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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读杜勒斯《对远东的政策》等)






  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只要俄国政府对谋求俄国的福利、俄国人民的福利感到兴趣,我们立即就会看到不紧张的局势。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摘自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

  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

  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

  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社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空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社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憎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殷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全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目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1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

  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解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在世界东方,从而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此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论,其中,1953年1月就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言论是最有代表性的。

  除前面引述的杜勒斯的言论外,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把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明确概括为六点,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之后,引起高度的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当时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的林元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林克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这三篇讲话是: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杜勒期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据林克在《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一文中说:毛泽东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以下是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一)对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的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二)对杜勒斯195g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说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他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西方策略,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裂痕明显出现了,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打得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毛泽东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辽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元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随着“左”倾思想的加剧,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越来越错误的估计和分析,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走向了歧途。我们应该深刻记取这个教训。今天,我们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搞好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现实社会矛盾,这些,才是保证国家繁荣,政局稳定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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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很有意思,必读之书(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的批语

  (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64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著。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毛泽东的批语是用红铅笔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除上述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划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划了粗粗的横道。

  毛泽东的批语是6月21日写的。此前,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一直放在自己身边。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木什么样的书呢?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成书,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由于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柯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毛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很感兴趣。蒙哥马利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人,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斗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蒙哥马利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平和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画过的。“和平继战争而来”,除分别画了横道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为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所以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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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那时资产阶级最有生气(读《苏报》、《民报》、《大江报》、《甲寅》)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亩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

  《政治经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1903年5月,由章士钊主笔,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从原来大多刊登社会新闻的无聊小报转变为革命派的公开宣传阵地,使革命宣传的影响大大扩展了。6月上半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还连载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这就引起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江苏巡抚恩寿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照会,又向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交涉,要求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6月30日,章太灸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邹容闻讯即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月,《苏报》被封。清朝政府原来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于死地。但因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拖延到第二车5月21日,由租界公审公癣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1906年方才出狱。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毛泽东很喜欢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的著作和传记。对“苏报案”尤其感兴趣。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特地发给与会者一本他编的书:《苏报案》。此书16开本,58页,共编入四篇文章,目录如下:

  革命军(邹容)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

  [附录]

  苏报案实录(张鱼溪)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1958年3月30日,开完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同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详细阐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道:

  “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客、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旱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吏,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作出的公允评价。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只淡过一次。

  在1953年3月22日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这几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文章特点: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光汉(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才30岁。梁启超青年时代也是所向披靡。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同田家英、吴冷西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为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办的报刊,他在青年时代便是读过的。其中,《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初又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26期。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主要撰稿人先后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章太炎等。毛泽东在1910年8月4日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本会总记》中,谈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界联合会的历史渊源时,便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学生们为“寻出他们的朝气勇气活泼气”,便私下阅读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时务报》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为旬刊,由梁启超主编,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898年8月8日出至第69期后改为《昌言报》,同年11月停刊。《大江报》,1911年1月创办于汉口,詹大悲主编。响应革命号召,为武昌起义作出了贡献。同年7月被查封。这些报刊,分别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的“喉舌”作用。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它们的进步意义,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作用。特别是章太炎、章士钊这两位后来不无疵点的人物,毛泽东也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的,充分肯定了他们前期的充满朝气的革命宣传活动,称章太炎“前半生革命正义凛然”,所写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关于章士钊,毛泽东在建国后同他的朋友之交,人们已经熟知。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仰慕他主办的刊物,并引用他的文字的一些事情,不少人或许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引几份材料以供一阅。

  1914年5月,章士钊任主编的《甲寅》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该刊在湖南也有发行。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他从一个姓徐的人那里借阅这个杂志,可能是每期都读。后来这个姓徐的人离开了,毛泽东于1916年1月28日特意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弟泽东叩一月十八日稍后,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子升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学安。不一。

  弟泽东上言

  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章士钊主编的这个杂志已经停刊。两次催借《甲寅》,“欲阅甚殷”之精,溢于言表。

  1919年6月11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被捕。章士钊致电当局首脑,请释陈独秀。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又特地叙述了章士钊请释陈独秀的情况,还大段引用了章士钊的电文:

  章行严(引者注:章士钊字)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转达警厅,立予解放。大要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彼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萦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详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资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缩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那。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六月二十二日从这两件事情即可看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阅读章士钊的言论,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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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读邹容《革命军》)






  有起死回生、死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颗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摘自邹容《革命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小丑,不辨■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少时读书接触西学,赞同维新运动。1902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学生宣传革命排满的活动。1903年春回国,至上海参加爱国学社。春夏之交即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革命军》这本小册子,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大炎为之作序。

  《革命军》全书2万字,包括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共7章。书中从中国上下古今的政治、学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谈起,援引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提出:“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在《革命军》中,邹容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等25条革命纲领。最后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和主张,邹容是第一人,《革命军》是第一部。再加上该书文字通俗浅近,笔调犀利泼辣,一经问世,便辗转翻印,流传很广,成为辛亥革命前影响最大的革命宣传读物之一,曾教育和激励了整整一代民主革命战士。该书曾先后重印了20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当时的进步刊物《苏报》在《革命军》出版后,即1903年5月便转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此后,又发表了章士刽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章士刊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大炎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

  毛泽东多次阅读邹容的文章及有关《苏报》的材料,据当时为他管理图书的同志记载: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五年间四次阅读有关文章和材料。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谈论办报问题时说,你们办报的都知道邹容其人吗?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该书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毛泽东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大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明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一书的喜爱,也表达了他对邹容英勇革命精神的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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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读孙中山《三民主义》)






  一般革命同志对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什么情形呢?民国政治上经过这13年的变动和13年的经验,现在各位同志对于民族、民权那两个主义,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对于民生主义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后革命党有兵权的人对于民权主义一样无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主义,便居然说共产党和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摘自孙中山《三民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6―687页)

  [解析]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1924年1月至8月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8月24日以后,因对付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民生主义部分未讲完。演讲的笔记稿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4年4月、8月、12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编印行,同年底出版合订木。在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于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同,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生主义”部分中,孙中山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时许多国民党党员反对共产党,要求在中国只实行三民主义,而决不能容纳共产党的论调,阐释了民生主义的含义,明确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好朋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相当熟读了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由武力进攻改为政治诱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一面在军事上挑衅,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大造舆论,大肆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言论,故意混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说三民主义包括一切革命,以此歪曲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论,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收起”,共产党应当“取消”,试图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边区政府。

  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依据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国内的环境,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一次革命论”和以伪三民主义取代真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言论。重申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依现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顽固派鼓吹的是一种伪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此,毛泽东还指出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提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的论断,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依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

  蒋介石与他的御用文人在抗战时期打出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实际上是从法西斯主义那里抄来的,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包装,是名符其实的“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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