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帷幕。然而，孙中山倡导的三大革命政策，在实施中却不断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干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反击右派势力的斗争始终未断。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与瞿秋白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为加强地方党务，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上海执行部管辖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执行部系国共合作机构，上海执行部里的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于右任、张人杰等，共产党人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罗章龙、王荷波等，每个部门都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事。当时上海社会将这里称之为“国共群英会”。然而，就是在这国共人才苔奉之地，斗争却异常激烈。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涣散，不少党员只是挂名。为了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后首先进行旧党员的重新登记。毛泽东在执行部里担任组织部秘书，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导各区各基层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和区分部。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不仅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反对组织纪律的约束，对重新登记百般刁难。一天，国民党无老谢持怒冲冲地跑来质问毛泽东：“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并拍着桌子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有人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不来登记，就丧失国民党党籍。我们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倚老卖老的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个个乖乖地填了表。由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积极开展活动，帮助建立或改进各地国民党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内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息。1924年3月至6月，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分别向孙中山“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等人联合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所谓对共产党的“弹劾书”，其他地方的右派也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借口共产党人及党团刊物批评了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逆流。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张继、覃振等先后发言，重述所谓“弹劾”意见，公然主张分裂，掀起轰动一时的所谓“弹劾案”。参加会议的瞿秋白当即作长篇发言予以驳斥，他的发言据理以争，得到左派的赞同，而使右派无从辩解。会议终于挫败了右派的分裂阴谋，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继续。

　　在这次反击右派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战斗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草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中，针对张继等人的“弹劾书”，指示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表示不能隐忍其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破坏联俄联共的罪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这与瞿秋白致信鲍罗廷指出要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几乎出自同一时间，这表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及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配合得十分默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开始四处活动，集结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首推戴季陶。六七月间，戴季陶接连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活动的信号，是为资产阶级右翼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舆论。在戴季陶影响下，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瞿秋白当时在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时刻关注着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动向。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他就敏锐地洞察到它的反动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必须予以反击。为了写驳斥文章，他反复研究戴季陶的言论，收集、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据他的夫人杨之华回忆：“我们当时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秋白就在这个小房间的空地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咬着笔端（他用的每支笔端都是咬得粉碎的）。这是他考虑写文章时常有的神情。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像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随后，瞿秋白又陆续写成《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是配合很紧密的。1925年10月，毛泽东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戴季陶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的正确性。

　　戴季陶主义一波未平，西山会议派一波又起。1925年11月至次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覃振、邹鲁、叶楚伧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称西山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资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共产党人及左派通电各级党部，严厉驳斥西山会议派。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创办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在《政治周报》上专门开辟了《反攻》专栏，并用“润”、“子任”等笔名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痛斥新老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谬论。《政治周报》前后共发行14期，每期4万份。它的影响十分广泛，读者颇多，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国共分裂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力反击下，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得以充分揭露，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使猖獗一时的国民党右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自1925年秋至1926年，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瞿秋白是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的主持人，他们互相支持，密切合作，把国共的宣传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十分有战斗力。共同的斗争也加深了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友谊与了解。瞿秋白十分赞赏和钦佩毛泽东的才干，这种钦佩之情是建立在两人所共同具有的马列主义素养和革命胆识基础上的。据瞿秋白的好友羊牧之回忆，瞿秋白曾告诉他：“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组织发动群众，重实干而不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那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都领教过同毛泽东打交道的滋味，毛泽东既讲原则，又有策略，使右派分子连连败下阵来，连戴季陶都说：“今后少和湖南辣子辩。”瞿秋白不止一次向亲朋好友说过：“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国共合作的大潮急流猛进，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联手站在潮头，成为冲浪的猛士，无畏的弄潮儿。两人也在急流中显出了英雄本色，一步一步被推上了领导岗位。

　　毛泽东与瞿秋白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曾集中全力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尚无足够认识。当时虽有1921年9月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农民协会及其抗租斗争；有1922年6月以后彭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的总农会，但并未形成一种风潮，党内对此也未引起十分的注意。毛泽东首先提醒中央关注农民，并从此将农民问题推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这种转变始发于中共三大前后。根据张国焘的回忆，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的一段发言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也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毛泽东强调，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出身于“士宦之家”的瞿秋白对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及潜在的革命威力虽不及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有设身处地的了解，但由于他是最早看到列宁故乡农民变化的人，对农民的作用亦感触良深。早在1922年旅居莫斯科时，瞿秋白就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他在为中共三大起草党纲草案时，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鲜明地写道：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并且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特别指出农村自治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这个思想，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党的第一把手陈独秀就不赞成，他片面地夸大农民的某些弱点，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在审定党纲草案时，他将瞿秋白写的那句旗帜鲜明的话“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修改成“革命也很难成功”，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性和尖锐性。

　　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共三大第一次涉及农民问题时，毛泽东、瞿秋白当属于共产党人中最早醒悟者，尽管他们醒悟的根基不完全一致，瞿秋白主要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毛泽东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他对农民的切身了解。但他们都已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投入是断然不能成功的。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全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产生了一个飞跃。在工人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封闭、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直隶等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抗税抗租，减租减税斗争风起云涌，动摇着农村封建地主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瞿秋白以兴奋的心情关注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对农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及时提出了反映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他率先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并清醒认识到三大党纲草案存在的缺陷是没有切实地、勇敢地解决农地问题，他对此作自我批评说，他那时虽然赞成耕地农有，但起草党纲时，“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农民以整体的形象跨入国民革命行列。1926年7月飓风般的誓师北伐，使国民革命释放出巨大热量，唤起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年8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国民党由于忙于北伐，联席会议暂不举行。瞿秋白利用这一时机，在广州与毛泽东、彭湃一起参加了广东省农协执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演讲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及其所具备的革命性，明确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瞿秋白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间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这一认识，在北伐初起之时，是极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及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瞿秋白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一）实行耕地农有；（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政权归农民；（四）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这篇演讲，集中反映了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乏真知的见，代表着中共早期对农民问题探索的最高水准，毛泽东思想所包容的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大多可以从瞿秋白的有关论述中寻找到它的雏形。从理论贡献来说，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无疑起着开拓和奠基的作用。当然，瞿秋白同当时党内许多领导者一样，他的思想理论还处在形成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的某些思想尚不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偏颇和错误，例如《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中有中国民主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导致他后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有“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理论因素。然而，瞿秋白当时年仅26岁，我党尚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也刚刚开始。这诸多因素的制约，使瞿秋白的论述存在各种弱点与缺陷是不足为奇的。瞿秋白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27年2月，他在自选集《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说：“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要因此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用革命的实践的，而非想‘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这是何等的襟怀坦白和光明磊落，读罢不能不令人为他追求真理，不计私利的精神所感动。

　　在探索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瞿秋白有着很大的不同，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基本是从理论和宣传视角出发而进行的研究，而毛泽东本身就是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农民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的理论来源于斗争实践，他的根基是深深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之中的。

　　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理主任。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农民问题。上海执行部内复杂的斗争局势和国民党右派的非难和干扰，使毛泽东疲惫不堪，积劳成疾。1924年底，他偕妻带子离沪回湘养病。

　　1925年2月春节时分，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毛泽东回到农民中间，如鱼得水，他利用农闲时节，抓紧一切机会与农民们一起话家常，讲时事，进行调查研究。与他常在一起叙谈的农民中，有从安源煤矿回乡的共产党员毛福轩，穷郎中毛新枚，小学教员李耿侯与庞叔侃，还有被乡里人称作“硬汉”，敢于同当地恶霸成胥生斗争的农民钟志申。毛泽东很善于启发和教育农民，他说，大家可以扳着指头算一算，天下是穷苦人多，还是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多？穷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穷人多，依我看，推不推得倒土豪劣绅，就看穷人齐心不齐心。毛泽东动员大家组织起来。他的宣传，拨亮了穷苦农民的心，渐渐聚拢了一批农民中的骨干。二三月间，韶山第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诞生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吸取在长沙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军阀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教识字，教珠算，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讲打倒“洋财东”，讲“手”、“脚”两字，就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不停地劳作，却缺衣少吃，而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坐轿子，吃鱼肉，穿绸缎。这样一讲，农民便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经过严格考察，吸收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并创建了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毛泽东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依靠这些组织，领导韶山人民开展了声援五卅惨案、平粜阻禁、争取教育权等一系列斗争。

　　1925年7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成胥生等人把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与中共韶山支部发动群众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在数百农民的阻止下，使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这是韶山农民一次成功的“阻禁平粜”斗争。

　　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引起豪绅的恐慌和忌恨，他们串通省长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在开明绅士郭麓宾暗中通报下，毛泽东才得以及时脱身，离开韶山前往广州。

　　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为毛泽东分析认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在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是他将亲身实践及大量调查研究升华为理论的代表作。他所具备的这种优势是当时党内许多人无法企及的，因此，这一优势，使他对农民的认识站到了至高点上。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此时却看得很清楚，他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使他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佼佼者，无论党内党外，纷纷推举他出任指导农民运动的职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1926年初，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先后主办了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时，出于授课的需要，毛泽东系统、深入地研究并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强调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都是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从农民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重、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革命力量、革命胜败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详尽透彻地阐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高涨，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已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许多人所公认，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他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他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已是一篇很成熟的、全面阐述农民问题的代表作。这些理论著作，武装了大批农讲所学员，推动了农民运动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迅猛发展。正如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评价所说：“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过程中显示出卓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显示出他所具备的领袖素质。可以说，毛泽东的领袖生涯是以此为起点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农民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途径，主要在于，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他十分重视实践，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在研究农民问题过程中，吸收了当时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等人的精辟见解，吸收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内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所处的社会氛围，在探索农民问题方面，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瞿秋白等我党早期的一些杰出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所起的开拓作用。

　　“红旗卷起农奴戟”，这是毛泽东对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礼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一条已由实践验证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毛泽东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党内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然而，他的成功融会着许多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努力，这其中瞿秋白是最突出的一个。在探索农民问题上，瞿秋白最推崇两个人，一是彭湃，一是毛泽东，他曾赞誉这两位农民运动领袖是“农民运动的王”，这六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泽东、彭湃的功绩，也反映出瞿秋白在农民问题上与他们相一致的观点和立场。

　　1926年11月，毛泽东离开广州，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受任此命，与革命形势的高涨不无关系，此时正是北伐军锐不可挡之时。10万国民革命军敢于意气风发地指向70万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主要借助了空前高涨的工农革命浪潮。从1926年夏至1927年春，农民运动犹如急风暴雨迅猛发展，迅速席卷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全国已有各级农协五千多个，会员逾千万人，仅湖南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就有五十五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达136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600万以上。凡农协建立之处，无不对当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封建势力，动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引起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极大恐慌，“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就立刻跟着大哗”。他们攻击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一些中间派分子也表现出极大的困惑，感到农村发生的事情“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指责也反映到党内，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毛病，对正在勃兴的农民运动画了框框，限制农协“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于陈独秀的主张，党内议论纷纷。那时，毛泽东尚未调到上海，他正忙于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与陈独秀的调子极不合拍。在党内，与陈独秀唱反调者，还有瞿秋白。一次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向瞿秋白谈起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时，认为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大右，瞿秋白听罢当即让夫人杨之华从抽屉中把他的文件夹取出来，从中抽出一份材料递给羊牧之说：“你看看这篇文章。”羊牧之一看，是毛泽东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瞿秋白特意叮嘱道：“要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

　　1926年12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上，陈独秀进一步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渐向“左”，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恐惧民众运动而日渐向右，“左”右距离发展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

　　陈独秀的主张，虽然遭到广东区委和湖南区委一些同志的反对，但由于获得鲍罗廷的支持，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使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朗化，而且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虽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他曾特别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然而，这些极有预见性的重要发言并未引起中央的警觉。毛泽东不满意陈独秀的右倾政策，但此时他对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尚无十分透彻的了解，也没有拿到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反驳陈独秀的主张。恰好这时他收到一封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发来的邀请电，电文说：“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为了更好地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决定乘此机会回湖南作一次实地考察，看一看农村这场革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究竟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在长沙，毛泽东受到工农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发出的通告就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旱。？？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逆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

　　欢迎大会举行时，会场座无虚席。除了300名正式代表外，许多人自动赶来旁听，把会场拥挤得满满的。当时农民运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都想聆听这位农运专家的见解。毛泽东侃侃而谈，分析并肯定了湖南及全国的农运形势，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大会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通过了建立民主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等决议案。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戴晓云的陪同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他视察农村随身携带三件宝：一是黑皮包，内装文件材料，白天黑夜形影不离；二是白布包，内放换洗衣服，晚上当枕头用；三是一把雨伞，三件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在湘潭银田寺，毛泽东召集30多名农协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毛泽东拿出事先拟好的调查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同大家讨论。当他问到区乡农协组织在乡村中威望怎样时，区农协副委员长郭应棋告诉他，过去土豪劣绅在乡里作威作福，团防局长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如今乖乖地把枪交给了农会，见了农会干部就点头哈腰说，我非常拥护农会。现在农村里的事，只有农会才能说了算，许多农民都叫“农民协会万岁”。毛泽东听了大为赞赏：“好！一切权力归农民，黑脚杆子的农民也被称了万岁，真了不起。”赶来开会的宁乡县高露乡农协干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党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毛泽东不解其意，忙问：“什么叫二民主义？”农协

　　干部解释说，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带头要求恢复平粜米的贫苦鞋匠抓了起来，这就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剩了二民主义吗！毛泽东深表赞同地说：“你讲的这个‘二民主义’区党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政策也丢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使我想到全国已经出现的反对农运过火的逆流，我们必须坚决打击破坏农运的拦路虎，我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

　　银田寺座谈后，毛泽东风尘仆仆直奔韶山，他受到数百名农会乡亲敲锣打鼓的欢迎。乡亲们扬眉吐气地告诉他，如今即便是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敢踏上去打滚，看到这样大好的形势，毛泽东十分欣慰，他风趣地对农会干部说：过去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过去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地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倒了台，难道几个月光景，大家的八字变好，坟地贯气了吗？是信神呀还是信农会？一席话，使农会干部更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在衡山白果乡，毛泽东了解到，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打破宗族老例，放脚、剪把把头，成群结队拥入祠堂，与男子一道打土豪。

　　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一路上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认真听取了党的地方组织、国民党县与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农民及农会干部座谈，访问了开明绅士。毛泽东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甚至处决恶霸；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农会为维护已获得的权益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标队，农会还采取了禁赌、办夜校、修桥补路、义仓积谷等措施。这一切都是过去农村贫苦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农民一组织起来，便生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农民真正的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使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为农民运动的勃兴感到兴奋，为社会上及党内出现的攻击诽谤农运的逆流感到愤慨和忧虑。考察结束后，2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

　　从2月17日起，毛泽东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撰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两万多字的报告，明确表述了与陈独秀截然相反的意见，文中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肯定其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呼吁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好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3月5日至4月3日出版的第35、36期和第38、39期合刊连载了全文。这篇报告旗帜鲜明地回答了社会上及党内对农民运动产生的怀疑与困惑，为农民运动击掌叫好并指出了其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它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特别是农运骨干的热烈欢迎，但却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冷遇。《向导》周刊原定刊载报告全文，但却只在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面占全部篇幅三分之二的农村变革十四件大事，则未被连载下去。在这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热情支持毛泽东的，正是瞿秋白。

　　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适应形势的需要由上海迁往武汉，3月中旬，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先期抵达汉口。中宣部设在旧英租界辅义里27号。当时陈独秀、彭述之尚在上海，中宣部的工作暂由瞿秋白负责。当他读了毛泽东的这篇调查报告后，不禁击节叫好，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压制文章发表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毅然决定将这篇报告交给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发行单行本，扩大对它的宣传。瞿秋白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称赞毛泽东对农运的贡献。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

　　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中旬，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夫妻一见面，瞿秋白就送给她一本《湖南农民革命》，告诉她：“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寥寥数语，生动、真切地表达了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革命檄文的赞赏之情。毛泽东此时正抱病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忙于主办武昌农讲所，他收到这本小册子并读了瞿秋白热情洋溢的序言，对瞿秋白所做的一切十分感动。

　　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试金石，对农民运动的共识，使毛泽东与瞿秋白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党内外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局势面前逐步成为正确势力的代表，肩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