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们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摘自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

　　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超过这个限度（指《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引者注），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摘自毛泽东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2页）

　　［解析］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一个半月刊。1952年年初，在对一些资本家进行“三反”、“五反”的运动高潮中，该杂志接连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从思想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第1期上的文章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2期上的文章有：《驳资产阶级的谬论》、《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上的文章有：《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文章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有的文章否认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认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积极的一面：有的文章把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混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来进行批判；由此，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不允许有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存在的倾向，从而与《共同纲领》的提法发生抵触。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于1958年创刊之前，《学习》杂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的和重大理论性的文章。因此，毛泽东很注意阅读这个杂志。他在读了上面那些文章后，立刻感到有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片面性，于是提出了批评。

　　3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除了加写了前面我们引述的那段话外，还改写有这样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毛泽东说的这种“错误思想”，既体现在一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身上，自然也体现在一些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而发表的文章里面。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点名，但与他读到的《学习》杂志第1、2、3期上的一些文章，是有关联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负责人于3月29日就《学习》杂志第1至3期上的一些文章的错误观点，写了一个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该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西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读了这个检讨报告后，为了用这件事情更广泛地教育全党，决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还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以党刊上登载。”所署时间是“四月四日”。毛泽东对这个检讨报告还作了些修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这里说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于4月10日出版的第4期上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4月间，毛泽东在批转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时，还写了一段批示，对《学习》杂志上一些文章的错误内容，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在现阶段，“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这些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应该说，这个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为当时统一党内思想，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由于揭露了不法资本家的许多犯罪事实，不仅在党内产生了要求整个资产阶级接受工队阶级基本思的倾向，而且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这种倾向也有反映，对此，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态度是相当冷静的。他对有这种倾向的民主人士耐心做说服工作，对黄炎培即是一例。

　　1952年9月4日，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先生，将自己准备在当月民建北京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改。这个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给黄炎培写了这样一封信：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我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信中再次提到《学习》杂志上的文章的事情，进而对他此前提出的现阶段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基本思想的观点，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

　　据《毛泽东书信集》的编著者在注释中说，毛泽东这封信中提到的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也主要是体现这个观点的。例如：（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八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

　　――摘自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致胡乔

　　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团，替作者焕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写的按语

　　［解析］

　　五十年代前后，在遗传学研究界，存在着以苏联米丘林和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大不同学派。建国初期，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被贴上政治标签，说是“资本主义的”、而米丘林学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受到苏联遗传学界的影响。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曾发动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建国初，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振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

　　1956年4月，东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当时东欧某个国家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记录，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写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酝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据龚育之在《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例子。5月26日，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作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北京大学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谈自己参加会议的收获和关于百家争鸣之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性的意见。该文公开发表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面。毛泽东读后，认为“有用”，于30日写信给胡乔木，指示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同时为此文重新拟了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5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和编者按语。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毛泽东替作者换上的题目。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刻阐述。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关注遗传学家谈家桢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6年8月青岛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谈家桢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那天会餐，他举杯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有人到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说：“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从汇报中得知有个敢对强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说“不”的遗传学家，记住了谈家桢这个名字。

　　1957车3月，谈家桢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会见了他。当谈家帧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他询问了谈家桢对贯彻“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研究方面的意见，鼓励道：“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一席话，解决了新中国遗传学研究中的障碍，使一度无法开课的谈家桢再执教鞭，重登讲台。

　　4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各界人士。他一眼便认出了谈家桢，笑着说：“诙行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刚吃过晚饭，谈家桢便接到市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动身。毛泽东用专机将淡家桢和周谷城、赵超构接到杭州。当他们乘车抵达西子湖畔一个幽静庭院时，已是晚上10点过后。毛泽东身披大衣，等候门前，幽默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至今谈家桢还清

　　晰地记得毛泽东与他们亲切交谈的那间房子的简朴陈设：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其间，毛泽东关切地问：“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凌晨二时，毫无倦意的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煞住了话题：“你们太累，该休息了。”从毛泽东住处到庭院大门，有条数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出大门，看着他们上车才转身回去。

　　谈家桢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一见面，毛泽东便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市委领导当即汇报了情况，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把遗传学搞起来。”毛泽东点头频频。微笑着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正当谈家桢埋头钻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间，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赶到农村。

　　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谈家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于是，谈家桢又回到了复旦大学。1974年，重病在身的毛泽东托王震给谈家桢捎来了口信：“这几年怎么没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4年12月28日致李达

　　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解析］

　　1954年10月，以《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为发端，全国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广泛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等等。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写了两篇文章――《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于1954年12月20日一并寄给毛泽东，毛读后“觉得很好”，于28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回信，特别称道《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该文3天后便在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适思想批判》后来发表在1955年1月号的《新建设》上面。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共9000字左右，主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文章认为：个人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社会观，是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他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对旧社会负责，一点一滴地改良它”，从而“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这是胡适“反革命活动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宣扬“好政府主义”，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是希望北洋政府恩赐宪法，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30年代办的《独立评论》，基本精神是反苏反共反人民，表现了“亡国路线”。抗战开始以后，便完全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过河卒子”了。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对读者帮助更大”，大概是指它对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批判方面。

　　该文在理论上较强的是开头部分。文章开头把实用主义的内容归结为4个方面：（一）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这个名词下面贩卖主观唯心论，“主张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毛泽东信中说“似乎有错字”，是指原稿把“物质”与“意识”两个词写颠倒了。（二）实用主义者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有运用或者有效果的便是真理，否则便是假理。毛泽东在信中说，由于“实用”和“效果”这两个名词和我们说的大体相同，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在正式发表稿里，有这样一句话：“实验就是看那种见解实行起来对于资产阶级的人生有无实用”，这不知道在原稿里就有，还是毛泽东或编辑加上去的。（三）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假设和求证。（四）实用主义者还从庸俗“进化”论取来进化这个观念导入于实用主义之中，说他们经验中的宇宙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进化的，这种人生观便是改良主义。毛泽东在信中说：“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大概是看了这段论述后，想到胡适还有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的说法，希望一同批判。

　　发表的文章中接下来说：“胡适还说，这种淑世主义（改良主义）的目的在于拯救世界，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努力贡献于这个世界的长成。实用主义要拯救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这几句话也不知道原稿就有的还是后来加上的。总之，毛泽东对《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的开头部分读得比较仔细，因为它“通俗易懂”他说明了一些哲学问题，而毛泽东所希望的，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按：批判胡适思想），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又称“实验主义”。有意思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还亲自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并多次拜访请教，受到胡适实验主义观点影响的。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每天担水成了我的习惯。水缸，我总愿它满满的。我又往房上担土。起初，肩压得疼痛，我就再压，后来不痛了。劳动，的确很快乐。不怪我大伯说：“担担子如坐轿。”我担着土或水，也挺逍遥自在。每天，当太阳快还家时，我便和我的小侄子、侄女到山上去割柴。这也是一种享受哩！我的大娘们和嫂嫂们，见我回来什么都干，她们就说：“没成洋学生、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有时也逗我几句。――摘自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见《中国青年》1958年第4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

　　每年署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

　　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摘自毛泽东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的批语

　　［解析］

　　1957年署假，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王桂芹，回到河北省阜平县老家母亲身边，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和社员们的一些活动，同时勤奋地记日记。写了13篇，共约1万字。

　　回京开学后，一次学校组织同学到北京郊区参加秋收义务劳动，在休息时，和王桂芹同班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看到王桂芹的背包中整理好的这些日记，就拿出来看，但没有看完。劳动结束后，李讷征得王桂芹同意，把《日记》带回家看。李讷在家看完了《日记》，在进餐的时候对毛泽东说：爸爸，我这里有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你能看看吗？于是，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王桂芹的《日记》，并写了上面引述的批语。李讷在把《日记》退还给王桂芹时，说：我爸爸也看了你的《日记》，还写了批语，他说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王桂芹那天刚好有事，就委托两位同学将《日记》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在1958年第四期首篇上，以《署期回乡日记》为题正式发表。

　　在这篇《日记》上，毛泽东做了认真的批阅，修改了原稿中的错别字，并对其中好的段落和文句用铅笔在旁边画了圈圈，对《日记》作者的行动和思想表示了肯定和赞许。

　　在8月5日这篇日记中，王桂芹记述了回乡的路上，看到旱地里的谷子、花生等因缺少雨水而旱得像火烧了似的后，写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人工下雨呢？我想，我若是能呼风唤雨多好！那庄稼年年丰收，国家年年富足，人民年年丰衣足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连画了两个圈。这篇的最后，作者写快要到家的途中遇到了雷阵雨，雨点打得她不自主地打抖起来，她写道：“我再看看田地里干枯的谷苗，它饱吸着雨水，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逐渐精神起来，我尝尝雨水，觉得也是甜滋滋的。我想，我淋湿了又算得什么，只要庄稼长得好，比什么都强哩。雨啊，下吧，下个透吧！”毛泽东阅读到这里重重地画了圈圈。很显然，毛泽东很赞许王桂芹在看到庄稼受旱和自己遭雨淋时的想法和感受，因为这种思想感情已和农民的思想感情相通了。

　　在8月7日这篇日记中，王桂芹听说社员们要去打坝，她就想邀女友小斤一块去参加，可是小斤母亲及其二大伯等都不赞成，说：“外面日头晒得火热，你们受不了。”“别去了，够累的，连我都有点受不了。去也挣不了多少工。”王桂芹对他们说：“我不怕累。再说，我又不是为挣工分，我是为了劳动和出汗。”她回到家和母亲商量，母亲支持她，并说：“去吧，尝尝什么味，别累坏了，但也别娇气。”母亲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说：“干活要像个样。把你的缎子裤和绸子褂脱下来，穿一套‘劳动服’，那才不显得软气。”毛泽东看到这里，连连画了三个圈，既表示赞许王桂芹不怕苦自觉要求去打坝的好态度，又很欣赏她母亲和别人的态度不同；一方面积极鼓励，另一方面又关心备至，实在是位好母亲。

　　在8月10日这篇日记中，记述了给同学贾达黎做鞋的事。3年前，王桂芹答应给同学贾达黎做一双鞋，但因没有时间，一直没有做。这次回家，她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郑重他说：“这么久了还没给她做，为什么不早说？我就不喜欢光答应不做的人。现在做吧！”于是，王桂芹在妈妈的督促下给贾达黎做了双花鞋。她写道：“我想，达黎决想不到我这个假期会给她做鞋，也许她早认为我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了。永远做个守信的人，永远做个执行诺言的人！”毛泽东看了这节日记，有三处连画三个圈，对王桂芹母亲的严肃态度，对一个高中女学生自己动手做鞋，对王桂芹要永远做个守信的人，都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赞扬。在日记里，她还写了参加社员大会时讨论关于吃菜问题，写了她在地头休息时给乡亲们读报，写了参加关于“从前地主雇长工是剥削，现在高级干部使勤务员，一般干部雇保姆算不算剥削？”的辩论会，等等。毛泽东在这些地方都连画三个圈，肯定了王桂芹参加这些社员活动是很有益处的。

　　在前面引述的8月14日的一段日记里，毛泽东对其中“没成洋学生、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这句话连打了4个圈，并在“还是咱们的人”下面画了一个道。这表明毛泽东所欣赏的，是日记里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同劳动者打成一片，接受锻炼和教育的思想倾向。

　　在这约1万字的《日记》中，毛泽东画圈圈的地方共有27处，其中连画三个圈的有17处之多，足见他阅读时的心情是何等喜悦、何等赞许，无怪乎在《日记》后面批上“此文写得很好”六个字的评语。他热情推荐，表明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视。

　　50.研究马列，也要跑图书馆（读《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他只上过两年大学，而且还是学化学的，现在要来消灭细菌，这该从哪里下手呢？于是，他鼓起勇气，首先从学习入手。他利用了任何一点空闲时间，去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来阅读，一面又结合实际来开展研究。

　　――摘自《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载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

　　孙守钢想，如果能早日试制出“矽胶”，延长变压器的运行时间，那不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财富吗？他决心要搞这个工作，可是他不仅还没有试制“矽胶”的经验，并且也缺乏技术资料。就跑书店去查书，把有关技术资料尽量抄录下来；又向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请教，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试验。

　　――摘自《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

　　载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追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评（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毛泽东1958年6月12日读《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孙守钡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写的批语

　　［解析］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上面。这大《光明日报》第一版在“东风强来西风弱，真正英雄看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本报记者”写的两篇文章：《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和《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一文，介绍了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针对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问题，从学习入手，利用空闲时间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阅读，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322次试验，创造出了“真空充氮处理法”，消灭蛋品中的“沙门氏菌”，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孙守钢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一文，介绍了天津市供电局修理试验所21岁的化验工孙守钢不畏困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跑图书馆，查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试验，制成质量超过英国和日本的优质“矽胶”的事迹。

　　毛泽东很仔细地读了这两篇文章，分别在两篇文章的标题前画了两个圈，在标题里“马国荣”、“孙守钢”下面划了两道直线。正文里不少地方都划了直线，有的是在整个段落两旁划上竖线，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那两段原文两旁，划着两道、三道竖线。他的批语，是写给陈伯达的，有“陈伯达同志阅”字样。他划上这些竖线，当是让陈伯达阅读这两篇文章时注意这些重点。

　　在毛泽东看来，阅读这两篇文章应注意的重点，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去跑图书馆”。由此，他把这两位青年攻克技术难关而跑图书馆寻求资料的方法，延伸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领域，认为是同样适用的，还举列宁写《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时为批判有神论而钻研哲学史为例。毛泽东发挥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除了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外，提倡学习书本知识，“跑图书馆”，这在方法论上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