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工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其实跟一个房地产老板的心声没什么两样，跟一个市长市委书记的心声也没什么两样，我们内心的愉悦、苦闷、悲伤甚至绝望，都是一样的，那是上帝给的，你逃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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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孙世麒
文|刘京
统筹|马晨
这几天，崔永元因在微博上怒斥电影《手机2》并疑似曝光范冰冰4天6000万片酬而成为舆论焦点。有网友支持他敢向潜规则开炮，称他是“民族脊梁”，也有人指责他挟私报复，“戏有点多”。
但在此之前，崔永元似乎已经淡出大众视线很久了。
5月初的一天，在一个为新工人文化纪录电影《炸裂志》众筹所举行的公益演讲会上，我们见到了他：身材微微发福，头戴棒球帽，一身休闲装，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他是谁，但站在舞台中央一开口，久违的“崔氏幽默”让人感觉熟悉又亲切，“敢言”是他一贯的风格。
我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 工人们活得比我还痛快
崔永元和工人们的缘分，得从6年前说起。2012年，首届“打工春晚”在皮村社区剧场上演，崔永元担任主持。晚会结束后，他感慨“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此后，崔永元主持了4届打工春晚，“每次我去的时候大家都把我当成明星，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只不过走了一点好运，混上一身好衣服而已。”
“我在他们面前从来没有优越感，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活得比我还痛快呢。”
还在央视做主持人时，崔永元结识了现“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工人民谣歌手孙恒，此后围绕“打工春晚”和皮村同心学校等公益慈善活动，孙恒都会招呼崔永元，只要时间允许他也都会去参与。“说白了就是哥们帮忙，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高尚。”
和工人们接触久了，崔永元越发感受到他们从内心迸发出的自信：做人做事从不觉得低人一等，和所谓的“名人”也能朋友般地平等相处。“孙恒跟我说任何事都是‘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拉倒，反正还有别人做。’”这种非道德强迫的交往方式也让崔永元感到舒心自在。
“工人们聚在一起写歌写诗，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也弥补了物质生活的不足。”崔永元用高尔基来做类比：我们小时候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没有一部是好日子过的，但是这是他宝贵的财富。工人们在一起，有歌曲，有诗歌，有自己的晚会，当然跟他们埋头苦干不一样。
用关注度维护尊严靠不住 自己给自己打光才最踏实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文爆红，在北京打工的育儿嫂范雨素也顺势成了“名人”：她所在的皮村突然涌进了超过50家媒体和近30家出版社，一家出版社拎着20万元订金找范雨素签出版合同，重庆的一家媒体说她“压力过大躲入深山古庙里”。
范雨素的走红貌似为这个群体博得了一些关注，但很快，大众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热点带走，崔永元对这种现象倒也司空见惯：“我真是觉得一点用都没有，我享受过更大的关注度，那个东西是一阵大风就刮没了的。”
“靠关注度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太靠得住，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自尊，自己右手拿着探照灯照到自己的脸上才是最踏实的，不要让灯光被别人控制。”
在被问及期待大众如何看待工人文化时，崔永元给出一个略带哲学意味的回答：一个打工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其实跟一个房地产老板的心声没有什么两样，跟一个市长市委书记的心声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觉得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愉悦、苦闷、悲伤甚至绝望，都是一样的，那是上帝给的，你逃脱不了。
重返校园 希望成为“特别棒”的大学教授
2013年，卸下主持人的“光环”，崔永元返回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教书，他上完课后常会收集学生们的反馈，“我们做主持人，就是把大家说高兴了就行了，但是大学教授一定要说的准确，要有根据，要有逻辑，这对我来说是重新启程的一件事。”身份的转变让崔永元的生活回归平静，“我必须要热爱这种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否则我就会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痛苦里。”
“我希望过个两三年，大家能听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前主持人崔永元，实际上是特别棒的一个大学教授，他讲的口述历史非常深刻，非常受欢迎，他的学术著作出版了以后，也受到了业界的高度评价。”崔永元对自己的未来这样期许。为了这份功利心，他每天都在屋里摆100本以上的书，睡前会发愁“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
“但是必须要看，这是我的生活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