得以体现、揭示和剖析。
《围城》之经典，在于其对众多典型人物的塑造，他们性格不一，形态各异，犹如一幅维妙维俏的人物画，让人百看不厌。再加上作者讽刺与幽默的淋漓尽致运用，又使人体味深长，思绪良多。《围城》便是这样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探讨的：塑造典型，讽刺而幽默的揭示和剖析。有人说：在《围城》中，方鸿渐好比一股火线，赵辛楣好比一股地线，两者结合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电流。在这股电流上，又盘根错节的安置了许多过刺眼的大瓦数劣质电灯泡，使许多恶毒和怯懦者现出原形，使读者也感到毛骨悚然，并不自在。我认为这相当的确切。同样，关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和剖析，方鸿渐和赵辛楣便是两个主体，而其他的人物便是这两个主体上的斑点。作者着重从方鸿渐及赵辛楣身上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劣根性，同时又对李梅亭，高松年，韩学愈等另一类知识分子加以解剖，再加上诸如对小市民，家长，官员等形象的描述。可以说，作者在本书中对中国的国民劣根性有了相当完整的探讨。
《围城》中充满了矛盾。大有文化矛盾，社会矛盾，小有家庭矛盾，个人矛盾等。有矛盾便会有攻击方和防守方，这便出现了以赵辛楣为代表的激进派和方鸿渐为首的退避派。然而，这两者又无处不体现出中国文人懦弱之劣根性，激进为间接的懦弱，这类人以攻击掩饰内心的虚弱，而退避为直接的懦弱，，这类人特别害怕正面接触，背面却极为善于运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例如辛楣一出场便处处针对方鸿渐，方式有不屑和睥睨，手段有挖苦和讽刺等，而这一切都无非是害怕鸿渐把苏文纨抢走，其实，他的这些攻击方式和手段却无形的把他的害怕扩大化，其内心之虚弱暴露无遗。鸿渐对此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起初是不明所以，莫名其妙之下选择退避三舍，明乎所以之后又无法解释，这时他同样忍下了众多的侮辱和蔑视，自然，唐晓芙所期待的他和辛楣之间的一场场好戏都没能上演了，他对此一笑了之。中国人一向尚“忍”，而在方鸿渐身上的确极尽了“忍”之能事.。过度的忍让便是懦弱，正是这种懦弱，导致了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不断得寸进尺。
方鸿渐的懦弱是众所周知的，他人生当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两个人都骂他懦夫。他最好的朋友赵辛楣骂他，他的妻子孙柔嘉也骂他。由此可见，软弱，是钱钟书先生所要表现的主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方鸿渐是正直的，只是他的正直总是那么的脆弱，经不起敲打。我认为这正是钱钟书先生的苦心所在，他在向我们描绘一个挣扎中的正直文人，而这个人正不断的被社会，被传统所扭曲和蹂躏。从方鸿渐那微弱的抗争，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国民劣根性，诸如高松年的奸猾，韩学愈的阴险，汪处厚的腐败等等，都是在与方鸿渐的冲突中得以凸显。在大学期间，方鸿渐曾以一信抗拒包办婚姻，然而马上被父亲一封“义正词严”的回信所扼杀。他在给三闫大学的登记标中如实填写自己未得到过学历，只是“游学生”，直到在三闫大学碰到以同样方式骗取博士文凭的韩学愈，方才觉得自己撒了谎，又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只得到一个“帮闲打杂”的副教授。
“正如任何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人们也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就被包围着的，被感染着的传统文化。”方鸿渐出生于传统士族文化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幼承家教，“国丈曾得老子指教，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一。”可见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极深，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释”文化，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方鸿渐虽没有入世的精神，却持着道家的处世态度，随着历史的演变，道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定势根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道家的柔弱胜强﹑宁静﹑少私寡欲等观念，业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它成为人们“全身选择”的法宝，也是形成人民懦弱﹑无能﹑无力抗挣等性格的重要遗传因素，使每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不论你是否愿意，都会在你的潜意识中留下痕迹，这是文化对人的制约性，而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了解的方鸿渐，这种制约性就愈加强烈。我认为，这就是方鸿渐性格中最大劣根性的根源所在。
“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都要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限制。”复杂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复杂而矛盾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征。方鸿渐生存活于三，四十年代，正直中国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才留学西洋，受西方现代文化尊重个性，重视人的价值，鼓励个人发展的影响，方鸿渐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但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束缚下，他的理想和愿望化为泡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将社会的外在规划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从而使人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动，异化自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部环境，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中，更积淀和内化于他的心灵深处，直接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在这两种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夹击，形成了方鸿渐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认真而有玩世，正直而有脆弱。
方鸿渐之不争，我们有目共睹了，而作为激进派的赵辛楣，其实也很懦弱，尽管他一直是以高姿态来俯视方鸿渐的，但他却一直在堕落。起初在外交部任职，表面春风得意，暗地里得过且过，随后往三闫大学任教，却也无所作为，乃至于与汪夫人暗生情愫，这也许算是他对爱情的那么一点向往吧！然而，在高松年和汪处厚的质问之下，连汪夫人都敢大胆的承认了，可他却还想辩白，最终还是落得个被扫地出门，漂泊异地的下场。他和方鸿渐一样是不幸的，同也是一样的不争。那么，我们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是否应该也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呢？不是疗救方鸿渐和赵辛楣，而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