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吗？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此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合；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老又大，又大又老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者社会，忽尔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中西方文化相遇，中国遵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主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帐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能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
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比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摘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近代以来，在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环境中，中国出现了危机。问题出在哪里？这首先涉及到认识方法问题。对此，梁漱溟在书中说：“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的批注道：自然同社会都是变的。要从历史发展看，不要从一时静态上看。要紧的是事物间关系，而不是事物；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看来并不反对梁提出的考察思路。从历史变动的角度，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并从中抽象出规律的和本质的东西，他们两人的看法是相近的。这样，便涉及到怎样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落后。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中国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西洋人过来”，使“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所致，毛泽东把梁的论述概括为：“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没有作批评之语。
梁著还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毛泽东对这两段话的批语是，“不是少了东西，也不是多了障碍，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就有分歧了。
梁著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的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者说中国就没有政治。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梁漱溟的根本意思是，文化危机失调表现为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又来自政治制度的中断，使社会失去维系的核心。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针对梁著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的最高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这是结果，是表象，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强列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按毛泽东这个思路，中西方两种社会文化在碰撞比较中的高下差异便不言而喻了。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适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并以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后常常被同化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又说：“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来“甚高”，并旦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使老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而在外来文化的侵入了；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究竟怎样结帐也未可知。对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眷恋，跃然纸上。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注可知，他不同意梁的这个观点。的确，历史上一些外族侵入，都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了，但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已然不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故毛泽东批注说中国社会文化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如果说最终结果还待来日的话，那么，只有“更高者能胜之”，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只能陷于更大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