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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世界革命的新战略






  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总的战略原则。1965 年9月,林彪在《红旗》杂志第10 期上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 周年的纪念文章,在谈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当代的国际意义时,提出了世界革命的基本道路问题。林彪说:“从全世界范围内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这段话虽然出自林彪的手笔,但是它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世界革命的心态和战略原则。

  毛泽东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两霸斗争中,应当起先锋模范作用,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正确地分析世界革命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全力支持和援助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以保证这一斗争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并取得最终胜利。

  一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1966 年10 月25 日,毛泽东在一个电文中强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这既是毛泽东对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的伟大作用的崇高评价,也是确认世界革命主力军作用的一种预见。

  毛泽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和其他地区革命人民站在反帝反殖斗争的最前列,革命武装斗争连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并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第一,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已经和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说明世界阶级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哪里有民族统治,哪里就有民族的反抗斗争。但是,在过去的一段很长时间内,这种斗争绝大多数是孤立分散的。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速了历史的革命化进程,占人口70%以上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作为一支有世界规模的反帝队伍投入了世界革命的洪流。无论是斗争的范围和深度,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都极大地超过了以往的水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且不同程度地排除了殖民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坚持反帝反霸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行列中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历史上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世界帝国主义离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的掠夺就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并且将最终摧毁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反抗。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仍然是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亚非拉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反帝反霸的主要力量。这些国家虽然宣布了独立,仍然面临着争取彻底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严重任务。大多数帝国主义者尽管在民族解放的怒潮中不得不退出他们的领地。然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必然用各种手段继续保留自己的力量,或者由新的霸权主义国家取代他们的地位。此外,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第三世界大搞经济渗透,利用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控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单一经济产品,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品价格,进行经济剥削;在政治方面,它们使用种种手段对新独立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和干涉,肆意侵犯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直至实行武力威胁、武装入侵以至发动侵略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展开持久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新的民族解放战争必然继续发生,它们之间的这种无法避免的矛盾和斗争,决定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主力军作用的长期性。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经过同帝国主义的长期的艰苦斗争,逐步地认识了一条伟大真理,就是弱国能够战胜强国,小国能够战胜大国。毛泽东在1970 年5 月20 日发表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在这里,毛泽东既是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巨大鼓舞。现在,就世界历史的根本趋势来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各国的相互支援,包括国际无产阶级在内的各种反侵略力量的相互支援,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第三世界已经独立的国家运用自己的国家权力,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斗争手段和更广泛的斗争场所,在共同斗争中能够逐步加强合作,采取联合行动,第三世界国家把许多主要的国际讲坛变成指控帝国主义的庄严法庭。它们成立了许多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联合起来为保卫共同的权益而斗争。许多国家参加的不结盟运动,对于协调各国利益,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世界性力量。团结战斗的不断加强,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霸斗争规模更大,水平更高,成效更显著。与此相反,相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广大地区来说,帝国主义的力量显得极其有限,而它们的利益又有种种冲突,经常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利用这个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冲破重重阻碍,把反帝反霸斗争推向前进。

  二联合第二世界的反霸斗争力量

  毛泽东晚年在谈到世界革命、判断世界政治形势时,总是强调要把第二世界国家作为反帝反霸斗争的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说:“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毛泽东认为,在企图发动战争和正在进行革命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着一股中间力量,即第二世界,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重性:既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和威胁。它们虽然要维护旧的殖民制度,但是也倾向于摆脱美苏的控制,维护国家的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它在战争中取得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利用它对原子武器和一系列尖端军事科学技术的垄断,通过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性货币体系和它一手控制的包括北美、中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的各种军事集团,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空前未有的霸主地位,使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仰其鼻息。

  但是,西欧、日本等国家近30 年来在政治、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欧、日本等国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同时利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政策的严重挫折,已经改变了战后初期那种不得不接受美国支配的处境。西欧共同市场的建立,法国戴高乐奉行的独立政策,西欧各国对美国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所采取的消极和批评态度,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西欧、日本同美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标志着昔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四分五裂。他们虽然与美国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反对控制而要求平等伙伴关系的斗争亦不会中止。

  特别是欧洲处于世界争霸的战略重点,苏联曾陈兵于欧洲东部和欧洲南北水域,对西欧处包围态势。这使西欧国家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不得不加强自身的防务,协调相互间的关系,维持和加强从经济上、政治上到防务上的联合。

  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等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英、法、西德、日本等国,尽管仍在使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在新的条件和新的形势下力图保持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但从全面来看,它已经不能再成为控制、压迫第三世界的主要力量。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甚至不得不多少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一些让步政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霸斗争表示一定的支持、同情或保持中立。

  当然,毛泽东也看到:第二世界一些国家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是根深蒂固的,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但是,他们面对霸权主义的干涉、控制和欺负,这是一个更加严重而且将日益严重的现实。毛泽东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论述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时说过,“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①毛泽东根据同样的道理,把当时主要敌人美苏两霸同第二世界国家区别对待,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霸斗争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共同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中同第二世界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联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第二世界是在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决不意味着可以抹煞第二世界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决不意味着可以取消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世界只能在斗争中前进,联合只能在斗争中实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种联合和团结,只有在反对卖国主义、绥靖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反动势力进攻进步力量的斗争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和加强。

  对于第二世界各国来说,面临霸权主义日益严重的战略威胁,它们有必要加强自身之间,同第三世界之间,同可能的同盟者之间的联合,以便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前进。为了保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联合斗争是唯

  一正确的道路。

  三中国的历史责任

  如前所说,毛泽东在确立三个世界的理论时,就不言而喻地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把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在这里,我们不想论及在世界革命进程中,中国所处中心地位和领导责任的可能性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此并不是要求分享什么特权,谋取什么私利,而是要求中国人民在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

  第一,要把战争的危险告诉各国人民。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产生的,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1974 年2 月他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谈话时指出:“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看呢,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战争;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①现代战争既然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为了消灭世界战争,只有实行推翻帝国主义制度的革命。这种革命现在尚未发生,我们就没有理由放松对世界战争的警惕。当然,有时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帝国主义之间也会达成某种协议,但只是他们备战的一种补充。毛泽东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

  ②而这种争夺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对此,各国人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加紧反霸,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准备战争,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但是,只要我们积极地开展反霸斗争,就会打乱他们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表乃至制约侵略战争。现代战争,不单是一个孤立的军事问题,它与内政、财政、经济、对外关系等因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战争准备,必然不断地加重压迫剥削人民,加剧它们各自经济上的矛盾,加剧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它们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它们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犹如“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因此,我们要和世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站在反霸斗争的最前列,与霸权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争部署,制约战争的爆发。

  第三,积极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制约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邓小平曾经指出:“制约战争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每增加一分,制约战争的力量就增加一分”①。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他们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

  ① 转引自《红旗》1977 年第11 期第20 页。② 转引自《红旗》1977 年第11 期第20 页。

  ①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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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分别确立的纪念毛泽东诞生100 周年的重点科研课题。

  我们承担这一课题,除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确实令人深深敬仰外,主要是想正确地承继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曾说过,人无完人。毛泽东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在毛泽东的光辉灿烂的人生旅途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苦痛。由于毛泽东处于历史巨人的地位,他的成功令人折服,为世人所望尘莫及;同样,他的失误所造成的影响也为世人所不及。巨大的成功和严重的失误,构成了毛泽东的完整一生。我们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既为毛泽东的巨大成功而欢呼,而惊喜,而叹服,也为毛泽东的严重失误而惋惜,而痛苦。但历史毕竟塑造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毛泽东。我们只有从历史条件出发,总结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才能正确地继承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切。如果脱离历史条件去苛求毛泽东,或者不顾历史条件而盲目地崇拜毛泽东,都无益于我们继承毛译东的事业,无益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构思本书的初衷。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参加本书写作的有成晓军(第一至第四章)、唐正芒(第五至第八章)、李佑新(第九至第十五章)、李晖(第十六至第十九章)、范贤超(第二十至第二十六章)。全书由范贤超、李佑新、李晖负责修改、统稿、定稿工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湖南出版社的热情支持;本书还得到了湖南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教委科研处、湘潭大学科研处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还借鉴和吸收了理论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毛泽东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尽管国内有关的研究著作很多,但我们并不认为研究毛泽东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力求从历史条件出发研究毛泽东,写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也仍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我们不敢奢求完成这一课题的全部任务,而只求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或者说是交出一张初步的答卷。书中错误或谬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作者

  1993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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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名






  薄一波

  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由中央宣传部等五个单位联合召开“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性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老党员和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的老战士,我衷心祝愿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严谨求实,开出高水平,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以便把对毛泽东思想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推进一步。

  主持研讨会的同志希望我结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写作,讲讲怎样纪念毛主席的问题。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今天,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从而全面推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工作,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是作者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曲折的环境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党就是用这套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思想武装了自己,才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后,在恢复国民经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也由于苏联经验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更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大力帮助下展开的,因此,我们的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不在许多方面照抄苏联。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党也有自己的独创。关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方面的独创,我想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些:

  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同苏联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不同的。

  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选择的是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比较小的改造道路,这跟苏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全盘集体化部是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

  三、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我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家本人,不是把他们赶走,而是把他们看成财富,使之接受教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跟苏联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一开始,就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根本方针,在处理同农民的经济关系方面(包括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价值规律

  的基础之上的,这同苏联长期采用“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向农民索取高额积累的办法是迥然不同的。

  五、建国初期,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那时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重重轻轻,因此,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同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长期“一条腿走路”也是不同的。

  六、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跟苏联实行的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体制是不同的。

  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①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同这个制度很有关系。

  八、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首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认同。

  以上几条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其中有些独创虽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原则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同样适用。

  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运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讲的,就不容怀疑;凡是苏联经验,就得全盘照搬。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一切都听,全盘照搬。后来我们党还明确向苏共领导人说明:“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②这鲜明地显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独创精神。如果从建国开始,就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这里,我还想讲讲毛主席对工作着重点问题的思考。早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6月1日,他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在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1954年9月,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和现代化国防的目标,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全国党代会的结论中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说明:即使毛主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抓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是为着能早日转向这个中心。

  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察觉得最早的。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这使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1955年底,即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主席这段时间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我是亲眼所见,受益匪浅,感慨良深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已有专篇叙述,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想把从这次听取汇报开始,到1957年夏季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毛主席提出或同意的一些重要观点,简要地归纳一下,并简要地说说这些观点的意义。

  这个期间提出的重要观点,就我所知,可归纳为十四条:

  一、两类矛盾学说。提出这个学说,对于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由于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顺理成章了。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两组矛盾不具有在旧社会那样的对抗性质。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求得解决,两组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小平同志指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③这个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仍然起着指导作用。

  以上三条,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系列。这是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是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道义上的一致而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四、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既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意味着中央管理国家事务的权限,有一部分要下放给地方管理。这是毛主席根据我国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提出来的。

  五、在肯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经营的条件下,承认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肯定国家市场是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补充。

  六、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变为地上的,合法雇工;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这对把公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唯一所有制的传统观念是一个突破。

  七、在分配方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这是鉴于苏联的教训而提出的。

  八、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

  九、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方针的提出,对苏联长期实行的只扶持一家之言、一种流派的

  艺术,别的都看成异端的禁锢政策,是一个突破。

  十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我国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历史所形成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由于这个方针的提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十二、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也较能经受风险。

  十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这是周总理在1956年6月首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的。

  十四、“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的策略思想。

  上述观点虽然大部分没有照做,有的还只是在酝酿中的思想观点,但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在当时毛主席的思想里,确实想摆脱苏联僵化模式和斯大林“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寻找一条在体制方面比较灵活、指导思想方面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可惜,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对国际、国内阶段斗争的形势和影响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加以在一系列的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毛主席在经济社会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左”的转向,以致发生了将近20年“左”的失误。小平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④这里所指的“正确的东西”,我理解,既包括毛主席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包括他在探索中提出的正确观点。

  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就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60年代前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期间,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仍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或者闪烁出探索前进的思想火花。这些意见,我记得的,有这么六条:

  一、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经过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吃饭不要钱”和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等严重挫折之后,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剥夺农民。

  二、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并推断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更长。

  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的意见。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他就说过:你们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后,他又多次提及。后来在提法上果然倒过来了。

  四、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是1964年底1965年初通过同周总理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现在使用的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提法,就源出于此。

  五、支持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倡议。这说明毛主席在60年代前期已察觉到单纯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

  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制度中所没有的。

  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虽然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科学论断,但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他还是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摆到中心位置上来的。1958年1月,他提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958年底,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1959年国庆期间会见外宾时又说:今后10到20年内,主要精力将放在建设上面。只是后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就是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晚年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运动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这早已有历史结论。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而且还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记得,70年代初,引起全世界注目的大事之一,是毛主席、周总理审时度势,抓住尼克松入主白宫后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一鼓作气,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由美国带头对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封锁,就被大面积地打破了。外交局面打开后,经济关系也拓展了。那时候,“四人帮”阻挠我国同西方接触,吵得很凶,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所谓“蜗牛事件”,是许多同志记忆犹新的。但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周总理力排阻力,打开了向西方引进技术设备的大门。70年代,我国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引进22套大型设备。那批引进项目现在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的吗?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两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漫征途上,为开拓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就是不知疲倦地探索着。对于寻找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建国初期就有所思考。集中的探索则在1956年全年和1957年上半年。以后,他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仍没有放弃这一探索工作,直到临终。可不可以这样说,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后来,探索向着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因而,应该承认这次探索没有取得成功。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十分惋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我们党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四大确认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指引的道路。这是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之路,也是保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较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之路,同志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不走这条道路,而是沿着“两个凡是”的道路一直走下来,最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历史性飞跃能够出现吗?前几年的政治风波“关”、苏联东欧剧变“关”,我们能够闯得过来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小平同志对此做出了人人看得见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实际上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拨乱反正。那时候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所以为毛主席所不容而再次被打倒。1977年以后,他以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为先导,承担了指导全党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所收入的文献有力他说明:他重新工作后,事实上是拨乱反正的主要决策者。党的十二大后,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大多是根据他的建议做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集的文献,如实地记载了他在近十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和远见卓识。同志们在读这两卷书时,不难发现: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九个方面的内容,绝大部分在这两卷书里,可以找到它的出处或精辟的阐发。因此,我这样想,正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冠以毛泽东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冠以邓小平的名字,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

  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主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主席否定了的正确观点。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从毛主席的失误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小平同志说:“那件事(指‘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

  ⑤“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怎样促进新思想、新理论的形成?小平同志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⑥这段回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全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主要表现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等观点,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来的,后来实际上都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从反面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遭遇到严重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反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不是简单地恢复正确的观点,改正错误的观点,而是大大地发展了正确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等,从而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学习和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思想理论战线长期的重要任务。弄清这个理论同毛主席当年探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取得这个认识成果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从而理解探索之艰辛,加深对这个理论的理解。这对做好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时机。根据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适时地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这是我们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任重而道远。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和问题都会是很多的,有些解决起来还可能是很困难的。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正是在不断的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的吗?我希望同志们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扎扎实实地干,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研究新问题,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并在探索和解决新问题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我讲了这许多,除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尊敬和怀念之情外,就是向同志们提这么一点希望。

  我的话讲完了。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注释

  ①⑤⑥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第172、223页,第223―224页,第379―380页。

  ②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③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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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93年12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全部113篇论文,编成本论文集。

  这113篇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经过广泛征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国家教委高校系统,军队系统和中央有关研究部门初评、推荐的基础上,又经过由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选组复评产生的;少数是研讨会组委会的约稿。

  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王玉璞、刘敏承担。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组织委员会

  1994年4月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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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伟大贡献






  钱其琛

  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对国际战略的运筹帷幄,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谨就这方面谈些个人的感受和认识。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我国,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从那时起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期间,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粗暴侵犯和任意宰割。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设置租界,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驻军权以及种种经济、文化特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展开了新的篇章。

  *这是作者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考虑新中国的外交绝对不能继承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他高瞻远瞩,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起来,毅然决定破旧立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为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蒋介石集团盘踞着台湾,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还确定了我国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我国主权的诚意。按照上述原则,新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10个。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他曾形象地将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提出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打扫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世界各国如何相处,毛泽东和周恩来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应该一律平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要求不骄不躁,不亢不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是,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应当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内部事务,都由各国自己作主,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各国之间相互学习。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当然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些主张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并在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创建的新型外交,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正如他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当时国际形势相当紧张。人们在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谈论刚刚出现的原子弹。1946年8月,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时也提出了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论点。后来他在阐述这个思想的时候,着重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作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当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恢复经济和发展我国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这就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同时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我国东北边境进行空袭轰炸,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气势汹汹的美国面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顶天立地,不畏强暴,同时采取“后发制人”策略,在美国拒绝新中国一再警告的情况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把美军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下来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援越抗法、抗美的决策。1954年,新中国首次实际上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同其他与会国一起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后,为加紧控制台湾,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沿海受到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毛泽东坚定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1955年4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讲话,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经过朝鲜、越南和台湾三条战线上打谈较量,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国军威国威,为我国外交树立了独立自主,伸张正义、坚持原则、维护和平、说话算数的鲜明的独特风格。

  调动外交全局的雄才大略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拒绝后,苏联领导人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推行霸权主义,并威胁我国的稳定与安全,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与此同时,美国不但继续侵占台湾,还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加紧了对我国安全的威胁。

  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当时的形势相当险恶。毛泽东在提出反对美苏两霸的同时,高屋建领,审时度势,等待时机,准备调整战略。

  对当时的苏联,毛泽东先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同苏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期望维护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周恩来访苏,为争取改善关系再次作出努力。但是苏方不仅拒绝中方的良好愿望,反而加强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挑起边境冲突,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

  在同苏联霸权进行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力不从心,正谋求从越南脱身。为了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毛泽东决定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并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同时旗帜鲜明地全力地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洲十三国的时候,提出了我国同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这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争取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改变对华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毛泽东抓住时机,从乒乓外交开始,到1972年2月实现了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他,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同他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基本上确定了建立中美新型关系的原则。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终于结束了中美长达二十二年严重对峙的僵局,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为实现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

  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着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我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我国的朋友遍及五大洲,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毛泽东以他调动全局的雄才大略,为捍卫我国的独立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宝库中吸取营养,结合实践,常学常新。我们要学习他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学习他不怕压、不信邪、不畏强暴、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英雄气概;学习他满腔热情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

  在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外交上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结合新的外交实践,使它更加丰富、完善和具有生命力,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入了三十多篇主要谈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文章。这些著作中谈到的重大事件和反映出的光辉思想,都是我们十多年来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倍感亲切,体会更深,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外交思想同当前我国具体外交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方针政策。他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新成就。

  首先,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科学判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论断,他明确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保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作出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于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并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第三、小平同志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他一再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小平同志还第一个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第四、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他号召中国人民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

  第五、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一洗旧中国的耻辱。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要台湾当局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通过接触和谈判,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可以实现统一大业的。

  第六、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战略方针,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拓了崭新的外交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中国人民更加扬眉吐气了!

  当前,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努力学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奋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以实际行动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最后,祝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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