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进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级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双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摘自毛泽东1963年5月7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未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尽管清代江苏巡抚丁日昌曾两次把《红楼梦》列入淫词小说，要求严行查禁，但自《红楼梦》问世以后的100多年，《红楼梦》却愈禁影响愈大，愈禁流传愈广。据乾嘉问经学家郝懿行记述，那时，北京已“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搂梦》”（《晒书堂笔录》）。京都竹枝词也有“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咏。到光绪年间，李慈铭说，《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年，风流不绝。裙屐少年以不知者为不韵。”一方面是官方查禁，一方面是读者需要。

　　在毛泽东少年时，社会上对《红楼梦》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伪道学斥之为淫书，甚至编出种种故事，说《红楼梦》的作者无后堕入拔舌地狱之类，肆意谩骂；而一些有见地有眼光的人，则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废者”。（黄遵宪语）

　　对《红楼梦》这部书，尽管喜欢的人甚众，但各人所得不同。鲁迅说过，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作者的作品中，掺入了欣赏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见《易》、见淫、几缠绵、见排满、见宫阉秘事，均因此而出。

　　毛泽东读《红楼梦》，另是一路。如果说，少年时当作有趣的故事读，那么，后来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小说不是单纯当作文学来读，而是首先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书来读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剖考察。这个观点，他反复申明，从不讳言。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他要人们不要以为《红楼梦》写的只是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1965年又同王海容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评论来说，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要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就是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满意封建制度。”说得较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不少论述。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族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在1961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又说：《红楼梦》与谴责小说及《金瓶梅》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说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民主性”。一般说来，民主性以及人民性，是毛泽东评论封建社会文化中好的一面常用的概念。

　　第二，对《红楼梦》的历史内含，毛泽东谈得较多的是，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前面引的三段话，都涉及到这个意思。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贾府是怎样衰败下来的呢？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

　　1954年读李希凡、蓝钥的《评（红楼梦研究）》时，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特意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似乎是觉得这样来理解封建家族的经济基础的衰败有些简单。

　　关于贾府的衰败，毛泽东的理解是：首先是人的衰败，即统治者阶层自身的腐朽所致。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面对一代又一代的膏梁纨绔，一二个像探春那样有为的谋划者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无疑是徒劳。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家国一体，家庭既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胞，又是社会的政治统治的基本途径。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形成环环相扣的宗法家长制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第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借用《红楼梦》里这样一段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决定封建社会关系兴衰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自然就无可挽回。就贾府而言，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族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这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就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在1964年8月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庭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摘自王士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至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

　　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又称道小说“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前面引的第三段毛泽东的评论，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其中，便对小说人物做了相应的阶级划分，在此之前，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大致相同的观点，说，书中写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儿、晴变、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总之，《红楼梦》里写的“几十条人命”，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成为他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小说的重要依据。尽管小说中主子和奴隶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析，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之中；几十桩人命案，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毛泽东又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雨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毛泽东提出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说它写了阶级斗争，确然是别成一说。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搂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接着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冒广生点头称道：“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并美。”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表示：“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冒广生随即把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后，说，“拜读。”（舒湮《一九五七年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可看到他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遮。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等，都是他圈画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