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的记者联系我时，我看了记者的前几篇作品。都写得很精彩，剥茧抽丝，层层推进，文风凝练而冷静，信息来源多元，是典型的优秀稿件。
特别是，《冰点周刊》的很多文章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你读完之后，往往有一种严肃的痛惜的凝重情绪。
我很好奇，一个主流媒体中的优秀记者，会如何来写作一个我这样的学生。在主流稿件中，很少见到我这样的人——有着明确的、较为彻底的底层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是主流文化和主流媒体 拒绝的。
我也有自己的“私心”，我想借助主流媒体传递这样一个理念：建立底层身份认同，谋求底层处境改善，是底层学生，甚至是所有学生都急需投身其中的事情。采访完之后路上闲聊时，记者点破了我的诉求。
归纳起来，我主要给记者讲了我的成长历史、我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和我给出的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尝试通过我的成长变化，告诉公众：底层学生需要建立身份认同，认清社会结构，走向工农，阻击资本力量，谋求社会变革。这个谋求底层解放的过程，才是真正的自我解放的过程。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会被收编，被虚无，被“小”化，忘记底层，远离工人，承受社会撕裂之痛。
在叙述中，我一直力图超越“阶层流动”“阶层上升”的话语，同时避开悲情叙事，而代之以阶级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
正因为我在叙述我的个人成长史中，加入了大量的理论反思，使我感觉这个稿子会很难写。因为几乎我提到的每一个故事，我都做了自己的解读。如何把故事讲好，又能写出背后的理论判断呢?我能想到的是《西行漫记》。
我特别期待这个稿子，特别是在知道记者还去到了我千里之外的云南家里，对我家人深入采访之后。我想象着这个稿子，能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之感，让他们看到，底层身份的认同，能够给人带来全新的世界观，带来别样的生机勃勃的生命动力。
见到稿子的时候，我是特别震惊的。
我突然意识到，主流媒体(同时受到市场、读者、行政管制三方影响的媒体)原来会这样挑选和讲述故事。在字里行间，我看到记者如何将一个非主流的学生努力纳入到常规的故事母题里，用一个常规模板去包装这个非常规的内核。最终，这篇稿子呈现的故事和人物，既能够符合大众的刻板印象，又能够通过审查，还可以“引人深思”，带上了“严肃的痛惜的凝重情绪”。
但这时候，我感到所谓的“引人深思”，有很大成分是混合了虚假成分的，自以为的“深思”。此前以为颇有深度的“凝重情绪”，实际上往往是读者的只是自我感动，并不指向真正的理论思索和方法探索。一言蔽之，这并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稿子，也并非是一个价值建构的稿子，而是一个文化工业体系中制造的产品。
究其本质，这并非是《西行漫记》，这是何伟的《行路中国》。读者看我们的故事，很难透过我们去思考社会结构，而仅仅是看故事，仅仅是像看电影一样玩味、感受悲伤情绪的冲击。
这篇能够被读者广泛接受、各取所需的稿子，删减了我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在我所提供的诸多故事中，它目标清晰地选择了那些悲情的、痛苦的、引发情绪的部分，将其收束到“逆袭过程中的艰难与辛酸”这样一个母题之中，从而大幅度取消了我本身所要表达的理论反思。
读完这篇关于我自己的稿子，我一瞬间深感陌生。我的生活是这样的笼罩着阴霾和艰辛吗?对于我而言，生活的主要篇章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充满了理论反思带来的激情，最重要的是，充满了明晰社会结构和历史责任后的了然、愤懑和勇气。
在陌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新闻系学生，我其实应该对这种稿件很熟悉。这篇非常细腻优质的稿件，其故事模板其实已经存在于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同类稿件里。这是常规叙事，这样写作稿子，可以和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连接起来的，从而会让人觉得更加真实。尽管距离我自己真实生活远了一些，但是距离我们阅读经验里的生活却近了很多。
当然，如果按照我的意图去表达，这样的稿子该怎么写?这样的稿子能不能刊出?这样的稿子有没有读者?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也深知记者技巧的高超之处，也知道记者的良苦用心。
在这篇基调忧郁，故事常规的稿子中，又时刻透露着另类之处。当我看到稿子留下了我的小学同学的疑问，留下了我父亲对我的疑惑，留下了我对上流社会的疑惑时，我也知道记者试图传达着别样的东西。特别是，当我看到“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这句话时，我知道作者已经尽其所能说了想说的话。
可惜的是，究竟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个晦涩的表达?(当然比起很多流行的稿子来说，这种表达已经十分清晰)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不仅仅是猎奇，不仅仅把焦点集中在文章里几个隐去名字的学生身上，而是借由这几个无名之人，窥视底层的广阔世界，理解社会结构的残酷之处，建立变革共识呢？
答案并不乐观。
尽管，这可能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特稿媒体，凿开的最大缝隙。
忍不住再度翻开马克思，翻开西行漫记，翻开五四年代，去想象一个求新求变求勇气求真实的媒体时代，想象一个千千万万青年人为了普罗大众鼓与呼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