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可是，孔子的概念世界，不是别的，却正是自己真实世界的反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真实世界不是别的，就是封建秩序的世界；孔子的正名，就是在于根据这封建秩序所规定的，作为规定一切事物的准则。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实的封建秩序乃是孔子“正名”的基础，“正名”对于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乃是在这真实基础上所起的反作用。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名不正则官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以“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祝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乎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解析］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这是毛泽东读《孔子的哲学思想》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当人们刚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批判唯心论观点时，容易过分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这样，便不能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唯心论的观念论，还会对唯心论思想体系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予以简单的否定。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原稿中就存在着以上缺陷，诸如毛泽东指出的，对“正名”说的看法，对文与质、言与行诸范畴的分析，以及认为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等。
毛泽东则认为：“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因此，批判孔子的观念论体系并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其体系中“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的观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里分别作了修改。关于“正名”说，文章写道：“我们没有否认‘正名’对于‘成事’，是有其一定的能动作用。‘正名’能给人们在一定时机上、为一定事业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就这点上来说，孔子是有其真理的一方面。孔子注意主观的能动性，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对孔子思想进行整体评价时，文章强调：“孔子在中国文化史发展上，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是不能掩盖的。孔子在教学上首先初步地解放了过去贵族和官吏之严格的限制，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简单地把孔子的哲学看成是无意义的东西，是这不对的。关于‘中庸’观念的提出，关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自然观感，关于文与质、言与行的初步的（虽则是不甚清楚的）某些辩证思想，这些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更有其很大的影响。除此而外，如我们上述的孔子关于各种德行的提出，虽则有其阶级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我们民族需要重新改进和充实的精神上的可贵历史传统。”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思想的态度，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在青年时代，一方面明显接受了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中，为了破除传统文化中“思想界的强权”，他反孔的态度也很鲜明，提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到延安以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这是他提出孔子思想也有片面真理的主观前提，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都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有几个材料值得一提。
1943年6月，一位党中央负责同志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中央负责同志在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即信中所说的‘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者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指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论述――引注者）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1959年11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注意到他的长处。只是到“文革”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