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东周列国志》是长篇小说。内容为演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斗的历史。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撰成《列国志传》8卷226节,起子苏姐己驿堂被魁,终于秦并天下,较全面地演述了列国故事。明末冯梦龙将其改编为《新列国志》108回,改为起自西周世末、平王东迁,对余邵鱼疏漏之处都据史书加以订正,删除了其中明显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增添了不少重要内容,使篇幅大为扩展,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大大改变了原作简朴粗陋的面貌。清代乾隆时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加以评注,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此书是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全书起于西周末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盛衰兴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极为丰富。它善于编排组织材料,把500多年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从头到尾贯串下来,把史书中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冶为一炉,叙述得有条有理。有一些人物如齐桓公、管仲、重耳、伍子青等刻画得比较生动。故事性较强,有不少故事如“卫懿公好鹤亡国”、“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叙述得有声有色。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流畅。但过分依傍史书,对其文学价值有影响。
毛泽东不止一次读过《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而且还读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全套连环画册。1960年,有人送给毛泽东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的小说。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头,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从中我们可看出他读这部小说的四个特点。
(一)他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于是,他对照《左传》的有关记载来读,认为《东周列国志》基本上“准确的”反映了《左传》上的史实。把小说当历史读,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何况是历史演义小说。
(二)毛泽东很欣赏《东周列国志》对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诸方面斗争的描写,这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认识价值所在。毛泽东对小说中描绘的斗争策略很是注重,他说的“很厉害”的郑庄公,便是“懂得策略”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却是春秋初年首先在中原地区称霸的诸侯国,这与郑庄公的斗争策略有关。拿他处理国内矛盾的方法来说,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段。庄公登位后不久,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将段分封到京地,称为京城太叔。大臣祭仲觉得太叔段占据京这个很大的都城,将来势力一大,会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因而进行了劝阻。郑庄公却假意他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自己不敢反对。祭仲劝他不要让姜氏和段的势力发展起来,庄公也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太叔段到了京以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他看到郑庄公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便进一步把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力量愈益扩大。公子吕把这件事告诉了庄公,劝他快采取行动。庄公又坦然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太叔段看到郑庄公对他不闻不问,就积聚粮草,准备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作内应,计划偷袭郑国的都城。郑庄公早就有了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大臣们说:“是时候了!”他命令公子吕统率兵车两百乘讨伐京城,京城的人民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逃到鄢,庄公亲自带兵伐鄢。大叔段又逃到共,他的势力被彻底击溃。郑庄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在《东周列国志》里被着重描写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方面,毛泽东称道的晋楚城澈之战,以弱军打败强军而闻名,其中胜者晋文公所采用的便是“退避三舍”以诱敌深入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其中包含一个明确的批评思路:上层建筑的尖锐斗争是由经济剧烈变化引起的。
(四)毛泽东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使用了“颠覆敌对国家”来说明各诸侯国间的一种斗争方式,还说研究“颠覆”问题是他再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以后,他更多地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