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然与毛泽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交办的事情，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1951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照例是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

　　胡乔木的笔，为人们勾勒了一幅“伟大祖国的简单图画”，展示了中共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然与毛泽东保持着最密切联系。毛泽东交办的事情，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这里不妨再录下毛泽东给胡乔木的几封信，以见一斑。好在时过境迁，引录下来，至少可作历史资料观。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就宣传中不说打台湾、西藏的时间致信胡乔木：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一九五O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今年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各党派贺词中一九五一年任务我已全部删去，因其中有打台湾西藏一项。

　　10月21日，毛泽东就广播一篇文章事致信胡乔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的《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12月28日，毛泽东就发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论》等文章致信胡乔木：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可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同一天，毛泽东还就发表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等文件致信胡乔木：(一)可将胡佛演说(指美国总统胡佛同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以资料的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即毛泽东1943年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刊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同志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1951年3月2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指《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14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徒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20日，毛泽东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关问题致信胡乔木：(一)宣传会议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以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提前发表了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29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胡乔木：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胡乔木的繁忙，从其众多兼职中亦可见一斑。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主管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胡乔木亲自为新闻单位撰写新闻稿、评论，而且事无巨细，都得管。因此，当时胡乔木在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中有一个“婆婆”的称号。

　　胡乔木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对《人民日报》“从头管到脚”。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他都要管。

　　多年办党报的经历，使胡乔木积累了丰富的专业修养和理论功底。胡乔木写过大量社论、评论，关于这两种新闻体裁，胡乔木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一次座谈会上，胡乔木就报纸评论工作作了专门谈话，有理有据，使参加会议的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获益匪浅。他在谈到如何使文章生动的时候的一段话，谈得很细致，不仅是针对评论写作而言的，也深得文章学的精义。他说：

　　人是喜欢动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要由研究哲学的人来解释。我想人终归是动物，是喜欢生动的、喜欢变化的。文章怎样才能有变化？在于有正面的东西，又有反面的东西，有陈述的语气，又有疑问的语气。如果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句号，恐怕不是好文章……文章没有悬念，就平。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浪给了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海浪汹涌澎湃，给予人一种生命激动的感觉。浪有高有低，当浪头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就使人感到一种惊恐；接着又要看它继续发生的变化。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湃、冲激和激怒。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古典文章学的不易之论。胡乔木是文章大家，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

　　1951年6月，胡乔木曾为《人民日报》起草过一篇著名的社论，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央指定胡乔木直接领导50年代初影响至深的文字改革运动。

　　1955年，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明确定义。同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贯彻“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汉字简化方针，草案公布后，向各界广泛地征求意见、组织座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达20万人，收到个人和集体寄来的书面意见达5167件之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又聘请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和胡乔木组成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对草案进行细致的审订，1956年正式公布。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公布了胡乔木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

　　对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是满意的。这又一次证明了胡乔木在党内不可替代的“大学士”地位。

　　1956年下半年，胡乔木全力投入八大文件起草。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曾介绍说，参加这项工作有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胡乔木主要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政治报告起草。

　　中共七大以来的11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期，八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中央对政治报告起草十分重视，成立了政治报告起草专门委员会。报告初稿完成后送给毛泽东。从8月上旬到9月中旬会议开幕前，毛亲自率领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反反复复。现存八大政治报告的84份修改稿中，经毛泽东修改过有21份。政治报告共分6大部分，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胡乔木主要承担第二、第三、第四等三部分修改和通改工作。在现存的档案资料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毛与胡此间的文字交往，由此不难看出上面所说的。以下是毛泽东给胡乔木的批示，择其要者，原文照录。

　　(8月31日下午5时)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请乔木注意。

　　(8月31日下午6时)乔木同志：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议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9月6日晨2时)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上午10时)乔木同志：“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9月14日上午6时)伯达、乔木、家英同志：(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对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是满意的。这又一次证明了胡乔木在党内不可替代的“大学士”地位。

　　作为中共大秀才，胡乔木一生写过无数文章。而这些文章基本上是不署名的。有人曾经问过胡乔木，这么多文章中他看重哪些。胡乔木说，他一生写得最畅快的，前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有《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56年，一篇写于1959年，同署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撇开这两篇文章鲜明的时代主题不论，它们的确体现了胡乔木辞章方面最高成就。其中，前一篇涉及到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转折，将被放在单独一章中加以叙述；后一篇很少有人知晓竟是胡乔木撰写的。

　　1959年4月25日晚，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论问题。胡乔木和吴冷西列席。

　　会间，毛泽东曾问吴冷西反击印度反华言论的文章的撰写情况，吴说正在修改。毛泽东指示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一个初稿，然后交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30日，《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拿出了文章初稿。5月1日，乔木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人员。

　　毛泽东很快看完了胡的修改稿。

　　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针对修改稿，毛泽东谈了几点意见：

　　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前此在议会中的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

　　根据会上的意见，毛泽东最后为文章题目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求吴、胡二人好好想一想大家意见，第二天用一天时间修改，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显然，这是一篇难度极大的文章。

　　文章涉及外事，周恩来让自己外事秘书浦寿昌参加稿子修改。5月3日，吴、浦一早就来到乔木家中。胡乔木提出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手修改。吴、浦两人提意见，供胡参考。从上午9时到晚上9时，完成了修改工作。稿子又回到毛处。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胡乔木等撰写的文章。文章基本通过。毛泽东提出，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印度报界也纷纷发表评论，表明态度。印度《政治家报》社论称，《人民日报》的文章“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社论说，“《人民日报》的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

　　5月8日，尼赫鲁本人在议会发表讲话，称：“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争论的挑动者现在倒成了旁观者。不过，这正是当时中共所需要的，也是《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

　　作为“一介书生”，在最初的岁月里，胡乔木并不十分适应毛泽东的思维方式。50年代，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可谓如鱼得水，已经更多更独立地参与领导思想理论工作。

　　“十年磨一剑”。时间改变了一切。从40年代开始，胡乔木将自己的文字才华，悉数地献给了中共理论宣传事业。作为“一介书生”，在最初岁月里，胡乔木并不十分适应毛泽东的思维方式。50年代，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可谓如鱼得水，胡乔木已更多更独立地参与领导思想理论工作。此后，胡乔木参与中共思想理论建设之深，是中共党内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

　　中共党内另一位大理论家邓力群是这样叙述胡乔木的笔墨生涯的：

　　乔木这一辈子，写社论，写评论，写消息，都不署名。起草中央文件，替毛主席起草电报，起草指示，由毛主席审定发出，更不署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从七大以后很多他都参与，而且是主要的起草人，也从不署名。尤其可贵的是，他做了很多工作，从来不张扬。像我们跟他比较熟悉的人，很多事情他都不说。《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是他多次修改定稿的。辛勤耕耘，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他就是这样不计得失，为党工作，他孜孜不倦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是因为做了很多工作就停步、歇脚。他从不停步，一件事完成了，接着又是一件，永无止境地做下去。在他来讲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在中央来讲，已经是顺乎自然，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他表扬。起了很大作用的文章、报告、讲话、决定，很少听到毛主席表扬他哪篇东西写得好，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你应该写得好。

　　作为胡乔木知己，邓力群这段叙述可谓情真意切。毛泽东称赞过胡乔木写的东西，只是赞扬实在是太少了。1971年毛泽东在谈到延安时期的《决议》起草工作时还说过，别人好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不过，胡乔木这时已离开毛泽东好几个年头了。

　　胡乔木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在中共高层，称他“大秀才”者有之，称他“一支笔”者有之，称他为“大学士”者有之。以笔者看，“大学士”倒是个有意味的称谓。可以这样说，胡乔木扮演中共“学士”角色自从来到毛泽东身边就已开始了，但真正奠定这一地位的，是50年代。

　　短短几年间，胡乔木继起草《共同纲领》以后，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主题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还是从影响几代人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谈起吧！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隆重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刘少奇发表讲话。胡乔木大病初愈即奉命起草刘少奇的报告。

　　年初，胡乔木突然病倒，胃穿孔导致大出血，需要立即动手术。周恩来闻讯赶来，召集医生会诊，并征询谷羽意见。谷羽同意手术。动手术当天，一夜未睡的毛泽东，让值班护士将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要他立即去北京医院看望胡乔木，了解病情。手术后，毛泽东又要医院每天向他报告胡乔木病况。这令胡乔木十分感动。

　　出院后，毛泽东要胡乔木一家暂住颐和园谐趣园休养。此后两个多月，是胡乔木在50年代初期难得的休闲时光。

　　接到任务后，胡乔木就搬出谐趣园，迁到北京六所继续休养，同时开始写报告。

　　为中央领导写报告，胡乔木已不是头一回了。但是，胡乔木每次都把它当作头一回来做。谷羽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边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让我在大盆里放了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乔木照例先将它送给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乔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可把乔木难住了，他对我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乔木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记得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初稿没有修改，这是破例，只是在胡乔木信中询问的有关问题作了回答和批示。

　　主席：“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胡乔木六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以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少有的著作之一，在全党引起广泛的反响。

　　随后，胡乔木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

　　中苏论战开始，毛泽东让胡乔木作陪，紧急约见苏驻华大使尤金，表明中共立场1956年3月17日上午，中办通知胡乔木，晚8时去毛泽东住处列席书记处会议。

　　胡乔木走进颐年堂时，杨尚昆已先在那里等候。杨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和书记处所有重要会务几乎都是由他安排。稍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吴冷西等陆续来到。大家相互打了招呼就各自找座位坐下，开始就今天会议的议题交换意见。

　　8点左右，毛泽东从颐年堂东门进来了，此门正对着菊香堂的西门。毛泽东刚坐下，就问身边的吴冷西：那份报告的全文已分给哪些同志，已分送了吗？

　　已分发政治局和有关负责同志，吴回答。

　　毛问在座的人：你们都看完了吗？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毛要大家发表意见。

　　毛说的那份报告，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所作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大家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如此严厉地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人物甚为不满，认为这种突然袭击，势必会引起革命阵营内部严重混乱；此外，赫氏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一个严重错误。

　　议论完了，大家都将目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手上的烟一直没有灭火。他操着浓重的湘音，缓缓地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是有保留的。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烟灭了，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他接着说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

　　毛泽东最后说，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可以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第一次会议就开到了这里。

　　19日、24日，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列席的人员除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外，又增加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毛泽东请来这些秀才，显然是要写文章。

　　会上，大家就赫氏报告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错误、中苏两党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讨论。刘少奇就斯大林的错误作了系统发言，周恩来讲了斯大林同中共历史上几次大的错误的关系，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则详细分析了赫氏那份漏洞百出的报告。

　　最后，毛泽东作总结。他谈到抗战期间斯大林开始时支持王明，抗战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毛亲赴苏联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

　　但是，毛泽东深知，现在还不是一吐牢骚的时候，必须冷静地对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毛泽东提议，写篇文章，作为中共的表态。不必用发声明或作决议的形式，那样太正规，形势还在发展中，还需要看一看。至于文章的写法，可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氏的过失；对斯大林要有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自己来讲，不要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也要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毛泽东特地叮嘱，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邓小平要陈伯达邀集胡乔木、陆定一、胡绳和吴冷西一起讨论。4月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稿。秀才们连夜加班，次日凌晨打出清样，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作修改，并最后将题目定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4月4日晚播发，赶在米高扬来访前一天，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当译文送到苏联专家那里时，一位专家说，这是批评我们的。

　　形势的发展，恰如中共所预料。赫鲁晓夫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他却无力对此事负责。9、10月，苏波关系开始紧张。苏共电告中共，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而根据华沙条约，苏军有权驻扎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因此，苏联有可能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解决问题。来电就是询问中共的意见。

　　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10月20日，他决定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胡乔木也被通知参加会议。毛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形势瞬息万变，就在政治局会议召开时，有消息说苏波准备在华沙谈判。毛泽东意识到情况不妙，他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决定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胡乔木、吴冷西被要求留下来作陪。

　　胡乔木见毛穿着睡衣，就提醒道：主席，是不是换身中山装？

　　就这样，没有关系。毛在穿着方面向来是随便的。

　　尤金走进书屋还没有坐稳，毛就劈头盖脸地对他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在缓和苏波关系中，中国党发挥了很大作用。应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前往莫斯科，调解苏波两党关系，代表团完成了劝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