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胡乔木试图从5个方面阐述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层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长久延续的原因。
政治上，其中也包括文化上的“左”倾错误，就是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遇风吹草动，就容易误认为又来了什么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影子始终笼罩在许多人的思想里。人们无法准确地理解和判断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状况。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但是，事实远非如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大类的矛盾，应该说是毛泽东的贡献。这是一个认识了的事物。但是，认识了的事物，并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条件一变，又会发生错误的认识。经济上的“左”倾，也同革命时期急于求成的心理一样，希望建设能够很快地取得成功。谁不希望中国迅速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个希望完全是正确的。希望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自己尽快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这个希望，是远比希望本身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以上两个方面，自然都不是能以阶级根源来解释的。关于这一点，胡乔木有一番精辟的解释。他说，因为这不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发生的错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路就找错了，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人犯错误，并不都是因为有个什么阶级根源，不但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会犯错误，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犯错误也不能都说是由于阶级根源，如科学家搞试验经常要犯错误，你说这是什么阶级根源？这是胡扯。”即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也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
上世纪80年代末，胡乔木提出了“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著名命题。
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由中国第二代领导层核心人物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从历史角度加以系统阐释的，则是中共第一支笔、邓小平时代的第一大理论家胡乔木。
胡乔木试图从5个方面阐释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层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长久延续的原因。这无疑是胡乔木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个原因，胡乔木认为，是中国领导层主要是毛泽东，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速度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毛泽东的想法，显然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胡乔木认为，中国50年代前期，确实充满着阶级斗争。1956年，中共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匈牙利事件、反右派斗争，成为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而苏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共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就被用到党内，最后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经济领域，先是以“政治统帅经济”，接着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样的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产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这期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
姑且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革”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1963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革”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因素，在撰写“历史决议”时，胡乔木坚决主张不写进。当他步入思维的晚年，他终于写了出来。关于这种以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为具体内容的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来源，胡乔木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