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走向了山岭，这是唯一的去处。路上他不时地停下来，鼓励千余名情绪低落的追随者．

　　到达文家市时，毛已有了一个新的计策。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他已找到了挽救革命的方法，但是他手下的人胆敢跟着他干吗?

　　一些人确是跟定他。另一些人中途退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前景实在是不妙。想家是一种通病，很多人都渴望回家种田。有人以为为国民党而战可能会更有好处。

　　在三湾村，毛的部队都集结在一座破庙里，以躲避连绵的秋雨和那沾满草鞋的红泥。毛连续地讲了好几个小时。他阐述了自己关于军队的一些想法，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支农民武装不象一支军事队伍，反倒更象一个政治团体。他强调在部队中实行民主，而有些军官认为，这样做会丢掉一些理应存在的差别。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提出异议。而在困境中仍有胆识则是毛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几个月前还有五万名党员，现在只剩下七千名。左翼的国民党人士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被迫流亡国外。湖南和广东的大部分农民运动领导人要么牺牲，要么被捕。

　　毛的这支在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也几乎损失

　　90％。他现在又在劝说剩下的10％拥护他的新奇计划，而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汗水和眼泪。他们肯定都已猜测到了毛在党内的不利处境。那么还值得为这位独辟蹊径的领导人去效力吗?

　　毛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尽管他被党的机关除名的消息在三个月后才传到，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光是来自上海的非难――党中央硬是要搬回上海，就象一群蚂蚁被蜂蜜所诱惑而无视险要的环境――就足以使毛烦恼不已，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就连他自己创建的湖南党组织也在诋毁他。

　　回想整个夏天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心肯定会因懊悔而隐隐作痛。他已和开慧及其他亲近的人分离，显得既消瘦又疲惫不堪，眼神也变得暗淡无光，头发象扫帚一样蓬乱，破烂的衣衫里藏满了虱子。

　　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个星期里起了作用。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个阴暗的冬季，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人烟稀少的山里很难遇到地主，因此食物短缺，战士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毛的下属军官只有极少数是党员，而且有些人想要离开队伍。有几个军官对毛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十分恼火，在离开三湾继续撤退时，他们明显地想要暗杀毛。①

　　然而，毛毫不动摇。他带着湖南人特有的固执去实行自己的方针。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敢向前。一个全新的战略在他攻打城市失败后就已形成。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践。

　　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毛抱有成见。最好是独立奋斗。

　　毛从未想过去欧洲避难，而在1927年有好多著名的左派分子都流亡国外。毛评论这一趋向的措词表明了他是何等依恋乡土：

　　“许多党的领导人都被党指派到苏联、上海或是安全的地方去了。”②

　　毛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交给了大自然。似乎他的求生之术与他选择的崇山峻岭有着密切的联系。毛剩下的那几个扎根于泥土的共产党员，或许会象自然界万物轮回一样得到更新和壮大。

　　毛在云遮雾罩的井冈山扎了营。这是一个雄伟而荒凉的世界，毛用他那集农民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敏锐目光选中了这块根据地。这个主意很简单，他的余部确实弱小不堪。但敌人肯定也有弱点，怎样才能寻出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

　　军阀们各自为政，不能组成统～的力量。当他们相互争夺地盘时，为适台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军事利益，这种争夺就更加激烈，便不可能同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的区域性农业经济。

　　敌人外强中干。他们虽然占据着城镇，而粮食却来自乡村。如果说中国仍然要靠农村吃饭的话，共产党就应该在稻田里扎下。根。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钢。起义者每时每刻都要有防卫的武器。

　　毛结识了两个名声远扬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百个人和一百二十支枪⑦。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毛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无业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其他的兵源几乎没有。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是人”，他提到游民时曾说，“有五官四肢。”⑧他们属于同一阶级，游民也是受压迫的人。毛认为可以改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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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有误。“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均受过革命影响，各自的队伍都自称

　　“农民赤卫军”。袁还是中共党员，毛曾亲自作袁的工作，送他100多支枪，以后便将袁、王二人所率队伍改造成工农革命军。――校注

　　** 1928年，他在给上海的中共中央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⑨

　　毛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来犯时要打仗，要制订社会政策，如何掌握与地主豪绅斗争的尺度?能不能既向农民征税，又避免不利的影响呢?

　　毛确实没收了一些地主的财产，初到井冈山时，用这种方法来获取部队的给养比向普通老百姓征税要好得多。他在群众大会上也枪毙了一些地主，但他却尽最大努力不去触动那些中间分子。他的政策是打倒土豪劣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他还组织了民兵和赤卫队以补充正规部队。他抓教育，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办起了干部班、战士班，还有一些教憨厚的农民认字和写字的班。

　　没有课本，缺乏纸张，教师们只好用树枝在地上教学生写字。

　　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毛在逐步走向成熟，他不象一年以前在武汉时那样愁眉不展了。他的面容显得更加坦然、充满活力，开始给人一种权威感。

　　如果说毛的父亲曾是韶山的一个“白”乡绅，那么，毛在34岁时就成了井冈山的“红”乡绅。

　　中共中央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任何改进。莫斯科对瞿秋自很不满意，李立三取代了他在中央的位置。

　　李立三形而上学地提出了“革命高潮”的观点。他所期待的前景几乎是一个超历史的高潮，就象基督徒期待耶稣复活一样。以怀疑的眼光去看现实使得一切都不同。尽管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了，他确很偏爱这种盲目的出击。

　　李开始牵制毛。1928年3月，李从湖南共产党组织中派遣一名特派员到井冈山，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毛的处境很严峻。

　　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消息并没有使毛感到吃惊，这一四个月前作出的决定已失去了打击力。但是，这位特派员批评了毛的社会政策。中央认为，对阶级敌人应进行更多的“烧杀”，“工人阶级化”应当成为党和军队的口号。(可是工人在哪里呢?)

　　毛在井冈山时有点儿右倾，当时必须这样做。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并改造他们是他当时的策略(他曾十分宽容地称那两位土匪头子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

　　毛被命令到湖南去与军阀的军队打硬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井冈山已归长沙的党组织领导。这次出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井冈山被敌人占领了，尽管一个月后又夺了回来，但他的部队却损失了一半。

　　中共中央又向井冈山派了一名代表，结果与上～次截然不同。这位代表是来井冈山纠正毛的政策的，但他的举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非但没有斥责毛，反而成了毛的伙伴，这一结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朱德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线使他在华南连续吃了几次败仗，战士所剩无几。这次，他受中央的委派去批评毛泽东。上海认为，毛象《水浒》中的梁山好汉，军事意识太强，他不是发动群众共同掀起革命高潮，而是为群众杀富济贫。

　　朱德手下的一些军官觉得，毛看上去不象军人。他们记忆中的毛是一位身穿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身材高大、热情健谈的人。他的头发长而杂乱，没有刮脸，胡子遮住了下颏上的癔。他们还发现，毛的手掌很有热度，并有淡红色的光泽。⑩

　　毛不摆架子。朱德到达前，毛正兴致勃勃地与朱的几个下属军官坐着畅谈，手中端着一大杯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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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德的政委是陈毅，后来成了毛的外交部长。朱德手下另一个出色的年轻军官是林彪，后来他与毛的关系甚密。但四十年后，他又想密谋杀害毛。

　　毛和朱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相会拥抱。他们两军相合，组成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红军真正地诞生了。⑩这时作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两位领导人，需要就很多问题进行商谈(一年前，他们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见过面，但当时很难有机会交流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就要共同指挥一场战斗，因为一个军阀正在攻打井冈山。他们一起击败了敌人。

　　毛和朱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但不尽相同。他们都来自农村，因此都能不摆架子地和农民谈得来。但是，在风度和理论水平上毛更象一位知识分子。毛具有朱德的朴实，但他远不如朱那样率直。朱德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但思想单纯的战士，毛则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脱离了军人外表的战士。

　　朱德很快就把毛看成是一位思想家，他代表上海准备对毛所作的指责从他的唇边消失了。另一方面，毛十分欣赏也非常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总是乐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而把具体的战术行动交给别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

　　在共产党前途难卜的关头，他们相互取长补短。自从他们会师后，反李立三路线的火种开始在井冈山燃起。“朱毛”联盟产生了。二十多年后，很多中国人还认为“朱毛”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毛现在有了一个合作者。他在长沙时曾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他自己也曾追随过德高望重的人物：在长沙第一师范时的杨教授，五四时期的陈教授。在上海为国民党工作时他又追随过胡汉民。但是毛能否很好地与地位相同的人相处呢?朱德是他的第一个考验者。

　　毛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确实应成为一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一个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

　　这不是欧洲或上海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后来成了为中国听接受的毛主义并延及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抓住枪杆子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行动。

　　二十年代早期，他在广东和上海忙于组织工作，几乎没有注意到军事问题，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从未用枪杀过人。

　　从1925年起，毛开始转向农村工作，但他并没有马上对军事感兴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未分析军事力量。

　　自1927年中期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拿起了枪，他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同事们也都握枪在手(在陈独秀教授回到上海的书房后)。但当时的目标是占据城市，忙乱地把一些人拼凑在一起，根本不能称其为正规的军队。

　　井冈山不仅仅是避难处所，毛在这里建立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

　　城市道路在两种意义上讲都已行不通。毛开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直到二十年后他才回到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暴力抗斗，毛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坦率地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上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③

　　五四运动在井冈山收获了它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果实，这是何等的矛盾!

　　1919年的那场运动是学生们在城里发起的，他们反对儒家的思想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这些又和枪杆子及稻田有何联系呢?

　　这是英雄的争斗。如果说，自1923年至1926年，毛在臃肿繁杂的官僚机构中任职时辜负了杨教授对他所作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评价的话，那么，1928年，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使他真正成了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毛知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④

　　从思想意识范围内说，五四时期的学生是钢铁般的英雄。游行示威时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刷子。他们只是言词激烈而已。毛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都不能称为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人。

　　毛似乎不象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或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自可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协调。

　　毛用枪杆子表达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直到逝世，他还坚信，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这一道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二者都绝对不可少。

　　在井冈山，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比喻，那就是，他把军队比做“鱼”，而老百姓是“水”。在中国，侠士总被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没有完全用暴力之争取代道德之争，即不是西方战争理论中所公认的那种边打边谈，而是在战争的进行之中展开道德斗争，他们常和敌人展开论战!毛也是如此，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与敌人进行激烈的论战。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毛，而且它们分另Ⅱ

　　被他所敬仰的两个教授信奉。一条道路叫做“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所抓住的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日俱增，革命将是其必然的结果。

　　第二条道路则强调“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不管二者比例多么匀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在早期是信奉“过程”理论的，工会、城市、十月革命。他象位记事员站在历史的大门口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上耗费了很多时间。这是陈教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但是到了井冈山就是另～回事了。1927―1928年的冬天，在创立新政治体制的斗争中，这位雕塑师在很大程度上单独地和泥土打上了交道。行动代替了消极等待。

　　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对知识分子写道：“我们应当到田间去工作，这样，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⑤

　　井冈山分散的村落中，居民～共不过两千，该地的土壤十分瘠薄，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农民没有火柴，只有象原始人那样击石取火。

　　“老表，你叫什么名字?”⑥毛遇到胆怯或怀有戒心的农民时总是这样问。他这样礼貌、谨慎是明智的。比起城里的政治来，井冈山上的政治更难开展，也更为复杂。

　　这里也有秘密社团。当地人和北方移居过来的客家人之间有着激烈的矛盾。当地的乡绅与山下的军阀和国民党相互勾结。毛是地道的外来人。

　　象是一名手艺人，毛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土地改革，因为土地太少了。他被夹在地主和土匪之间，而地主和土匪几乎又是相伴而生的。受地主的压榨，农民别无选择，不得不上山当土匪。这里的阶级结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或毛以前的文章中没有谈到过的。

　　毛在这场挑战中采取了机智灵活的策略，宛如“猴子”出山。中共的“发妻”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在各个连队建立了政治性组织。不是象上海指示的那样去成立政治部，而是发动组织普通士兵委员会，通过讨论政治问题来提高大家的觉悟。要发动一次反对地主武装的战斗吗?士兵委员会马上会控诉地主是怎样欺压农民的。

　　毛坚持在每班设党小组，每连设党支部，每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出现的实体，使党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不许军官打骂士兵，帐目公开，由大家监督。每打完仗，毛都组织民主会议，会上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毛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风。

　　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而没有利用过他们的头脑。

　　这是要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战斗中的一员。然而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军官对毛十分恼火。他们愿意为实现未来的民主而战，但不希望在他们领导的军队中看到民主的举动。

　　毛还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早在长沙读书时，毛就已发现，对中国的士兵来说，掠夺周围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传统。

　　抢劫和强奸本是军人们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冈山，几个星期过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她们。这一切简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

　　毛从未上过军事学校，而其他的红军高级将领大多都在军校学习过*。他仅有的军旅经历就是曾给长沙驻守部队的一名军官当过六个月的传令兵。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他讨厌在军队中所见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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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年后，毛说：“打仗的时候，我从未读过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12]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为一名军事家。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作为军事家，毛是伟大的，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能说毛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毫不沾边儿。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毛对别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象毛在东山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毛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为他当时处在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认为毛软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决不是无能之辈，于是就求救于国民党的军队来剿灭“赤匪”。

　　在茅坪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提出了两个观点：[13]一是

　　“集中兵力”，只有当我军战斗力优于敌人时，方可包抄出击。毛认为，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工作作风，当然，不仅仅指工作作风。毛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把枪和书结合起来。这将使红军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然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向城市推进。党中央仍留在上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毛与李立三观点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李立三的党只是一群城市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战斗的党。

　　起初，毛并未想长期占据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不是以胜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败教训后所进行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毛慢慢地发现红色力量能够在山区生存下去，虽然国民党仍在南京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毛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1928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

　　茅坪路线仍是悬在空中，毛无法把这～理论完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夏天他不得不和党中央斗争。上海和长沙的那些掌权的败事者们叫毛十分恼火，他就象一条暴怒的鲑鱼随着“高潮”跳上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