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摘自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

　　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4―825页）［解析]
　　193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是苏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起点。在联共（布）1939年3月10日至21日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巩固联共（布）、根本改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并提出了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的标准和政策、强调“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同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报告的中译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干部队伍构成的变化，新干部的大量增加，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使用，尤其是新老干部的团结等便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93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便谈到了新老干部问题。他说，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在1942年2月1日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毛泽东结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有关新老干部问题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强调新老干部应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防止宗派主义倾向。

　　任何政权或组织都存在一个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虽然从理论上讲都知道新人老人各有所长和所短，应该取长补短，但实际上做起来比较难。其实，新老干部支替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组织延续的稳定；二是尽可能地选拔优秀人材进到组织年来，尽量避免出现“文皇爱老吾尚少，武皇爱少吾已老”的人材屈沉现象，当然，要保证这两个问题的完善解决，关键要靠组织内部的良性机制。毛泽东是位富有活力和朝气的革命领袖，应该说，在革命时期他对干部组织问题的重视和目标的实现都是很不错的。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12小时至14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1894年来，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人的宣言。1895年秋，列宁写了向托尔通厂罢工男女工人号召的传单。这个工厂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得亿万的利润。这里工作日延长到14小时以上，而织布工人每月所领的工资却不过7个卢布。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宣言。每种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精神。工人看见，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足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2页）

　　[解析]
　　八股文作为明清两朝取士考试的标准文体，在中国文坛政坛肆虐四百余年。由于它内容的极端陈腐，形式的极度僵化，极大地束缚乃至摧残了多少代中国士人的心智，一向为有识之士所痛心疾首。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八股文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但是，尽管科举考试和八股文的试卷与范本随着历史的前进被抛进了垃圾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八股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却并未消灭。即使是十分“现代”且时髦的人，在行文处事时，不知不觉地祖遗的八股积习还会显露出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党八股”现象。就是这类令人不怡的“返祖”。

　　某些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这种八股恶习，写文章发演讲都有点装腔作势，以大帽子吓人的作派。党八股事实上成为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克服这种恶劣文风，毛泽东特意向全党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介绍列宁是怎样做宣传工作的。在谈及列宁曾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传单的情形时，毛泽东说：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无疑，在这里毛泽东是要求全党以列宁为楷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工作和学习，力戒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浮在上面、夸夸其谈的工作，扫除各种八股的变种：形式主义、文犊主义、教条主义。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遣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按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

　　共党史》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

　　［解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在斯大林倡仪和亲自参加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的一部苏联共产党历史课本，在许多场合被视为斯大林著作，此书以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实践活动为主线，对苏联党的历史经验作了结总。

　　全书有导言、结束语和正文12章，记述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党领导俄国人民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苏联人民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农业集体化，从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书中也记述了苏联党的对外关系的历史。由于此书是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编写的，故该书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方法，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子1938年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此书自出版至苏共二十大期间，一直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教材。1939年，博古将此书译成中文，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此后这本书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曾多次阅读这本书。他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10遍，奉劝和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泽东十分重视读马列著作，更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对对生搬马列主义的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1940年7月13日，他在一次干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经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读联共党史也是如此，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珍（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100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以联共党史为例，进一步强调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联共党史，要求全党学习，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把《联共党史》结束语列为当时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学习的五本马列主义著作中，其中有一本就是《联共党史》。他说，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诚然，在今天看来，联共（布）党史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知晓这一切的。况且，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联共（布）党史，也是意在中国共产党人回顾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他看中这本书，主要在于联共（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份独特性和某些新东西，而着意处在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和新东西。

　　（四）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

　　（五）其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侯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袋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他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袋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故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835―836页）

　　[解析]
　　原文中的（四）、（五）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此书的结束语共有6条，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建设作了全面的总结，被认为是斯大林的经典作品，1941年以来，长期被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论研究阅读材料和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材料。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演中对这6条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联共党支“结束语”一共有6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第二条讲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毛泽东以《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第五条为例，阐述了党在整风运动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方法，批判了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指出“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要求全党在整风运动中要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装腔作势吓唬人，是一种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身受其害的恶劣作风。在教条主义猖獗之时，一些人惯于以马列主义词句来装腔，以共产国际来吓人，以表现自己的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是害人不浅。所以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将它作为整顿作风的一个重点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