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异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鬼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若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身脔，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摘自韩愈《谏佛骨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愈《谏佛骨表》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