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⑴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⑵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⑶。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⑷。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⑸。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⑹，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注　　释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这里所说的“治外法权”，是指领事裁判权。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2〕。

　　〔3〕《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八四四年七月，美国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处境，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这个条约共三十四款，其中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除割地、赔款外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包括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4〕 材料引自美国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第十五章。 〔5〕指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和南京的汇文中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

　　〔6〕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7〕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这个事件，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竟将主犯皮尔逊交给美国方面单独处理。同年八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⑵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⑶。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⑸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⑹，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⑻，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⑼，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⑽，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⑾，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⒀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注　　释

　　〔1〕指美国的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2〕 参见本卷《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注〔3〕。

　　〔3〕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外蒙古发生的人民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在苏俄的支持和帮助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白俄军队，推翻外蒙古地方的封建统治，脱离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5〕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英国国教会僧侣，经济学家。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这一理论曾被资产阶级用来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其侵略和战争政策辩护。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7〕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8〕。

　　〔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9〕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10〕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11〕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12〕《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3〕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⑵。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⑶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注　　释

　　〔1〕 这是新华社编辑部写的一篇评论，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2〕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当时，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个决议。一九四九年情报局又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对这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示态度。关于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在同南共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时曾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3〕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杰斐逊（一七四三――一八二六）、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七七五――一七八三）的殖民地起义军队总司令，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国总统。林肯主张废除美国的黑奴制度，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领导了反对美国南部各州奴隶主的战争（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并在一八六三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贡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在出版了，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以后各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高饶、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卷著作中首次提出的。以后，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革命实践经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了这些光辉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胜利旗帜，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公开发表过，有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