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曙光编辑部按
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始终是本刊重点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青年学者出路的闭塞、学术流程的扭曲，还是频繁爆出的性侵犯事件，实际上都将矛头指向一个群体，即正在控制某一学校的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学者群体，我们也可称其为“学阀”。这一群体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关键少数，本来应当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需要为国计民生和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如果他们与权力深度结合并开始滥用权力的话，就将被权力腐化，造成极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本文将对这一群体中少量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学阀”的学者群体进行批判，以期能够提醒读者这种在科研界存在的错误趋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被曝性侵女学生
所谓“学阀”，一般是指凭借势力把持和垄断教育界、学术界的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屡屡提及旧社会的“学阀”群体，并对其进行严厉批判——他最初称旧时代“教书先生”为“学阀”，批判其“兜售贩卖知识”，后来也曾用以描述把持和垄断教育界、学术界的势力。
当今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对于民国时期所谓“士人之风”感到崇仰，但事实上，旧时代的学术界，除了有敢坐冷板凳的学者以外，还有不学无术却在学术观点上打压别人的“学阀”。这其实是中国古代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一种杂糅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古代长期对于“教书先生”或者“知识”的敬畏感塑造出了这种对“先生”绝对依从的心态，事实上这种甚至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师生关系在潜意识中已经渗透进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对于知识的尊重已经异化成了对于教师个体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西方近代科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对于教授的自主权赋予了较大的自由，教授的个人主观意志逐渐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当这两种思想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更为稳固的“学阀”-学生体系——可谓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由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强调教授的自主性确实形成了一些正面效应，但这种机制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的渗透下已经开始逐渐扭曲，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在学术界唯教授独尊的现象得到了彻底的消灭——如果说在1952年学科大调整之前，尚存在所谓“校务委员会”、“教授联席会”等教授控制学校权力的过度机制，那么随着国家的逐渐稳定，再加上对于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批判，“学阀”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被消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学阀”之风又重新逐渐酝酿形成。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日本，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和我们在文化背景上具有相似性的国家已经形成的“学阀”群体的产生原因和特征——一是教授团体的稳定性，西方对于教授席位的严苛使得教授团体一般而言非常稳定，而日本自身世袭制文化的影响又促进了这种稳定性，再加上随着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稳定的、或者说相对闭塞的小团体非常适合滋养出权力的腐败;二是学术与权力的杂糅，招生、毕业等权力如果一旦与学术研究相交织，就很容易使得学术研究不再变得纯粹。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对于权力问题更为敏感的国家而言，目前已经出现的“学阀”趋势非常值得我们的注意——有些教授利用其“权威”、“学术话语权”肆无忌惮地打压年轻学者，有些教授利用职务便利做出性侵和性骚扰的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事情，而有些教授则对学生进行苛刻的、甚至远超出师生关系和学术范围的利用，最终引发了社会悲剧等等。事实上，近两年的新闻媒体上，关于大学中的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某些教授的言论等热点案例屡见不鲜，如果说我们割裂开来看，则始终会将眼光放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例之上、而忽视这种普遍的现象，而只有当我们横向来看待的时候，才会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学阀”已经在形成过程之中，如果对于这种错误趋势不加以警惕和遏制的话，将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王攀与学生陶崇园聊天记录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学阀”已经在中国逐渐产生了呢?
一是从产生原因来看，随着对于人才的评价更关注于头衔和论文产出，在很多高校的某些具体学科，教授的评选门槛水涨船高，这一方面对于年轻学者的上升渠道进行了压缩，另一方面也使得教授群体开始逐渐稳固，一些具有相似特征，比如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或者是具有类似的教育背景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除此以外，随着当今社会教授地位的逐渐提高，教授的话语权和所涉及的权力范围也正在提高和扩大，利用权力的空间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形成“学阀”的条件已经开始逐渐成熟。
二是从实际行为来看，正如刚刚所分析的那样，很多“学阀”之事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如性侵犯事件在近两年中频频爆出，很多高等学府纷纷中枪，其中也包括有大量国内顶级高校，令人大跌眼镜。实际上，有一些教授仍然对于性侵犯女学生一事心存侥幸或者有恃无恐，有可能在表面上做出一些批判的姿态，但是仍然在私下里表达对于女学生不合时宜的夸赞、或者是表达对于能收到面容姣好的女学生的教授的倾羡。除此以外，武汉某高校的教授则对其学生当作家中仆人使唤、以致发生悲剧;北京某电影类高校的教授，尸位素餐，不学无术，完全不能担起教授应当承担的基本责任;也有一些教授，积极营销其“教授”的身份，公然发表明显错误或者是不合时宜的言论，以此攫取不应获得的利益。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很多教授开始自恃其权力与地位，不仅仅敢公然践踏社会道德，甚至敢违反法律。这种趋势正在愈演愈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年前有些人喜欢在网络上以“叫兽”的称号戏谑教授群体，那时候网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授不能发表与其身份或者是公众对其预期相适应的言论，但时至今日，我们会发现，一些教授对于自身身份和所匹配权力的滥用已经开始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趋势。
实际上，更多的例子正在我们身边涌现，囿于篇幅所限，不能完全展开。
那么，对于这种不良的“学阀”之风，我们应当怎样应对呢?
最重要的是，不仅是公权力要锁进制度的笼子里，教授的权力同样应当锁进的笼子里。学校不只是教授的学校，更不是个别教授的学校，对于大部分高等院校而言，它们也是学生的学校、人民的学校。教授的权力需要受到更广泛的制度性监督，如果我们还是只能寄希望于一些热点新闻来发现教授群体中的败类和蠹虫，那么无疑效率是非常低的，只有更广泛的、更规范的检查制度，才能够更普遍地约束滥用权力的情况，让真正有志于学术的人不受陈规旧俗的羁绊、也不受权力的压榨。
在制度性的约束的指导之下，就需要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制定教授行为的红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舆论压力”才作出反应。除此以外，加强对于舆论的引导、鼓励学生的检举等也能够对于遏制“学阀”之风起到正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