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西柏坡精神”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的本意和广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94年底，中宣部牵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他层次的这类讨论会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但如何认识这条道路的起点，迄今仍有不同意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也不必独尊一说，应当百家争鸣。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产生不同看法，恐怕有一个对历史起点的理解问题，理解不同，对历史起点的界定也就不完全一样。首先，从本意上讲，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当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多次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还说，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

　　①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话的意思已很清楚。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在这时开始具备雏形。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已规范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这条新道路的许多“中国特色”逐渐地全面展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为这条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它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为这条新道路作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论证：既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这条新道路逐渐形成的12个基本理论观点，又明确地把党探索出来的这条路线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作了科学总结，它不仅对反映这些年来历史经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体系作了新的概括，而且把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称之为是继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这就既高度评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义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因此，从本意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不会有任何疑问，也不应当产生任何歧见。

　　但是，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成熟之后，无论是思想理论观点、历史文化，还是科技发明，往往要去追根溯源，研究它的演变进程究竟是从什么开始的。例如，报载湖南大学号称千年历史，说岳麓书院是它的前身。乍听起来，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为湖南大学建校于本世纪20年代。但是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其主要理由是湖南大学所在地的岳麓书院建于宋代，那时的书院相当于近代的大学，故湖大称有千年校史。这就是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第3卷第157页。

　　一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这样去分析问题，认识其渊源，弄清来龙去脉，从中探索一些奥秘，从研究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意义。我认为这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不是从本意上，而是在广义上解释事物，即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把它扩展了。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是不是可以往前追溯呢？当然是可以的。

　　这两年流行一句说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成于邓小平”，大家都很清楚；“始于毛泽东”，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始于毛泽东”的“始于何时”怎样认识？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始于1956年的八大前后。理由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的思想。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暴露出来。鉴于苏联历史经验，从《论十大关系》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意识也异常明显。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照搬苏联经验（不是全部），经过一段建设实践，特别是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出来之后，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从1956年开始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八大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有不少相似之处。1956年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新道路的前奏曲。所以一般说始于毛泽东，是始于1956年的八大前后或《论十大关系》，这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头的追溯方法。

　　另一种看法则是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追溯到西柏坡。理由是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甚至更早在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党就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当然，那时的思考远没有像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初具雏形。也可以说，与1956年八大前后的探索还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后来的许多思想可以从这里找到根子。打个比喻：长江号称世界第三大河，有6000多公里长。讲长江，一般是从四川的宜宾到上海流入东海这一段，宜宾以上不叫长江，有金沙江、大渡河等多种叫法。长江号称为世界第三大河，绝不是从四川宜宾算起。如果那么算，长江就没有那么长。长江6000多公里的长度是包括它的源头的。过去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麓。前不久的一份资料又说，西藏的一个湖泊才是长江真正的源头。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就把长江加长了1000多公里。我们追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到1956年是一段，可以成立；再往前，又追到西柏坡，也不能说不能成立。如果成立，这可谓源头的源头。显然，这两种追溯思维都是从广义上考察的，而不是从本意上讲的。这样的认识方法，它的内涵就有了变化。

　　二、“西柏坡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

　　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有如上述，我不反对这种看法，并认为作这种探索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里，着重阐述另一种观点，即把历史源头追溯到西柏坡（包括在这里召开的上述“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认为“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可以并行不悖，不必非此即彼。

　　为什么说西柏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西柏坡精神”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三大战役与三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促进了革命的重大转折。周恩来曾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几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指解放战争的这场战争，还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国战争连绵不断。就外敌人侵说，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国内，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还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后，革命人民才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己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当时还没想到和平时期有多长，现在看来已有40多年了。这就是说，这个转变结束了109年的战争，已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且在可以见到的本世纪末或更远一点的将来，不会有新的大战争，世界性战争不可能发生。我们中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局部动乱的可能性，但像过去发生的军阀混战，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这个伟大转变发生在西柏坡，是应当充分认识它的意义的。

　　再一个转变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还在1944年6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已把应否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指出如果我们现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提出了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他甚至还指出：“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

　　①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此后，形势发展极快，中央作了进驻城市的准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斗争首先就是争夺城市。那时，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还在延安，没有回到各个根

　　①《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据地。在这个新情况下，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帮了很大的忙，动用美国飞机，把林彪等送出去，后来到了东北；邓小平等到晋冀鲁豫，回到太行。解放战争打了两年，特别在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大城市的问题犹如风卷残叶，势不可挡。既然如此，党的工作重点就不能不着手转移。毛泽东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因此，他还指出：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就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过去革命28年，搞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说：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调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发展生产事业不能不成为全党首要的中心的工作。所谓“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三大转变带有相应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同向的。实现这几个转变，为以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前两个转变都顺利实现了，后一个转变不很顺利。建国以后就已经开始搞建设，大规模的全面性的建设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着手进行。对这一点，中共中央思想上是明确的，如1956年党的八大所宣布的。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党的认识有很大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提出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不能不说，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转变，为党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二）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分析与目标设定

　　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党的任务就是使我们的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设工业国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从根本方向上说，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还可以追溯到党的创立。党的纲领，在一大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直到七大，都还长期停留在理论阐述，属于理论认识王国中的问题。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1948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专门讲了我们国家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基础差，属于国家经济的这一部分数量很小，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今后要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还要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利用它，又要有所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因为在1948年九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析是对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

　　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党预计需要15年左右时间，结果是提前了，1956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国情选择的道路。应当说，这也属于“中国特色”，而且是最早的、带有根本性的“中国特色”。因此，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从选择根本方法和道路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就是要宏观地看历史。就广义言，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最初胚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在现阶段，简言之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前面已指出，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现在追根溯源，能否说在西柏坡，在1948年九月会议和1949年七届二中的全会上，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或者说它是处于胚胎状态呢？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党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这在七届二中全会是明确的。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得像现在这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而不反复，“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西柏坡也明确了。邓小平在1979年作“四个坚持”的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把“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个“一贯”的起点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这一条不成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着重讲了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方向这一条，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一般以为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最早提出的，其实是在九月会议上明确的。这年6月，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了在今天的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的8条的第3条，就已规范地表述我国的国体是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指出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他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出那么多丑闻，槁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西柏坡，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明确为我们党的指导方针。经过延安整风和第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全党形成共识。在西柏坡，毛泽东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压力，提出不要与马恩列斯平起平坐，马列是主干，我们的东西是枝叶。所以，当时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划掉，不作宣传了。但七大决议在那里，七大党章有明文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疑问。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建国后，“四个坚持”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思想，当时没有，这个不能含糊。但如果不讲本意，泛意上的改革思想那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50年代中期以后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西柏坡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随后提出“一边倒”的政策，但这不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分析问题是不是牵强附会呢？不是的。首先明确地肯定了，从本意上讲，当时没有现在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是追根溯源，从广义上去理解，上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胚胎，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研究“西柏坡精神”，应当放宽视野。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

　　①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此。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源头的分析，是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的。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这样的分析，可以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揭示得更丰富些，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值得继续挖掘。这也应当成为立足于中共党史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视角。

　　三、执政党建设与两个“周期率<律>”现象

　　在西柏坡时，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执政问题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指能否巩固胜利，它关系到党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两个务必”，强调执政党建设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对于共产党执政的考验一直到今天还存在。80年代以来，党还面临着新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形势更加严峻。在西柏坡时，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敏锐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其实，“糖衣炮弹”还仅是一个方面，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更重要的还不是“糖衣炮弹”的考验，而是权力腐蚀，这对党的威胁和危害更大。邓小平①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现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是蜕化变质了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这些人掌握权力后忘乎所以，忘记了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问题，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于的完全是非共产党的勾当，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的气味。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改革开放关、市场经济关，也就是说没有跳出黄炎培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现象（尽管它的本意有具体内涵，但人们已在泛义上使用它了。这里也讲的是泛义上的）。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个别想一般，这些人的腐败，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党的前途的忧虑。

　　这两年来，我想，“周期率（律）”现象恐怕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对共产党执政考验的问题，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说得严重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要使国家富强，这是对的。但后来又认为群众不可太富，对富裕之后存在忧虑。所谓“富了事情就不好办；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就反映了这种忧虑。“富变修”，更是这种优虑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富裕对立起来了。这在理论上是不合乎逻辑的，有悻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如果社会主义与富裕不能兼容，社会主义就没法搞，只能是贫困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那还有谁把它作为理想去追求？为它去奋斗甚至献身，事实上，贫穷的社会主义是站不住的，最后非垮不可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努力改变国家的贫困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普遍提高，正在由温饱状态向小康状态迈进。那些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十分富裕的先进典型，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与富裕是能够兼容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的方面，谁也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现实生活的另一面，也确实提出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了这样一个问题：富裕之后，还能不能艰苦奋斗，不断进取，保持一个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在看来，尽管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上、花天酒地、骄者淫侈、拜金主义泛滥，许多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的丑恶现象都滋生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朝另一个方向发生的变形或扭曲。目前，这虽然是局部性问题，但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周期率（律）”现象。

　　这两个“周期率（律）”现象的存在，都说明社会主义的路很艰险。邓小平和陈云都曾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他说：建设艰难垮容易。“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

　　①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实际上是对全党的政治性嘱托。执政关、富裕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闯过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主义的江山照样会得而复失的。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将来能不能最终完满解决？现在还不能打保票。对前途应当讲两句话：一是充满信心，二是存在忧虑。所谓两个“周期率（律）”现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两个腐蚀，即一个是权力腐蚀，一个是金钱腐蚀。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这两个腐蚀在起作用。要解决党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379―380页。

　　四、弘扬“西柏坡精神”与社会主义事业万古长青

　　既然“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丰富，那么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也不能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路线上讲，弘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坚持以“西柏坡精神”作为探索源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来说，在现阶段，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改变，不能动摇。对这条基本路线动摇了，改变了，发生逆转，我们国家是个什么状态就难说了。这里确实存在着“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我们要高度警惕扭曲和逆转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潮。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这里也包括“西柏坡精神”不能丢，包括“西柏坡精神”的这个重要内涵不能丢。

　　从共产党的建设这个角度讲，那就是要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必须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包括江泽民最近多次强调的“要讲政治”的教育，继续探讨如何走出两个“周期率（律）”现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对第一个“周期率（律）”现象，毛泽东有明确答案，就是靠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方面的监督机制，把党放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把党的领导层放在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遗憾的是他没能坚持民主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现实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很大距离。在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干部制度和领导制度）还不那么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产生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特别是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思想，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对于探讨解决第一个“周期率（律）”现象是会有启发的。

　　对于第二个“周期率（律）”现象，这是毛泽东看到了的，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的有些观点不很正确；另方面也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包括要解决这个“周期率（律）”现象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穷的，但其“左”的指导思想却使他不认为有那么穷，引发了“富变修”的忧虑。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实际上就成了认为穷也会“变修”。显然，这是说不通的，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

　　①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都包括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富裕能否兼容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未”，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已有所躁动，就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匡正时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教育。邓小平说，前几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想也包括这个方面。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我们要不断加强教育，使党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党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不断追求进步这样一种革命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就国家来说，既要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又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真正做到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葆青春。也如邓小平说：“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①

　　（原载《中共党吏研究》1996年第3期）

　　作者附注：拙文发表后，1996年6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守和教授来函对文中的个别引语作了指正。现将他的意见发表如下：昨天看到党刊3期的大作，颇有见地，尤其周期率（律）问题，很值得深思。文中对用黄、毛对话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及民主“新路”，很重要，过去我写东西也是把这两句后打一个引号，其实应该是两个引号。康有力公车上书中也有。我在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时，才查到了原文的出处。这是《左传》庄公十一年臧文仲说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意是很明显的。另外黄文中的“周期率”，记得当时黄任老的秘书曾回忆整理的情况，“率”应是“律”之误。

　　对于守和同志的指正，深表谢意。我查了《左传》，校对了原文，确如守和同志所说。现据此对拙文做了订正。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1、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雄鸡刚刚引颈高唱，漆黑的夜天还没有破晓，各界人民就相继起床，一个个身着节日的盛装，有的小声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小声而又庄严地唱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庆祝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而，中南海的黎明却是那样的宁静：一个个四合院仍在熟睡，似乎空中还能听到飘游的细细的鼾声；就说岸边、草丛中争鸣的虫声，也成了一首天然的送走夜时的晨曲；举目望去，一个个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规定的位置上，无声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护卫着中南海的安宁。有顷，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醒来了，它们在树枝上又唱又跳，打破了中南海那独有的祥和与平静。卫兵们听后习惯地皱起了眉头，小声地轰着树上喳喳鸣叫的鸟儿；这鸟儿也似乎习惯了，不仅不展翅飞去，反而像是存心和卫兵们过不去似的，有意站在枝头，挑逗性地加大了鸣叫的声音，气得卫兵只好像往常那样怨声自语：“不懂人性的东西！首长屋里的灯光才熄灭一会儿……”接着，他又下意识地朝着丰泽园看了一眼。

　　丰泽园位于南海北岸的西侧，是一座很大的供皇室居住的古老的建筑群。这座整体的建筑群落，由一些井然有序的较小的庭院组成。留意察看这建筑群体的风格，依然是那种传统的各有天地、别有风趣京城王府中常见的那种多进的四合院。它始建于何年何月？是明代还是清朝甚至是两代相袭而建？已经无从稽考。后人走到丰泽园大门前，最感兴趣的，一是那座楠木大门，再是门额的上方挂着的那块大匾，上书“丰泽园”三个大字。有人说是出自乾隆之手，有人说是某御用文人代笔，但是笔者相信，横匾上方雕刻的那四四方方的御印恐怕是真的，因为谁敢在等级森严的皇室禁地伪造乾隆爷的御印呢？要知道御用文人最喜欢的是溜须拍马，最怕的是坐牢杀头。说来也很有趣，从乾隆到袁世凯，从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到中华民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丰泽园里主人换了又换，既没有给“丰泽园”增加什么光彩，也没有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可作纪念的痕迹。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于毛泽东入住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随着历史的推演，很多人又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丰泽园”联系起来，并注入了某种迷信色彩。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寓意着恩泽东方的意思，所以他自应成为东方的救星；也有人说，毛泽东只有进驻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领袖，等等。就说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吧，就公开著书把毛泽东和丰泽园联系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字润之，泽和润又是同义字，再加之自古就有“泽润生民”之说，这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同时也与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有着内在的因袭联系。但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恩来进驻中南海之后，丰泽园是他的临时下榻之处。就在毛泽东决定搬进中南海之前，细心而周到的周恩来查看了有关的住地，认为丰泽园中菊香书屋的条件比较好，主动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而自己搬到西花厅去居住和办公。因此，这一搬和一进，体现了周恩来的为人以及对毛泽东的尊重。

　　2、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

　　时人与后人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但是，去过丰泽园的人都知道：菊香书屋是一个统称，并不是毛泽东真正下榻办公的地方。走进悬挂“菊香书屋”的房子，是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都是五间。北房一明两暗，门上挂有一块“紫云轩”匾额，对着屋门的堂屋就是过厅，东边两间是打通的，这里才是毛泽东真正的住所。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近堂屋的是江青的卧室，不过她很少在此下榻。西侧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之所，他在这里汲取了知识的力量。

　　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那时，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然而，当他一旦搬进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之后，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当年，他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无论是窑洞还是房间都不大，和其他领导人接触十分方便，甚至在院里喊一声就行了。如今住的是深宅大院，各种规矩多得不得了，他想见谁以及谁想见他，都需要经过几道关卡。因此，毛泽东的活动范围除去参加大型会议或外出视察以外，基本上就是在菊香书屋的周围；他所接触的人也就是朝夕相见的卫士、警卫和秘书。诚如他的卫士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想出中南海，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等，公安部要派人保卫。如果离京必须报告杨尚昆、罗瑞卿以及铁道部长，他们要跟随。毛泽东的行动，要由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掌握，有时还要听这些人安排和指挥。可以想象，这对生长在农村且又常年转战在大江南北的毛泽东而言是痛苦的！最起码他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当人民的领袖也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事实上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没有住上几天，他就憋得实在受不了啦！

　　一天，他突然来到卫士李家骥的身边，说道：“小李，我俩去郊区。”

　　“不敢，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李答说。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

　　毛泽东想借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兵法“冲出”这座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看看与他同命运、共呼吸的农民。作为卫士，小李既不敢违反中南海里的规矩，又不敢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抗，怎么办？只好为难地解释道：“主席，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

　　对此，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唯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沉吟片时，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还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

　　毛泽东或许想得太多了，抑或是他那天生的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又感慨地说：“我见到群众，和他们唠嗑，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享受啊！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这就是毛泽东入住中南海后的真实写照。实事求是地说，他这种在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结下的鱼水之情，直到他驾鹤西去都常驻在他的心中！

　　3、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养成了与战争有关的生活规律：一般人是夜间睡觉，白天工作；毛泽东却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卫士回忆道：别人的中午是他的早晨，别人的下午是他的中午，别人的晚上是他的下午，如此循环，总是跟别人差出半天。按照这种生活规律分析，毛泽东于九月三十日夜以及十月一日凌晨是没有休息的。但是，毛泽东这次彻夜未眠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是一代诗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样有意义的夜里没有写出一首千古绝唱。对此，笔者只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个通宵未眠的夜里，他依然没有化作一位浮想联翩的浪漫诗人。相反，他还是作为一代政治大家在思索过去甚至更多地在筹谋新中国的未来！历史没有留下他在这个不眠之夜的笔迹，也没有任何贴身的卫士记录下他处理过哪些国家大事？但是，笔者可以大胆地设想：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度过的最为激动的一个通宵！

　　晨曦迎来了十月一日的黎明，桔色的朝暾渐渐地涂抹着菊香书屋的木窗。毛泽东虽然像往日那样又倒在了床上，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困意，从他那亢奋的表情可知，他绝不是受着那特殊的生活规律的驱使，而是为了完成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的重任所为之。因此，他的卫士曾说过：“主席躺下了，但不一定很快就睡着，再等等看。”

　　太阳已经转过正南方，时针也指向下午一时，仅仅躺了几小时但不一定入睡的毛泽东终于起床了！他今天的精神分外的好，很是高兴地说道：“给我拿礼服来！”接着，他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了黄色的呢子礼服。从他的表情分析，他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说到这身黄呢子礼服，它的料子是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穿上这套礼服，更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然而当再仔细一看，礼服里面穿的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对此，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衣着随便，十分简朴。有时为了礼节也不得不简单修饰，但那只是外表，内里绝不改变。”毛泽东吃饭是很快的，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端起饭碗，呼呼拉拉，不到十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又朝办公室走去。就要到两点了，毛泽东起身赶到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

　　这是开国大典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以及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总共进行四十多分钟，整个气氛严肃而又兴奋。交谈中，毛泽东风趣且又十分感慨地讲：“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了。我没睡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4、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巨大的右手

　　与会的代表相互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指向两时五十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毛泽东和与会的代表相继走出勤政殿，在门口登上各自的轿车，结队驶向天安门。

　　那时，北京刚刚解放不久，不仅蒋介石的飞机有随时飞临古都上空的可能，而且大量潜伏的特务时常出没于群众之中。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关的负责同志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敌人在舟山群岛以南的飞机，不会在下午起飞北来，因为他们在完成轰炸北京的任务之后难以飞回基地，遂决定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时。同时，为了确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典的首都三十万群众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和罗瑞卿、李克农等开过多次会议，并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做到了万无一失。就说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路线，周恩来在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之前都亲自做了安全检查。对此，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私下称赞：“周副主席是大公安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心目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不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且也洒下了被北洋政府、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革命群众的热血。那时，他们，尤其是周恩来仅仅是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呐喊；然而今天，他们却作为创建新中国的领袖登上了天安门，那种特有的自豪感是时人乃至于后人难以理解的！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主人的到来。当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映入他眼帘的是悬挂在城楼两边的那八盏大红的宫灯，显得既威严又壮观；当他再翘首眺望，看见城楼重檐中间挂着一幅醒目的横幅，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遂又自信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走出，相继站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毛泽东放眼望去，广场中的三十万欢庆开国大典的群众人头攒动，红旗林立，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打心底油然而生。啊！这就是新中国的象征，这就是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代表。恰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广播员通过扩音器激动地向人们报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天安门！”猝然间，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太空。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毛泽东望着这欢腾的人群，听着这发自肺腑的欢呼，他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巨大的右手，由衷地喊着“人民万岁！”……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平静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以后，紧接着又大声说道：

　　“升旗！奏国歌！”

　　根据大会的议程，毛泽东伸出右手，郑重地按下了升旗的电钮。与此同时，指挥家罗浪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庞大的军乐队奏响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百零八门礼炮分为两组，每组五十四门，一共放了象征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二十八年的二十八响礼炮。在这期间，从毛泽东到每一位参加国庆大典的群众的目光，都一齐投向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5、长久地回荡在神州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上海曾联松设计并经第一届政协大会通过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据史记载，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的。那天，正好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在怀仁堂的会场上展现了这面五星红旗，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是日夜，又把这面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旗杆上。由赵文瑞亲自缝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高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这二十二米高的银灰色的旗杆上。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

　　“第二项议程，由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再者，由于毛泽东在十月一日宣读的公告文本与第二天刊在《人民日报》上的有所不同。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文本，没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当时，站在天安门上的张治中先生当即向毛泽东建议：在正式发表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希望加上全体委员的名单，对内或对外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委员的建议，请人用铅笔抄写了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贴在印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后边，亲自批了四个字：照此发表。署名毛泽东。接着，他又请人找来了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普，把贴有名单的公告交到李普的手里，十分郑重地说：“你要小心这张纸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上述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份公告发表之后，正如张治中先生所预测的那样，在国内和国外尤其是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弃暗投明。自然，也就等于推进了全国的解放！

　　事后追论：毛泽东是何等的民主啊！他能获得党内党外人士一致的拥护，并被党内、党外一致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这种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的必然！

　　毛泽东在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又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句话长久地回荡在神州大地，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林伯渠激动地宣布：“阅兵开始！”接着，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站在麦克风前边下达阅兵令，旋即又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将军的陪同下，乘敞篷车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昔日屠杀革命群众的天安门广场，由东而西相继走过了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不同兵种的方队。

　　6、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而且与人民的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他清楚在开国大典阅兵的特殊意义，事前对阅兵工作作出指示：“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受阅的部队一字排开，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在口令的指挥下，接受检阅的部队面向主席台，向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注目礼。这时的毛泽东会想起什么呢？他人无从知晓，只见他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着三军指战员挥手致意。有顷，天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毛泽东禁不住地扬起头，看着那结队飞过的战鹰，他那严肃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空军！我们一定会实现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

　　阅兵结束之后，林伯渠大声宣布：“群众游行开始！”对此，跟随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卫士李家骥作了如下回忆：

　　游行队伍群情激奋，热情洋溢。当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翘望，想看清楚一点，想多看几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是在后浪推前浪的作用下流动的。

　　这时的毛主席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对面交流一样。毛主席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毛主席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扩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每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更加热烈地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个来回，台上的毛主席和广场上的广大群众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是这些可爱的人民，昔日他们可以为自由、为民主在天安门前呐喊；而今天，他们又是如此忘情地为自己的领袖欢呼！啊，这不正好应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老话了嘛！

　　是日初夜，毛泽东不顾下午的劳累，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当广场上狂欢的群众发现毛泽东以后，城楼和广场再次展现出下午游行时的激动场面。当他的女儿高兴地对他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或许是十月一日太令毛泽东兴奋了，他彻夜未眠，忽而隔窗望着夜空沉思，忽而重读他读过多遍的《史记》。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笔者认为他和卫士李家骥如下的对话，正好道出了他彻夜思索的核心：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样？”

　　“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毛主席颇有感慨，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说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你说对不对？”……

　　是啊！毛泽东是在为解决脚下的问题而睡不着觉……

　　7、万事开头难

　　毛泽东自十月一日起，由原来意义上的人民领袖变成了新中国的主席。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是咱人民真正的当家人。

　　毛泽东是来自人民中的领袖，他自然会经常想到“当家方知柴米贵”这句谚语。如前文所述，当他从欢庆开国大典的高潮中平静下来以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换言之，他这个新中国的当家人，必须解决这个任务很重的“脚下的问题”。为此，他通宵没有合眼。

　　毛泽东作为一代鉴古知今的大政治家，非常熟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这句古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自己再三声言不当李自成的所在。为此，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许是毛泽东深知“坐天下”有多么难了，就在十月一日的深夜里，他再次读起了太史公的《史记》，想从古往今来的帝王的成败得失中能感悟出些什么！

　　万事开头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将从何处迈出呢？毛泽东认为是建立政权，组建新中国的政府机关。虽说毛泽东在亲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但是，有关政务院主要成员的组成以及施政大计，依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五大书记共同商定的。因此，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多天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选贤任能、把政务院组成一个为各方接受的班子方面。

　　十月初的一天，他正在对着政务院委员会的名单出神，秘书小声报告说：“主席，周总理到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下意识地自语了一句“周总理……”他抬头一看，只见周恩来拿着一叠文件走进屋来，忙笑着说：“对，对！是周总理到了，请坐，周总理。”

　　周恩来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再一看毛泽东的表情，边落座边笑着说：“主席，你叫我总理，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还是叫我恩来吧！”

　　“那可不行！”毛泽东断然地答道，“我们搞了二十八年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不顺耳，也得听。一句话，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对此，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谦虚地表态：“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尽量当好这个总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换了一种口气，“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当家人一睁眼，就要考虑油盐酱醋茶五件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当家人，一睁眼就得考虑内政、外交这两件大事。现在呢，我们必须先帮着我们的周总理选主持内政、外交的阁员。”

　　一、纪念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是百年一遇的盛大纪念。广大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出版了30多本专著，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陆续出现了几次高潮，如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苦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198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之际，1989年冬党中央再次号召全党学习哲学之后，再就是这一次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比较这几次研究高潮，以1993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高潮规模更大，专题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入，整体研究水平更高，发表与出版的研究著述更多。除在各种学术团体和党史、宣传部门举办的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学术讨论会上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论文参与研讨外，10月下旬，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同其他24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暨第七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是近几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汇报和交流。尽管会期较短”但仍收到近百篇论文。12月下旬，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5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规格最高的研讨会。在与会的110多篇论文中，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有20多篇，几乎占全部论文的1/5。这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实力和水平。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发表的大量论文和出版的许多专著，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从影响和效能来看，从总的方面说，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不少著述颇具匠心，其研究视角独特，立论新颖，文献资料丰富，理论分析深刻，凝聚了作者们多年研究的智慧，集长期研究成果之大成。具体来说，主要的研究及收获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毛泽东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有新的概括。《毛泽东――中国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视角提出：毛泽东同孔夫子一起可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如果说孔夫于是代表几千年旧制度的大思想家，那未毛泽东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时代、奠定新思想基础的大思想家。他留下的久远的思想价值主要是：把主体能动性和客观求实态度相结合的科学精神，把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相统一的辩证理性，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相联系的严密逻辑；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化气质等。

　　《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还研究了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个人特质，指出：他出身农家子弟，与中国农民有天然联系，最了解农民，这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个必备的重要条件；他对马列理论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善于把握它的精神实质，这是进行伟大理论创造的主观条件；他一贯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对于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具有决定意义；他勤学博览，大量汲取中西文化知识，特别是谙然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第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宽。历史观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过去有影响的研究著述不多。《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浅探》一文对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内容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1）对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什么是主宰宇宙和人类社会真理的认识上；（2）是圣贤哲人、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3）是否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该文还指出，分析毛泽东的历史观，需要从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和他指导革命的实践去理解，而不能只从个别词句中去理解；更不能把历史研究过程中发生过的简单化和公式化弊病，归结为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方面的著述陆续出版了多本。《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系统，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实践中通过发挥这种方法论功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其成为革命取得胜利、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从思维方式角度探讨了毛泽东哲学的变革，指出毛泽东对促进中国思维方式的重要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一些著作和文章对一些具体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阐述的一些问题拓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有些新的信息。此外，《毛泽东关于“质的安定性”的辩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开创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等，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第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的论著又有新的成果。在10多年来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论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出版了一批反映当代研究水平的论著。《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特征》认为，作为在中国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具有三个基本理论特征：一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哲学理论；二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三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系统，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书文字较为简明，概括较为准确，在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是近些年来在这类出版物中在整体水平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部著作。毛泽东的领导哲学思想是近几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毛泽东领导思想论纲》对这一课题的体系化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有一定的力度。

　　第四，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现实问题关系的研究给予了新的关注。如何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现实问题，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1993年底的全国性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人选论文中，有几篇论文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文，既从中外哲学史的发展，又联系当前改革现实中存在的思想误区，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作了较有新意的阐述。该文摆脱了语录书讲的著文方式，从当前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把解放思想与追求思想上的“绝对自由”加以区别，认为端正思想路线既是解放思想的根本，也是使思想活动达到真正自由的可靠保证；要警惕貌似解放思想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而不可分割，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都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分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认识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由斯大林的“和谐动力论”到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认为“矛盾动力论”虽然是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认识的真正开端，但“改革动力论”的提出才使这个问题在理论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实践方面有了根本性的解决。还有的文章注意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第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大了新的投入。这个问题既是前几届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一个重要重点，更是第七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主题。在这次会上广泛研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个问题，认为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次会议还就如何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在哲学上的错误）对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取得了共识。这就是：纠正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纠正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双重决定”论，确立生产力标准的指导思想；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纠正绝对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确立通过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哲学思想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不是在概念中兜圈子，而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力图从哲学角度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二、深化毛译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回顾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天地广阔。有一种看法认为，随着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过去，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毛泽东研究将跌入低谷。当然，高潮不可能年年有。但是否会跌入低谷呢？在我看来，不会。应当说，随着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开展，随着改革的深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加强，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至于今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方向，根据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看，我想，主要应当朝这样几个方面展开：

　　（一）深化和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15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果，为进一步演化和拓宽这个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出版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毛泽东年谱》（3册）、《毛泽东文集》（2册）、《毛泽东军事文集》（6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l册）等总计约800万字的原始文献。《党的文献》也发表了不少主要文献。此外，一大批回忆录和纪实作品披露了许多材料（真伪需要鉴别考订）。不断消化这些文献资料，广泛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营养，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是深化和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研究的空前少有的机遇。有志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者应当像小平同志讲发展经济要抓住历史机遇那样，努力把握好这个机遇，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新水平，获得新硕果。

　　（二）要坚持三个“面向”，即小平同志讲到教育时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1987年第3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三个“面向”方针虽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与实践的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在这次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全国论文评选中，有一些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同志的论文未能获得最终通过，尽管有许多原因，但是就我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与这些论文的“教科书化”，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院气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在理论上没有新意，又没有运用新的文献资料，再加上脱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气息，那它怎么会产生社会影响，得到读者的青睐呢？应当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国粹”。但是同有的国粹如京剧之类一样，也面临一个“市场”会不会萎缩的问题。要弘扬国粹，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那就要坚持三个“面向”的方针。我们不仅要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为毛泽东本人所说，哲学是一种方法。我们要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研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复兴问题，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只要与人们所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不仅有广阔的天地，而且将爆发出勃勃生机。

　　（三）要进一步地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这支队伍同时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生力军。这几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不仅要继续研究这两者的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邓小平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出版，为这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根据。《邓小平文选》第1卷和第2卷的修订也将在近年内完成，将进一步丰富其文献资料。尽管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从十二大以来就已不断展开，但是取得显著进展和重大突破，还是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评价之后。因此，上水平的研究的时间还较短。《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出版仅只一、二个月，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研究刚刚揭开序幕。要落实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要求，还需要花大力气。这里既有观念转换的问题，又有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反差问题；既有一些糊涂观念和不正确的思想需要澄清，又有一些新的矛盾和实际问题需要正确他说明。这些都需要加强深入的研究，特别需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从哲学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来讲清楚邓小平理论的若干问题。加强邓小平理论研究，不仅是当前中国政治的需要，而且也扩大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和运用范围，因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科建设本身也是有益的。

　　（四）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拓宽研究思路。15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说是过去几十年很难比拟的；但是从质量上看，有巨大社会影响的高档精品力作还不是很多。这里有客观原因，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受到原始文献资料匮乏的限制。但是从有的研究者主观方面而言，与某些研究方法的陈旧，研究思路的单调，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课题的重复，以及研究著述的某种程度的雷同性也不无关系。这是妨碍毛泽东哲学思想取得新的跃进的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从整体上说，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更上一层楼；从个人看，要在毛泽东哲学思想领域有一定造诣，这里首先要注意“四戒”。

　　其一，是力戒内容空泛。目前有的“毛哲”论文言之无物，既无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又缺乏有力度的理论分析，较多地进行单纯的概念推理，使读者无大收获。内容空洞是写文章的一大忌，更何况“毛哲”论文乎？

　　其二，是力戒知识贫乏。有的文章提供的信息量太少，除了“毛哲”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外，不能给读者以更多的东西。尽管“毛哲”的基本理论分析和表述是清楚的，但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资料的、理论的，信息都甚贫乏。这与知识结构没能及时地调整有一定关系。“毛哲”既然是一门学问，研究“毛哲”也需要博学多识。根深叶茂，才能硕果累累。对“毛哲”的高级研究人员来说，如何多方面地充实自己，广泛的吸收知识营养，这是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三，是力戒思路俗套。有的同志特别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写讲义、教科书驾轻就熟，思维定势已经形成，写的研究论文往往也教科书式。这是写论文的又一大忌，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科书系列的形成及其丰富多采的各种出版物的面世，是这几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巨大成果，对于宣传、教授和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写研究论文与写教材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要求。写论文切忌照搬写教科书的思维定势。有的同志往往忽视了这种区别，这是一。还有的论文，尽管不是教科书式，但分析问题的思路也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研究视角、新的表述方式，没能独辟蹊径，因而其论文不能显示出特殊的价值。这是不少论文流于“一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提高研究水平需要克服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是力戒文字呆滞。一篇论文应当有好思想，新见解，还需要讲究词章，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来加以表达。搞哲学理论的同志比较擅长抽象概括，论理性强，但一个较为普遍的弱点，是文字功夫不深，认为只要通顺就行了，不大要求文字的生动性、活泼性。因而写的文章往往较为枯燥，于巴。这也是影响文章的可读性的一个因素。毛泽东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

　　①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这个告诫值得我们警惕。当然，这里讲的生动活泼是以内涵的科学性，准确性为前提的。那种浮华词藻的堆砌和生僻难懂的“新名词”、“新概念”的搬弄，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生动活泼。前几年一度出现的这种偏向也是需要引为鉴戒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任重道远。目前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能否像经济发展有一个长远规划一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本世纪末也要达到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呢？我以为，是应当提出这样一个奋斗目标的。比如说，提出“三个一批”的奋斗目标如何？即到本世纪末，出版一批“历史巨片式”的研究巨著；涌现一批“院士级”的研究专家；形成一批“硬骨头六连式”的研究队伍，老中青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弘扬光大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目标还可以加以充实和调整。我想，从现在起，一切愿意投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同志们都应当努力攀登研究的新高峰，实现“三个一批”的目标，来迎接伟大的二十一世纪。

　　（写于1994年春，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并且有少量修改）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7页。

　　8、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

　　恰在这时，刘少奇也走进屋来。毛泽东待刘落座之后说道：“今天，请你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级机构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入主北平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它先由一块一块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成功。这和以往其他国家革命的情况不同。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政务院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不仅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入阁参政的人选，而且还对未来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作了研究，并请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绍：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象，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上述政务院机构设置的时候，一定会谈议到有关各大部门的负责人选。当时，他们可以议而不宣；时下，他们必须议定请人入阁。

　　因此，周恩来作为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说道：“政务院组阁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议题，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对此，刘少奇是完全赞成的。他认为所谓确定组阁原则，就是要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新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大原则下，就一定能组出一个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内阁。

　　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当家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蒋介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在组阁方面有哪些失误。为此，他非常郑重地说：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放权。换句话说，要给其他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当牌位给人看的。

　　在确定了组织政务院的原则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又不能不想到如此庞大的内阁办事人员从哪里来？最后，他们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但是，一经作出决定，并由周恩来实施的时候，就又发现了具体问题：那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机构不能拿来使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析：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构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现在要管理全国，负责制定并推行全国性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务院有些重要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9、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确定了组阁原则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组阁方面来。如果不把政务院的机构建立起来，各项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决的内政、外交大事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必须亲自挑选各级领导成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来清楚毛泽东提出的组阁原则，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真正放权的目的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是，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贤达，尤其是那些从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高级将领、所谓的党国元老受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不愿加入内阁，还需要周恩来亲自出面甚至请有关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岁的蒋光鼐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重要职务，他没有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自然，周恩来在完成组阁任务的全过程中，要时常与毛泽东商议。历经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草拟出了一份内阁名单，并送请毛泽东审阅：“主席，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届政务院阁员名单，他沉吟片时，深沉地说道：“从这个名单看，我认为总理提出的第一届内阁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应有这样的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内阁中供职。”

　　对此，周恩来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讲了组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后，又诚恳地说道：“那我们就做工作嘛！还是主席常说的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不行，就请主席出面嘛。”

　　“用不着，用不着。”毛泽东说罢虽是坚决地摆了摆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和傅作义将军谈了吗？”

　　“谈了，而且我是登门请他出任水利部长的。”““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大的没有。可是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请我当水利部长，可我就怕当不好啊！”“我看这是推诿之词。”毛泽东凝思片刻，“你可以对他说：一，做到有职有权；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荐贤人。”“我就是按照主席说的精神办的。第一，我告诉他，调李葆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瑶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决定走马上任。”“好！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罢满意地点了点头，“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等人的态度呢？”

　　“他们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又说，“不过，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同志，对任命李书城等人当部长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泽东当即说道，“李书诚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我清楚记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部长是应该的。”

　　10、把信扔在了桌子上

　　周恩来与毛泽东逐一商议了内阁名单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主席，我应该去请黄炎培先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作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数度拒绝当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谈组阁名单，而且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找人谈话，请人入阁。另外，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还选贤任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等名单。可以想见，为此他又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另外，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国家的领导，这些人民领袖家乡的亲属公然要官、要钱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毛泽东很是生气！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他对待此事的办法是：要官，一个也不给；家中有困难的，从自己的薪水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就在建国不久的一天，他听说长子毛岸英也收到了湖南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问道：“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是表舅向三立的。”

　　“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另一位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他当即近似自语地说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对！”“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答说对？”

　　毛岸英是一位很有原则的青年，从不向毛泽东所表示出的父道尊严，尤其是在他看来是错的时候低头。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循声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泽英听后没有说什么，从口袋中取出两封信，双手呈送到毛泽东的手里，凛然地说道：“您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毛泽东拆阅了向三立写给毛岸英的信，看罢犹如火上浇油，把信掷在了桌子上。接着，他又取出毛岸英写的回信仔细审阅。毛岸英这封回信写得实在是好，现在摘录如下：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1、“像是我的儿子”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长久的凝思之中。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邃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人间凡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沉沉地思索着、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想？”“好！”毛泽东说罢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毛泽东突然大声笑了起来，顺着周恩来的话语说道：“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毛岸英离去之后，周恩来高兴地向毛泽东报告：黄炎培答应出山入阁了。

　　毛泽东听后也很有感慨地说：“我看啊，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多半是你两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

　　周恩来在追述了他请黄炎培出山的经过之后，又取出一封信，边交给毛泽东边说道：“主席，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你看，他还为此写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呢！”

　　毛泽东当即拆阅黄炎培写的这封公开信：“三十五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又做起来了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毛泽东看罢的确被黄炎培的精神感动了，他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道：“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接着，毛泽东又与周恩来议起了内阁成员问题。对于政务院设置四位副总理，有两位共产党人，董必武和陈云；有两位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他接着又问道：“各部部长和政务院委员的名单都确定了吗？”

　　周恩来答：“确定了。”接着，又取出名单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罢名单暗自算了一下：二十一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十一人；政务院下属三十四个机构的一百零九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个，其中十五个正职。最后，他笑着说道：“你这个总理真不愧是‘周到’的总理啊！我相信，这个名单不仅会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也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设四位副主席，他们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再加上主席毛泽东一共五位。毛泽东听后沉吟片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有两个意见：一，由你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二，不要搞清一色，可以再增加一位国民党元老任副主席。”

　　“我赞成，那只有请你的老乡长程潜出山了。”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微然点头的毛泽东，“这次，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了。”“好！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12、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与他的老乡长程潜谈过几次话，史无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毛泽东十月五日发给林彪、华中局的电报中可知：他们之间曾就湖南军政大事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在毛泽东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谈话的时候，“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对此，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等人说，“军委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另外，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毛泽东当即表示：陈明仁上述意见是合理的。同时，决定十月十日左右，请陈明仁、李明灏由北京动身返湘，“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了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毛泽东明令林彪：“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依然是在这次谈话中，“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政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对此，程潜和陈明仁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湘不成军。这句话说明湖南人早有从军为伍的社风。因此，在湖南解放的前后，仅程潜、陈明仁所部就有失业军官达十五万人之众。为此，程、陈二人向毛泽东反映这些失业军官“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毛泽东当时答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为了使他的老乡长程潜不太为难，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们特别费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限制。”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13、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

　　对于毛泽东的良苦用心，程潜也是铭记在心的。请看他与族弟程星龄的一番谈话：

　　程星龄感慨地说道：“主席十分念旧。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师弟请进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潜听后喟叹不已：“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同常人所能比啊！”

　　“当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可主席他听后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为什么？”程潜一怔，问道。

　　“当时，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我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潜久居官场，从汪精卫到蒋介石，他见多了；同时，程潜还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军政要人，对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多。因此，他听了毛泽东批评程星龄的话后，发出感叹：“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都能做到求贤若渴；然而，一旦登上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既对昔日的上司重情重义，又能对像你这样的乡弟做到礼贤下士呢！”

　　“很难有第二人了！”程星龄说罢叹了口气，“就说关于哥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婉商。”

　　恰在这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提出约见程星龄。程潜高兴地说：“星龄，你好幸运啊，润之又要召见你了！”

　　程星龄再次驱车来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他下车之后在秘书的引导下来到菊香书屋，他望着门额上挂的那块写有“菊香书屋”四个大字的横匾出神，似乎引起了无限联想。这时，毛泽东迎出门来，笑着问：“师弟，对这菊香书屋有何置评啊？”

　　程星龄或许已经进入了另一种感觉，不是奉命前来面见一国主席，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所以，他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之后，坦诚地说道：“我上次走进菊香书屋就有一种感觉，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名不符实了！”

　　毛泽东听后笑了，指着菊香书屋的院落介绍道：“我刚搬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我也喜欢得不得了。”

　　“那些花呢？”程星龄愕然相问。“搬走了。”毛泽东淡然地答说。“为什么？”“你说这样行吗？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与国民党不同也就在于此。”程星龄有所感悟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