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生命权与知识产权——《我不是药神》中的核心矛盾如何破解
(一)
我在香港读研的时候，有一门专业课叫“商业道德和市场规范”，第一章就叫“市场经济道德”。第一节课上老师就让我们讨论了一个案例：妻子病重，丈夫去镇上唯一的一个药店买药。每次都买一样的药之后，药店老板起了坏主意，他把药价提高了一倍，理由是这个药品已经库存短缺，根据供给原则，他涨价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当药店老板第三次涨价之后，丈夫已经忍无可忍了，在一天晚上盗窃了这家药店，偷走了所有他妻子需要的那类药。第二天丈夫就被警察抓住，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在课上讨论的时候，意料之中的，大家分为了两类观点，一种认为这个奸商趁着别人生病坐地起价，支持丈夫的行为;另一类观点认为，无论如何盗窃都是不对的，触犯了法律就应该受到惩罚。
《我不是药神》中的情节也与之类似，虽然在电影中医药代表是个标准的反面形象，我相信肯定有人会嘀咕：人家明明申请了专利，科研费用成本都是公司承担，不管怎么说盗版总是不对的吧?另外警察局长一句“法律就是法律”也并不是想象的官话，毕竟法律是最基础的社会共识，对走私的打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情理之中。那我们不禁要问，病人吃不起药濒死的困境，究竟要归罪于谁呢?
这种对立其实是超越了法律，甚至超越了道德，上升到了价值观的冲突。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什么，尊重看不见的手，市场决定一切。就是那条“供给-需求”曲线，需求越多价格越高客观规律。同时资本的存在就是以增殖为目的的——说白了就是赚钱——但这个钱从哪里来赚，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约束。就像电影里假药贩子说的那句，救命的药你定价多少钱都有人买。再比如最近一些舆论也认为，杨白劳借了高利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尊重契约精神”理所应当。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又叫做“冷血主义”，一些“封建遗老”比如说教皇或者大喇嘛都在批判资本主义，虽说不代表宗教有多先进，但是至少可以体现出这种残酷性已经被大家所公认。资本的逐利性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其本质——吸血。马克思有两段关于资本非常经典的评论，一句就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句是“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所以说，把救命药卖到四万一瓶，真不算什么。
这里并不是要一味地指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怎样，必须要明确的是，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为规范市场行为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但也产生了天价救命药或一些大型跨国企业靠“专利垄断”打压新兴企业的副作用。就像资本跟主义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也伴随着征服、奴役、掠夺、杀戮、剥削等黑暗历程。这些都是一页纸的正反面。
我说这么多是想讲什么问题，就是白血病人和医药公司的矛盾，无法通过道德的批判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价值观层面的冲突，道德的职责是无意义的。那么在价值观层面如何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后文中会分析到。
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们总是喜欢用“客观规律”来说事情：我卖这么贵的药，因为我的药就值这么多的钱，这是专利，有本事你去别处买啊;就好比你劳动者拿这么低的工资，天天加班没有加班费，这是经济规律啊，整个市场上的公司都是这么低的工资而且没有加班费啊，你不想在我们这里干了欢迎去找，能找到算你赢。OK ，他们说的完全正确，救命药能卖这么贵确实是市场行为、经济规律;把劳动者工资压在贫困线上也确实是资本主义法则。但是，十九世纪中三年一次小经济危机，五年一次大经济危机，十年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经济规律。为什么呢，因为劳动者穷啊，买不起东西啊，资本家们都把剩余价值赚走了，但他们又承担不起多少消耗，工厂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自然就来了呗。劳动者的反抗也是客观规律啊，就像在医药公司门口抗议的的病人说的，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怕什么呢?
(二)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悲惨世界”式的故事模式。这其中徐峥饰演的程勇与冉阿让有几分相似。都是有一定的道德污点(偷教堂的银器;打老婆、赚病人的钱)，最后都经历了种种历练化身为了标准宗教意义上的“圣人”。那句“他才二十岁，他只想活下去，他有什么罪”跟“我外甥快要饿死了，我只偷了一块面包”如出一辙。
里面同样有一位“卖身救女”的母亲，宛如芳汀。看在家里那段戏的熟练程度和小女孩的眼神，电影没有表达的剧情我们也应该都明白。就连对贫民窟中的展示，格调都有几分相似。
最有意思形象还是这一对警察局长和沙威尔。其实沙威尔的形象应该是局长和队长的结合体，但是队长在这其中更人性化一些，而局长则是三句话不离“法律”。“法不容情”，这不就是标准的沙威尔吗。
这个问题我在分析《悲惨世界》的文章中说过这个问题。聂绀弩老先生讲《水浒传》的一本书，说为什么鲁智深、武松等人践踏规则蔑视法律，反而被人们认为是英雄，传诵至今，就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是反动的，法律对人民来说也是反动的，所以他们破坏这个反动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是进步的、高尚的、替天行道的。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立场问题，聂绀弩老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不保留的，赤裸裸的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说话，所以是《水浒传》而非《荡寇志》(当然，像李逵这种反人类的行为属于恐怖主义，老先生还是批判的)。毫无疑问的，站在肉食者的立场这个问题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毛主席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理”从何来;“替天行道”，这个“道”是哪里的“道”?——这就已经超越了法律和道德，进入到了价值观层面的讨论了。
另外多一句嘴，我们看沙威尔督察，一副顽固、泥古不化的形象——法律就是我的准绳，你违反法律就是人渣。如果你认为他的形象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too simple了。我们来看电影中的神来之笔，在电影的后部分，沙威尔督察混入起义的青年学生军中搞破坏，被认出并抓获，当学生告知他将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的沙督察这样说的：
看到这个前后呼应实在是拍案叫绝，不要以为人家沙督察很固执很一根筋，人家精明着呢。作者这一神来之笔让一个统治阶级(鹰犬)的形象跃然于荧幕，呼之欲出。
(三)
通过我们上面两节的分析，道德不能解决价值观冲突，法律同样不能解决价值观冲突，那么价值观冲突讲归于什么?归于哲学。
就是因为这种价值观上的争议，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思从未停止。首先是约翰·密尔规范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认为“自由”的核心议题不是能做什么而是“自由的边界”——不能做什么。同时以凯恩斯、格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思想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理念的反思。他们发展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市场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市场往往处在失灵的状态中，这就需要外力的干预，让市场走向正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期间，很多超市坐地起价，一瓶矿泉水卖到了几十美元一瓶;再比如说战争时期的“国难财”。看似是符合市场经济“供给-需求”的原则——特殊时期你需求量那么大，可不就能卖那么贵么。但这其实是市场调节失灵的一个表现。同理，病人不吃这个救命药就得死，从病人的维度上讲供给需求完全是不对等的，这跟发国难财是一个道理，必须要进行干预。
下图是安东尼·吉登斯经典教材《社会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讲的是生活必需的自然资源私有化之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人们(或者说资本家)有一种把原有的丰富资源变得稀缺的特殊才能。所以说我们还能迷信“供给-需求”曲线么?当真一瓶救命药真的值四万块么?怕是医药代表的收入也不低吧。这跟香港四大地产家族通过捂地皮抬高房价是一个道理。
这就回到了《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作为“题眼”的一句话：这世上只有一种病，是穷病。
这个世界一切都不是问题，只有穷是问题。那么“穷”是从何而来的问题?这里哲学家们又出手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直接把问题的核心指向了私有制：
总之，一方面是由于竞争和敌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利害冲突，使人们个个都暗藏有损人利己之心;这种种灾祸，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是与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分不开的必然产物。
平等的状态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混乱，富人的强取豪夺、穷人的到处劫掠和人们疯狂的贪欲，这一切扼杀了人的天然的怜悯心和微弱的公正的声音，使人变成了吝啬鬼、野心家和恶人。
富人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以前的人们从未想过的办法：利用那些来攻击他的人的力量来为他自己服务;把敌人转变成他自己的保护者，并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说法，给他们订立一些新的规章，这些规章对富人是有利的，而自然法对他们是不利的”——卢梭更进一步地指出，富人在社会中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所以社会规则的设定包括法律、政策、制度等，都是对富人有利的。
富人编造一些动听的理由，使穷人接受他的主张，他说：‘让我们团结起来，保障弱者不受欺凌，不让有野心的人得逞，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为此，让我们制定一些无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保证公正和安宁的规章……我们不但不把自己的力量用来危害我们自己，相反，我们要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最高的权威，按照贤明的法律治理我们。’……其实，用不着说这么多话，就可以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容易上当的人落入圈套，何况他们的内部还有许许多多的争吵，需要富人去做他们的仲裁。
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带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的自由，指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力。此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人终日劳苦，限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就是马克思了，这就不需要我们赘述了。
(四)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就算救命药降到500一瓶，照样有人吃不起。上面分析这么多，想表达的意思，就算这一组核心矛盾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是无解的。想要找到答案，必须要跳出资本主义，跳出“钱”对于“人命”的规定性。
当然，正如我前文所说，必须要肯定医药公司、跨国企业、专利保护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毕竟人类社会是向前走的，我们批判资本的嗜血与逐利，都是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愿望。同时也不宜过分夸大这些医药公司的作用，最近几天有一些舆论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这些垄断公司，病人都得病死——这是十分荒谬的。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药品的研发都是有大量的财政资金的支持的，新药研发失败的成本并不是医药公司完全负担的，但是成果却被医药公司独占。曾经有议员提出过公共资金参与研发的药物不设专利一说，但是在医药公司支持的游说集团的操作下胎死腹中。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开发新药，专利归医药公司所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精神啊。
网友@baskice 曾经在美国参与过药品研发的项目，这里引用一段他的文章(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3464684/answer/436792376)
我曾学习微生物与遗传生物学，我的教授研发出一款靶向免疫抑制药物用于器官移植。教授在学校基金的投资下成立了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在我入组的时候开始出售给大型药厂，我离开前卖掉了。这个问题我应该有资格回答下。
新药研发成本确实高，但这有好几个药厂/华尔街故意隐瞒了的信息：
目前新药研发的主力军是联邦政府资助等公共资金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大学等学术界人才，而不是药厂。(1)药厂会经常误导性的把政府资助的研发时间和花销，也在宣传中加入一并加入。显得花销倍增。(2)药厂最大的成本实际上是临床试验。研发只参与最后收尾，甚至整个研发成果是从小公司/大学收购而来的。
尽管药物开发中有大量公共基金参与，但最终药品研发只有药企说了算。对于那些患者基数太小，付费能力差的病。药企一律不会去花钱。
在学术界提供了一次性治愈和长期维持两种选择时，药企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投资续命药，而不是治愈药。因为只有让病人长期续命，才能不断榨取病人钱包。
即便是别厂研发，完全无研发成本的老药。在能提价时，药厂一定会提价。典型例子是前几年做的特别过分的达拉匹林，这药当时只有一家药厂还继续持有生产许可，一华尔街来的马丁-什克雷利把这药从13美元拉到750美元。这人因为做的太过分被媒体到处批判，最后因为其他地方非法行为被关监狱去了。但其他翻倍，翻4倍的药完全没有报道。
大型药厂和华尔街联合游说，使得美国FDA制定了过于严苛和冗长的审查标准。这直接阻绝了小型药企将新药提交上市的任何可能。对于大学、小型药企来说，目前只剩一条把有效药卖给大型药企做临床试验的道路。
“在学术界提供了一次性治愈和长期维持两种选择时，药企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投资续命药，而不是治愈药”——这是标准的出于商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不是道德、同情或人文关怀。这其实就是我们本文一直在讨论的价值观冲突。
救命药的研发成本高，确实是这样。但是当年我们举国之力研发出的青蒿素，成本高不高?为啥青蒿素能卖的那么便宜?因为研发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为了济世救民、为了普度众生。就像古巴这样穷的小国，在热带传染病防治上的突破，差不多年年要受世卫组织嘉奖。
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公有制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同样问题重重，需要解决。但就如徐峥在电影里说，相信未来会更好，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还有一句话我在书里重复说过好几次，就用来当做结尾吧：人类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从未停歇。这或许就是我们争论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