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最后的10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思考，“文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说，胡乔木的思索，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索。

　　第四个原因，是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对中国采取的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等等，都是国际环境恶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的主要领导层觉得全世界似乎都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的威胁也使中国把经济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在胡乔木看来，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做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上述原因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社会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1956年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不存在至少不明显，就是例证。通过这个时期的实践，中共党和毛泽东的政治威望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57年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中共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显然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借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第一种趋势没有能在1957年后牢牢地保持优势，第二种趋势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在胡乔木看来，建立这种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错误就不会发生。

　　晚年的胡乔木写道：“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的中国，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将析“左”与批“左”看作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同意的，甚至不能为多数人所同意。因为在不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某些人看来，把析“左”、反“左”与胡乔木的政治思维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胡乔木对此是有感觉的。

　　胡乔木离开人间之后，他的故交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谈到过胡乔木的政治情怀。称他是诗人的有之，称他是历史学家的有之，称他是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也有之。唯独没有人将与“左”挂起钩来。事实上，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当然也不可能了解胡乔木。

　　邓力群说，“乔木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

　　邓力群的这段话引出胡乔木一位旧知常念斯的一番感慨：

　　我想这不仅如力群所说，和他的性格有关系，而且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对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他对毛泽东既忠诚又敬佩，又痛感他在最后二十年里的错误为全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在心灵里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按说已经有了党的历史的两个决议，在一般人会觉得已经交待过去了，但对参与起草这两个决议的乔木来说，这个历史的巨大痛苦一直压在他心上。

　　我们不妨再看看胡乔木对于“文革”的论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影响所及，显然不止是一代人。随着时代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人心中永难释怀的情结之一。最初几年，受到过迫害和冲击的人们，很多不肯原谅造成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纡解这个情结，既是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富有责任感的思想者们所应做的工作。

　　人总不能生活在梦魇中。

　　胡乔木在最后的10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思索，“文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胡乔木的思索，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索。因此，这种思索，自然可以说是胡乔木政治遗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近30年。21世纪的人们忆起这场民族灾难的时候，会同时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个《决议》，同时也会忆起《决议》起草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关于这场民族灾难的深刻的分析。

　　关于“文革”发动的原因，《决议》列了两条。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历史特点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由于复杂的国际原因，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竟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党内，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被当做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这一系列“左”的观点，是“文革”之所以发动的深刻理论原因。二是中共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时，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不正常情况。这可以说是“文革”得以发生的直接原因。

　　胡乔木同意《决议》的分析，但是，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样的分析也许是不够的。当然，有些原因存在，但是不一定要写下来；反过来说，没有写，并不是否认这些原因的存在。毛泽东那样热衷于发动“文革”，显然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影响因素。不过，写出这一点，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往往会越说越说不清楚。此外，晚年毛泽东身上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思想倾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乔木相当强调另一个因素，就是晚年毛泽东思想中的空想因素与“文革”的联系。这个问题在起草《决议》时不宜提，同时以当时的认识水平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关于这一点，最初是1987年11月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时提出来的。在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将晚年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加以比较，提出的一个公式性的看法：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

　　这一公式究竟有多少真理性，这要由历史来检验。笔者所要说的是，能将包容敏感而深刻时代内容的历史人物作如此简洁的比照和剖析，同样需要敏感而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力。

　　赴美访问期间，胡乔木提出，中国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从生产关系的演进看，按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逻辑发展，“文革”的发动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1963年以后，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演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这就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文革”这场民族灾难？

　　《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胡乔木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在这一点上，胡乔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即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近30年。21世纪的人们忆起这场民族灾难的时候，会同时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个《决议》，同时也会忆起《决议》起草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关于这场民族灾难的深刻的分析。

　　六中全会以后，胡乔木的主要精力放到修改党章和宪法上。这次党章的修改过程相当长。为了清除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系统地总结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经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决定对党章进行修改。早在1979年冬天，修改工作就开始了。整个修改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的。1980年1月，中央决定正式开始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要求尽快提出一个修改草案。为此，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由胡乔木实际主持起草。不久，起草了初稿，于1980年2月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此后，由中央书记处印发给党政军各单位征求意见。7月，修改小组根据收集的意见，拿出了又一稿，提交七中全会讨论。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草案，决定将党章草案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曾就党章的修改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胡乔木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时隔二十多年后，胡乔木又一次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并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任秘书长。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讨论，1982年2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在2月2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就修改草案讨论稿作了长篇说明。会议逐条讨论了修改草案，确定了修改意见。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于提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的建议》。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胡乔木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在这次被称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全面开始的大会上，胡乔木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5年后，中共十三大召开，胡乔木被选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从政治的前沿退居二线。这以后，胡乔木做了很多的事。就胡乔木与毛泽东这个主旨来说，书写到这里，早该结束了。

　　（完）

　　对“文革”进行理性总结，是在《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胡乔木关于“文革”的观点也逐渐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一个决议。胡乔木敏锐地感觉到，总结这段历史，将面临着两个相互联系、极难避开的难题。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一个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没有“文革”，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就不成问题；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谈到“文革”时，胡乔木只作出了简单的评述：“问题是在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且采取了不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法。”这只是对“文革”产生的原因，作出了一个政治与组织层面的描述。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种描述是深刻且适宜的。

　　对“文革”进行理性总结，是在《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界对于“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开始触及文革性质、历史根源等深层次问题。胡乔木关于“文革”的观点也逐渐形成。

　　关于“文革”的性质，胡乔木主张用决议稿的写法，即说它是一场内乱。在讨论过程中，意见并不是统一的。有人建议，对“文革”还是叫十年动乱好，这当然也是社会上一般的看法。胡乔木说，“这不行，动乱没有政治含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他也不同意将“文革”看成是反革命运动，因为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内乱里面有反革命的因素，就是有叛乱的因素，但是这个叛乱没有成功。“这个十年，整个就是内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局面”。胡乔木这一思想写到决议后变成了这样一段话：“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革”，整个运动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好的形式。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按毛泽东的话说，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一理论不仅写入了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而且还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它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论点的总概括。《决议》对此分析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对于《决议》的分析，胡乔木有过重要而精辟的补充。他说，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就既谈不上经济上的革命，也谈不上政治上的革命，因此，按照科学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称为一个革命；它不是用一种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代替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是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力量去代替一种反动的政治力量。“文革”实际是一场没有革命纲领、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的所谓的“革命”!

　　谈到这个问题时，多年来的思维定势决定了人们往往要找所谓的“阶级基础”。胡乔木断然否决了这种思路。他郑重指出，滥用所谓“阶级根源”去解释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的那些问题，其结果只能走向反面。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这一准则是适合的。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当然还存在一些阶级，现在也存在一些阶级，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行为，这个十年的历史，符合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你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大家不承认，这不成问题了。你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哪一点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讲不通。好多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搞得家破人亡，这怎么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呢？说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究竟什么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资产阶级，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原来存在着，还有它的残余势力，我们还可以讲。我们不是讲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吗？不错。可是，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就说是农民吧，“文化大革命”符合农民的利益吗？是农民要求取消自由市场、自留地？这些办法，符合哪一省农民的利益？这是讲不通的。那么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符合知识分子利益吗？“文化大革命”恰巧是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了，不但打倒，有许多人都打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阶级根源，这并不说我们要避免给毛主席安上哪一个阶级的帽子，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假如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并且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我们这个决议的灾难，结果认为我们的党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还有什么阶级，因此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至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我们也无法纠正错误，反而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下去，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用阶级斗争去解释的问题，硬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那么，在我们党内就要没完没了地进行阶级斗争。

　　干涸的京城竟有泱泱七百亩的“大海子”。为什么人工湖泊要称为“海”？历史向你细细道来走进中南海，很多人困惑不解，中南海为什么称为“海”，明明是湖嘛！

　　这就要从中南海的历史说起。中南海这片宫廷建筑群始建于辽宋时代。辽代以前，这里曾是一片风光秀丽的自然湖泊，辽国曾在这群自然湖泊上建瑶屿行宫，那时北京的气候比现在湿润得多，燕山山脉的森林茂密，坝上草原水草丰美。

　　辽国盛极而衰，金朝取而代之，这块自然湖泊上的宫殿迎来了新的主人。公元1153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新的主人给瑶屿行宫以新的名称，以表示其权力和自己特有的偏好，于是瑶屿行宫更名为“西华潭”。金王朝一声令下，上万民工开始对这一带进行开挖和改造，使之具有更多人为的痕迹。

　　斗转星移，又到改朝换代时。蒙古英雄忽必烈挥师驱兵南下，入主中原，把以灿烂文化引为自豪的汉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在燕京建立首都，改名大都。皇宫御苑仍在金朝的老地方，自然又免不了一番整修，几次扩建。这个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在干旱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的部落，对水就像生命一样珍惜，认为水就像花园一样美丽。古代蒙语称水为“海”，“海子”意即花园。一长串经过人工拓展的湖泊：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中海、南海，元代大都城内的湖泊都被称为“海”，中南海的“海”来历也源于此。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元代国都大都城为北平。1403年明成祖即位，从南京迁都北平，改为北京。明成祖不再在原来的金元皇宫的基础上拓建，而在它的东面营造起一座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崭新皇宫―紫禁城。明成祖这次营建紫禁城的一大功绩，是为整个北京城确立下一条由北而南的中轴线，乃世代不朽的基业。原来环水而筑的金元皇宫，则改称“西苑”、“西海子”，作为皇帝的避暑行宫。明世宗时，又在“西海子”上建造起南北两座汉白玉桥，南面蜈蚣桥之南为“南海”，北面的金鳌玉桥之北为“北海”，两桥之间的狭长水面为“中海”。

　　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起大清王朝，亦定都北京，继续营造紫禁城，拓建西苑三海子。清王朝重新开挖三海，堆土为山，广植林木，山威而海水阔，林秀而宫室幽，成为皇家的洞天福地。

　　这样，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七百多年的精心营建，西苑三海集山、海、岛、桥、亭、阁、廊、榭、宫阙于一园，成为真正的人间仙境了。

　　1912年，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被迫迁出紫禁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南起午门、北至神武门的广大宫室改为“故宫历史博物院”，俗称故宫。原来的西苑三海，以金鳌玉 桥为界，北海被辟作平民公园，中海、南海则被北洋军阀首领、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做了大总统府。这样一来，整座西苑三海便一分为二了。做了“大总统府”的中南海，面积达一千五百亩，其中水面占七百亩。它比东面的故宫大出三分之一，比北海的北海公园则大出近一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南海是迄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占地最广大、保存最完整、风光最秀丽、政治最神秘的一座皇家园林。

　　“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菊香书屋”更显清幽典雅。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在中南海高大的院墙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从中南海的南门，也就是新华门进入中南海，顺着南海西岸的马路行至北头，便会看到一个大院，正门上方所悬的黑色大匾上，雕刻着乾隆皇帝手书的三个金色大字“丰泽园”。丰泽园建于清康熙年间。门外原有稻田数亩、桑树数十株，为清王室每年仲春演耕之处。

　　“丰泽园”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它由许多小院落组成。

　　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澄怀堂之后为遐嘱楼。穿过颐年堂东侧，有走廊通往东面一座四合院，就是著名的“菊香书屋”。康熙题联曰：“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之前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搬到西花厅。

　　如果说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那么“菊香书屋”则更显清幽典雅。

　　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将毛泽东安排在菊香书屋居住是多么美妙，因为这和意志坚强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个性很贴近！同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里有一个名为“不染亭”的四方亭也和它的主人个性多么相似！

　　有幸走进挂着“菊香书屋”匾额房子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厅，穿过它才是一所院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菊香书屋改成“菊香书院”更为合适。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呈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为什么有人将毛泽东比喻为“紫云轩主人”？这是由这个牌匾而来。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挖的，毛泽东从来未使用过。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工作人员称它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东厢房也是五间。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过厅南侧的两间，至今没人披露它到底作何用途。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小的便门出入。

　　毛泽东很少从西便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厨师运粮运菜大都经过此门出入，有时也利用北侧的便门。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院内来，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

　　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因此这里经常来住一些工作人员的孩子。

　　出了菊香书屋正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由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了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间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过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有一次，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初夏时节，这座古旧的四合小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过去这里是公园，由他们随意美化，我们不干涉。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了吧。摆一点松柏怎么样?”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商量。

　　工作人员露出了不解之色。

　　“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会有工人农民来。”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工作人员立即同花工商量，挪走花盆，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棵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两盆绿草。

　　毛泽东十分满意这绿色的世界。

　　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对自己的床却有与众不同的“讲究”。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

　　当走进紫云轩毛泽东的起居室时，你会惊讶地看到，毛泽东睡的硬木板双人床不仅十分宽大，而且十分简朴，大床的一半放满了整整一尺高的书籍。

　　这张既不高贵又不豪华的大木板床可谓来之不易，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当毛泽东初进北京时，便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一通脾气。原来，毛泽东对卧室那张弹簧床极不满意。其实，这间卧室内惟一豪华的家具就是这张弹簧床。警卫员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床，坐在上面就像是坐在沙发上一样。他们觉得这个床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任何一张床都要高级，于是将这张床摆好，等待新主人休息。可新主人毛泽东并不买账。他看到这张床，声音很高地对工作人员说：“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他指示卫士们赶紧撤走弹簧床，并说：“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吃饭、睡觉、工作，可谓人生三件大事。毛泽东在生活起居方面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他对床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讲究”。

　　毛泽东对床有独到的要求―不能是沙发床、席梦思之类的软床，而是木板硬床。

　　转战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睡火炕，毛泽东睡不惯，走到哪儿，都是临时借用老乡的门板。毛泽东住在河底村时，房东的门卸不下来，他只好睡在火炕上，结果睡得不好。房东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家听说了这事，立刻将门轴锯了，把门取了下来。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批评那个干部“乱弹琴”。随后，毛泽东又检查了那两扇门，看到再安上不受影响，才不生气了。

　　毛泽东发火引起工作人员的恐慌，临时到哪里去找木板床呢？而毛泽东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来。这可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劝毛泽东暂时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再想办法。

　　正在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听了这种安排，头也不抬地说：“弄了木板床来后我再睡。”显然，毛泽东牛脾气又上来了，如果不能弄到木板床，他是不肯睡觉休息的。于是，管理科的同志们赶紧请木匠连夜为毛泽东赶做了一张大木板床。天快明了，毛泽东终于看见了这张木床，很满意，上床倒头就睡，而那张豪华的席梦思被冷落一边，直到后来被搬走。

　　几个月后，这张木板床随着毛泽东搬进了菊香书屋。不久，工作人员又对毛泽东的木板床进行了改造，使它变大了，足有5尺宽。为什么要把木板床加宽呢？因为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公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用来放书的。平时，毛泽东床上的书堆得足有一尺多高。毛泽东自己说过：“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至于我更是比一般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要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舒服一些。”

　　改进后的木板床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毫无刻意雕饰，与一般人家的木板床并无区别；二是宽大，可以放很多书。

　　毛泽东深为满意。此后，他一直睡这种木板床，从来未曾改变过。

　　这些和他相伴的书都是平时常要看的，一摞摞有秩序地排在床铺的东半侧，等候着主人去阅读、理解和思考。毛泽东将每本书看过的部分都夹上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记录上的铅笔字。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好像是书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查寻。正看着的书籍还要继续看时，则卷着摆放在那里。这些书籍几乎都是线装的古书。毛泽东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作过馆员有关。

　　据说，毛泽东最后居住的“游泳池”书房里的书和丰泽园收藏的书共有十多万册。一生喜爱简朴的毛泽东，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惊人的“财富”！至今，书籍、手稿还未全部整理出来，可见这“海洋”之大之深！

　　毛泽东爱书，爱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饭茶不思的境界。他的办公室、寝室、饭桌、卧榻甚至卫生间，信手拈来都是书。处处显示着书的世界、书的天地和书的魅力。毛泽东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

　　毛泽东的床头桌右侧，放着盏台灯。只要他未在睡眠中，那盏台灯总是亮着伴着读书人。在灯光下的书被照得很醒目，主席半卧着读书……当工作人员走进他的寝室时，常会看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一点儿也没有觉察有人走进来，读到有趣之处，常常听到从他那抖动着的喉部迸发出的“格格格”的笑声。

　　毛泽东的藏书室，设在北房西侧的里间和西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房屋内，在占据了近一半空间的书架上，摆满了夹着纸条的书籍，其中线装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

　　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毛泽东推崇司马迁的《史记》。

　　在近代的著作中，毛泽东赞赏鲁迅先生的著作，对郭沫若的著作也很关心。每当毛泽东日以继夜地工作之后，走下工作台，说要去睡觉休息了，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就好像卸下了一天的重担，放松下来，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好消息一样，互相转告着：

　　“主席要休息啦!”

　　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了，毛泽东从办公室走进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就要睡眠休息了，常常是回到寝室之后，灯光仍然久久不熄，原来他又转入了另外的一种工作状态―在灯下看书!

　　毛泽东起居室里的灯光成了值班卫士观察他读书或睡眠的一个信号。所以每当毛泽东进入卧室后，值班卫士就把视线盯在向南的窗子上，看着那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还没有休息。这时，大家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有时见灯光熄灭得早一些，值班的卫士便会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或幸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了居住了17年的菊香书屋，搬到临中海西湖畔的游泳池旁的一栋普通平房里居住。开始是因为毛泽东爱游泳，经常在游泳池边看书、会见客人甚至办公，旁边的房子正好供他休息之用。时间一长，毛泽东干脆在这里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把这里变成了居住的地方。他的客厅也兼书房，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读书的地方，这里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令人叹为观止。那环壁而立的简易书架和层层叠叠的厚书，将人带进了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大世界。毛泽东这小小的书房，犹如地球的一个支撑点，将他精辟的论点和科学的预见，交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