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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曾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宋人以才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的确,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以“法家”来概括其思想的进步性方面,却是当时的时代痕迹。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外。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乐于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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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劳动者中贤人多(读韩愈《与崔群书》)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引自韩愈《与崔群书》,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愈《与崔群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9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共75卷,选录历代散文辞赋700余篇,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全书依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冠以小序,具述文体源流。该书选文甚严,考核细致,是代表桐城派文学观点的一部古文选本,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辞类纂》,关于这一点,本书“早期篇”已有叙述。建国后,毛泽东再次读这本书,并在一部清朝同治己已年间江苏书局刊印的版本上做了一些批语。

  关于毛泽东批注该书收录的宋代散文家的作品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作介绍。

  书中收录的韩愈的《与崔群书》,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毛泽东的批语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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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有这种气概(读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






  [原文]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解析]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22岁登进士第,又登鸿辞科。后做过淮南节度史杜佑幕府中掌书记、渭南县主簿和监察御史。永贞革新期间,任屯田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以后担任过一些州的刺史。57岁回长安,一度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后又贬为地方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故人称刘宾客。著有《刘宾客文集》。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巨匠,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国手”。他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政治弊端。唐顺宗时,与柳宗元等在王叔文领导下进行政治革新,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一生两次被贬,长期过着流放的生活,但他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始终不悔。他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读过刘禹锡不少诗,很多诗都圈画过五六遍。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红、黑两种笔迹作了圈画批注。毛泽东用红铅笔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圈;在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又用黑铅笔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前画着圈,每句诗后加了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还写了这样一个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注解。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呢?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刘禹锡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从和州刺史被证还京,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所写,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从全诗以及刘禹锡一贯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来看,作者在这两句中所表达的,总体上认为历史是要向前发展的,其中包含了刘禹锡本人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编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很难说不是脱离作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误解。所以,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解释。指出它是“错误的”。他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中。引“沉舟”二句,也是注重它积极进取的大无畏“气概”。

  从刘禹锡的经历来看,他长期处于政治逆境之中。他第一次被贬时,只有23岁,10年后被召回长安,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恰恰因为这首诗对新贵有讽刺,再度被贬。14年后又被召回,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不顾政治上一再遭受的打击,仍用嘲讽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爱这两首诗,曾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与“沉舟”、“病树”二句,精神是一致的,可互为印证。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味史诗。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一诗旁,毛泽东批注:“略好”。这首诗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人赞扬刘先主刘备,贬讥刘后主刘禅,全诗写得含蓄凝练,具有史论性质。《乌衣巷》一诗,毛泽东圈画过六次。这首诗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从感叹东晋豪门贵族王导、谢安的兴衰,借古讽今。诗的意味深长,发人思索。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当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芦获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书。初次见面,问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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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这些话前人大多说过(读韩愈《谏佛骨表》)






  [原文]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异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鬼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若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身脔,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摘自韩愈《谏佛骨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愈《谏佛骨表》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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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白诗高处,在有平等心情(读白居易《琵琶行》)






  [原文]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2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摘自白居易《琵琶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

  [解析]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