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大道一以贯之，诸子百家殊途同归。不仅儒家讲平天下，道家和法家也讲平天下，黄老道家经典《管子》所论十分详细透彻。其理论建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学三生万物，立中、守中的原则，主张外事：“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
平治天下，和平的基础是内政强大，是正确的外交战略。在文德（包括意识形态）不立于天下，兵力（包括工业技术）不威于天下的时代，好虚名，只会受实祸——这是中国古典外事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今天，“平天下”这个概念被当成口号，世人到处乱用，所有关于社会事物的范畴都被称为“平天下”，而“平天下”的具体内涵反而很少有人探讨——千百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化常常这样被心安理得地掏空。
通过四书，平天下观念已经融入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礼记·大学》中“八目“，就是讲修齐治平的道理，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大体讲“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讲“外治”。
大家千万不可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理解平天下，认为消灭所有对手，就是扫平天下。这里的“平”，是均平的意思，指不同政治、社会实体的和平共处、共生。所以平天下有时也称“平治天下”，都是使天下均平的意思。
除了儒家，黄老道家经典《管子·中匡第十九》也讲修、齐、治、平，可以与《大学》互相参考。齐桓公问管子国君威信之所起，管子回答：“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并解释说——
导治血气，以求寿命长、谋虑长远、广施德惠，这就是治身。（原文：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
无私举用贤人，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是治国的大礼。（原文：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
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拖拉，以法保护屈辱困窘的人，往来者无所约束，人民和乐，这就是天下大治了。（原文：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wǎn zhuó，犹屈辱——笔者注】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通“勑”，约束——笔者注】，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大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讲平天下的“絜矩（xié jǔ）之道”(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直到结尾)，按篇中的解释，絜矩之道指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统一，推己及人，先内后外，竞于德行而不竞于武力的外事原则。
《礼记·中庸》引用《诗经》“文王之德多么光明，诸侯们都来效法”，来说明治国者笃实恭敬，竞于德而不竞于兵，无为而治，天下太平的道理。上面说：“《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大学》进一步解释絜矩之道：如果厌恶上级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级；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原文：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接下来，《大学》讲了节制资本的重要性，这对于二十一世纪，资本为王的现代社会特别具有时代意义。作者强调德行为本，财富为末。但《大学》不是不言利或耻言利，作者认为“生财大道”在于以义制利，绝对不能让资本与权力结合起来——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政治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不可能以多数决的形式选举出来，就如同不能直接选举医生一样，必须经过相当严格的职业训练。文中引用鲁国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有采地人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原文：“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已经合法化和制度化了。一切资本都成了政治资本，一切政治都成了资本政治——社会被资本绑架会威胁整个社会的平衡，真会如《大学》警告的“灾害并至”！
观当今世界——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中华大道一以贯之，诸子百家殊途同归。不仅儒家讲平天下，道家和法家也讲平天下，黄老道家经典《管子》所论十分详细透彻。其理论建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学三生万物，立中、守中的原则，主张外事：“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相关内容集中在《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五篇——《管子·王言第二十一》已亡佚，可能也是有关平天下的内容。
与西方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竞争性外交理论不同，中国古典外事理论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王者无外”，其内政和外事都建基于强大的中性政治核心，重在“建中立极”。
在“建中立极”原则指导下，过去四千年来，华夏政治体系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不断扩展，其间经历无数艰辛曲折，至今成为一个古老的大国，以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雄居世界东方。
据《尚书·洪范》，“建中立极”（皇极）原则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就得到了明确阐述。传承顺序如下：夏（大禹）——商（箕子）——周（武王），可见夏商周三代，此一政治原则一以贯之，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
“建中立极”原则反对党派（朋党）政治，强调建立一个超越党派，代表民众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用《尚书·洪范》上的话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宽广——笔者注）；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平平，均平——笔者注）。”
在政策实施上，表现在夏的“五服”和周代的“九服”等各类制度——大体是以王国首都，王畿为中心，按照离王畿的远近，每隔五百里划为一“服”，各服承担不同的国家义务，离王畿越远承担的义务越少。据《尚书·禹贡》，夏代五服中最外围的荒服族群，甚至可以不进贡，似乎也不需要遵守王国的法律。
为了让读者清楚看到这种天下观，我们将周代的天下制度“九服”以图表的形式表示：
长期以来，对于 “服制”是否真实存在，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它可能被后世儒生理想化了，但其以王畿为地理中心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却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遵从——这是出于社会经济现实的需要。
因为只有国都建在中心，各地运送货贡物，征发徭役才最为方便，西汉的贾谊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贾谊《新书·卷第三·属远》中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运送——笔者注）徭使（服徭役的人——笔者注），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其土，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很有可能，大禹只是对中华治道做了历史性的总结。因为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早在6000年前，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已经形成，以此为中心，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由晋西、豫南及关中东部向外延展至今天的规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指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如下图）他写道：“庙底沟时代的这个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 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该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称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标志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 漆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色器物繁荣发达，彩陶盛行。”【1】
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时期中国（公元前4200~前3500）。I.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II.早期中国文化圈 III.筒形罐文化系统 ；A.核心区 B.主体区 C.边缘区；来源：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载《江汉考古》2015年03期。
从最早的“文化中国”，到今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统一的中国，6000年来，“建中立极”的政治原则成为中国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使中国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它指导着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外事理论。《管子》五篇中的古典外事理论主要包括：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三个方面，我们分别论述如下——
一、先内而后外
行“絜矩之道”，内政是外事的基础，没有强大坚实的内政，外事不可能成功。用管仲的话说“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
“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语出《管子·大匡》，当时齐桓公刚在残酷的王位争夺战中刚刚取胜，就欲“修兵革”。管子指出，欲平天下，当先内而后外，以人为本，他说：“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管子·大匡》）
齐桓公即位第二年，有一次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船吓唬桓公。桓公一怒之下休了宋夫人，而宋国又把宋夫人再嫁给了蔡侯，这使齐桓公恼羞成怒，想讨伐宋国。桓公不听管子劝告，兴兵攻宋。结果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将此次战败归因于兵力不强，要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么做，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管子·大匡》原文：”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
在不断遭到管子反对，不断用兵失败的情况下，齐桓公才明白了“以人为本”的道理。即以人民的治理为国家基础。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以西方的人民主权观念没有太多关系。《管子·霸言》明确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显而易见，以人为本的目的是诸侯服，天下平，与人民主权无涉。
一个国家，好大喜功的危险的。若国内问题尚有很多，就提出许多堂而皇之的目标，那样会使国力耗尽，只能自食苦果。
《管子·霸言》认为霸王之国的形势是：“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如果我们在道义、智慧、军事、地理等方面都不具备充分优势，空谈“平天下”，这是自欺欺人！
二、先近而后远
在外事领域，睦邻友好不能成为一个口号。唇亡则齿寒，周边国家是安，是危，是敌，是友，关系到我国的战略安全。若周边国家多对我们不友好，会导致我国战略空间的收缩和恶化。
据《管子·小匡》，在齐国内政外交已经基本安排好的情况下，管子仍劝性急的齐桓公不要“从事于诸侯”，理由就是“邻国未亲”，如何使邻国对我亲善呢？管子回答说：“检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确定与邻国的边界，尽量不要接受他们的货财，还要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原文：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tiào，古代诸侯聘问相见之礼——笔者注】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
上述厚往薄来政策的政策，包含在《礼记·中庸》治天下国家的“九经”之中，上面说：“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管仲称之为“诸侯之礼”，这是使诸侯亲附的关键。历史上，管子似乎很好地实践了《中庸》“怀诸侯”的策略。据《管子·小匡》和《管子·霸形》，齐桓公封土地，赠军备给被侵略，逃难的杞、邢、卫三国国君。然后又施行厚住薄来的政策，这样，才开始令行天下。《管子·霸形》记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利。您何不送出虎皮、豹皮和花锦，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于是就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原文：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
请注意，这里的“厚往薄来”不是一味赠予，而是一种巧妙的战略安排。据《管子·大匡第十八 》，隰朋、宾胥无曾害怕将土地封给亡国，土地被耗尽。管仲劝齐桓公：“君有行之名，安（安：乃、于是之意。）得有其实。君其行也。”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
搞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还能以其为跳板和基地，扩大战略空间。据《管子·小匡第二十》，后来齐国南征，就是以鲁国为主要依靠；西征，以卫国为主要依靠；北征，以燕国为主要依靠。
不要机械的理解先近而后远的外事原则，比如秦国平天下，就注重远交近攻。再比如，《管子·霸言》主张：“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
三、先文而后武
桓公即位四年，已经有了相当的军事实力。（《管子·大匡 》：“甲十万，车五千乘。”）于是想讨伐邻国鲁国，管仲听了不禁慨叹：“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管子·大匡 》原文：“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
然而桓公一意孤行，才有被鲁庄公以剑相逼之辱！桓公也因此“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管子·大匡 》）显然，内政是“文”的重要内容。
“竞于德而不竞于兵”，不是不要兵，而是先文而后武。“文”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盟友，“武”的目的是获得真正的和平——其关键在于得人之心。《管子·霸言》总结说：“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屈，有所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就是说，想要掌握天下的大权，令行天下，首先要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有地利的，就有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看重得人。只打小算盘，就会失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以谦恭卑礼对待天下贤士，并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那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为天下人谋利。用巨大威慑，集中天下的权力。以施行德政的行动，获取诸侯的亲附；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之臣。树立圣贤的德行，彰显天子的高尚，这样，百姓就安定了。
正是因为管仲正确的外事谋略，能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怀其文而畏其武”（《管子·小匡 》），才使齐桓公能够超越齐国本土，施加政令行于各个诸侯国，天下太平。吴国侵略齐国边城时，面对蜂拥而来的诸侯国援军，吴国竟然望风而逃。历史记载说，齐桓公时代，“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小匡 》）
多年之后，孔子依然赞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左衽，zuǒ rèn，我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所着的服装，代指沦为夷狄——笔者注）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平治天下，和平的基础是内政强大，是正确的外交战略。在文德（包括意识形态）不立于天下，兵力（包括工业技术）不威于天下的时代，好虚名，只会受实祸——这是中国古典外事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注释：
【1】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载《江汉考古》2015年03期
附文
一个国家平治天下，令行于天下的过程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学人要学习王霸术，平天下的策略，须仔细揣摩《管子》平天下策五篇：《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这里我们将《管子·大匡》中桓公令行天下策略的核心段落附在这里，供学人参考。
【原文】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
【译文】狄国来攻打，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答应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
【原文】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
【译文】
北州诸侯没有赶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服从天子，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
【原文】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
【译文】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问道：“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
【原文】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
【译文】这件事办完，桓公又问管仲：“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如何考察？”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并施行。
【原文】卒岁，吴人伐穀，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适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译文】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穀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千辆在国境接待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走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并说：“从今以后二年，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有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官吏看到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齐桓公时，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其享国达四十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