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新

　　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人民卫生事业建设，曾对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结晶，属于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医学文化，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医学文化，也是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属于世界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整个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包括着对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关注。党在各个重大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要求自己的卫生事业能够完全适应于其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服务并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因此，毛泽东长期都在探索怎样发展中国的医学文化，发展党的卫生事业，怎样使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从总体上更能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文化观点，即世界上事物总是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好的，而在这些遗产中我们必须防止其腐败的东西，已不适合我们今日的中国而只会对国家有害的东西。在外国文化里，也同样有许多我们应该接受的优秀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也一定有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破坏。我们应该逐渐实现“东西文明会合”。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实践中，就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首先根据“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原则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的主张，接着又针对中西医文化之间相互轻视的现象提出“打破宗派主义”、“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然后则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应当团结合作”，借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基本思想，是对整个卫生事业的重要贡献。他的这种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虽然还未能完全变成现实，但是对于开创人民的卫生事业、创造新医学文化，却都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就现实而言，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思想如果能继续得到继承和付诸实践，无疑会对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建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战争特别需要医学文化，群众迫切需要医学文化。在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在疾病横行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清楚地认识到，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劳动力，发展劳动力，保护战斗力，壮大红军队伍。而要做到这点，重要的一环是要想方设法发展自己的卫生事业。并且还据此制定了发展卫生事业的若干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即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共产党人和红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人的因素特别重要。现实状况是，战争的伤亡，横行的疾病即“苏区中一大仇敌”，严重地“减弱我军的革命力量”①，因此，“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保障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健康，“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②，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提出这一根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党和红军的卫生事业的重要作用。首先，他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③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特殊作用。其次，他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④。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瓦解敌方的重要作用，说明敌军力量的减弱，也就是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他还指出：解决好群众的疾病卫生问题，减少以至消灭疾病，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使“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从而使得我们红军的来源不成问题了。这就把发展卫生文化与争取和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关系阐述清楚了，为了将这种思想变成行动，毛泽东针对当时卫生文化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对党的卫生文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他强调指出，卫生问题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发展和搞好卫生事业。“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的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⑤他着重提出，除祈中共中央和有关省委送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外，根据地要举办自己的卫生学校，训练自己的卫生干部。并且要求医学文化工作者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⑥。他还针对革命根据地病人多、伤员多，而西医生和西医药缺乏的情况，中医中药仍是广大群众赖以治病治伤的主要力量的现实，提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中草药。并且着重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⑦。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毛泽东所讲的医学事业，就当时的实现情况看，包括了中医中药文化这个方面。第二，他在重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观点。

　　将毛泽东上述卫生工作观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其一，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根本的问题是探寻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是进行革命战争，以战争求生存，以多种方式求得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人们的注意力也在于此。因此，当时国内中心地区关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问题的争论，就没有能够影响到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所以，从这个角度认识，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医学文化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的思想以及发展党的卫生事业的一些基本方针、政策，但是，关于中医文化和西医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便不可能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其二，当时革命根据地医生少药品少与伤病员多的矛盾非党严重，从急功近利出发，党政领导和部门考虑的是，只要能处理这种矛盾，哪怕是暂时的，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要用。所以，从这种角度认识，当时也不会存在明显的重视一方忽视一方的现象。那时毛泽东祈请中央和有关省委送一些西医和西药给革命根据地，乃不是瞧不起中医中

　　药的举动，而是根据许多病员急待抢救，某些西医西药医治某些伤病比中医中药见效快些所产生的合理举动。其三，有关毛泽东的资料显示，当时，毛泽东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具有的多是感性认识，没有更多的理性认识，没有进行过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他早年所提倡的“通国学大要”和“求西学大要”，“注意中西之比较”、“东西文明会合”之主张，由于战争环境制约，不可能进行。所以，由此可知，他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只是基于战争的急需，群众的急需，医学文化“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之思想。其四，“用中西两法治疗”的概念，本身不含有对“中西两法”关系的辩证思考，因此就不存在使“中西两法”融为一体的思想；“中西医结合”概念，“结合”一词，表明事物与事物之间发生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融为一体了。毛泽东历来用词考究，在那时使用“用中西两法治疗”概念，而没有使用“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概念，就表明毛泽东还没有形成理性认识的中西医文化观。为此可以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具有某种中西医两法都要利用的思想，虽然从客观来说，这种思想及其实践具有蔑视北洋政府“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法令的效果，具有对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以根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的效果，但不能说具有明确的对中西医都同样重视的思想，更不可能产生中西医文化结合是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只可以说，战争的急需，开始产生这样的实践了。

　　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仍然是进行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全面展开，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不断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除了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外，还开始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除要求共产党人首先明确回答是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外，还要求必须回答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开始着手对文化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包括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它们的正确的关系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大批大批经济中心地区的向往光明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涌入了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到来，将各种文化观也带进了革命阵营。这一方面对繁荣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也对革命根据地健康发展的文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本来不成问题的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成了问题；如宗派主义的中医学文化观与宗派主义的西医学文化观，开始各自找阵地，独立山头，对发展党的卫生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就加快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从关心民众疾苦等出发，在“用中西两法治疗”思想的基础上，对中西医关系及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个核心问题，是决定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提出，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应当为革命战争服

　　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⑧，“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⑨。他还说：“还有文化建设”，“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有一个小医务所”⑩。“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1)很清楚地阐明了党的卫生事业只有坚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了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同亿万群众结合起来，才能使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新医学文化能否创造成功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倾心探讨的基本问题。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两种大医学文化。这两种医学文化，在中外大文化撞击中，自然也产生了撞击，有火花，也有负效应。为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能够健康和顺利地发展，毛泽东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和中西医文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最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正确道路的构想。

　　毛泽东在注意医学文化“中西之比较”后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长期以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西医文化，也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同样有着自己的体系。此二者，各有所长，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就如何处理中医学文化与西医学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一步步提出具有发展方向性的见解。1939年，为了消除中西医文化相互轻视的现象，他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清理传统文化的原则和吸收古代文化精华的目的。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阐明了，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全盘西化”论更是错误的，必须抵制。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已形成，包括对待中西医学文化的基本观点。1944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12)。10月，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他又说：“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

　　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3)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初步提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毛泽东仍然在对中医中药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曾在访问农户中了解到黄河边的吕家坪地区出产一二十种中药材，乡间祖传中医也不少，群众看病抓药比其他地方要方便些等情况。由此可知，毛泽东是希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的。毛泽东以上关于处理中西医学文化的思想和指示，对于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群众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促进中西医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召开有关会议，通过了相应的提案，如“发展国医加强卫生案”、“提高中医地位以开展国医工作以济病民案”、“成立国医学校案”、“切实执行优待国医条例案”、“加强国医研究开发边区土产药材克服战时医药困难案”等；提出了“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的方针；监督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劝中医师公开秘方，学习现代医学以改进业务。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地区，首先打破门户之见，实行中西医合作，为实践毛泽东“中西医合作”思想，创造了中国的第一。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总会，林伯渠、李鼎铭提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口号。这些都对共产党人的卫生事业和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由上述可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的思想，是对“用中西两法治疗”主张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探索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可喜成果，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而且在中国中医中药学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不过，这种发展还是不够成熟的。毛泽东认为“新医”比“旧医”高明即西医学文化比中医学文化高明，甚至有时将巫医包括在中医学文化之中，并且主张以西医学文化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中医学文化，就含有以西医学文化为主以中医学文化为辅来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意思，很值得商讨。1950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里的“高明”一词，在1950年以前有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中是“科学”一词，可见，毛泽东有时是把“高明”一词和“科学”一词通用的。笼统言中医学文化没有西医学文化科学，这是只看到中医学文化没有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明它的道理，就从某种角度否认它的治疗的实际效果乃至其独立发展中所应当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应当说，既然中医学文化数千年来在为中国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是曾经有过伟大的贡献，对人类是有用的，能收到较好的治疗的实际效果，就是科学，这中间就包含着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成分。中医学文化存在着许多西医学文化所没有具备的优点或特点，它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是西医学文化没有能够全部包括进去的，西医学文化也不可能在一切方面替代中医学文化。因此，笼统地说中医学文化不如西医学文化高明或科学，甚至有时将巫医和中医学文化混在一起谈，是不科学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没有任何轻视、歧视中医学文化的思想，但是却也未能够完全用科学的观点去理解中医学文化内在的合理性。他的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还不很清晰，对待中医学文化的认识仍需要继续发展。

　　中西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国家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批判封建主义之错综复杂的去旧创新的斗争中，随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蔚然成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走向新阶段，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学文化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思想，还产生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发掘中国医学文化遗产，使曾经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医学文化继续能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新的重要贡献，并创造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新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中医学文化的新思想，并制定了一整套发展中医学文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指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表达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初步思想，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说：“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但是它被旧中国神秘的五行说的外衣蒙蔽了生理学、病理学和解剖学的真理”。“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对于上述观点，毛泽东持某些保留态度，没有表示都赞同。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并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样一个新原则。1953年底，毛泽东发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他针对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中医是封建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言论和有关部门制定的限制中医学文化发展的“规定”指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的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进而，他在中央会议上还强调说：什么叫科学，有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中西医都有科学，也都有机械唯物论。并且提出了办中医医院和中医进修等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进行了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比较，其思想显然较之延安时期又有了发展，重要的是对笼统地说“新医”比“旧医”高明进行了反省，初步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这样一个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1954年，毛泽东再次对中医学文化问题作出重要谈话，他肯定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

　　的仍占5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6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接着毛泽东批评说：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以致长时期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但将使我国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我国这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中西医的真正团结未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1.要抽调100―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这样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2.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订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3.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要作出具体的规定；对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4.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时机成熟时中医应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4)于此，毛泽东从卫生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西医学文化结合从而取消中西医界限而创造中国统一的医学文化的问题，以及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中心环节问题即“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问题。至此，毛泽东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思想又有了重要发展。1955年及其以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除强调上述思想外，还着重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疾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15)。继而，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当论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浊创的劳动，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及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整理和桥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及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16)。这就很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于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1958年及其以后，毛泽东在艰辛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问题，阐发了许多重要思想。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再次提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文化的问题。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

　　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7)对西医学文化学习中医学文化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六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从一种角度强调了西医学中医从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的思想。至此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中西医结合、“通过医疗实践把农村的保健事业同城市的保健事业结合起来”这一原则，其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得到了展开。

　　从以上论述可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道路并通过这条道路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思想，而且还清楚地具体地提出了走这条道路的正确方法、方针和政策。这表明他的中西医学文化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了全面展开。正是在毛泽东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西医学文化在团结合作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文化精华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而促使人民卫生事业得到相当的发展。

　　中国民族医学文化是一伟大的宝库。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学文化应当团结合作，共同学习、研究和整理中国民族医学文化，并且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高，促使中国医学文化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种统一的独特的新医学文化之理论，实践证明，虽然在实施这一思想的过程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是其思想本身是完全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它的正确实施，已经把中国的医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生产发展，对于工作，对于学习，对于改造中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应该充分肯定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要走中西医学文化合流的道路的思想，是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其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是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这个思想确立了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科学方向，奠定了我党制定卫生事业方针政策的基础，它的完全实现，会使中国产生一个崭新的集古今中外医学文化之大成的社会主义医学文化。这种新医学文化的产生，可以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满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医学文化的要求，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可喜成绩的基础上，应当继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促使中国的医学文化、人民卫生事业尽快出现一个更加十分丰富多彩和雄伟壮观的局面。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长冈乡调查》(1933年12月15日)。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月1日)。③④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54页，第67页，第65页。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⑥《对训练卫生干部的指示》(1931年)。⑧《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1944年12月15日)。⑨(11)(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第1078页，第1012页。⑩《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31日)。(1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221页。(14)参考《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防病指挥部编，1968年4月版，第83―88页。(15)《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1955年春)。(1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1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页。

　　冯虞章 李崇富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洪流，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撞击，使得人生价值观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了。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他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①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一、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若干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青年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思考和探求“人生观”中的诸如“理想”、“信仰”、“真理”和人的“价值”②等问题。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在指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理论在内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尽管在毛泽东和我国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很少直接使用人生“价值”的术语，但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不仅对人生哲理和人生道路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还提出和阐发了关于正确理解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和千百万共产党人对它的实践，堪称是一部伟大的人生教科书。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是中国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人生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的结晶，也是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这一崭新的人生价值理论，根据于我国近现代历史和革命实践发展的客观逻辑，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中国文化的特色于一炉，既具有求实创新、催人奋进、面向未来的科学和高尚的品格，又具有内容丰富、哲理深刻、感人肺腑的庄重和深广的历史内涵。这里，我们不能就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只仅就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基本原则，即就这一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构架作点探讨。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不仅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和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常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③毛泽东根据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科学信念和历史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这是他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必然结论。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是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核心原则。

　　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亦即人生目的和价值目标问题，这是任何一种人生价值观都不能回避的。只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是无产阶级的价值目标与剥削阶级价值目标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认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⑤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要求共产党人在实践上，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是无产阶级人生价值观本质的真实体现。毛泽东在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两点：第一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而不能半心半意和虚情假意，反对沽名钓誉；第二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指出：“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⑥

　　强调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并不否定党员和革命者的个人正当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就必须善于爱护党员、干部和战士的问题作过许多专门的论述。刘少奇具体指出：“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而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⑧毛泽东还要求“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⑨。由于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为人民服务也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具体统一。

　　（二）爱国主义――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

　　爱国主义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培育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挚感情及其理性升华。我们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巨大凝聚力的重要的源泉，也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将中华民族的这种优良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以及同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是我国历史上最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许多共产党人人生思想境界发展的轨迹。因此毛泽东把对祖国的态度、把爱国主义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对于为祖国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英勇奋斗以至为之献身的人们，他怀着崇高的敬意，颂扬其人生价值的永恒意义。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定的碑文中，毛泽东在缅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的同时，满怀深情地写道：“由此上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⑩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是要坚持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主、自强的精神。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点上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文化，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据此，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颂古非今；既反对迷信外国，又主张借鉴和吸收国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看到，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1)。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12)他还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13)在我们社会里，一个只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的大业而奋斗的人，他的人生才有明确的主题，才能找到人生的正确位置，他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精辟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指导与当前行动纲领实践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指导，“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时又指出：“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

　　(14)。在把这一重要思想运用于共产党人的人生实践时，他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15)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就在于把今日的努力与将来的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亦即在为人民服务中，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脚踏实地，为解决当前的任务而奋斗；又远见卓识，不失掉前进的方向。即顺应客观规律，逐步把社会引向未来的目标。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6)毋庸置疑，我们必须积极投身于“当前的运动”，十分重视今日的努力。否则，就没有了“运动的未来”，将来的大目标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脱离开“运动的未来”，丢掉了将来的大目标，“当前的运动”就失去了灵魂，今日的努力就会走偏方向。即使是正确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远大目标的指导，也会在实践中被扭曲和变形，从而无法实现整个运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换言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就是要在实践中，从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国情，找到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和具体道路，并不懈地为之奋斗。因此，这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人生价值观问题上的重要体现。唯其如此，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形成的那个时代，是要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相统一；而在今天，则是要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同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相统一。

　　(四)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的观点，阐明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要求人们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从而也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投身于人民群众改造和建设社会的实

　　践，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并依据真理性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办老实事)和自己的主观世界(做老实人)，在集体事业发展的艰苦奋斗中同时获得个人的发展。这就是人生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

　　特别应当指出，“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这一思想路线引伸为做人的道理，作为对革命者的品格和作风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常说的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什么是老实人？在毛泽东看来，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的人，是老实人。而那种违反实事求是的要求，置党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专营一己之私利的人，则是不老实的人。显然，具有实事求是品格的老实人，其价值是高尚的；而那种不老实的人，其价值是渺小的，可鄙的。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对于那些不老实的人，毛泽东蔑视地说：“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17)周恩来曾指出：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号召青年要学习毛泽东的“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18)。邓小平也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在谈到选拔干部的标准时，他还明确地提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19)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引伸为人生实践的道理，从而为实现人生价值指明了根本方向。

　　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毛泽东还阐明了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对此，他一方面指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知识分子要不断进步，有所作为，就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同实践相结合。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同工农群众和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才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深入体察中国的国情，明确肩头的责任；才能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增长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就一番事业。毛泽东告诫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20)。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将永远找不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道路。那种把人生价值的实现，说成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根据于抽象人性的所谓“自我完成”、“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观点，不但不能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反而会引导他们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五)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

　　关于人生价值的正确尺度或标准问题，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的高度来作出规定的。在毛泽东看来，人都是社会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能动地表现着自己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如何，就是看他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助益。他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第一等圣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

　　的助力。”(21)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人们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的。关于这一尺度的应用，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把历史进步的尺度，同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统一起来，并把这种基本尺度具体化为功利性尺度和道德性尺度。对于功利性尺度，他强调社会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22)；对于道德性尺度，他强调要提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虽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3)。毫无疑问，以社会生产力为最终根据和基础的社会性的功利尺度，是根本性的尺度；而道德性的尺度则是社会功利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反映。这两种尺度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中是一致的，是社会进步尺度的两个侧面的统一。

　　其实，社会进步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从生产力的发展到社会经济关系的进步与变革，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的、思想的和道德的上层建筑的演进，都是社会进步所涵盖的层次或环节。由于立足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之上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4)，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又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进步尺度，及其功利性尺度和道德性尺度，都具有阶级性。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5)这就是说，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功利性尺度及相应的道德性尺度。然而，在今日，只有无产阶级的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功利性尺度和提倡奉献精神的道德性尺度，才是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相统一的。因此，毛泽东把人们对于社会历史进步的实际贡献，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是普遍实用的科学规定。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和系统的人生哲学。其中不仅包含着上述关于人生价值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且还包含着关于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和荣辱观等等方面的许多熠熠生辉的人生哲理。正是以此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的革命战士，培养出了象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从而使中国党保持和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感召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我国人民才先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得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雄立于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思想财富。

　　二、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生价值导

　　向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人生实践的产物。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连续和统一的社会变革过程，并且指导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都是同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此，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新时期，要坚持用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包括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来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即要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精神文明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需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

　　经济生活是思想道德生活的基础。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也会给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现在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未如何使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同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既相区别又相衔接；又如，市场经济要求强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主体地位，提倡竞争，优胜劣汰，这同集体主义，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何统一，等等。对于这类正困扰着人们的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回答。

　　毫无疑问，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为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推动力。发展市场经济，洞开国门，对外开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就会使人们开阔眼界，摒弃因袭守旧，不图进取，安贫乐道，消极懈怠等积习，而大大激发人们的创新观念、务实观念、效益观念、质量观念、风险观念、竞争观念和平等观念等等。所有这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观念转变，对于长期纠缠着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封建等级意识和小生产者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无疑是动摇其根基的大扫荡，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体系所要求的，或者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观念转变，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在催生一种现代化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也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从其与公有制、宏观调控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一面看，它所引起的思想观念变革的正面效应，是基本的；而从其与市场自发调节相联系的另一面看，除有积极作用之外，还有负面效应。这是因为，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具有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市场信号的滞后性和市场行为中某些难以避免的投机性，可能会衍生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及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市场交换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个别的商品交换中价格对价值的偏离，都是正常现象。但由此不仅强化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主体地位，而且会导致片面追求个人和局部利益、“一切向钱看”，甚至会诱使一些人专靠市场投机来谋取致富欲的满足。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利益导向是一把双刃剑；除了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正面效应外，还有可能衍生出导致宏观经济活动无序及过分看重和追逐金钱的负面效应。对于这种负面效应的经济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来加以补充和克服。但是，市场活动对思想影响的负面效应仍然无法完全避免，而这有可能产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人生价值观的冲击，也可能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没落的人生价值观寻隙得以滋长和扩散。对于这种负面效应，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抑制。

　　目前在一部分人中，私欲横流，利己主义膨胀，拜金意识盛行，道德水准下降，有些人甚至利令智昏，违法乱纪，不择手段，谋取私利和金钱。出现这类消极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忽视现存经济生活和某些市场活动的影响。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并不是一切市场活动都是合理的。在目前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某些体制上的“真空”和不完善，乃至市场经济活动本身的负面效应，都可能为一些错误的人生价值观提供存在和传播的环境条件或土壤。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少数人，不是去思考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对人生价值导向的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反而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由头，去宣扬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标准。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一些人所宣扬或奉行的“一切向钱看”或曰“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主张金钱至上，金钱万能，唯利是图，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这些人片面地看待和曲解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认为“一切向钱看”是天经地义的，说“金钱是社会的奖章”。有些短期内暴富起来的“大亨”、“大款”和“大腕”，斗富比阔，一掷万金，追求所谓“萧洒的人生”，用占有和挥霍金钱，来显示其人生价值。这种把人的价值同其占有的金钱划等号的言行，虽然被一些人披上了“现代”的迷彩，但骨子里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所谓以“金钱确定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揭露和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原则。恩格斯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用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就是“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26)马克思曾多次引用莎士比亚在其名剧《雅典的泰门》中对拜金主义的辛辣讽刺，揭露拜金意识可以使黑白颠倒，美丑倒错，是非混淆，使神圣的东西失去光彩，邪恶的东西成为荣耀。这种迷信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观念反映。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对真正人生价值的扭曲和亵渎。因此，我们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反对拜金主义。

　　应该指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即货币的重要作用不应低估。现在，人们对金钱的谈论和追求已不象过去那样成为禁忌。金钱是社会财富的价值形态。金钱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看待金钱和获得金钱。人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货币收入是应予肯定的。一些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也理应得到社会的报偿，包括金钱的奖励。那么，今天是否可以把金钱的拥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了呢？回答仍然是“不能”。

　　在金钱的拥有和对社会的贡献之间，可能有几种情况：相一致的，不相一致的，完全相反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各行各业的特殊性和收益来源的多样性，实际上大量的情况是不相一致的。即金钱拥有少的不一定比拥有多的贡献小；反之，贡献大的也不一定比贡献小的拥有的金钱多。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无法完全避免。在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人仍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同时也不乏巧取豪夺、非法经营和从事其它非法活动而暴富者。他们人生价值的如此强烈反差，岂能用其拥有的金钱来衡量和解释？即便有些人拥有的金钱和所作的贡献大体是相一致的。那么他们的价值也只在于所作的贡献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而不在于所得的奖励和收益。奖励和收益，只是对于这种贡献的多种鼓励和报偿形式的一种。如果以此为借口，把金钱的拥有当作了人生价值的标准，那就因果易位，本末倒置了。这无疑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用金钱的标准取代了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就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人生价值的崇高目标就将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就将不再是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精髓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句话：“一切向钱看”。而如果“一切向钱看”，把金钱作为良心的天平，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就没有了理想和精神支柱，也就没有了灵魂。这种拜金主义扩散蔓延，会腐蚀人们的灵魂，毒化社会风气，会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逐金钱。“君子言义不言利”是虚伪的。但也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做金钱的奴隶。在我们社会里，金钱并不是一切，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如果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让利己主义的冰水汇成一股逆流，汹涌地冲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种情况扩散开来，就必将普遍性地引发各种腐败、混乱和丑恶现象，那就将严重危害以至葬送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27)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是绝然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提供思想保证。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市场经济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基础，其根本目的，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因此，毛泽东的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相反，借口要发展商品货币交换关系，而否定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的人生价值观的种种说法，则是浅薄和错误的。

　　我们应该看到，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全部。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原则所立足的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我们应该用根植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来支持和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而克服和缩小它的负面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有效地发挥工人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教育功能，去反对和抵制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侵蚀。对于工人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的地方，要加以对接，提供精神的动力，既使自身从中获得新鲜的内容，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相对立和矛盾的地方，要加以鉴别和抵制，使消极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于那种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口实，为“一切向钱看”和极端个人主义张目的人生价值观，则应坚决地加以抵制和批评，以不断清除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思想根源，使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占主导地位，从而保证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前进。

　　其次，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原则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功能介入和规范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现在社会生活中对人生价值观的诸多撞击，可以归结到如何正确把握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区别和联系。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这种区别和联系，就会把党性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与市场交换原则或者绝对地对立起来，或者简单地把等价交换原则引伸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

　　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与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它们在现阶段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是直接的依据不同。我们所说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以历史合乎规律发展的根本趋势为依据的。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依据，就是当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总体上的根本趋势，即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它是无产阶级对这种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国内公有制发展的长远趋势)，以及对自身的历史使命自觉认识的结果。而今天我们必须遵循的市场交换原则，虽然同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依据也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中。但是，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的要求，它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世界历史的总体上和国内深层的经济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趋势相比，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又属于不同的层次，不能互相代替。二是功能不同。市场交换原则是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的功能，是通过规范、调节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追求市场主体的自身利益，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遵循这种原则，就会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我国经济繁荣和发展。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则是从思想和道德的层面上，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自觉的规范和调节作用。它要解决的，是要求自觉地以先进的社会理想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来从事各项实际工作。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是在经济活动中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三是它们适用的范围和起作用的方式不同。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来说，它只适用于经济领域，或者在涉及经济活动的问题上起作用。如果越出了这种范围，就会进入误区，例如，它不能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搞权钱交易，也不能简单地移植于伦理道德领域，把人格和良心与金钱相交换。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虽然它源于经济生活，但又高于经济生活。它由于其特有的依据和自觉的规范功能，是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都能够从一定的角度起导向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按照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来激励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规范，更要有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和献身的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靠市场的利益导向不会自发地产生大批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只有正确的、革命的人生价值观，才能帮助人们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指引人生通向崇高的目标；也只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超越自己

　　时代的特点，因而能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继续发挥正确的人生价值的导向作用。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是要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的实践统一起来，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因而，属于这种先进的人生价值观的这类基本原则，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来说，具有最广大、最长久的适用性和导向功能。

　　共产党人最高的人生价值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区分为若干阶段的历史过程。而每一阶段的实践任务，都只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特定的国情来决定。所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要为实现各个阶段上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同时，又要把实现一定阶段的任务作为通向未来目标的阶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要求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坚持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下，把今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把当前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其在未来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的转变很好地联接起来；在每个阶段上，都要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阶段上都是适用的，它的真理力量是永存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就必须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人生价值观的教育。这种教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分层次进行，要讲究方法。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境界的要求，直接地只适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必须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外，还必须努力实践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名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群众中发挥骨干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对于一般群众则不宜提过高要求，只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诚实劳动，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做一个好公民。但不以此为满足，还应该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宣传和提倡先进的思想、人物和事迹，逐步引导他们(至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健康的人格，高尚的情趣和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因为党员干部也是来自群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所以，不能静止、孤立地作社会的群体和层次的划分，而应该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在向群众进行人生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时，必须是生动活泼和讲求实效的。要探索宣传教育的方法和艺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正面引导为主，寓教于乐，寓教于文。要使这种教育渗透到其他业务工作中，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力求渗透到各项经济活动之中。总之，既要形式多样，务求实效，又要反对形式主义。

　　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既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又能够产生和丰富伟大的理论。在今天，我国正在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在这场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中，坚持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来教育我们的人民，来正确地回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人生价值导向问题，就能够使这种人生价值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功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注释

　　①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93年1月15日)，载199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②参阅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其中毛泽东写道：“必如是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有无价值抑其次也。”又写道：“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等等。③(17)(22)(2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7页，第822页，第1079页，第864页。④(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第284页。⑤《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第891页。⑥毛泽东：《庆祝吴玉章同志60寿辰大会上的祝词》，载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⑦《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5页。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第275页，第244页，第11页。(11)(14)(20)(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第706页，第559页，第660页。(12)(1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4页，第131页。(13)(1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第42、72页。(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2―343页。(21)转引自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24)《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

　　王凤贤

　　翻开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伦理道德思想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伦理型的哲学，而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是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中国思想史的这个基本特点，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导者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所继承，他们十分注重对旧道德的批判，并把它与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伦理问题，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李大钊也重视道德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认为封建旧道德是“专制政治的护符。”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不仅对中国古代各家伦理思想都有接触，而且对西方伦理思想也非常关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认真听取老师杨昌济讲授的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的修身课，还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他十分强调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深感“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渴望“当今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①但青年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伦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他在肯定新学之“可珍”的同时，仍然不忘“尚有其要”的国学，而“为人之学”的道德思想又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准则。

　　一、道德与道德哲学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中外思想史上，道德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异常密切。在西方，哲学与伦理学原来是不太分明的。在中国，虽有所谓“天道”、“人道”之分，但古代思想家多主张“天人合一”。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关道德的基本理论问题，就称之谓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与伦理学这两门学问，对道德与道德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何谓伦理学？青年毛泽东下过定义。他说：“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的科学。”②又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思想道德必真必实。”③对伦理学的内涵和道德的特点作出了概括。

　　那么，道德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于这个中外伦理学说史上历来众说纷坛的问题，青年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他说：“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又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历史看，道德“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④这说明，在道德思想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的经验论倾向，始终是很明显的。

　　对于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看来，道德哲学是同整个宇宙观密切相关的。他曾经强调要探究“本源”之学，指出：“夫本

　　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吾心之中。”“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⑤道德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人的理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由于青年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具于吾心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关于“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的论断，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新理想”，“生活理想。”同时，毛泽东指出：“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人们有了道德哲学作指导，就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提高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多把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对于人性的看法又各不相同。看来，青年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性论没有作系统的研究，但他还是承认过人有“得于天之本性”，肯定“崇尚个性”是泡尔生的“好主张”。他还说过：“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曾对“人性”问题发表过原则性的评述。他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⑥这就是说，当毛泽东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明确地认为，包括道德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⑦因此，“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⑧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⑨

　　道德哲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可以揭示道德的进化趋势。道德是“千古不变”还是不断进化的，这历来是哲学与伦理学上两种对立的观念。青年毛泽东完全赞同泡尔生关于道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进化的观点，即一定的道德适应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进而，毛泽东对道德的普遍性和时代性作了论述。他强调“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但“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这是因为，道德虽具有时代性，但也具有普遍性。

　　既然道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进化的，所以道德是不断更新的。泡尔生在转引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欲尽革青年时代之见解”的话后指出：“当今之时，无论其为思想、为道德、为生活之法式，一切舍旧而谋新。”对此，毛泽东强调说：“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进化观与发展观是一贯的，他曾经批评过：“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指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⑩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保守观念。

　　二、功利主义与奋斗精神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涌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凌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青年毛泽东时期，这种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奋斗色彩的话，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把个人的命运完全溶化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他的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了。

　　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想。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1911年春，毛泽东曾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2)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抱负的爱国壮志。

　　大概是在1912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一开头就提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竭力推崇商鞅“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等“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13)

　　青年毛泽东怀有一种“就良图，立远志”(14)，“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15)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16)大概是在1917年，毛泽东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直到1937年，毛泽东曾热诚赞扬何香凝：“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17)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直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建功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道德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同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提倡事功和功利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读过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在亚当・斯密的《原富》的中译本中，严复在“按语”中热烈赞扬以“义利合一”的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提出是“计学家最伟之功。”看来，青年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国文课中，毛泽东记录说：“君子谋道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又说：“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18)同时，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还高度赞扬了商初大臣伊尹的事功，说“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决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19)1915年7月，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过：“齑其躬而有益于国和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20)这就是说，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功，青年毛泽东从来是持赞赏态度的。

　　然而，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了。他明确地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1)

　　这里，让我们结合谈谈毛泽东对孔子提出的“仁”这一道德范畴的态度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仁”是孔子观念论的一个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22)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仁”这个道德范畴，只是主张给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并摆正其“恰当的位置”。其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对“仁德”和“仁政”作阶级的分析。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23)后来，毛泽东又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24)这样的“仁德”与“仁政”，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批判和改造了儒家“仁”学的本质，是一种既具有革命的内容又保持民族的形式的政治理论观念，也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具体体现。

　　三、道德理想与奉献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学家，多半都注重道德理想问题，儒家的“大同世界”，墨家的“兼爱相利”，道家的“尊道”、“归朴”，都是讲的政治道德理想。同时，各家的道德理想又往往通过他们所崇拜的“道德化身”来体现。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也不例外，在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崇拜过儒家所谓的君子风度和圣人境界。

　　青年毛泽东通过听取老师杨昌济的讲课和自己的理解发挥，曾经完全接受了孟子关于“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的思想。杨昌济在讲授“大人”与“小人”、“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试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譬仁人”，“仁人何故以身为腕？”

　　对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回答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断腕”之说，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相传“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虽独创“兼爱相利”之说，但墨学与儒学在“大体”与“小体”、“大利”与“小利”、“大我”与“小我”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还有相通之处。

　　青年毛泽东根据杨昌济讲课的内容，进一步把“君子”分成“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两类。按照《讲堂录》的记载，所谓“传教之人”，就是“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至于“办事之人”，就“如诸葛武侯、范希文”等是也。实际上，“传教之人”就是所谓“圣贤者”；“办事之人”就是所谓“豪杰”者也。

　　青年毛泽东对“圣贤”和“豪杰”都很崇敬，但相比而言，他当然更崇拜“圣贤”。因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25)毛泽东曾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认为孔子是“古代圣人”，“最大的思想家。”同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圣贤与豪杰的“至伟至大之力”和“至刚至强”的品格，并认为这符合“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的精神。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人民斗争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原先依靠希圣希贤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他逐步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紧接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这使他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6)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建设，强调革命者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中，毛泽东一贯主张要正确处理好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当前的行动纲领、对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要求和对一般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关系。

　　关于国民公德的内容，毛泽东在亲自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种以“五爱”为内容的公德，后来就吸收在我国的宪法之中了。

　　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对广大人民来说，毛泽东“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8)并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29)“损人利己，在本人道德上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是更加不对的。”(30)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道德情操。在他看来，“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3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爱国，当然是要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不过，爱国主义的含义可以更为广泛，那就是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们，都是爱国主义者。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强调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强调在民众教育中应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为中心”，“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32)

　　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毛泽东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宽待俘虏的政策，就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体现。

　　在上述毛泽东所阐发的道德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些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成分，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道德还有更高的要求，这主要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要忠诚地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3)

　　共产党人的这个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准则。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以这种思想理论为基础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4)他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5)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情操，就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集中的体现。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也是毛泽东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生死问题，青年毛泽东就有不少论述，他强调的是“精神不死”，但那是以庄周、张载的生力气之“聚”、死为气之“散”的“聚散论”和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精神、物质皆不灭的“二元论”为理论基础的。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把革命者的生死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光辉事业联系了起来。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36)毛泽东为纪念革命烈士所书写的一些题词，诸如表彰刘胡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之类，都深刻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生死观。

　　当然，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1937年11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先锋分子的条件，实际上是对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道德上的全面要求，这样的人，就是有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人。

　　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先进分子，历史提倡要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奋斗目标。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要求自己的党员心目中要悬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理所当然地要把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可是，有人却曾经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精神作为错误的东西来批判；还有人认为，现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是“一切向钱看”，只讲实惠，不要讲贡献了，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起来。这种情况说明，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有关国民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论述，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四、道德评判与道德修养

　　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各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同时，道德标准中的动机与效果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青年毛泽东非常强调道德评判的重要性。他说：道德“评判之功用大矣。”因为这是一个道德“舆论”问题。毛泽东明确主张对道德评判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说：“吾人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他竭力反对道德行为方面的“盲从性”和“虚伪性”，指出“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只有掌握了真理，有了明确的道德理想和目的，“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37)足见毛泽东对道德自觉的重视程度。

　　关于“善”、“恶”的价值评判问题，青年毛泽东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善”与“恶”的区分，本身就只有相对的意义，“善”固然有其价值，但“恶”也不能说无价值。他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意思是说，是“善”是“恶”都是有条件的，是随“时候”的变迁而改变的，是与“他物”相对而言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主张以当时之“事实”来评判是“善”是“恶”。他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至于历史流传其“善名”或“恶名”，“皆不应顾。”这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道德标准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在伦理学上作出了创造性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说：“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他把道德判断分为“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两个方面，认为应当把“客观”效果方面的判断与“主观”动机方面的判断结合起来。

　　当毛泽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以后，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精辟的论述。他说：“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人民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们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38)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虽然是对文艺界讲的，但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既是检验作家创作的动机与效果的标准，也是检验人们道德动机是否善良，道德效果是否良好的标准。

　　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方面注重“践履”的优点。他说：“伦理学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空言无益。”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吸取传统道德学说重视“修养工夫”和“自省工夫”的优点，肯定这种“自省”、“自察”的工夫，就是中国传统的“克己与修养之方法。”

　　强调世界观的改造，是毛泽东的思想教育与道德修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一方面重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39)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40)同时，毛泽东把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革命者加强思想改造的道德修养的最有效的方法。

　　综观毛泽东的伦理思想，虽然也注意吸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中的某些内容，但更重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改造和吸取，这是同他对中西两大文明潮流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41)他还明确指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凡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2)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不管是青年时代，还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都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③⑤(25)(37)(42)《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下引简称《文稿》。②《非自杀》1919年11月23日，见《文稿》。(31)(35)(3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第659―660页，第533页。④均引《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文稿》，下引“批注”不再加注。⑥(21)(27)(33)(34)(36)(3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0页，第864页，第1031页，第1094、1096页，第1004页，第1004―1005页，第868页。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第518页。⑩《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见《文稿》。(11)(1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第26页。(13)《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文稿》。(14)《致黎锦熙信》1915年11月9日，见《文稿》。(15)《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国诸会友的信》，见《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第3集。(16)(18)(19)《讲堂录》，见《文稿》。(17)(22)《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6页，第147―148页。(20)《致友人信》，见《文稿》。(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2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26)《民众的大联合》(一)(二)，见《文稿》。(28)《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29)(4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0)《论新阶段》。(32)《论十大关系》。(41)《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见《文稿》。

　　唐秉仁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既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又是一个包含矛盾的观念系统。从内容上看，可以分解为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指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具体实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原则，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非主体部分，指其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范畴。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的对立统一，构成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内容上的内在矛盾。下面，我们拟由动态而静态，从纵向到横向，对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作一些具体分析。

　　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个人的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应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为终点。但毛泽东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知识分子观的主体部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构成要素在其身后为全党所继承和发展，非主体部分也为党所纠正。这两个方面都同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密切相关。为了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继承、纠正和发展，有必要把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延伸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时，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主要领袖，他的知识分子观总是这样那样地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相联系的，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能正确评价其是非得失。据此，我们对发展轨迹作如下描述。

　　第一阶段(1921―1927)，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开始萌芽，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期统一。这一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正确，尽管幼年的党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尚处于探索之中，但到1925年党的四大己开始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起看作三大革命力量之一。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小知识阶层归入小资产阶级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范畴，看作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接近的朋友”，这种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在革命中的地位的分析，同党的四大是一致的，这是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萌芽的标志。

　　第二阶段(1927―1935.1)，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开始形成，同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政治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处于分离和对立。《井岗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是这一阶段的标志。同其开辟的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适应，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商人一起作为“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列入社会调查对象，把在学学生失业之忧和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作为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的表现，据以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深化了第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可惜当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全党所认识和接收，反而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压制和打击。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同党处在幼年时期，尚未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情况相联系的。

　　第三阶段(1935.1―1956)，是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正式形成、继续发展、日趋成熟并转化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阶段。《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薪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等科学著作和党的文献，集中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情况和特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思想特点、政治态度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指明了知识分子健康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理论，并据此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专门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遂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党的总路线相适应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建国以后，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政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内，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阶段(1957―1978)，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在曲折中变化发展。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

　　(1)1957―1965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变化呈现出一段向下的曲线。其间虽然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未能坚持和落到实处，总的趋势是向“左”的方向发展。与此相联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63―1965年对理论界、文艺界一批知名人士的批判，使知识分子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2)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上“左”的错误和党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错误都达到极端。

　　(3)1976年10月―1978年12月，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左”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又延续了两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批示以及“文革”期间中央的文件、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反映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20年的知识分子观在曲折向下发展的轨迹。

　　第五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得到纠正，其科学知识分子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坚持和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党在新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

　　综观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周期：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是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初期统一到互相分离再到科学统一，构成第一个周期，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由萌芽、形成而达到成熟。第三阶段是第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第二个周期的起点。从第三阶段到第五阶段，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科学统一到错误统一再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恢复、继承、发展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科学统一，这是第二个周期，反映我党经过曲折，在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更加成熟。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一，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思想基础的。什么时候党较好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就比较切合实际；反之，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第二，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受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约的。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正确，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必定也会大体正确；反之，党的总路线、总政策错了，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也会发生错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党内仍会有人提出正确主张。这就出现了这些同志的正确知识分子观同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和错误知识分子政策互相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在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有害后果明显暴露并为多数党员所认识之后，正确的主张才会克服错误的政策。

　　第三，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一般来说，哪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得好，党的建设就发展，党的事业就兴旺；哪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出现失误，知识分子受到轻视甚至排斥、打击，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受损失，甚至失败。知识分子问题当然不是影响和决定党的事业的唯一因素，但的确是诸多因素中不可忽视、不可缺少，从趋势看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的有：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分别依附于不同阶段的特殊阶层。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同其所属阶级的关系比作“毛”与“皮”的关系，意在强调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就成了这一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时依附于别的阶级。因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由其所从属、所服务的阶级决定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服务，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至于知识分子个人的阶级成分，则应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脑力劳动者看作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①。毛泽东于1993年10月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1950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也规定：“凡受雇于国家、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和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规定，以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可见，即使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依其个人阶级成分也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可是，毛泽东在阶级属性上把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明确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就出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个人阶级成分不一致的情况。这是由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性质、社会影响的不同造成的。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小生产者也变成集体劳动者。原来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顺应历史潮流，转而为工人阶级服务。原来在个人阶级成分上属于工人阶级而在阶级属性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也由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进步，在阶级属性上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何况在现有知识分子队伍中，90％以上是解放后党和国家自己培养的，70％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这样，就在知识分子的总体上，实现了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的一致。

　　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根本性变化，1956年1月，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其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首次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报告以及会议讨论的意见，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在分析建国后知识分子队伍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和政治思想上的巨大进步的基础上，作出了以下的结论：“从这些情况出发，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

　　(二)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39年12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一个著名论断中，这就是：“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一，丢弃没落阶段而流向新兴阶级，是知识分子历史运动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是趋向于社会进步的，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没落阶级的腐朽统治使多数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从自身的境遇和大众的疾苦敏感到现存制度的腐败，促使他们脱离没落阶级而投向新兴阶级。无论古今中外，每次社会革命都有出身于旧营垒的知识分子为新兴阶级服务。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吸引大量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②无产阶级政党需要自己的领袖，领袖只能是最先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把马克思尊为“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③中国革命需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革命有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两条路线，知识分子就是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他引证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名言，说明革命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的重要性。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环境使知识分子问题更加重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成员大多文化水平低。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理论武器。但是“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⑤。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学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帮助。为了提高党和革命队伍的素质，毛泽东提出了工农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目标。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数很少。毛泽东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这种供需矛盾，使得知识分子在我国“特别宝贵”，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受小生产者狭隘眼光的束缚，使许多干部往往看不到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敌人却在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这就使知识分子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毛泽东1939年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分析了军队、学校和地方党部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种种表现。这一分析表明，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恐惧甚至排斥心理是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的主要思想障碍，而小生产意识的影响则是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思想根源。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环境给予我们的消极影响的一个表现。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⑥。这是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路线一致的。为了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⑦。又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⑧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看作是巩固革命事业、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在此以前，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已经把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同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看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此后，他又多次重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三支基本力量。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首先，知识分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制造的。”⑨知识分子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实现国家富强，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毛泽东向来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向自然争取自由的武器，把社会科学看作是向社会争取自由的武器。早在1941年1月，他在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就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6年1月给蔡博等留苏青年的信中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10)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我们是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11)

　　第二，知识分子是社会改革的先锋和参谋。历代的改革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的社会。毛泽东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他要求我们党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2)。他是在分析当时的知识分子状况时说这番话的，这里所说的“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指的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知识分子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比较早地觉察到现行社会体制的弊端而发出改革的呼声，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并能为复杂的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提出各种改革的政策设计和行动方案，供党和国家决策者参考选择，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参谋的作用。

　　第三，知识分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毛泽东生前没有明确提出或正式使用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就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3)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无论哪一项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四）关于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方向和道路

　　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呢？毛泽东为知识分子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4)

　　为什么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的分析。第一，工农是革命的根本力量。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而其根本的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同占全国人口的90％的工农大众这个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革靠知识分子，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社会主义建设与民主革命有所不同。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同工人阶级一起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同工人农民一起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中的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相比仍存在差别，且在相当长时期内脑力劳动者只占少数。只有两部分劳动者相互结合，相互学习，共同努力，携手前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弱点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克服。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15)他本人就是通过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一切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诚然，今天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不只是为了克服知识分子的弱点。结合是相互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应当互相学习，在结合中克服各自的弱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知识分子而言，当然有一个学习工农的长处，克服自身弱点的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往往有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要克服知识分子中的这些弱点，只有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长远看，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始终有一个相互结合的问题，这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他又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可以了解工人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使教育有的放矢，易于为工农所接受，收到更好的效果；又可以向工农学习丰富的实践经验，弥补自己知识之不足，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知识分子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的必要条件。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又红又专，适合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

　　(16)翌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还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就是又红又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以及对红与专的关系的论述，为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就必须继续沿着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及其教训在毛泽东革命一生的大多数的时间里，他的知识分子观是正确的，但晚年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其理论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放弃了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判断，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上，离开了他自己关于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正确论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养活”的、工人农民“给知识分子饭吃”的观点。

　　――在知识分子基本政策上，把“团结、教育、改造”这个仅适合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政策，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上，改变了以前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又红又专”的正确解释，片面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工农改造知识分子，片面强调红而忽视专。

　　――在对建国后17年教育和文艺工作的估计上，推翻了他本人和党中央过去的正确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在实践上的失误，则表现为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往往是学术讨论演变成思想批判，思想批判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更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

　　首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政治路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为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和路线前提。政治路线决定具体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晚年知识分子观上的失误，是总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失误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基本国情，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才会有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

　　其次，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把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同阶级的存在根据等同起来，是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阶级本质上是经济范畴，阶级的存在根据和划分标准只能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因而封建生产关系被消灭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改造，就意味着地主、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消灭。阶级产生以后便有其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并不随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消灭，这就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把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等同于阶级存在的根据和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便断定资产阶级依然存在，断定知识分子的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这种主观主义思维逻辑，导致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因此，坚持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保证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性的思想基础。

　　再次，理论的真理性是理论的坚定性的前提，理论的坚定性是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在1957年以前总体上是正确的，他晚年所有失误之处，在此之前都曾有过科学的论断。因而他晚年的错误不是一贯的错误，而基本上是离开了他革命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坚持的正确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是未能把自己的正确思想贯彻到底所造成的错误。当然，1957年以前也有某些不甚完善甚至失误的成分，如建国后头几年开展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批判就有某些不当甚至失误，这也是发展成后来“左”的错误的潜在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了他的科学知识分子观的正确性，任何人(哪怕是他自己)一旦违反这些科学思想，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同时证明了，一种理论，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有生命力，才可能坚持。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终于得到恢复。理论的真理性是理论的坚定性的前提。但正确的理论并不自然而然地就能坚持下来，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人们甚至理论创立者本人所放弃。这时真理就会向谬误转化。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坚定性又是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坚持真理，要有巨大的勇气，要有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同时要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接受新事物，总结新经验，使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和知识分子状况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的结果，也是否定和纠正毛泽东晚年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总结其经验教训的产物。这一政策是在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制定的。邓小平是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大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的，从而使之具有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特征。第一，他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必要性。第二，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全面规定性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知识、人才的竞争是当代国际竞争的关键的战略高度，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第三，他对“又红又专”、“与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关于知识分子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解释和界定，破除了长期以来笼罩其上的神秘观念，又从彻底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作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从而为恢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他不仅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政策，而且将其具体化为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又制定了一整套与之衔接、为之服务的具体政策，并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相配合，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适应，从而保证了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到实处。

　　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以及以之为指导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以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为理论基础的，又是对它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在于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还在于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更科学、更系统、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研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内在矛盾，分清其主次，了解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变化轨迹及其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正是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是对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4页。②④(14)(15)(1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页，第641页，第559页，第641―642页，第489页。③⑥⑦⑧⑨(12)(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第375页，第463页，第472页，第227页，第411页，第6页。⑤《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265页。(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