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释迦牟尼――引者注）言：“善哉！善载！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

　　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迷即佛众生，司即众生佛。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摘自慧能《六祖坛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育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恝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摘自林克《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

　　东》下册第559―5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在佛教诸经典中，毛泽东比较注意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

　　禅，梵语，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再就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时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去各僧的品性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泽东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泽东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藉，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几段话大体能表现出来，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这对破坏原始意义上的佛教起了很大作用。《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他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应该说，佛教特别是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遭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

　　――摘自潘尼《安身论》，载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道家言。――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9页）

　　[解析]
　　潘尼是西晋人，有名的文学家潘岳的侄子。少有清才，以文章见知，生性静退。早年以劝学著述为乐事。大康年间入仕，永嘉中做到太常卿。《昭明文选》收有他的《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赠河阳》等文，却未收其《安身论》，大概因为这是篇专谈人生哲学的文章，不合“义归乎瀚藻”的“美文”标准吧。毛泽东是从《晋书・潘尼传》中读到它的。西晋政治混乱，门阀间倾轧不已。钻研老庄，嗜好清谈，以求安身立命，成为时尚，潘尼的《安身论》便是这精神风尚的反映。其开篇即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这就把“弱志虚心，旷神远致”作为保全自我的重要法宝。这一点，恰是老、庄开启的道家思想传统的基本内容。所以毛泽东认为《安身论》乃道家之言。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道家思想是很熟悉的。

　　潘尼在《安身论》中，还有这样一段议论，如果你身居高位，执掌权柄，功盖当世，势倾人主，这个时候，你怎样才能保命安身呢？潘尼说，应该“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读至此，毛泽东批了两个字：“老氏”，意即这些想法都是从《老子》一书中来的。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可趋之势故耳。

　　――摘自《李氏文集》卷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毛泽东读《李氏文集》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9页）

　　［解析］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后来从事著述讲学，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公开站在“异端”的地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反对把孔子当做偶像，反对把儒家的经典当做天经地义。结果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曾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其著故名《焚书》。

　　在哲学上，李贽是“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明季思想解放运动中，少数异端性的“狂狷”之属。其言论之放诞无忌和行为之不可思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骇世惊俗。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李贽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是持欣赏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也属于那种立足传统文化而又反传统的思想家，在此一点上，他们的心有相通之处。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是借李贽来谈“身教”与“言教”问题，实际上与李贽的原义是有所游离的，借古人之言发自己之议论，这是毛泽东读书常有的事情。这里，毛泽东的议论十分精当，诚然，在中国的传统中，习惯于把人的言与行结合起来看或评价，常常因其行而废其言。其实，只要这个人的言是真理，尽管其行有玷污处，那么就不必因人而废言。这才是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