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接着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冒广生点头称道：“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并美。”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表示：“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冒广生随即把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后，说，“拜读。”（舒湮《一九五七年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可看到他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遮。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等，都是他圈画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