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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要教人改过(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旦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缓,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缓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析,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博因敕禁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使人改过自效。

  ――毛译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54页)

  [解析]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别号子犹等。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少有才气,博学多识,行为不羁。屡试不第,以教书为生。在文学创作和编纂上成果丰富。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颇称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品,《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往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两千则,部类分别,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元月初,章士钊托她带一本线装《智囊》给毛泽东。

  《智囊》里“朱博”一条,叙述了汉代武官出身的朱博做冀州刺史时的两件事。一件是说,朱博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他是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明文告知: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管辖部门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来博应变能力这样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

  再一件事是说,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让他有机会便记录别人言论,将他视为亲信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很久以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好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功曹后来战战兢兢,尽心尽意,办事没有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他了。

  这两件事,都属于怎样对待犯了错误的部下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朱博杀掉那个有意为难他的老从事,认为把他“调改他职”就可以了;对朱博起用尚方禁和那位功曹,则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使人改过”的成效。两个批语,表明毛泽东很重视“教人改过”的处理方法。

  《智囊》里“朱博”一条后面,有一条“韩裒”,说北朝周文帝时,北雍州刺史韩裒为平息境内盗贼,通过暗访,具列盗贼姓于簿,然后张榜告示:“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毛泽东读至此,又批道:“使人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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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史家之严细(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1页)

  [解析]

  《智囊》多叙历史人物的一些趣闻轶事,有的材料难免采自稗官野史。毛泽东在阅读时,常常信手批注,以正史对照。

  《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凤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人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乃撩开床帐,见王吐唾纵横,才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的性命寸由此保全。毛读至此,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冯梦龙所叙此事,源自《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云:“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而《晋书・王允之传》记载着这件事。看来,毛批“似误”,也是本此。

  《智囊》卷四《上智部・迎刃》里有一条“朱胜非”,说:“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前后文未说明此人此事出于何朝何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南宋事”。足见其对史事记得多么熟。

  《智囊》卷十六《术智部・委蛇》有一条“杨一清张永”,说:“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乓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谨事,因以危言动永。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前后文也是未交待朝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武宗时事”。

  《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有一条“周亚夫”,说汉景帝时,吴、楚谋反,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前往击之。“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请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毛泽东读至此批道:“非荥阳,乃定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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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儒术伪耳(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解析]

  《智囊》中《语智部・辩才)“子贡”一条,详叙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具体过程是: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调部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家乡,他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子贡见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自己独拿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又说,胜了齐国后来势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才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怀疑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军也趁机攻打美国本上,必胜无疑。越王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发动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军队,结果吴国军队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冯梦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接着发挥:“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这个批语,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作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指作为孔门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被称为“亚圣”,他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的学生,毛泽东曾说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韩非后来跑到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那里出谋划策去了。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可见,真正要做点事情,靠“儒术”一套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晚年,对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任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和,殷浩率军北伐失败,又不听众人劝阻,复图再举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道:“《传》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疑乎?”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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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小知识分子有用(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摘自《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知识分子有用。

  ――毛泽东读《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62页)

  [解析]

  “张恺”一条叙述鄞县人张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身分作了江陵县令。有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要张恺当天下午送几百个人炉和炉架到军中。张恺马上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1000多个马槽,他就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糟填撑开,等马喂过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大家都效此法。后来,周文襄荐了张恺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毛泽东读后的体会是:“小知识分子有用。”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这样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这确实是有感于张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及时完成了紧迫的军事任务。

  《智囊》卷十五《捷智部・敏悟》有一条“尹见心”,说:“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抄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毛泽东读后批道:“此即造桥柱新法。”毛泽东是很注意这类显示聪明才智的技术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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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写了很多国内和国际斗争的故事(读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东周列国志》是长篇小说。内容为演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斗的历史。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撰成《列国志传》8卷226节,起子苏姐己驿堂被魁,终于秦并天下,较全面地演述了列国故事。明末冯梦龙将其改编为《新列国志》108回,改为起自西周世末、平王东迁,对余邵鱼疏漏之处都据史书加以订正,删除了其中明显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增添了不少重要内容,使篇幅大为扩展,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大大改变了原作简朴粗陋的面貌。清代乾隆时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加以评注,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此书是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全书起于西周末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盛衰兴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极为丰富。它善于编排组织材料,把500多年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从头到尾贯串下来,把史书中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冶为一炉,叙述得有条有理。有一些人物如齐桓公、管仲、重耳、伍子青等刻画得比较生动。故事性较强,有不少故事如“卫懿公好鹤亡国”、“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叙述得有声有色。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流畅。但过分依傍史书,对其文学价值有影响。

  毛泽东不止一次读过《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而且还读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全套连环画册。1960年,有人送给毛泽东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的小说。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头,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从中我们可看出他读这部小说的四个特点。

  (一)他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于是,他对照《左传》的有关记载来读,认为《东周列国志》基本上“准确的”反映了《左传》上的史实。把小说当历史读,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何况是历史演义小说。

  (二)毛泽东很欣赏《东周列国志》对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诸方面斗争的描写,这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认识价值所在。毛泽东对小说中描绘的斗争策略很是注重,他说的“很厉害”的郑庄公,便是“懂得策略”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却是春秋初年首先在中原地区称霸的诸侯国,这与郑庄公的斗争策略有关。拿他处理国内矛盾的方法来说,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段。庄公登位后不久,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将段分封到京地,称为京城太叔。大臣祭仲觉得太叔段占据京这个很大的都城,将来势力一大,会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因而进行了劝阻。郑庄公却假意他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自己不敢反对。祭仲劝他不要让姜氏和段的势力发展起来,庄公也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太叔段到了京以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他看到郑庄公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便进一步把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力量愈益扩大。公子吕把这件事告诉了庄公,劝他快采取行动。庄公又坦然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太叔段看到郑庄公对他不闻不问,就积聚粮草,准备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作内应,计划偷袭郑国的都城。郑庄公早就有了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大臣们说:“是时候了!”他命令公子吕统率兵车两百乘讨伐京城,京城的人民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逃到鄢,庄公亲自带兵伐鄢。大叔段又逃到共,他的势力被彻底击溃。郑庄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在《东周列国志》里被着重描写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方面,毛泽东称道的晋楚城澈之战,以弱军打败强军而闻名,其中胜者晋文公所采用的便是“退避三舍”以诱敌深入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其中包含一个明确的批评思路:上层建筑的尖锐斗争是由经济剧烈变化引起的。

  (四)毛泽东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使用了“颠覆敌对国家”来说明各诸侯国间的一种斗争方式,还说研究“颠覆”问题是他再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以后,他更多地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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