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02章 为创建党的武装而奋斗

第一节、川军兵运

"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等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陈毅不断躲开军警和暗探的监视向李大钊汇报情况。和某些人的悲观论点相反，陈毅他们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主要的潮头乃是南方国共联合的武装的国民革命运动。果然，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出师北伐，政局出现了新的分化。一天，陈毅向李大钊汇报：他遇到了留法同学喻正衡。喻现为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此次以杨森的全权代表的资格，来北京试探风向，进行联络。原来杨森见到革命高涨，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人"促请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当即指示陈毅深入了解，建立联系。不久，李大钊便正式布置陈毅回四川做兵运工作。1926年8月，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分别致杨森的亲笔信，在喻正衡陪同下乘火车南下。他们经过尚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军事统治之下的武汉，换乘轮船入川。杨森当时还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近日还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拾省长"。

陈毅到万县望见满街"庆祝荣任"的红绿标语，对杨森的投机性印象鲜明。

8月25日，杨森以客礼在其司令部接待陈毅。杨森看过李大钊、李石曾的手札，首先向陈毅说明他参加国民革命的意向，表明他是开明派。甚至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发兵10万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对于陈毅，他4年之前即已谨致拜请之意，此次又承李公介绍，他欢迎陈毅到他军中参赞军务，可以代表他到各部队走动，自由出入于军部各处以及杨森的私宅。他愿随时听取陈毅的"高见"。陈毅暗自承认杨森安排甚妥：既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表示尊重，又不正式任职得罪北洋。杨森可以视时局顺逆而伸缩；陈毅也有接触部队接近杨森的相对自由。陈毅当即表示接受，并借介绍北京及武汉等地情况向杨森说明了吴佩孚不得人心，必难持久的形势。杨森相当坦率地说明他自己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实难立即背弃；一旦北伐局势明朗，自会及时抉择。

第二天，杨森又邀见陈毅，并介绍"'第三国际'派来联系的代表"与陈毅相见。这位"代表"叫朱玉阶，四川仪陇人，原是川中名将，与杨森旧交颇深，此次方从德国、苏俄回来。陈毅见这位老军人气度敦厚，胸怀坦荡，晤谈甚为欢洽。不料后来万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知陈毅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万县分公司会见一位党内同志，迎见他的正是这位朱玉阶--朱德。他并非杨森所说的"第三国际代表"。

就在此时，杨森部队面临严重的考验。

8月29日，英商大古公司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的木船三艘，杨部官兵和船民58人淹死，银元8.5万枚、步枪50余支也沉入江底。英国轮船依仗帝国主义所攫取的中国内河航行权，在川江上无数次撞沉浪沉中国船只，杨部人员也多次受欺。此次事态特别严重，杨部上下震怒，杨森也感到奇耻大辱。

陈毅向杨森分析：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是杨部官兵及四川人民的强烈愿望，因而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加强杨森的军中威望和政治影响。杨森对此深表同意。陈毅提出：第一，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第二，发动工农兵学商各界奋起御侮；第三，扣留肇事船只。朱德完全支持陈毅的意见。

朱德远虑深谋，特别强调在与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充分准备英方动用武力。

杨森下了决心：一面指示驻重庆交涉员向重庆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和惩凶、赔偿要求；一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命行动。

8月30日，英商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予以扣留。

英方拒绝赔偿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英方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吴佩孚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同时以武力威胁，并发出通谍：限杨森于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

杨森连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朱德、陈毅一再陈明反帝大义，巩固杨森的决心。陈毅先后主持了反英暴行筹备会及声势浩大的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大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揭露英帝暴行。

9月5日，英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强行靠帮跳舷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劫船受挫，竟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并使用燃烧弹。

杨森乃令沿江炮兵向英舰还击。朱德先同杨森一起协助指挥，后又到黄桷树炮兵阵地督战。陈毅奔走在指挥部与火线之间，传达战况，激励士气。

英舰炮火击中万县法国教堂的钟楼，陈毅登上泊于江边的法舰都大号，用法语向法国海军揭露英舰滥轰和平居民和法国教堂的罪行。

在众炮轰击下，英舰先后负伤，拖着浓烟逃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长江上向英舰作战而迫使其逃遁的壮举！

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造成了著名的"万县惨案"。

然而万县炮战的胜利意义重大。朱德、陈毅在9月6日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组成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并通电全国，使反帝高潮又增新浪。

但是杨森在吴佩孚越来越严厉的威压之下逐步降低了抗英的调门，这场斗争以虎头蛇尾告终。

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向杨森告急，杨森竟公然发兵"援鄂"，以牵制北伐军。

杨森部的工作已难以为继，朱德东去武汉。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即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关系，被派往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在达县的一个多月中，陈毅除了对田部官兵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外，还在学生界开展工作。当时的进步学生领袖之一张爱萍在1980年4月回忆：因为国家主义派学生从反动部队搞到了一些枪支，张爱萍他们曾要求陈毅也配备一些枪械给他们，以便对抗。陈毅没有同意。陈毅布置在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孤立和分化少数顽固分子，把尽可能多的青年学生争取过来。

11月，陈毅被重庆地委调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在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上陈毅得知重庆地委已在策划发动顺庆（南充）、沪州的驻军举行顺沪起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陈毅也就在此时认识了刘伯承，得知他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四川从事军事运动的，并由中国国民党执监联席会议委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之职到四川负责军事工作，顺沪起义将由他任总指挥。陈毅对这样的武装起义当然热心。因为起义目标虽然在根本上还只是配合北伐，起义的部队也都是缺乏共产党的工作基础的旧军队，但毕竟这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正规部队武装起义，而且是第一次。如果起义成功，掌握并逐步改造好这样一支武装，和在杨森部队做工作大不相同。在杨森部队因为有枪有炮，就能击退英舰，但部队是人家的，结果还是有始无终。一旦有了一支自己掌握的部队，革命作用就大了。

陈毅积极了解情况，参与意见，和刘伯承的交往日多。据陈毅回忆：他们曾研究在起义发动后把分驻于沪州、合川、顺庆等地的8个旅北移顺庆，创建革命根据地，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沪州、顺庆驻军于12月初提前发难。但驻沪州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3个旅贪恋膏腴之地沪州的大量税收，不愿向顺庆转移。据沪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吴孟辉1980年4月谈，陈毅曾到沪州，在万吹楼分别找各旅领导人进行劝说，未奏效。

在中共重庆地委的会议上，合川共产党的负责人请求派人到驻合川的川军二十八军第三师做改造的工作。合川扼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之口，为沪州到顺庆的必经之地，在地理上对起义有枢纽作用。陈毅乃向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安提出愿去三师工作。刘愿安原来的公开身份就是合川三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调离不久，深知合川地理和驻军的重要性，表示赞同。

合川三师师长陈书农，兼该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是陈书农的叔父。陈梦云已于两年前和陈毅好友胡兰畦结婚，深知陈毅的胆识才华。陈毅与合川三师驻渝办事处联系，有刘愿安介绍，又有陈梦云的推重，很快被陈书农任命为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12月25日陈毅到合川时，陈梦云及宣传科新任科长范英士等到码头欢迎。陈书农当晚设宴接风。陈书农此后对陈毅的工作始终支持。在陈毅的影响下，陈书农多次表示既已接受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定顺应潮流，沪州的部队着北移顺庆路过合川，他保证不加拦阻，严守中立。30年后的1956年，解放前夕去香港的陈书农表示愿意回内地参加建设。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赞同。陈书农抵沪，陈毅在锦江饭店宴请他一家，并说："以前我到合川，你请我吃饭。今天我们也请你吃饭。这不止是我个人的意思，我是代表周恩来总理请你吃饭的。"

1927年元旦刚过，陈毅在政治部部务会上提出了改进政治部石印刊物《武力与民众》的建议，立即受陈梦云和该刊主编范英士支持。该刊由不定期改为周刊。陈毅积极写稿。该刊在合川军民中有力地宣传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运动。陈毅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到三师所属各旅和军事教育团，宣传三大政策，并发展中共秘密党员。

身为组织科长的陈毅有责有权开展工会工作和学生工作，他迅速团结了一批工运骨干和学运骨干。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各界民众1000余人在城内瑞山公园举行纪念大会。陈毅组织并主持了这次大会，还作了很富鼓动性的演说。

1927年3月，国民革命的形势发生明显逆转，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新军阀气息越来越为政治嗅觉灵敏的旧军阀们所察觉。各地的军阀，包括四川的杨森、刘湘等在内，和蒋介石勾结起来了。

3月24日，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下关，对蒋介石示威，造成和平居民死伤2000余人的大惨案。蒋介石妥协求和。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英、美暴行的群众斗争。重庆人民也在打枪坝召开抗议大会。当时已占领重庆的刘湘接奉蒋介石的旨意要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此时便集中军警，预先埋伏，突然开火，制造了死伤近千人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随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

陈毅在合川的活动当然早已为反动分子所注意。此时，师长陈书农正在成都邓锡侯那里开会，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毒的旅长王学姜代理师长。王学姜忽然亲自邀约，要宴请陈毅，以示团结。陈毅考虑，非但不能赴宴，合川也不宜再留，决心紧急撤离。

陈梦云、范英士关心陈毅的安全，决定二人一同护送陈毅直到重庆。在当时的严酷形势下，和陈毅这样的人一同出走，干系不小，情谊殊深。范英士在1980年4月说：后来查明，王学姜确实准备于宴请时下毒手。而陈梦云和范英士也没有再回三师工作。

为了减小目标，他们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分手，陈毅只身去重庆找新任旅长的郭勋祺。

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陈毅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吃惊不校此时的重庆全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尽被破坏。到处是搜捕、枪杀；一部分人自首叛变。车站、码头全部戒严，向东往武汉去的船只检查尤其严格。郭勋祺把陈毅留在自己司令部掩护了几天，随即亲自布置陪送陈毅前往码头，送上去武汉的江轮。

第二节、武汉军校

陈毅来到武汉，暂住武昌蛇山脚下的小旅馆里。和重庆相比，武汉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标语、旗帜、横幅的革命的世界。但是标语的内容急遽地变化着，一夜之间，到处是声讨新军阀蒋介石的怒吼。"四·一二"事变发生了！

接着又是李大钊在北京遇害的噩耗！

革命的怒潮和革命的危机交织。

陈毅急于找党，急于投入斗争。

可是他既无介绍信，又无介绍人，到处碰壁。终于他在街上遇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颜昌颐。颜昌颐是"四·一二"事变后从上海撤到武汉来的，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5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分配陈毅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委书记。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此时，国民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不肯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政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据聂荣臻1980年9月说：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公开身份要利于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军校共产党的组织

是不公开的，但是健全，每个大队和队都有党、团的支部和小组。专职的党委书记陈毅到任后，即到各大队各支部了解情况，秘密开展工作。当时政局动荡，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不久夏斗寅叛乱，武汉吃紧，军校奉命改编为独立师开赴前线和叶挺部队一起平定了叛乱。接着，汪精卫撕下伪装，于7月15日宣布"分共"，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城乡。在这些剧变中，军校大多数教职员工和学生都紧紧地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无论在公开论战中或在战场上，都敢于和新老军阀及国民党右派斗争。在平叛作战时，陈毅在党内作了有力的动员，保障了作战部队的高昂士气；还布置了对一些考验合格的发展对象举行火线入党。当时在军校工作的徐向前、郭化若都记得陈毅在党内工作很活跃。

工作活跃，言行之中不免会流露出不象个准尉文书之处。当时施存统的秘书，后来曾为蒋介石代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就对陈毅说过："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施存统告诉陈毅，政治部组织科长叶镛是国民党员，专门监视共产党人。叶镛找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来当文书呢？你一定是C、P（共产党）。"并表示了革命的愿望。陈毅见他诚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对他做工作。后来，通过组织发展叶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陈毅的工作多了一层保护和支助。叶镛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师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陈毅的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于1925年在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弟弟陈季让刚考入武汉军校第六期，都在武汉，兄弟们经常聚会。他们政治见解各不相同，经常争论，但感情却很亲密。

陈毅的几位朋友也在武汉。胡兰畦在军校女生队学习。胡兰畦的丈夫陈梦云和范英士后来也到了武汉。他们也常见面，议论政局，观点也不相同，但都忧国忧民。

汪精卫不想保留革命的军校。女生队被解散，胡兰畦只好回到丈夫身边。

政治队提前毕业，陈孟熙得到吴玉章的同意到四川军阀刘存厚部工作。陈修和决心去上海搞造船工业。

陈毅在7月份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军校人员应变。军校最后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当时恽代英已东去九江；施存统也离开了军校。陈毅领导各支部，把有的学员调去叶挺担任副师长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即原叶挺独立团），让有的学员回乡各找革命之路，大多数党团员隐蔽下来。

他自己一度隐蔽在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继续负责教导团的党的工作。①当郭化若身份暴露奉命调出时，陈毅转移到党的基础较好的特务连隐蔽，任该连准尉文书，继续和各营连党组织秘密联系。

8月1日，即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他们纵谈时局、各叙襟怀。陈毅的话至今尚为胡兰畦和范英士所牢记。陈毅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①据原总参军训部顾问刘祖靖1982年回忆：当时有人称陈毅为"总支书记"。

第三节、"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8月2日，教导团2000多人分乘一艘大客轮和多艘小火轮，以及它们所拖引的数十条大小木船，离开武昌顺流东下。

当时教导团的团长是侯连瀛、副团长是杨树松，参谋长是季方。侯、杨虽是共产党员，却并没有组成党委，后来他们都转入了国民党，因而在当时这个团显然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陈毅虽是中共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但是没有兵权，和上级党组织也缺乏可靠的联系。陈毅只听说了党对教导团这次"东征"的大致意向：趁东行之便，开到江西九江、南昌一带，尽量保存革命骨干，相机参加武装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的消息，在出发前全不知晓。船队抵黄石，被何键部队强行扣留，经交涉并由何键部队打电报请示驻九江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才干次日放行。这时才听到传闻说南昌方面出了事。

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回忆：8月4日船到九江。江岸已武装戒严。第二方面军的人乘数艘小艇向分散在江面上的各船官兵传达张发奎的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

此时部队分散在毫无防御设备的民船上，无法进行战斗通讯联络，团长、参谋长以及"准尉文书"都无抵抗的善策，也无法指挥，只能上岸见机行事。

集合完毕，张发奎亲自来宣布：要大家放下武器是事出无奈，叶挺、贺龙不够朋友，带走了他好几个师，差点把第二方面军搞垮。他说他还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叶、贺走的，他"礼送"出境。愿意留下的，他带去广州。最后他下令分别站队，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边。

没有人站到"那边"，大家早听说要隐蔽待机。

陈毅在当晚召集共产党干部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情况已趋明朗：南昌已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叶、贺掌握了好几个师，张发奎走向反动，但还不愿丢掉革命招牌。大家研究决定：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去找叶、贺军，一是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留下。"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这200多人组织了个支部。"①陈毅身份已经暴露，决定星夜去南昌，投入他多时来热切向往的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特务连连长肖劲和他同去。

8月6日陈毅、肖劲赶到南昌，叶、贺军已无踪影，张发奎的部队已进了城，好不容易打听到起义军已去抚州方向。两人决意追赶。

沿途绝少行人，常有反动团练和地痞流氓拦路盘查。途中遇到几个从蔡廷锴部队逃出来的军官，他们说蔡廷锴师本来参加了起义，但在南撤途中脱离了起义军，现在也在"礼送"共产党员。陈毅、肖劲表示了誓必追上起义军的决心。他们终于在抚州城里见到了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的起义军，找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

当时起义军后面有朱培德的追兵，抚州附近是杨如轩的部队。赣东一支绿林武装派人来接头，愿意接受叶、贺军的委任和指挥，条件是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周恩来、刘伯承就要陈毅带着肖劲去联系，到这支绿林部队去做改造工作。但他们按预定办法和对方的司令联系时，起义军已开走，追兵已进了抚州。绿林部队联系代表逃避不见。陈毅、肖劲出城时被哨兵抓祝幸陈①张发奎后来又将武器发还教导团。教导团开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毅说动了哨兵，得以脱险。

8月10日，他们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后，分配陈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真诚而喜悦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的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到的宝贵结晶！

使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要去领导的团正是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发展而成的"铁军铁团"。他早就听说，这支部队在北伐中是最出色的前锋，战无不胜。这部队又是党最早创建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现有2000多人，是起义军的一个坚强的主力团！

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方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象《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另眼相看。

然而第二个考验接踵而至。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极少遇到的严峻而深刻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关键就在于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有超过一切的认识和感情。

第四节、疾风劲草

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这样就把全军最强的叶挺部队的二十四师与二十五师拆散了。事隔25年，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痛心地说："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钩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损失严重。

三河坝位于广东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二十五师为避免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东渡韩江，在以东文部为中心的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设防。10月2日起，钱大钧部以优势兵力3个师10个团多次渡河攻击，伤亡达1000余人。起义军顽强抗击，歼灭渡河之敌，但自己也有数百人伤亡。

10月4日，敌军再次多路渡河登陆。起义军兵力少，久战不利，乃撤出三河坝地区，向潮、汕与大部队靠拢。但行至饶平县茂芝，先后遇见潮汕撤出的部分人员及在揭阳、汤坑失败跑回的零散人员，才知道潮汕失守，起义的领导人已分头撤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失败了！2万多人的起义部队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这2000余人，而且四面都有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而如果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不再坚持领导岗位，部队必将全部溃散。

当时，朱德决心继续斗争，陈毅坚决拥护。他们决定到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活动。在饶平县的茂芝，部队进行整编，以七十三团为基础编为第一营（4个连的大营），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九军教育团编为第三营。

10月7日，朱德、陈毅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

同时，与饶平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留下一批枪支，分散安置了一批不能随军行动的伤员，并派人秘密赴香港向中共南方局报告请示。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提出，南昌起义军必须"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10月24日，南方局恽代英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二十五师）据彼处派来之人报告，确存长枪1000，驳壳200，机枪约4挺，人2000，??"然而在闽粤赣边立足的意图未能实现。路过峰市，因为后面有钱大钧的追兵，不敢久留。在武平，同钟绍奎的土匪部队遭遇，钟部被击溃，乃进占武平。钱大钧部一个师又猛扑而来，第一师退出武平，向武平以西的山区转移。

部队仰攻险要的石径岭，朱德亲率突击小分队爬绝壁翻山崖到守敌侧后猛袭，始得突破险关。朱德智勇善战的名声此时便在七十三团这样的铁团得到推崇。

进入江西后，情况更糟。对于武装斗争的悲观失望，日益严重地摧毁着部队的意志。与上级党及地方党完全失去联系，两眼抹黑，前途茫茫。时至深秋，官兵们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单裤，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山区少人烟，搞不到多少粮食，饥饿削弱体力。病员急剧增多，疟疾、痢疾，没有药品治疗。每天还得长途爬山行军。于是掉队、离队的日多。

部队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在这里才得到短暂的休息。领导干部聚集起来，议论出路。这时的部队，体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削弱，散伙的现象日益明显，有的带着整班、整排公开离队，带着枪自寻出路。部队只剩1000来人了。

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维持这一支小小的接近涣散的队伍确实成了问题。即使要奋力维持，有没有必要保持这么些军、师、团职的领导干部也令人怀疑。

朱德态度坚定明朗，他认定南昌起义留下的骨干必不能溃散，一定要带着走出绝境，坚持武装斗争的路。陈毅到北京、上海、四川都有出路，但他既已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要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他也决心带队到底。原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决心带部队，他已蓄起胡须，发誓革命不胜利就不剃掉。后来大家同意去留自愿。这时，团以上领导干部就只剩他们几个人了。

傍晚，在天心圩圩场外的河滩上，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朱德阐述了他在领导干部议论时的主张。他说：大革命失败了，革命的旗帜不能丢。

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只要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朱德还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也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动员，许多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部队继续西进。但实际困难丝毫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饥寒、疲劳、疾并穷困，把部队折磨得筋疲力荆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跨。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他几个也附和，他们劝陈毅走。

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其他几个连长被陈毅劝止了。只有林彪一度离队，但没走多久又回来了。

因为走到梅关，看到搜查、抢夺、打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陈毅批评了他，对他回来还是表示欢迎，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①部队减员到只剩800多人。可是终于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他们走到了信丰县。军阀刘士毅的军队远在赣州，信丰没有敌军。这时军阀战争即将开始，他们身后己没有了追兵。赣南地方党也派人来取得联系，他们第一次对赣南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在敌情缓和的情况下开进县城，对这支贫困饥寒、而且是有许多旧军人的部队，是一个新的考验。问题还是发生了，有人进饭馆白吃白喝，有人到当铺"当"手榴弹要钱花。

朱德、陈毅正同城里的地方人士座谈，忽接报告：一家当铺被一伙士兵抢了。朱德让陈毅先去紧急处理。

陈毅下令紧急集合，带领部队跑步到离城20多里的一个山坳里。朱德也飞马赶到。

陈毅站在山坡上发出整队口令。

①陈毅于1971年10月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谈及此事。

朱德应声跑到排头兵位置，肃然立正。王尔琢跟上，站第二名。于是800多人迅速列队。

朱德、王尔琢出列来到陈毅站立的山坡，紧急研究后，由陈毅宣布此次哄抢当铺事件的严重危害性，并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抢劫主犯3名，立即枪决。陈毅又向大家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大家自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他特别强调要以朱德为榜样。朱德不屑高官厚禄，1922年就加入共产党。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许多师、团领导干部离开了，唯独他不走，他看到这支队伍一定会发达，革命一定会成功。大家要跟朱军长革命到胜利！

官兵们自发地喊出了"拥护朱军长！""跟朱军长干革命！"的口号。

参加哄抢的士兵，纷纷把抢得的东西交了出来。

朱德感谢大家的支持，完全赞成陈毅的处理，指出革命纪律铁面无私，如果他本人违犯纪律，大家可以同样拿他问罪。朱德并郑重宣布，从今起，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共同领导。①通过这一次严肃整顿，既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又有铁的纪律，政治工作的威望大增。10月底开进大余县城时，县长吴巨光闻风逃到广东南雄。群众也纷纷离家躲避，随即听说这支队伍不住民房不抓民夫，态度和气按价付钱，又陆续回到城里。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战争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自顾不暇，朱德、陈毅、王尔琢研究决定利用时机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并改善物质条件，恢复体力。当时江西由滇军将领朱培德主持军政，各县主政的多云南人，吴巨光也是，且在云南时与朱德有过旧交。朱德乃在县商会筹得1万多元经费，说明为借用，并留信请吴巨光县长拨款归还。部队的整顿工作乃在生活较好的条件下展开。

部队急需调整组织。考虑到和湘赣一带的滇军搞好统一战线关系并利于隐蔽，决定暂时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计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 1个特务连（一说迫击炮连）朱德化名王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

陈毅负责党团组织的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发展了一批坚决革命的人入党，把全部56名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建立了连的指导员"。事隔几十年，粟裕还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11月上旬，部队移驻湘粤赣三省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敌人忙于军阀混战，使他们得到近一个月的休息。离队官兵200余人归队，加上一批参军新兵，部队又有1000多人。部队天天上小课，隔一二天上一次大课。军事方面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讲新战术。政治工作方面继续整顿思想、整顿纪律，规定筹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组织部队打土豪、筹款、各班排分头向群众作宣传，调查情况，帮助群众劳动。陈毅主持了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颇多建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1月中旬，附近到了一支部队，经联络，竟是秋收起义后经过三湾改编的一个营，该营是一团三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带领，因在一次战斗中被敌①《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42至45页。

人切断了和毛泽东亲率的一团团部及一营的联系，三营独立向南发展。得知毛泽东领导着部队在井冈山活动，朱德、陈毅、王尔琢立即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同胞小弟毛泽覃去与毛泽东联系。同时，与范石生也联系上了。

范石生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驻防湘南粤北。他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知交，结过金兰。他派该军参谋韦柏萃（原为共产党员）带着他的亲笔信前来联系。范石生希望两军合作，信上还指出该军内部即有一批共产党员，他并未取缔他们的活动，以示诚意。

早在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即曾授意朱德致函金汉鼎、范石生、杨如轩等滇军将领进行争龋朱德等各军师负责人并带上了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介绍信备用。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对与范石生的合作进行了慎重研究，考虑到部队疲惫，子弹、服装、被盖等也极度缺乏，有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必要，乃决定在确实保持共产党武装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与之合作。

11月21日起，朱德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该师师长曾曰唯进行了两天谈判，达成了协议：朱部是共产党的队伍，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范部给朱部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朱部自己支配；朱部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朱部的决定办，范部不得进行干涉。

朱德以王楷名义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团团长，陈毅任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嗣后，又将张子清、伍中豪的一个营改称为第一四一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湖南宜章、汝城农军200余人改称为第十六军特务营。为统一这三支部队及十六军原有共产党组织的党的领导，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朱德、陈毅有意识地利用滇军与蒋、桂、粤的矛盾，范石生也希望增加友军力量并企图与朱德同回云贵求得发展，再加朱德、范石生彼此友谊甚深，彼此相信对方品德，所以合作是真诚的。朱德在他的一部书稿中曾感慨说："他接济我们10多万发子弹，一个月还接济我们万多块钱、医生、西药、被单??""这时范石生去打广东，很多东西留下来了。""我们始终心心相樱就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对这一合作的最好检验，是能否确保这支共产党军队继续实行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在上犹、崇义期间，"改编"了的这支部队照旧打土豪，支持农会活动。他们还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联系，并于11月下旬在汝城召开湘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年关暴动"。移驻粤北以后，更有力地支持农民运动。途经仁化时，积极支持恢复农会，帮助组织农民武装，号召开展土地革命。

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支队伍的革命坚定性。--中共中央接连写信给他们，"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为避免被消灭的危险，你们只有坚决的脱离范石生"。中共北江特委常派人侦听他们的情况。有一天陈毅在该团军政干部会上讲话，北江特委派人秘密监听。只听得陈毅说革命是有波折的，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决定革命的方法。但最要紧的是不能被环境所屈服，时刻不忘记自己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于是北江特委派人与陈毅接上党的关系，通过北江特委又与中共广东省委建立了联系。

广州起义即将举行，北江特委传来广东省委指示，要朱、陈率部参加。

他们即行开拔，范部也不阻拦。他们途经韶关，请范石生拨给去广州的车皮，范石生也如数调拨。只是临上火车时得悉广州起义失败，临时中止。

嗣后部队移驻韶关以北的犁铺头，继续进行军政训练，并开办了教导队。

陈毅常到教导队讲课。部队仍积极支持农民运动，除继续联系仁化董塘等地外，还派人到驻地附近的曲江西水地区支援农民暴动，使那里的斗争蓬勃开展。

北江特委先后派出熟悉当地情况的龚楚等人来到部队。此时张子清、伍中豪的一四一团已休整装备完毕回井冈山地区，而一四○团收留了陆续归队的人员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来投奔的零散人员（其中干部80多人），已恢复到1200余人。

12月下旬，何长工受毛泽东的委派来到犁铺头。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与何长工促膝长谈，介绍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也了解了井冈山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1928年元旦刚过，突接范石生从广州派专人送来的密信。朱德正应范部师长之邀赴宴，陈毅拆信。信中大意是：合作事已败露，应从速离开，自谋出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陈毅等一面急报朱德，一面紧急准备撤离。

第五节、湘南暴动

脱离范石生部以后，于1928年1月5日攻占仁化县城，并在董塘帮助仁化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

再打乐昌没有打下，就转向湘南。朱德、陈毅他们面对着的是北伐时期群众发动普遍，马日事变、蒋汪合流后受害很深的湘南，控制着湘粤大道四省通衢的湘南。

早在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拟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暴动的《大纲》中，即有发动湘南暴动的设想，"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后来因暴动的条件尚不成熟，举行湘南暴动的计划未能实行。

现在各方军阀正在混战，又有了一支久经锻炼的正规主力作为骨干。这支主力部队不仅善战，而且接受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已初步懂得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初步懂得要建设苏维埃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

朱德、陈毅、王尔琢、胡少海和中共宜章县委军事部长陈东日等详细研究之后，决定首先组织宜章暴动。

胡少海是在部队途经乐昌时加入的。他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当过营长，是宜章岩泉人。其父兄是宜章富户，颇有声望。

这时的宜章官绅们正为传闻中的"年关暴动"担心。忽然接到粤北方面送来的机密信件，说即将有一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前来驻防，大喜过望。

1月12日，胡少海带领两个连的先头部队入城。受到以县长为首的官吏绅商的盛情欢迎。大部队接着进驻。于是，就在次日晚欢迎"王楷"的宴会上，扣留了全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民团长官。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的武器很快被铁军铁团所收缴。

宜章女子职业学校，此时成为部队的司令部、宜章暴动的指挥部。中共宜章县委早在做迎接朱德部队和年关暴动的准备工作，故而转瞬之间全城一新。

1月13日，在宜章北门广场召开了几千人的祝捷大会，镰刀斧头的红旗第一次高高地飘扬。朱德报告了暴动简要经过，同时庄严宣告：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牺牲的工农革命军。由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由陈毅担任师党代表，由王尔琢担任师参谋长。

陈毅的任务主要是和地方党的干部一起，迅速恢复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青年、妇女、赤卫队组织并加强农军。起义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个革命政权--宜章苏维埃政府。

宜章暴动胜利的影响遍及湘南各县。中共郴县县委派李克如前来送信，请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出兵郴州，推动郴州工农暴动。信送给了朱德。

陈毅被请去。"党代表，你看怎样回答他们？"陈毅接过信，当着来人的面读出来，读着就连声说："当然要去！当然要去！"

这"当然要去"实际上就是决心把宜章暴动扩大为湘南暴动。

湘南"赤焰复燃"，驻粤北的独立第三师师长、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奉命率6个团扑向宜章。他对官兵说：潮汕一战，朱德已成惊弓之鸟，宜章是靠欺诈得手，实际并无几多战力，这次务必收聚歼之大功。

朱德此次指挥铁军铁团，不再有三河坝阵地战的束缚，进退自如。为避敌锋芒，朱德、陈毅率部打着火把连夜撤离宜章。

许克祥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占岩泉，而将另外4个团配置在栗源至坪石一线。朱德首先使用主力配合农军打开了很顽强的土豪寨子黄沙堡，在窠壁洞整理部队后便出击，利用许克祥轻视工农革命军而未集中其部队的失误，对运动之敌突然发起攻击，把他两个团打得稀烂，一气追了七八十里。第二天又乘胜追击，从他屁股后头打下去，又把他们打垮了。主力部队有北伐打恶仗打追击的优良传统，农军有地理熟悉，声势浩大的优长，打得敌军建制大乱。溃兵向后狂逃，乱了后续部队的军心和阵脚，未战先败。如此猛打猛冲猛追，竟成"多米诺骨牌"，一路上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起义军势如破竹，直杀坪石，攻下了这个敌军后方基地。此役接连击溃6个团，俘敌1000余名，缴获重机枪10余挺，步枪1500余支，手枪100余支，迫击炮8门，马13匹，弹药被服不计其数。许克祥化装混入乱军之中才得逃命。

这次战斗，是主力军、地方农军和赤卫队配合作战获得成功。实战证明，彼此必不可少，尤其是战斗力强过敌正规军的主力军，更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坚。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重返宜章，随即挥师北上，攻占摺岭，直指郴州。经侦察，郴州南郊的主要守备点大铺桥，守军两个营，多为没有实战经验的学生兵。陈毅乃决定组织喊话，采用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瓦解敌人。作战中他右手负轻伤，忍痛坚持。守敌被逐一分割瓦解，除少数逃回郴州城，600余人枪悉数俘获。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这些俘虏"被带到一个山谷里，由朱德和陈毅讲解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纲领。陈毅的讲话有如跟朋友们叙家常，对于俘虏们影响最大，因为陈毅自己就是从书香门第出身的。"

少数士兵逃回城里，带去了恐怖情绪，守敌不战自乱，争相逃命。先头连尾追入城攻占敌旅部，溃敌向永兴、耒阳逃去。

2月4日傍晚，朱、陈率主力开进郴州。中共郴县县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工农革命军入城的活动。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这民谣确实道出了郴州潮湿温暖、蚊蝇扑面，河道淤秽的状况。可是郴州人很快发现，工农革命军不但热心办工农青妇的会，不但认真查案子、放冤犯，成立什么"苏维埃"，还由长官亲自扛锹卷裤带领，铲子、扫帚、畚箕、担桶一齐上，搬走垃圾堆、清除臭水沟。排队来，排队去，心齐力大，河清街净。郴州人都知道朱德，却很少人知道那带头挖污泥的是党代表陈毅。

湘南的革命形势，正如干柴逢烈火。第一师和各县农军密切协同，先后攻下永兴、宋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城。攸县、酃县也先后举行暴动。

影响所及，临武、嘉乐、衡阳、常宁以及江华、永明都有局部的工农暴动；瑶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也揭竿而起。第一师所到之处，都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和恢复群众组织，组建革命武装。继宜章农军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之后，又先后建立郴州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耒阳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和永兴、资兴两个独立团。

各地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惩治反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领导农民插标分田。陈毅满腔热情地从事建立政权、组织农军、指导分田的工作，还挤出时间为宣传员训练班、农运讲习班和党校讲课。此时，湘南暴动已打开了很大的局面，军队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陈毅与朱德在四川兵运时向往过的"可以伸伸展展地干"的时候似乎来到了。

从不再受国民党任何掣时的意义上说确是如此，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自由"。受中共中央内部和湖南省委"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湘南特委开始推行某些盲动的政策。在发动农民起来插标分田和惩治反革命的斗争中，"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之类的口号导致惩治镇压的扩大化，并因为农村的宗族矛盾而增加了相互仇杀的数量，还为后来的"白带子"与"红带子"互杀积下了动因。

当军阀混战暂时休止，湘南面临湘、粤两省敌军联合进攻时，中共湘南特委又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上战略"，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群众和干部强烈反对。湘南特委一方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5里；一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组织压力，强令执行。许多区乡干部抵抗不住，只得在大，道旁焚烧了少数房屋。然而消息风传，烟火起处，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

此时正是湘南暴动的战果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中共湘南特委扩大会在永兴召开，准备在3月16日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广泛开展插标分田运动。据当时担任中共良田、拗上区委书记的李克如、李杰及其他人回忆：郴州是湘、赣、粤、桂4省通衢，是中共湘甫特委确定的首批实施焚烧计划的重点，而且城内房屋还是要全烧。

中共郴县县委对群众的呼声有所了解，却坚持要执行特委的指示，认为烧掉郴州使敌人无法立足才是群众的最大利益所在，想以此说服动员群众收拾家什搬迁至县城5里以外，烧掉房子。却不想群众多数对此不能忍受，有的坏人混在群众中煽动闹事。3月12日，县委通知在郴州城里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拟由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说服动员群众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措施下执行焚烧的决定，以粉碎敌人的进攻。

这天到会的人格外多，平日空旷的场地已挤得水泄不通。城隍庙入口处手持大刀梭标把守的人有的身份不明。大会于10时开始。夏明震上台说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占不得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台下立即叫喊："烧房子就是不行！""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标志革命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

一个暴徒窜上台去，一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乱的人群刀枪棍棒齐上，县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多人被杀。全场顿时形成一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当场死伤200余人。接着，人们一路呼啸而去，见红带子就杀，见商店就抢，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住地。

当天下午，有人散布谣言："城里的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郴州方圆50里的民房"，煽动数千农民包围了先已搬迁到城外东塔岭的中共县委机关，洗劫一空。

事已至此，中共县、区党组织及苏维埃的负责人只能组织未受煽动的农军、赤卫队及工人进行武装反击。郴州城内又开展了红带子和白带子的血战。

良田、拗上等区的中共党组织曾派出武装力量进城参与平乱。

3月16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永兴举行。陈毅当选主席团成员。郴州凶信传来，特委立即要陈毅率第一师的一个营赶往郴州。陈毅赶到时，郴州城内及大部分郊区已为"红带子"控制，城郊的五里碑、栖风渡尚未平息，陈毅率领部队配合农军前往平定。

湘南特委决定由陈毅接任郴县县委书记。郴州损失惨重、仇恨恐惧、混乱不堪。除良田、拗上等少数区基本上没有破坏外，无论城乡都遭受了一场人为的大地震。

陈毅作为郴县县委书记首先恢复和整顿县委、县苏维埃的工作，在湘南特委的指示下，建立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查清事件原委。据郴州师范专科学校师生社会调查所得材料：新县委对于参与"反水"的人分别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对个别证据确凿的首恶分子坚决镇压。

对于绝大多数受煽动的群众，只要不继续坚持错误，一律不予追究，原来是农会会员的仍然承认其为会员，原来是赤卫队员的仍然承认其为赤卫队员。

原为干部不责令检讨，不给予处分，仍按干部使用。

当时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本身也认识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很快调动了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工作（后陈佑魁在长沙被捕牺牲）。陈毅经和湘南特委研究，并在县委会上统一了认识，在局面得到控制后，还以县委名义仍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有数千人参加。会上，陈毅宣布郴县县委对于执行烧城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房屋的错误决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宣布取消错误的决定，并代表县委向群众作检讨；同时宣布了有关政策。会后，还以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规定不准焚烧房屋，不准强迫搬家，不准造谣惑众等等。

嗣后，陈毅所主持的郴县县委把工作的重心转到土地革命方面。陈毅经常到各乡了解和指导分田的工作。郴县桥口有一户农民害怕日后地主报复，分给他3块田不敢要。陈毅亲自去给他讲"耕者有其田"的道理，还说："你实在怕，就让分田的把那3块田写在我陈毅名下好了。田归你种。"在陈毅的积极推动下，郴县的插标分田虽然因为"反白事件"有了耽误，但很快赶上了邻近各县，仅仅10余天就完成了任务的一半。

湘南暴动从1月13日起至4月初，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坚定地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相结合，主力正规军、地方农军和赤卫队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它还在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制定了基本上和后来的土地法相一致的分配原则和实施办法。它广泛地成立了县、区、乡的苏维埃，根据《共青团湘南特委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6月）所载，还于3月中旬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陈佑魁当选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为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这是在地区一级的较高层次建立革命政权的首次实践。这个政权的建设甚至到了发行湘南苏维埃政府钞票并能一度为市场所接受流通的程度。这颇能说明这个政府当时的社会信任度。在武装斗争方面，因有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加上第一等的主力革命军及军事领袖和军队政治工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湘南暴动已由7个县城，发展到11个县，各地农军有很大的扩展，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1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如果不是"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群众之间的团结，严重损害了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湘南人民是会有较多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的两拾协剿"的。

大"协剿"来到了。湘、粤两省的国民党军调集了7个师的强大兵力投向这一地区。大军压境，腹背受敌，加上"左"倾盲动政策的破坏，在湘南应付敌人就缺少回旋余地。陈毅同远在耒阳的朱德取得一致意见，并与湘南党政负责人商议，共同作出了退出湘南的决策。

4月上旬，朱德率第一师主力和部分农军由耒阳经安仁、茶陵向酃县进发。陈毅率第一师一部及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县苏维埃及农军共4000人转移。撤退之前，陈毅曾布置坚持原地斗争。拗上区委书记李杰便是经陈毅亲自到区里动员说服才愿意留下斗争的领导干部。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迫切要求随军转移。形势严峻：白军将至；土豪劣绅将复辟；参加过"反水"而被杀的群众家属和虽未受罚但仍对党不满的群众，都会成为对头。陈毅率部到达资兴一带时，队伍已剧增到近8000人。宜章、耒阳、永兴、资兴的农军和自发来归的革命群众纷纷汇集。队伍庞大杂乱，既无协同行军的锻炼，又无统一的隶属关系。挑担推车，类似搬家，拖儿带女，弃家跟随。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紧紧连结在一起，劝说无效。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的陈毅，义不容辞地负起这支队伍的领导责任，从行军作战到吃、喝、拉、撒、睡都亲自一一过问。

刚到资兴，就遇敌第十三军1个团由永兴方向扑来。陈毅指挥郴州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三团迎击。团长蒙九龄指挥部队队大刀梭标为主的劣势武器在城郊给敌以阻击杀伤后退入城内，展开巷战，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才占领资兴城。农军七师三团英勇抗敌，仅城郊老虎山一仗即牺牲200多人，团长蒙九龄多处负伤壮烈捐躯。他们为整个队伍从资兴一带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三团完成掩护任务追赶大队时，敌军跟踪追击。幸有从井冈山下来联系的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与之相遇，敌军见工农革命军势大，缩回资兴城内。

在资兴以东的彭公庙，这支历尽艰难的队伍几天来第一次得到休整。陈毅会见了留法老同学何长工，对毛泽东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方略有进一步的了解，更加坚定了此行去井冈山的选择。

在彭公庙，陈毅与湘南特委、各县县委、各农军的负责人和井冈山第二团的负责人举行了联席会议，多数人赞成去井冈山。唯有湘南特委新任书记杨福涛等要折回湘南。他们认为既是湘南特委，就"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回湘南坚持斗争。陈毅、何长工等耐心劝说他们在形势极端不利时暂时转移，即使回去也要分散个别行动。他们却坚持要把七八十人带回衡阳，离队竟去。几天后，即在安仁、耒阳边境全部遇难。

不久，陈毅、朱德分别率领的南、北两路部队在酃县的沔渡、十都等地会合。湘南暴动的万余人的宏大队伍将到井冈山去完成一次他们当时还无法认识其伟大意义的会师。

第六节、会师井冈山

砻市（当地现称龙市）。先期到达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早为湘南部队准备好了驻地。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人及第一师的领导机关安置在龙江书院。

朱德己在前几天和毛泽东在酃县会过面。陈毅还未见到过毛泽东。在巴黎，蔡和森早就细说过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与举办《湘江评论》的贡献。

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在武昌，声气相通，广为流传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中全文载有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转战途中，张子清、伍中豪、袁文才、何长工对毛泽东拿枪杆子上山的主张的介绍，更使陈毅对这位毛委员的创见特行满怀敬意和兴趣。

以井冈山为大本营，在周围各县游击，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城，毛泽东正在创建着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这地区早有党组织和农民革命运动。在大革命中，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都组织了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当地党组织发动了水新暴动，是南昌起义以前党所领导的地方性武装暴动之一。宁冈的袁文才、王佐，安福的王新亚等农民自卫军都来参加，一度攻占永新城，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为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为副。但因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乃分散活动。王新亚退往湖南浏阳，加入了秋收起义，成为毛泽东得知井冈山有"绿林武装"的消息来源之一。袁、王、贺以及贺的大妹贺子珍则率永新、宁冈的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根据中共湖南特委的指示，率部出井冈山策应湘南暴动，先在酃县三口圩等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初，敌军"协剿"湘南，毛命所部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退向井冈山，他自己率领第一团南进至桂东沙田，监视汝城之敌胡凤璋部。当胡部出汝城企图袭击退却中的湘南农军时，毛即率第一团于4月8日袭占汝城，迫使胡部放弃原有企图于4月10日返回汝城。

毛即率第一团返回酃县，并留该团在酃县监视敌军行动，自己返回砻市。

1928年4月中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以及湘南农军的大部，在砻市一带会合了。毛泽东与朱德的两支部队至此乃正式会师。

这时井冈山的武装部队人数激增。原有的一团1000多人和二团（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编成），湘南来的朱、陈部2000多人，而湘南来的农军达8000人。两支部队的会合，意味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具有北伐战争民主革命传统和正规作战经验，又都有了农民土地革命运动实践的部队的结合。它们保留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骨干，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初步的创造和实践，其主力部队有坚强的战斗力，这就为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矗两支部队的领导人连日开会研究这支军队的统一改编。一致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委员会（简称四军军委），毛泽东为书记。

据江华1990年谈：改编成3个师，陈毅为十二师师长，邓允庭为党代表。

该师主要为湘南农军5000余人组成，"仅有步枪百余支，余尽梭标，人称'梭标师'"。当时十师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3个团（三十团基本为湘南农军）；十一师编三十一、三十二两个团；十二师编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3个团。陈毅自称"曾长梭标师"。①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的回忆文章中都肯定此事。

在宁冈砻市，召开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陈毅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从此，陈毅作为工农红军创建人之一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实行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光辉道路。

两军会师后，江西敌军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进剿"。

陈毅率第十二师一部随朱德率领的军部与十师翻越黄洋界。途中，陈毅到以宜章农军为主编成的二十九团驻地，鼓励他们作好战斗准备，在实战中提高杀敌本领。次日，二十九团在黄拗与赣敌杨如轩部一个营遭遇，歼其一部。此战创造了劣势装备的农民地方武装（全团仅2门迫击炮，200多支枪，余为梭标）战胜优势装备的正规部队（全营300多支一色好枪）的一个范例。

杨如轩部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由遂川经五斗江企图从拿山进攻井冈山，朱德指挥二十八团在五斗江歼其一部，其余向拿山、永新溃逃。次日，朱德、陈毅指挥部队相继击溃拿山、永新之敌，占领永新。部队到拿山时，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在永新城内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及此事："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

5月中旬，杨如轩纠集5个团进攻永新。红军主力主动撤出，留二十九团迟滞敌人。当赣敌进占永新时，朱、陈率二十八团以一天100多里的急行军由永新小西区奔袭敌后永新城，在永新县之草市坳与敌主力第七十九团遭遇，二十八团绕敌背攻击消灭了这股敌军，毙敌团长。朱、陈随即率部攻击永新。永新守敌杨如轩原是滇军中朱德的老部下，在护国军时，在朱德那一团当连长，在四川时期，朱德当旅长，杨如轩、杨他生当团长。朱德对他们的战法了如指掌，很快打进永新城，杨如轩跳城墙逃去吉安。朱、陈部第二次攻占永新城。此战缴获迫击炮7门、山炮2门，银洋5万多元。

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当选为边界特委候补常委。会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因毛泽东已任边界特委书记，乃选举陈毅为军委书记。从此，陈毅全力进行红四军党的工作。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的起了作用。"

与此同时，井冈山地区及部队客观存在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山区产粮不足，1万余人的军队"吃饭大难"。井冈山农民与外来的人存在土、客籍矛盾。8000湘南农民来此，亦有浓厚乡土观念。湘南农军觉得井冈山太差。

井冈山农民说朱、毛的军队好，湘南农军纪律不好。袁文才、王佐部队也不愿意留湘南农军。拿山改编时，把湘南农军大部编在三十团、三十三团两个团中。这两个团的人强烈要求回湘南。只有以宜章农军为主组成的二十九团①《陈毅诗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第320页。

因党的组织较健全，打了胜仗，当时还算稳定。特委、军委与湘南各县委协商，认为井冈山吃粮确有困难，决定三十团和三十三团（5000多人）回湘南，四军就直辖4个团，取消了师一级的建制。三十团和三十三团回湘南后，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散在农村中了。

朱德在一部书稿中曾说："5月间曾经把3个团送回湘南。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

十二师就是这样垮了的。??那时克服农民意识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些人的回去，结果补充困难，就不够了。"

6月下旬，赣敌5个团对井冈山发动第四次"进剿"。

红四军军委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对比较强大的湘敌取守势，对比较弱小的赣敌取攻势，先破坏两省敌人的联合，尔后伺机歼敌。乃令三十一团佯攻酃县。此举出敌意料，果然吓得湘敌龟缩不前。三十一团随即隐蔽撤回宁冈，红军全力对付赣敌。

6月23日，杨如轩两个团主攻老七溪岭，杨池生1个团助攻新七溪岭。

朱德、陈毅率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先敌占领新七溪岭制高点，扼住杨池生的攻势；王尔琢率二十八团迎击已抢占了老七溪岭制高点的杨如轩部；毛泽东率领三十二团和部分地方武装间道绕到敌军侧后牵制其行动。战斗从拂晓开始，朱、陈方面多次重创敌军，顿挫其攻势，但直到中午还未能攻占敌军所占山头，形成僵持。老七溪岭方面因制高点在敌手，更难攻取，但二十八团毕竟有铁军铁团的传统与骨干，作战顽强，一路仰攻，终于夺取了制高点。中午，二十八团首先向敌军猛压下去，杨如轩两个团相继动摇，被二十八团逐一击溃。二十八团乘胜直捣白口敌军指挥所。朱德、陈毅适时猛攻，杨池生部向龙源口逃窜。而二十八团已及时包抄到了龙源口。两路红军乃密切配合，天黑时将敌军大部围歼于龙源口地区，少数残敌逃往永新。朱、陈指挥部队奋勇追击，永新农民也汹涌上阵助战，乃第三次占领永新城。

陈毅对红军的英勇作战和农民的热忱配合深有所感。尤其是曾同他一起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现任二十八团营长的肖劲，在者七溪岭勇猛追击敌人时壮烈牺牲，更使他心潮澎湃。他研墨挥毫，在永新城内自己住房的粉墙上写下了一篇《龙源口大捷随感》，赞颂红军之英勇。杜修经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在6月底到永新还亲眼见过，可惜当时未传抄保存。

龙源口大捷后，军委决定分兵游击，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分田、打土豪。各团分赴各县。这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宁、永、莲、遂、酃5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湘赣边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为主席。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县区两级组织了赤卫队，乡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大部分地区分配了土地，小部分地区也在分配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当时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四军军委书记是陈毅。此时为井冈山的全盛时期。

《陈毅传》04章 坚持南方革命阵地

第一节、战略大转变

1934年10月10日下午，陈毅手术后醒来，立即让警卫员找来担架，抬他去中央机关，与即将撤出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等人告别。兴国老营盘一仗，陈毅负重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养，烧退了，大腿总是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陈毅十分心焦。听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就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了，但是还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过话。他应该动手术，但因为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电源，不能拍X光片，动手术的事被搁置下来。10月9日，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陈毅赶快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当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来医院，并在百忙之中到医院来探望陈毅。这样，陈毅才得知中央机关明天黄昏时就要出动。

中央因陈毅腿伤、不能远征，决定他和项英等领导人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陈毅知军善战，负责军事。周恩来还告诉陈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办事处。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周恩来还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准备建立中央军区，统一指挥江西、福建等省军区和红二十四师等部队。命令因为李德患病，尚未草写。

X光片显示陈毅右胯骨被打碎一角，于是立即开刀，取出了作祟已久的一些碎骨。

手术后第二天下午，陈毅忍着伤痛睡担架到中革军委驻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在。他见陈毅到来，立刻上前握手，表示歉意：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去看望。接着就解释：此次撤出本想把他抬走，但因他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到中央苏区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他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

陈毅是反对"王、博路线"的。他当然懂得，不把他"抬走"，并不仅仅因为需要他在江西坚持，还包括宗派主义的排挤。当时人们议论，这样重伤的高级干部留下来，是凶多吉少。

留下来坚持斗争，陈毅倒并无意见。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自己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确实比较熟悉，留下他负责军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大家觉得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陈毅急等着与项英会面。

项英在10月12日送别了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第二天就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向他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及其所辖的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团；福建省军区的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省军区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加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1.6万人（另有伤员3万多人）。

中央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这些留下的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直率他说了自己的意见。

在对待形势的看法上：陈毅认为蒋介石不会因红军主力撤出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大风暴很快要袭来，必须迅速作好打游击的准备。陈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失败了硬是不承认，那是十分危险的。""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战术上：陈毅认为蒋介石的兵力远远超过红军。蒋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下来专力对付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仍是占绝对优势。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坚持斗争。因此陈毅提出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任务之后，要迅速把领导干部分散、把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红军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陈正人、周以栗等高级干部，身体有病，年大体弱，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识分子和妇女，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①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原中共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他当然不能轻易改变中共中央原来确定了的方针。

10月14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的马道口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但因中央规定在红军主力到达湖南之前不能公开突围转移的情况，故分局和办事处对外暂保密，行文和报纸，仍用原来的名称。

这次会议上，项英阐述了中共中央交给中央分局的主要任务和今后斗争方针。陈毅只作了简短的讲话。

10月22日，在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给项英来电，指示"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不少高级干部对这任命迷惑不解。他们知道在留下的领导人中，真正懂得战争的是陈毅，不给他军职，他怎么指挥部队打仗？陈毅感触尤深，中央原说定叫他"负责军事"，现在却不给他军职。

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1个月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弄清了红军主力的动向。他在南昌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20多个师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在这之前，国民党军基本上按照第五次"围剿"的原定部署推进。从10月初开始，红军主力的阵地已先后由红二十四师及独立团接防，军力减弱；10月14日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占领兴国县城，26日又占领宁都县城；北路国民党军虽已于10月底发觉红军主力转移，但因在过去几次"围剿"中被红军打怕了，担心又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他们仍然采取堡垒战术，小心翼翼地推进。这时，本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大转变的极有利时机，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方针，仍然集中兵力去四面防堵，命令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西军区部队，分别去汀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正面阻挡国①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瞿秋白和周以栗当时正患肺玻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当时已58岁。

民党军队的进攻。这些红军当然无力和敌人拼消耗，阻挡不住，反而遭受很大的伤亡。11月7日，国民党李延年纵队占领汀州县城，10日占领瑞金，17日又占领于都县城。

国民党军每占领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抢。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

中共地方组织和游击队却不知红军主力已走，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处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在白军侵占中央苏区的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1.8万多人，于都被杀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会昌被杀972人，长汀被杀3237人。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房屋近3.5万间。在近3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10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到于都境内。中央分局驻龙泉村，陈毅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住在石含村的祠堂里。陈毅是抬着去的，住厢房里间。为了消肿，右脚吊高地躺着。项英对陈毅的伤情是关心的，一再交代医护人员好好照顾，用好药。可是陈毅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怎能"安心养伤"！

他只能尽力地做职权内的工作。他躺在病床上，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一号布告，和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一起斟酌写定。布告以六言韵文的传统形式，生动晓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欺压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厂铅樱日期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十一月七日。陈毅布置办事处人员，尽力争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军驻地广为张贴散发。当时中央苏区和闽西、闽北、赣南、闽浙赣等根据地的联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布告随《红色中华》报一起送到了这些地方。一时国民党军官视布告为"最危险的宣传品"，在驻地和军中大肆搜抄和焚毁。

陈毅能够下床时，便拄着拐棍四处走动，找领导干部谈话。他到《红色中华》报社找编委会主任翟秋白，商量在报纸上增加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的内容。见翟秋白脸黄浮肿，不停地干咳，陈毅十分焦急真想赶快让他转移到白区大城市去。

陈毅走遍政府各部门，看到留下的机关为了保守中央和主力转移的机密，到11月中旬还保持着党和政府各部门原有的名称和系统，各谋其政，既分散力量又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此时红军早已进入湖南。陈毅便多次召集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属各机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压缩合并部局，精简人员。

如将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军事工业局和红军供给部，合并为财政经济委员会。机构大大缩小，裁减下来的人员分到部队和游击队。

机关中的女同志和领导干部亲属，被批准随中共中央机关长征的只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31人，绝大多数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中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3岁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贺焕文、温吐秀，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傅连璋的妻子刘赐福。至于项英、陈毅、梁柏台等人的妻子，当然都留了下来。10月下旬，根据反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的清醒估计，陈毅考虑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最大，敌人搜剿严，亲属留在瑞金一带是不合适的。他就布置办事处动员安排她们疏散到瑞金以外的地区去。但她们大多数不愿离开机关部队，"死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

于是，一到宽田，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她的老家兴国县去做地下工作。

陈毅是1932年5月与赖月明结婚的。婚后陈毅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两个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没有子女。陈毅到瑞金休养，组织上才把她从江西省少共儿童局调来照顾丈夫。陈毅忍痛动员她离开自己，并安排女干部万香跟她一起走。挥泪一别，再未重逢。

陈毅送走了赖月明，就动员疏散。他亲自布置可靠关系安排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乘3条装载钨砂和粮食的船，到赣州郊区隐蔽和工作。当时较早疏散的人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在形势越加紧张的时候，陈毅还坐担架亲自到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和矿山去了解情况，并布置干部、职工们把各种暂时不用的机器拆开装箱，埋到山中，还把盘古、铁山城矿的几十吨钨砂，埋到于都河的沙滩下。他还去找项英，要他尽早部署分散游击，争取主动。

项英对国民党的暴行极感痛愤，对苏维埃国土日益丧失极感焦急。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进攻时，他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弯塘岗，伏击敌人。11月22日，一战歼灭了敌人半个旅，击渍了另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唯一的大胜仗，给了群众一时的鼓舞，震惊了敌人。但是红军伤亡也不小，并且暴露了主力二十四师的目标，敌人集中4个师的兵力，跟踪围击二十四师，并于11月23日占领会昌。

随着局势的更趋严重，项英开始向游击战争转变和加强地方军事建设。

中央军区在宽田开办了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地方武装骨干学习游击战术。

贺昌、陈毅也去授课。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还在赣南成立了杨（殷）赣（县）特委和杨赣军分区。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形势越来越恶化，进入12月，国民党军便开始有计划的封锁和分割。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分割成几小块，国民党军至少部署了12个师将其围困。这预示着"清剿"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中共中央分局于12月中旬在宽日召开了一次分局会议，对粉碎敌人的分区"清剿"、加强地方游击战的领导作出一些决定和部署，任命和调整了许多领导干部，其中有对后来的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的若干决策。如：决定成立中共信康赣雄临时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杨尚奎任副书记；派张鼎丞到福建领导闽西游击战争；从红二十四师抽调一些军事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并作出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的决定。

中央分局的这些决定和部署，在战略指导上只是局部的转变，还没有把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从"三角地区"分散到敌后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以主动打击和牵制敌人。

在12月，陈毅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先后于1日、20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和紧急命令。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铜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捉拿严办"。紧急命令作了8条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就概不加以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巩固内部，促进储粮筹款，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捐献3000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12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6800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140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团组织。

但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陈毅作出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

12月底，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与部队转移到"三角地区"中心地带的黄龙井塘村。

1月份，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

1935年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鼓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连电中央、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直至2月5日，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的回电，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称"决议详情续告"。

2月4日是阴历元旦。2月7日，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一幕。由翟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3个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日，翟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陈毅这时已对军事有了参予决策和指挥之权。他和项英等人考虑敌情紧张，不宜再等"续告"，急需提前行动。于是决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机关、部队迅速由井塘村经会昌白鹅，向贡水之南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

同时，安排翟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张亮（项英妻子）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①到禾丰后，2月13日，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应当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在游击战争中应采取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决议指示："1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

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不利时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机活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必须"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27年后，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这份电报，心情振奋。它为中央苏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

他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当晚，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甫、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在2月中旬才下这决心，在中旬未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9路突围中，有3路是较顺利地突出去了：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4个连到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湘南；毛泽覃率1个连去闽西。

其他6路却都遭受堵击袭击，或被打散，或遭重大杀伤，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其中有中央分局委员贺昌、梁柏台以及阮啸仙、刘伯坚、周以粟、廖昔昆、杨英、李翔梧等。

项英、陈毅、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当时，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陈毅负责疏散安置。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重伤员有6000多人分散在七八个医院中，这些医院大都驻在山区的民房、祠堂里，陈毅先已坐着担架到各处和负责同志们一起安排处理，陆续动员疏散了4000多人。这次，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就这样，在苏区军民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

2月28日，项英、陈毅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电报，表示坚决拥护。

项英、陈毅、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①他们在2月24日于水口村被敌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仅邓子恢等数人突出重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谭震林会合。

4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3月9日下午1时，贺昌与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把队伍集合在上坪村，项英决定向中央发个电报，得到批准后再走。可是，直到3时，电台还联系不上。这时四面是敌，到处枪声，情况危急。贺昌决定带两个大队先走，抢在天黑前渡过梅村江（今濂江），冲出包围圈。

可是他们渡过了濂江不久就遭敌伏击，部队被打散， 10日凌晨，贺昌收拢部队，行至会昌归庄，又被预伏的敌军包围，又一次被打散。贺昌身负重伤，高呼"红军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项英、陈毅，终于和党中央联系上了。他们把突围的部署作了报告。下午5时，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惜，由于中央改用了他们所没有的另一套密码，电文无法翻译。回电内容无法知晓。项英只得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此后便和中央失去联系。

他们突围刚起步就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项英近视，陈毅腿伤，好容易下了山，立即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打散，陈毅和项英也失散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又会合，部队还剩200多人。他们东奔西走，和敌人周旋；到晚上又遇敌人，突围不出，只得退回上坪。

敌人却把一个叛徒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满山遍地散发，分别悬赏5万银元活捉项英、陈毅。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项英、陈毅决定部队由大队长带领去赣粤边。他们自己带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

他们穿行在深山密林正需要熟悉道路地形的可靠群众带路的时候，忽遇头带破钢盔、面黄肌瘦的赤脚"叫花子"曾纪才。1930年7月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曾纪才在牛颈区当中共区委书记。许多青壮年在他带领下参加了红二十二军，受到陈毅的赞扬。后来他被调回地方，在担任代英县县委书记期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到红军抬担架。红军主力撤走时，他听说陈毅未走，已退到于都南部山区，就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讨饭找了来。曾纪才熟悉去赣粤边的路，项英、陈毅由他带路，绕到王母渡渡过敌人把守很严的桃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几经辗转，于3月底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和李乐天、杨尚奎等见了面。3天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赣南省少共书记陈丕显带领突围的余部也来到油山。陈毅听说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又想到贺昌英勇殉国，心情万分激动，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篇。

第二节、树海红旗

赣粤边区脚踏10余县，方圆几千里，巍峨的大庾（余）岭及其山系帽子峰（北山）、梅山、油山、南山遍布境内，连绵起伏，千坑万壑。漫山密生松、柏、槲、桦、杨和连片的竹林、缠绕的藤萝，遮天盖地，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树海。

从1927年深秋起，陈毅已是四度光临。这一次，他作为中央分局、中区分会的领导人在"国破家亡"、强敌虎视的境况下率少数兵员到此，此地无疑即将成为南方敌军注目的中心和严酷的战常他和项英很快就了解到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中存在着3种情绪：一是盲目乐观。这主要表现在赣粤边原有人员中，他们看到武装力量由几百人猛增到1400余，特别是有项英与陈毅的直接领导，竟以为可以大干一番，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是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较深的人员中。赣粤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常在指战员中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三是悲观失望。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这次中央苏区的失败，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严重。他们主张消极打埋伏，躲入深山，不做群众工作，不进行战斗，等待红军主力回师和新形势的到来。

项英、陈毅一致认为：不克服这3种错误情绪，不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来，要在赣粤边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提议，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于1935年4月，在大余西部的长岭，召开军政干部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项英、陈毅外，有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李国兴、陈丕显、刘新潮和信康赣、南雄、大龙等县、区委书记和部队、游击队的负责人，共四五十人。

各县、区委和游击队作了汇报，接着由项英作形势报告，传达中央有关决议的精神和详细内容。接着陈毅讲话，他首先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指出，大发展暂时做不到，这么多机关部队突围到这里，蒋介石肯定会派正规军来抄。

红军必须接受中央苏区丢掉的教训，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彻底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才能坚持下来。陈毅又针对悲观失望情绪指出：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已出现了新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又在进攻华北，还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迟早要到来。陈毅为大家描绘了抗日战争爆发，红军大发展的光辉前景，预想了现在的几个人发展为几十人，几十人发展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的局面，陈毅还富有他性格特色地预言：现在我们还不能下山，总有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合作抗日的。然而，陈毅又提醒大家：前途是光明的，现实是困难的。主力红军顾不上我们，我们必须独立坚持。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到的。他也尖锐地批评了盲动主义的硬拼，说那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提倡"理智的斗"。项英作了总结讲话之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丰）康（南康）赣（县）、南雄、三南（全南、龙南、定南）3个县委，成立大龙中心区委，县以下根据需要组建区委、工委和支部。少共组织也要按党的系统逐步建立。

根据长岭会议确定的"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项英、陈毅重新调整了游击队部署。当时，赣粤边共有5个游击区：油山游击区（江西信丰与广东南雄交界）；北山游击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信康赣游击区（以大龙地区为中心）；南山游击区（三南和南雄交界）；上犹崇义游击区（赣粤湘三省交界）。

根据游击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项英、陈毅布置了突围来的部队和各区游击队合编。合编使各自的优点很好结合，互补短长。

蔡会文带来的赣南军区第六团集结了300余人，编为两个游击大队，由蔡会文率领去上犹、崇义；并向湘东发展，设法与龚楚带去的红七十一团及湘赣省委联系；并争取与北山游击区联成一片。

护送兵工厂来的赣南军区特务营，与信康赣游击区的4支游击队合编成信康赣游击大队，由刘符节、曾纪才、肖国稠率领。

李乐天等在组建赣粤边军分区时带来的独立营，与曾彪、叶明魁领导的油山游击队合编为油山独立大队。

原红七十一团参谋长贺敏学带来的两个连以及红七十团陆续突围来的人员，与北山游击队合编。

由黄成则任队长、张日清为政委带领一支几十人的精干队伍去三南与南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开辟游击区。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只带侦察班、特务班（即警卫班）及少数工作人员在北山和油山一带活动、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在战术上，陈毅提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与优势敌人作战，反对强攻硬打，改变过去集中和正规化的作战方式，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活动方式，以打圈子和挺袭的游击战术，反击敌人的"清剿"。

鉴于分散活动的需要，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联系网--秘密交通站。

会议还根据项英提出的反对不良倾向问题，作出了反对游击主义、加强纪律教育；反对大吃大喝，建立经济预、决算制度等决议。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指示的果断行动，是赣粤边游击区由正规战争转入游击战争的转折点。长岭会议顺应历史、因地制宜地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赣粤边革命斗争的新起点。

项英、陈毅深知，会议的决议决不是就这样会顺利贯彻的，尤其在革命低潮时期，更需要领导人深入下去检查指导。他们和特委领导人决定分头去各地。

陈毅带着新配给他的警卫员宋生发、潘益明（聋牯），首先来到油山游击队独立大队。干部战士纷纷向陈毅反映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军阀主义严重：一次，在伏击中遭到敌人的突袭，他就怪担任掩护的排不得力，从排长到战士，人人打了30大棍。一次，一个侦察员报告敌情不准确，他就判他谎报军情，枪毙了。

向湘林还搞所谓正规化，恢复了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结果引起敌人的注意，派重兵来"剿"，搞得机关、部队天天转移。

陈毅找向湘林谈了两个半天的话，向他指出军阀残余的危害性，要他立刻转变大部队活动方式，把独立大队分成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小分队，队自为战，山自为战打游击。向湘林再次搬出他那套来争辩，还说什么"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但是，长岭会议以后他这一套已经很少有人赏识了，中共油山区委和游击队的干部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在陈毅的督促下，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极左货色收起来。

陈毅又到了中共南雄县委。一调查，这里的干部和游击队，不但吃喝风严重，还乱抓乱杀。为了准备反击敌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清剿"，南雄县委提出了"打掉敌人的帮凶"、"扫除后患"，把在过去几年肃反中因证据不实而释放的所谓"AB团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取消派"等不少人又抓了起来，有的已被拉到山里秘密杀掉了，对豪绅地主，杀得更凶。南山一家土豪的财产被没收后，全家9口人都被"斩草除根"了，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陈毅找来县委书记罗世珍和游击队干部，就肃反和打土豪问题作了深谈。陈毅介绍了1931年他在赣西南任特区委书记时，一次去于都县检查工作，县机关100多人，只有两个炊事员不是"AB团分子"。陈毅按照肃反委员会送来的名单一个个审问，结果真正的"AB团分子"一个也没有。陈毅在名单上批示："全部释放。"

在陈毅的建议下，南雄县委把下面送来准备抓的名单烧掉了。

对乱杀地主的问题，陈毅指出，地主有大、中、小之分，有开明与反动之别，不能一律推到敌人那边去。他重申长岭会议的决定：打土豪要执行政策。他又加以具体化：除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平民愤的杀其土豪本人外，土豪家里人一个不杀、不抓；中、小地主和罪恶不大的土豪一个不抓，他们的子女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要欢迎，要信任，不要歧视。

一天，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大塘圩缝纫店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

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洋。"陈毅听了顿时严肃他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陈妹子把200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后来暗地对人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在制止吃喝风方面，陈毅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他给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讲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作风，讲毛泽东、朱德吸烟头、吃开水泡饭的故事。有的人对群众送来的腌鱼、腌肉、腌菜不愿吃，想吃新鲜的。陈毅拣起一根腌菜说："啊，生活真不错呀！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封锁，连盐也吃不上。"说着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吃了。

陈毅又发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团结有问题，互相瞧不起。外来干部说当地干部没有政策水平，当地干部说外来干部不会打游击。

陈毅首先向外来干部提出要求：虚心学习当地干部打游击的经验，学习语言，学习风俗人情，使自己地方化。同时也要求当地干部向外来干部学习，互相取长补短。

一走进赣南"树海"、深山老林，不少人很不习惯。尤其是中央大机关的人，消息灵通、生活热闹惯了的，更觉枯燥乏味。于是，牢骚怪话渐多。

项英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听着生气，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歪风邪气"，主张批判。陈毅不赞成，认为"独坐空山"，讲讲怪话也是消遣。陈毅当然不是放任大家讲怪话，他主张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来引导，来提高大家的认识。于是他每到一处，都给大家讲形势，讲矛盾，讲进山搭棚子住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讲我、蒋、日斗争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他从不枯燥他说教，有时组织干部学习他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带出来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有时结合《春秋》、《左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来开讲，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剩在斗争极为尖锐、复杂、艰苦、残酷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时，权位高的领导人极容易犯"左"的毛玻陈毅却能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怕被人认为右，而能以深入人心的思想工作引导团结广大指战员共同坚持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这是他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政治上更趋成熟的表现。

通过长岭会议和会议精神的贯彻，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红旗在赣南"树海"坚强地树立起来了。

第三节、反"清剿"

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

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春夏之交，他们设置了三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的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袭击搜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便下令进山"清剿"。该军所到之处，成片的山村被烧毁，许多群众被屠杀，大批妇女被奸污，并强迫山里群众"出坑"，全部家口一律迁到山外赤白交界区居住，若不搬或搬后跑回，即以"通匪"枪决。搬家时一切吃的东西全部带走，若留下即以"济匪"论罪。余汉谋是个颇有思想的军阀，深知红军的生命线在于联系群众，如今用"移民并村"将居民与红军隔绝，消灭红军游击队便易如反掌。他向报界夸口3个月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具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反"清剿"的方针和措施。

当时，坚持在赣粤边斗争的党政军人员，虽然统称为红军游击队，而实际工作还是各有侧重的。游击队主要是打土豪、武装消灭敌人；县、区委和交通站人员，主要是领导指挥和秘密联络；地方工作人员侧重做群众工作。

因此，有的游击队领导人认为，反"清剿"主要靠武装力量，建议把党政工作人员补充到游击队去，扩大武装力量，用军事手段战胜敌人。项英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当前反"清剿"主要靠发动群众来做。敌人重兵围困，红军游击队只能在大山里打埋伏。他提出暂时抽出一部分游击队干部去做群众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和项英的意见基本一致。陈毅一贯认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基本力量是群众，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把群众一批批往山外赶，企图陷红军游击队于空山之中，被困死饿死。游击队必须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反出坑，打破敌人的"隔离政策"。陈毅还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凶焰很高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避其锐气，在大山里转转圈子，尽量不和敌人正面交手是正确的。

但不能只"埋伏"不出击，要组织精悍的游击分队，奔袭、奇袭敌人的后方，调出"清剿"的敌人。

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和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记载：联席会议最后决定，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第一，选派部分县、区委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反出坑；第二，组织三、五人为一组的"武装工作队"，深入赤白交界区，宣传和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游击战争，扩大政治影响；第三，集中部分红军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区、乡公所。

领导人员也作了分工，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带武装工作队分赴各游击区，协助那里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反"清剿"。陈毅来往于各游击区，组织和指挥游击队挺进山外打击敌人。项英全面指导反"清剿"斗争，实际上成了"特委书记"。

乌径，是（南）雄信（丰）公路上在广东省境内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敌人集中力量进山"清剿"后，这里只驻着100多人的靖卫团和区公所。陈毅听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后，立即找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叶明魁，向他具体布置了夜袭乌径，出奇制胜的办法。叶明魁带领几十人的游击队黑夜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10D多里，天亮前赶到了乌径，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全歼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总，又把红军的标语，贴遍了乌径镇。天亮时群众看到标语，纷纷传说有大队红军来到，吓得敌人赶快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

陈毅又布置油山游击队队长曾彪，巧袭了高石镇。陈毅当时的警卫员宋生发1959年说：高石镇是个1000多户的大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一座大桥为进镇的要道。镇里只留下1个排的自军驻守。一天下午，曾彪挑选了9名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从正在桥下洗澡的白军面前进到镇里，冲入敌人的指挥所，缴获1挺重机枪，5支步枪，3000多发子弹，等洗澡的白军发觉时，游击队已经过桥进山了。

紧接着，陈毅又布置了油山游击队袭击了大余县的西游仙墟和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曾彪带着10几名游击队员，打扮成挑钨砂的短工，隐蔽在矿警队驻地的树林子里。天近黄昏时，矿警队照例集合在操场上听队长训话。矿警队长刚开口讲话，曾彪"叭叭"两枪，打死了矿警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从树林里高呼"缴枪不杀"冲上操场，惊呆了的矿警慌作一团，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消息传遍大余城，余汉谋没有想到会在他的军部附近出现红军游击队，只好把进山"清剿"的部队调一部分回来安定后方。

在这期间，黄成则、张日清带领的三南游击队乘虚出动，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据点，捕杀了反共团总，乘胜深入到青龙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最爱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打两伙敌人的接合部，有时还真能使两伙敌人在黑夜发生误会打起来。游击队把这叫做"引狗打架"。南雄县委率领游击队，在（南）雄（大）余公路上，利用两股敌人碉堡之间的空隙，在当地群众协助下，截获3辆国民党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游击队还给3名司机做了工作，给他们许多宣传品带回曲江散发，搞得曲江满城风雨，说红军游击队要打曲江、韶关，吓得一些土豪劣绅四处逃奔。

这些胜利减轻了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压力，可是组织指挥这些游击战斗的人却并不轻松。在反"清剿"斗争中，陈毅拄着根树棍，拖着条伤腿，带着两个警卫员连日整月奔波于各游击区中。有时由于事先没有联络好，时间没有算准，或者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常常和敌人遭遇。

有一夜，他们和一连保安团遭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把短枪紧紧握在手中，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和他们拼死一战。

国民党的兵明白，他们在明处，红军游击队在暗处。搜不到还好，搜到了他们自己得先吃"黑枣"。为了应付长官，昂着头搜上两遍，便大声报告没有发现。排长骂道：我亲眼看到他们钻进去的。你们滚开。他打着电筒，雪亮的电光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陈毅瞪大眼睛，枪口一寸不离地对着敌排长，突然敌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盖得更严了。又有人叫喊：搜到了一个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牙具和书籍。敌连长好不惊奇，说："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

敌人撤走半个多小时，陈毅和警卫员们谁也没有出来。因为敌人为了引诱游击队出来，当官的常故意高喊口令，其实只走了一半，另一半留在原地静候。有时真的全体走了，但过二三十分钟，一个"回马枪"又包围过来。

陈毅和警卫员们直藏到下半夜，才从芦苇里走出。宋生发丢了鞋的脚被芦苇茬刺破，一拐一瘸。潘聋牯丢了挎包，小嘴一直撅得老高。

敌人为了寻找游击队，常常派出便衣侦探，装扮成打猎、烧炭、砍柴和挖竹笋、采香菇的群众，窜到山里的路旁水沟边察看有没有脚印，爬到山顶上观察有没有烧饭的火烟，躲到山林草丛中窃听有没有说话声或咳嗽声。发现"情况"马上报告，调兵包围。

红军游击队也有一套对付办法：有路不走，没路就走，沟边不走，沟水里走；必经之路，脚印扫除；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打电简；煮饭做到"白天不冒烟，夜里不透光"；行军隐蔽不大声说话，不大声咳嗽。

红军游击队有时利用敌人见到蛛丝马迹就兴师动众的特点，故意制造假象。走路倒穿鞋子，留下"脚颖，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来"围剿"。

项英、陈毅把在反"清剿"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概括为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而红军游击队处处主动；还要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力争做到歼灭敌人，而自己一个不亡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持久开展，各个游击队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更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为了便于不识字的干部、战士记忆，项英、陈毅还把这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敌人的"清剿"屡遭失败，把"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展为半年，后来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但是，敌人给红军游击队生活上造成最大困难的"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等毒辣手段，却始终没有放弃，常常搞的红军游击队"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大树遮身待天明"。但是，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渡过了一个个难关，胜利的坚持下来了。陈毅常常对游击队员说：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在共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影响下，赣粤边区的人民在国民党的压迫、残杀面前更加坚毅，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就拿粮食来说吧，敌人搞"移民并村"时，群众就把大米、干菜等埋起来，告诉红军游击队去龋后来，群众想到红军游击队粮食要吃光了，非常着急，就和敌人去闹，要进山种地打柴。敌人没法只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开禁，用武装押着群众进山打柴种地。群众就趁机把粮食、菜、盐等都带进山里，丢在路边，让游击队去龋这个办法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对进山群众严加搜查，发现多带吃的东西就以"济匪"论罪。群众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把挑柴的竹杠子节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进山后就把这根竹杠子丢在山上，下山时另砍一根竹杠子挑柴回去。特别是游击区的妇女，对游击队的支援，可以说达到了舍生拼死的地步。信丰上乐妇女朱叶妹，为了保护游击队脱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36年6月间，陈毅住在大余彭坑周篮嫂家养伤，她不但精心照料，而且在危急关头，大智大勇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梅关黄坑张千妹，在敌人把项英、陈毅、陈丕显等人围困在梅山几十天的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传送情报，送米送菜。一次为了躲过敌人，她从山崖上抱着米袋跳下几丈深的谷底，把粮食送到了特委机关。

第四节、巩固我们的堡垒

敌人也很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们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突围到湘南宜章后，遭到了粤军的袭击，叛变了革命。他向粤军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于是，陈济棠就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40多人的卫队，要他到赣粤边来诱捕项英、陈毅。

10月中旬，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窜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

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进行了接触。

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龚楚一听喜出望外，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项英、陈毅，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见信送走了好几天还不见项英、陈毅到来，害怕自己的卑劣行径被发觉，就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召集起来，一网打荆于是，他通过何长林，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会上他撕下画皮，说当共产党、游击队没出路，劝大家投降。大家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贺敏学、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翻滚下山。何长林被逮住叛变了。

项英、陈毅得知"北山事件"后，十分震惊和悲痛。那么多干部和游击队员牺牲，这是突围到赣粤边后还没有过的。陈毅考虑：这次事件对北山游击区影响极为严重，必须立即冒生命危险前去处理，不能让恶果进一步扩大。

陈毅和项英连夜研究，决定在党内和游击队内开展阶级教育和红军优良传统教育，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批判为保命可耻叛变，加强说服教育，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以达到巩固内部，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对反叛徒斗争，陈毅针对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弄清叛变的起因，是被迫叛变还是自愿叛变。第二，弄清叛变后的罪行。如没有造成危害，一般采取宽大教育的政策。对危害大的，需要镇压时，对其家属也要给以抚恤，不能歧视。第三，群众贴"反共标语"，不算叛变。陈毅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区人民的屠杀、压榨这样严重，我们要充分理解人民的苦衷。

开展政治教育的指示发出后，陈毅带着两个警卫员先行出发去帽子峰，要在叛徒龚楚和伪装红军的枪口下，迅速找到中共北山区委和游击队。

等着陈毅的是越加恶化的情况。龚楚通过何长林，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起来，刑讯杀害，使北山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损失。龚楚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他布置反动军队日夜搜查，把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严密封锁，力图在10天之内捉拿到项英、陈毅，并把北山的共产党、游击队斩草除根。

去北山帽子峰的道路，陈毅和警卫员们由于经常来往，比较熟悉。但因龚楚指引敌人在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了暗哨、密探，他们只能夜间在树丛中穿行。他们的衣衫不时被荆棘挂破，脚踝不时被树兜利石刺伤。第二天夜里，遇上了瓢泼大雨，三个人弯着腰，前额几乎碰着山石，一步一滑的前进。

敌人、北山游击队和陈毅他们，三家都在捉迷藏，兜圈子，行踪飘忽，尽量隐蔽。所以陈毅要找到北山的同志，谈何容易。他们昼伏夜行，跋涉了十几天。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冒雨行军，陈毅的伤口再次复发了。过去伤口复发，他就往伤口上擦些万金油，用块布包扎起来，这次他没有这样做，在找到北山区委和游击队的那天黄昏，他要警卫员打来一盆山泉水，把红肿的大腿和伤口洗了洗，就自己动手挤伤口，挤出了不少脓血。后来又叫警卫员宋生发给他挤。宋生发见他脸色变得象一张蜡纸，汗珠子直往下流，全身颤抖，怎么也不忍心用劲去挤。陈毅就叫拿根带子把伤腿横绑在树干上，他背靠另一棵树，叫宋生发再用劲挤。这样，终于把脓挤干净，还挤出了开刀时没取干净的一小块碎骨。也怪，从这以后，他的伤口渐渐地好了起来，而且再没有"反攻"。

"北山事件"对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果然影响严重。

区委书记牺牲了，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身中三弹，到群众家养伤去了，领导担子全落在游击大队政委刘燕富和副大队长刘甫念身上。他俩都是雇农出身，对党忠心耿耿，打仗勇敢不怕死，就是没有文化，做思想工作简单生硬。北山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急得暴跳如雷，带着游击队东闯西撞，要捉拿叛徒报仇，结果又招损失。他们又想跳出北山，到油山去找指挥机关，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也没跳出去。

革命队伍内部一些没经过严酷考验的人，悲观失望情绪更加滋长，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留帖告别，个别人投敌叛变了。

刘燕富和刘甫念把"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肃反的那一套办法搬过来。为了防止逃跑，夜间放哨，他们觉得一个人靠不住，就派两个人放双岗，可以一个监视一个；后来又派三个人同时放，认为三个人中总有一个人是靠得住的。可是，这种互相监视的办法并不灵，派两个，两个一起逃，派三个，三个一起走，仅10几天时间，200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100来人了。刘甫念怒火烧心，当逃跑的人被抓回来时，就开斗争会，斗完了又怕他逃，就杀掉了。

听了汇报，陈毅气愤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游击队，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搞垮台的。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政治教育，靠耐心说服，靠民主，靠领导者的模范作用。为了避开敌人的搜剿，他建议区委机关和游击队上帽子峰，那里是原始森林，十分闭塞，参天的乔木下，各种藤葛荆榛纠结交错，犹如天然屏障，走几天不见太阳，敌人不敢进去搜查。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也来到这里。

项英、陈毅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把"北山事件"的详情向大家公开，组织讨论，吸取教训，深入剖析和批判龚楚、何长林。项英、陈毅对叛徒的批判和正气凛然的革命气节教育，激起干部战士对投降变节行为的无比憎恨和坚持革命的英雄气概，纷纷表示要为死难烈士报仇，革命到底不回头。

陈毅还对游击队干部讲，革命要靠觉悟，靠自愿，不能靠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捆绑不能成夫妻"，捆绑也不能搞革命。

一次，陈毅到一支游击队去了解情况，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一个战士逃跑又回来的事。这个战士叫刘燕青，是侦察班班长，过去侦察、作战很机智勇敢。自"北山事件"发生之后，他逃回家了。但没过几天，他又突然回来了。据刘燕青自己说，他离开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无依无靠，空虚、害怕，就又冒着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有人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回来可能有诈。陈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刘燕青的话可信：他毕竟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农子弟，在共产党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旦离开革命集体，他是会产生他所说的那种感觉的。陈毅建议，恢复他的自由，发给他武器，象过去一样信任他。

那天下午，陈毅向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员讲话。他对刘燕青作了一番深刻的分析批判，刘燕青感动得流下泪来。接着陈毅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我们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

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我们会象欢迎刘燕青那样欢迎你"。

说到这里，陈毅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脸道："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陈毅这样一讲，队列中马上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说话的正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他听了陈毅的话，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同志们，老刘（陈毅的代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右腿受重伤，他是拄着拐棍走到这里打游击的。3天前他还在外面林子里挤伤口，挤出了足有一大钵子脓血，可他身边只有一盒万金油。就是这样的身体，他每天爬山过水，在敌人中间穿来插去。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啊！"宋生发说得情真意切，泪流满面。指战员们过去不知道内情，听宋生发一说，都十分惊讶，深受感动。有几个人几乎同声说："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陈毅高兴他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指挥机关后方人员，基本上整理配备完毕。北山区恢复了元气，从根本上巩固了内部。

于是，项英、陈毅他们转移到了连山。可是就在这时，油山又传来消息，那个曾经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了。

陈毅马上赶回油山。向湘林是在负伤休养中被俘叛变的。由于应变工作抓的迅速及时，油山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向湘林也因此失去了国民党军的信任，最后被枪毙了。

那时候，项英、陈毅都保管着一些金子，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盖，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腰部指指点点。

这在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反复作过考虑，这是革命斗争的经费，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了大笔路费；继续瞒下去吧，瞒不住了。陈毅说：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就给大家讲清楚。

一天，陈毅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把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朝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项英、陈毅建议分开背，可是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

他们说："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跟我们有盐同咸，没盐同淡，党的经费还是你们保管的好！"项英、陈毅的这一举动，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很好反映，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后来各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也把经济向大家公开，并组织经济委员会进行保管，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五节、新阶段

1936年6月初，赣粤边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部队纷纷撤走，游击区空前地平静下来。

项英、陈毅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4省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冀察。蒋介石却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派重兵"剿共"。

这就使全国抗日怒潮愈加高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因势起事，打出"反蒋抗日"旗号，以争取全国响应，问鼎中原。

粤军一撤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缩进壳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向赣州、韶关。

赣粤边的斗争面临一个转折点。①

有些人兴高采烈，对陈济棠很是赞赏：这个"广东王"，还真有点爱国心呢！有的认为，粤军胜取长江也罢，败回广东也罢，再不会到赣粤边大山里来了，赣南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提出要准备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把政权公开。

项英、陈毅深感应该认真分析形势以统一认识、确定方针。他们虽然和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又整年在深山密林里转，但是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基本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这主要是借助于港、澳、宁、赣、粤的报刊。从帽子峰回到油山以后，陈丕显就通过地下党订到了香港和国民党的几份报刊。平时游击队出山袭敌，也都把收集书报杂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陈毅他们从"一二·九"运动的报导中，分析出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从国民党军"追剿"长征红军的"战绩"报导中，知道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对这次的"两广事变"，他们也觉"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书记、游击队长、交通站长等参加的会议，分析了两广事变的性质，提出了利用蒋系与粤系、桂系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陈毅指出：两广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产物，说明人民的抗日要求越来越深入了。整个革命形势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逐步形成。这个新阶段赋予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不是照旧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游击队不能只反蒋，而要和抗日联系起来。抗日的大旗，谁不举起来，谁就违背民意、丧失民心，被人民抛弃。

陈毅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来制订新的斗争策略。但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动摇，党组织与政权不能公开，否则要吃大亏。因为军阀之间今天打明天好是常事。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建议，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①"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北上抗日，企图出兵联合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7月，在蒋介石收买下，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倒戈拥蒋，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并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力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在这一正确的方针下，会议决定发动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宣言、散传单、贴标语，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政治斗争；趁粤军撤离的机会，集中游击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发展游击队。

陈毅亲自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项英审走后，大家分头抄写，连夜奔赴各地散发张贴传抄。一时间，赣、信、康、南、余和三南等县城及墟镇，都出现了这份"告群众书"和其他宣传品，起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重大影响。"天天讲红军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要抗日！"有的国民党政府人员也才知道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陈毅、项英把分散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候一次集中一、二百人枪，向保安团、铲共团、靖卫团、国民党区乡公所实行反击。他们先后攻打了大余的新城、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径，信丰的九都、大阿、黄泥排等敌人据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敌人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上筑的"乌龟壳"，大多数被游击队的土炸弹送上了天。

曾经逃跑又归队的北山游击队侦察班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侦察敌情时，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配合卞，一举攻下了敌人新城据点，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俘虏了3个国民党士兵。陈毅亲自审问了这3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叫游击队发给他们每人3块银元，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3个俘虏被释放后，除一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3个月后，那个矮个子竟然带着另一个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扛着一挺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

随着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项英、陈毅提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加强赤、白交界区和白区的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迎接抗日高潮。

赤、白交界区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不亚于游击区的群众。由于红军游击队不常到那里去，地主豪绅大着胆子逼租要债，征粮抓叮只要听说那个村到了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就以"清剿"为名，到村里烧杀好抢，无恶不作。因此，赤、白交界区的群众既恨国民党，也怕红军游击队。他们说："游击队是'火神'，他们一来，国民党就来烧杀"。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陈毅指示各游击队，对赤、白交界区的工作，可以采取隐蔽和半公开的方法开展；不要光发动少数骨干搞，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的重点是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叮由于这"五抗"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得紧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里的区、乡公所和厘金税卡对抗"五抗"，游击队就去把他们敲掉。

对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红军游击队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韶关附近的山村，红军游击队从来没去过，老百姓受国民党的毒化宣传影响很深。红军游击队初次去时，群众都躲到山上去了。红军游击队不仅秋毫无犯，还把群众留在家里的牛、猪、鸡等喂好，吃了粮食，按价付钱，还写感谢信。

红军游击队第二次去时，一些年纪大的人不走了。第三次去，几乎所有的群众都留在村里。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彻底破产。

白区有些地方缺粮严重，陈毅就指示游击队实行武装分粮。把参加分粮的群众都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利用夜间远距离袭击国民党防卫薄弱的粮库，或屯粮较多的地主，迅速地没收，迅速地分配，迅速地转移，这办法深得白区群众的欢迎。参加武装分粮的群众，后来大部分成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成员。项英、陈毅还派人到敌人统治的城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了钮扣厂，在于都和大余县城分别开设了裁缝铺和糖铺，在新城开设了小百货店。

党组织建设也取得了进展，新成立了大余、小江两个中心区委、3个分区委和30几个党支部。共青团组织，各地也纷纷建立起来。

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瓦解了"两广事变"。他腾出手来，立刻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

这次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口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竟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坑，进逼游击根据地。

1936年9月，项英、陈毅召开干部会，就粉碎国民党四十六师的"清剿"研究对策，作了"九月决议"：第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动员群众不给敌人在山里修碉堡，敌人武力强迫，就派老弱或妇女去，以延宕时间；待碉堡快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去把它炸掉。第二，红军游击队以大部力量向外出击，建立新的游击区，转移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注意力。第三，游击区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和游击队。

面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需要，项英及时总结了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通过特委的油印厂，印发到各个游击队和基层党支部，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与此同时，陈毅也十分忙碌，调遣更多的游击队，跳出四十六师的"清剿"范围，到其空虚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群众。他和信丰、北山、信南游击队详细研究制定去河东长演坝、安远边境等地建立新的游击区的计划。接着，又和机关工作人员及县、区干部，研究如何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等去担任保、甲长，建立"两面政权"。

对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普遍布置外，还亲自出马，总结经验。黄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到池江镇的必经要道。黄坑的黄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安全力名强迫群众出钱买枪支弹药，还设厂自造土炮，组织地方反动武装。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派地主武装封锁出山道路。他还威胁群众，严令报告"匪情"，否则要满门抄斩。所以黄坑的工作特别难做。于是陈毅亲自带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叩门直入黄保长家，义正词严地历数其罪状。一使其知道已够死罪，二使其知道国民党几万大军也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小小保长。陈毅气势夺人，黄保长完全慑服。陈毅乃给他作4条规定：一不准带路搜山，二不准打锣吆喝报告，三不准盘查扣留，四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得掺假。黄保长保证做到。

自此，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整掉了一二个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余的保、甲长也就规矩得多了。

"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1935年和1936年赣粤边军民在粉碎余汉谋和戴嗣夏的两次"清剿"中，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坚持了革命阵地，但也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于1935年12月4日，率部在崇义县赤水仙，与余汉谋部队的教导团激战，壮烈牺牲。中共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曾纪才，于1936年2月在信丰牛颈传达特委反"搜山"部署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

这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受尽了极残酷的拷打，几乎体无完肤，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直到英勇就义。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带领5位战士去"三南"指导反"清剿"的途中，于1936年1月，在坳背村被敌人包围，李乐天不幸腿部受伤，但他沉着与粤军周旋，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了几个粤军官兵之后，从容地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英勇献身。红军游击队基层干部和战士的伤亡，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遭残害，那更是"万死千伤鬼亦雄"。

陈毅自己也于1936年冬天，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达20天之久，在丛莽间，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旅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国民党四十六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一些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议论纷纷。

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导，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项英、陈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项英专门写了《西安事变》的长篇文章，深刻的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式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新的局势开展到抗日战争的实现"。随后，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干部会议，陈毅在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走向抗日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全民族性的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陈毅也提醒大家，南方各省是蒋介石的后院，他决不会轻易放过南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红军游击队决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必须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决定在农村和城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的口号。在军事上，把红军游击队作适当的集中，进行整训。

果然，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以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有的游击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又从湖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他们再次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西安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手段是采取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林，就强迫群众砍光，把美丽富饶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妄图使红军游击队无法藏身，便可一举消灭。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项英、陈毅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油山和信康赣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留下化整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打击敌人。

北山、南山和南雄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以牵制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发动和组织被强迫上山砍树的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同时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打土豪，开谷仓，打击敌人的统治。

特委领导人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的空隙，迅速转移。准备好40天的粮食，白天不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一切部署好后，陈毅带领两个警卫员去南雄，随南雄县委行动。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余新城平原一线周旋。在敌人这次进攻的两个多月中，项英曾两次遇险。

"西安事变"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损失不大。这是因为项英、陈毅获得情报较早，对策制定的比较正确、周密，部署的及时，各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了一批不脱产的游击组，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作打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4月中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关系。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机密信给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说共产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陈毅以"长夜无灯凝望眼"的诗句，来说明自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念。他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宏的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陈毅带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饭店去。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的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直往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走，当他们快到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生怕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很深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多个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他们就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陈毅等敌人走远了，才摸回斋坑那几个棚子来。棚子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辩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说过了几句遇险之后得幸重逢的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30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第二天，敌人又调来4个营的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

第六节、又一次战略大转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宣布实行抗战。

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5项要求4项保证，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生不好影响。"

7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10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是项英、陈毅自1935年3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

"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月15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

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委员会""七·七"事变爆发20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

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上旬，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先到南雄的钟鼓岩，彭育英亲自来接回大余城。在城门口，陈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

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

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大余县报纸登载谈判消息时，把国共合作抗日谈判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当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育英道歉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是做给英、美看的。陈毅当即表示愿意找县党部谈谈。经过陈毅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报纸作了更正，说陈毅是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

大余县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四十六师代表谈判。

赣州各界群众，在陈毅到达前，散发和张贴了大量标语传单："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目前该党陈毅莅临，赣州民众热烈欢迎"。陈毅等乘坐的汽车一进站，欢迎的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恰如1935年3月陈毅幽默地预言的，果然有军乐队奏起了欢迎的乐曲。

来赣州谈判前，陈毅就多次说到1934年12月他安排来赣州河西做地下工作的贺怡，打算派人找到她。想不到在欢迎的人群中竟有贺怡在前列。原来贺怡得知陈毅来赣州的消息，就和王贤癣何斌等地下党干部一起，书写、张贴欢迎标语，组织群众到车站欢迎。然后贺怡赶到陈毅下榻的旅社，汇报了3年来坚持斗争的风风雨雨，陈毅十分赞叹，留她与自己一起同国民党谈判。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9条，什么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

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其他问题，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公开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加以拒绝。

1937年9月24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这时，项英、陈毅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情况，这是1935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报告工作。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后，经过两次谈判，国共双方同意集中南方游击队为一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7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同意，并于1937年9月28日，在没有跟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当时并不清楚，直到10月上中旬，博古派员先后在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之后，才知道一些。但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直到11月初，叶挺去延安，中共中央才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此时项墓也到了延安，他和叶挺一起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项英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延安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篇发言后，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简称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涂1940年叛变）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

从10月到12月，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到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为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8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不久前，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下山改编。

于是，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甘子山不久，就被捆了起来，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回答问话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是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敌人就来剿，游击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加上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于是，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这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了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听说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就及时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3年5年是'长期'，3个月5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历史重要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了右倾，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陈毅传》03章 探索正确路线

第一节、湘南八月失败

朱毛会师后，坚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红色区域逐渐推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这时有些人因为井冈山粮少人稀，主张远出游击。中共湖南省委来信，说部队要和边界特委一致行动，要有休整的根据地。反对意见暂时平息。陈毅当时是赞成井实行坚持井冈山、波浪式推进的主张的。

但是在6月份军事上获胜后，湖南省委认为湖南反动势力十分动尧更加削弱，制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6月19日两次给红四军来信，既肯定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计划，又提出了一系列大规模发展的策略，并要求"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

6月3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永新城内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会上，关于边界的割据以及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形成激烈的争论。

湖南省委的发展策略有：（1）发动湘南游击战争，造成乡村大规模割据，分散敌人力量，牵动湘南各军的行动。（2）发动并扩大莲、萍、安一带工农的斗争，以牵制赣方的部队。（3）在宁冈、永新、遂川，积极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充工农的武装，向敌人严密警戒。（4）发展攸、茶、酃3县的游击战争。（5）打开酃县后，立即向茶、攸、莲、永进攻，乘敌人未集中前予以迎头痛击。（6）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7）扩大反军阀战争宣传，并立即开始在敌军中的兵士工作。

这么多发展策略，显然和井冈山党与红军的实际能力不相称。

因此，当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赶到永新来到会场时，毛泽东很高兴，因杜修经了解情况，可以帮助解决争论。5月下旬杜修经第一次到井冈山，送来的正是湖南省委肯定应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信。杜修经在毛、朱、陈的陪同下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红军官兵、伤病员、被服厂工人。20岁的杜修经情绪振奋，回省委作了内容丰富但过于乐观的报告。陈毅后来在1929年8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力量估计得很高，以为有两万人一万枪。后来巡视员回去报告，又说得过分的好甚至以为不要红军主力只靠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井冈山即可保存。

这样，此次杜修经带来的湖南省委分别致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二信，便比前二信（6月19日）更为不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致待委的信中指示："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前信是"以后"）向湘甫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省委致军委的信中除与致特委信基本相同的内容外，还有："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农民同志1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对此，毛泽东据理力争：现在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军阀混战暂时停止的时期，不宜分兵远攻；湘省敌军强硬，实力大于赣西敌军七八倍，此时离开地形高险、有良好群众条件的井冈山而去湘南，有根快被消灭的危险；湘南各县烧杀之余，无法解决四军的经济问题；赣省会有正规军队来打，仅用极少部队与赤卫队保卫，将无法守住井冈山大本营；等等。这些都是严峻的事实，为战争实践者所共见。会上不但宛希先等对省委指示"力持异议"，朱德、陈毅都不同意此时去湘南。对此，陈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说：省委的意见是错误的，会上没有通过。

永新联席会议很快形成决议：即以特委和军委名义向省委陈述此时不能离开井冈山往湘南的理由，请省委重新讨论，予以新的决定。7月4日，即写送了这一正式报告--"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

不久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当红口军正在永新、莲花、安福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之际，湘敌吴尚的第八军乘虚进攻宁冈。陈毅由安福赶回永新，与朱德率部间道迎击湘敌，却与敌人失之交臂，湘敌已进入永新。特委、军委遂决定：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留永新对付即将来犯之赣敌，由朱德、陈毅率军部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击堮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援。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毛泽东写信给正在永新乡下巡视工作的杜修经，要他随朱、陈行动，帮助军委工作。

7月12日，朱、陈率部攻克鄙县，吴尚第八军之熊震、程泽润两师果然退出"会剿"，仓忙经莲花撤回茶陵。

酃县已临湘南的大门口。主要以宜章农军编成的二十九团许多人思乡心切，地方主义的情绪在官兵中陡然高涨。前不久湖南省委曾指示要红四军毫不犹疑地向湘南发展的消息也已在部队传开。据当时曾参加在酒渡举行的军委扩大会的红军老战士李步云回忆：打开酃县时二十九团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即到他所在的一连说：省委代表要他们部队回湘南去。李步云还记得：当时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对各营党代表说，要各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在部队中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于是，有的单位就背着军委领导，召开士兵委员会，暗中找向导，擅自决定不管军部是否同意决计返回湘南，并定于7月13日就出发。杨克敏（即杨开明）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2. 25）也记载了这些情况。

陈毅得悉了一些情况，当即召集军委扩大会。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加强纪律教育，说服29团官兵服从革命需要，克服思乡观念。于是先召开士兵代表会，又召集官兵开大会，由朱德、陈毅反复讲话，进行说服解释。但是，由于军委未能在党委会内部首先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贯彻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龚楚等人自行其是，他与团长胡少海虽参加了所有会议，实际上仍是回湘南的积极倡导者。因而朱德、陈毅的讲话扭转不了湘南官兵的意向。

为了防止二十九团溃于一旦，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回宁冈解了井冈山之危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军心，使部队向宁冈回师，但行动迟慢。杨克敏的综合报告说："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改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而龚楚等却以打开酃县便调动了湘敌回援为例，在部队中说去湘南正可解井冈山之危。行军到达污渡，二十九团士兵再次群集要回湘南，有的甚至说官长如不允许，他们就留下枪自己走。

陈毅作为军委书记对部队的错误动向力图制止，在军委成员尚未统一思想遵守纪律的情况下在沔渡再次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试图整顿纪律，克服松弛涣散现象。出席这次会议的除连以上干部外，还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约100余人。不料会议由纪律问题迅速转到回湘南的问题。绝大多数不愿回井冈山，要回湘南或赣南。据李步云回忆：当时他作为连士委会负责人也在会上振振有词地主张回湘南。龚楚听了说："这个小同志说得很好！"后来龚楚建议举手表决，话犹未了，一下举起80多只手。

陈毅后来曾在向中央政治局的口头汇报中说这次会议是"代表会"。和其他材料综合研究，可以认为酒渡会议还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湖南省委原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去湘南，便推选了陈毅）。如此，则沔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

为了使部队不致失去约束，陈毅提出暂不就去湘南及有关问题作出正式决定，先应报告特委及毛泽东同志。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当时他也提议，部队暂停一天行动，由他回宁冈茅坪向毛泽东和特委报告部队当前的状况和要求，以便决定走留。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陈毅乃迅速写信报告。

①散会时龚楚对杜修经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也走了！"

杜修经回忆，他赶回茅坪时，毛泽东已去永新，他只报告了新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杨开明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

杜修经回到沔渡，军委乃正式决定同意二十九团打回湘南。杨克敏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为了避免二十九团"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军队由污渡出向湘南时，原有之军委取消，组织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

这正是陈毅后来常检讨的，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中的第一次。

行军一天多，忽然接到毛泽东派入送来的亲笔信。信是写给杜修经、朱德和陈毅的，由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一天赶100多里送到。毛泽东要求军部及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历述不能贸然开赴湘南的理由。为此，当晚宿营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

这次连以上干部会由杜修经主持。开会前几个领导人碰了头，当时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多数人认为事已至此，只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难。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那次会"主要是我发言，没听到什么反对意见。"

7月24日晨，兵临郴州。朱德在一部书稿中曾有一段详细叙述，他说："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么浓厚，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给范石生部队一个袭击，在军事上说，这一次是胜利了。

白天他们约一团人正在出操，结果一打就垮了，赶进城去，在里面有很多的①江华1990年11月说：毛泽东在1958年南宁会议前夕曾告诉江华等，陈毅在去郴州前有请示报告。

西药、子弹、地图、衣服??"

"一打就垮"是朱德这样的多经恶战的大将的看法，实际上城东的制高点还是经过冲击、反击、再冲击才占领的。在攻击过程中，陈毅正在发着高烧，还一直和朱德一起指挥作战，布置进城后掌握政策纪律的工作。

可是进了城，面对着范石生部队的大批物资、银元，在井冈山熬了两三个月艰苦生活的红军官兵，有不少人就抑止不住了。这不是群众的东西，是敌人的东西。杨得志当时还是二十八团的班长，他在军用仓库门口站岗，可是"抢仓库"的官兵他挡不祝郴州人民对红军是熟悉的，不少商店很快开门营业，不少官兵也就自由散漫地上街吃喝、购物、理发、洗澡。

朱德特别喜爱军用地图，缴获大批地图，他很兴奋。陈毅却体温更高，头昏腿软、舌燥唇焦。但是他们都关心着敌情，朱德、王尔琢等亲自去接敌方向了解动态，还两次秘密接见了郴州城里的和范石生部队的共产党员，朱德、杜修经查明：范石生部兵力远超过红军，而且正在调整部署，组织原驻城外的主力部队反击。朱德、陈毅乃召集紧急会议，布置迅速收缴好各种军用物资，准备撤出郴州。领导干部分头到各部队检查督促。陈毅头昏目眩，举步艰难，留守军部。

天擦黑时，杜修经才找到一位老中医来给陈毅诊治。岂知上街买药的人未回，枪声骤起。

范石生部驻城北10余里有4个团，现在大举反攻了。从火力判断，投入的兵力有两个团以上。驻防北郊的二十八团向城区后撤。夜9时后，敌人加强攻势，驻守城南的二十九团也受到攻击。此时尚有不少物资未及处理，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转移。

陈毅在杜修经和马夫的护送下紧急撤离时，大街上已子弹横飞，只得走小巷出城，涉水过河。范石生部夺回郴州之后并未迫击。

真正的打击并非范石生部队的反扑而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和近来大为滋长的无组织无纪律情绪。二十九团的人进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们在敌军攻击之下集结，虽然有的分队一再被冲散，但还是在城外以营、连为单位集合了。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军部和团部的命令由通信员传到，命令他们立即向资兴旧县转移，他们却不听。先后三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们成连成排向家乡奔跑的进程。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散之路。

只有副营长肖克坚决压住了他所率领的一个连，"坐下不准动"，未被裹走，完整地带回资兴。

部队终于在资兴旧县的布田村集结完毕，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二十九团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肖克的一个连了。怨声四起。陈毅病未全好，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不但抓部队的解释动员和整理，也抓与地方党和群众的联系。布田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为部队打探敌情，到远地为部队买粮买菜买盐买药，使部队得以稳定地休整到8月中旬。

下一步怎么办？二十八团有不少人是一直主张到赣南的（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而当时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想迅速回井冈山。据杜修经回忆，陈毅在布田曾起草《告湘南人民书》，并让杜修经帮助审定。这文告中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和反对盲目烧杀等方针政策，显然旨在把湘南的工作健康地坚持下去。派出先期探路的二十八团二营和团直机炮连，其行军方向也是向东，去沙田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湘粤赣边区。

这支先遣部队的派出，却又给湘南之行一个新的打击。二营营长袁崇全，在郴州时就按兵不战被发现有企图叛变的迹象，到布田后事例更多。部队领导在对袁的处理上发生了分歧。陈毅等主张将其枪毙，朱德不同意。召开代表会意见仍不一致，后又召开紧急前委会议，决定将他改任团副，①但是朱德没有向部队宣布。由于袁崇全向朱德表示了悔过，派出的先遣部队仍由袁崇全以营长身份率领。派出后第一天还送回报告，接着就断了消息。数日后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朱德乃痛感"人心难问"。此事向党员大会宣布后，一致声讨袁崇全的反革命罪行，决心革命到底，并要求派队追回。

8月中旬，部队东移桂东县的沙田，此时，被袁崇全以"打遂川"为幌子拉走的第二营，陆续自动归队，才知道袁崇全自行组织了"特委"，自任书记，"并要换旗子"。各连识破其阴谋，先后脱离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回返二十八团。

湘南之行的一系列事实，使陈毅深感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在沙田他已一再向部队作过检讨，此时，他与前委成员们商议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主持，未通知杜修经参加。会上，陈毅检讨了自己此前作为军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的责任，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的批评更是激烈，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加强了理解和团结。最后决定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3个月"的处分（陈毅1929年8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说了这些情况，此处分后来似未得到批准和执行，朱德、陈毅于10月4日至6日举行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特委委员）。

这时，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在永新一带与赣敌苦斗了一个月之后，亲率三十一团一部南下迎还朱、陈部队。二十八团一营亦于8月18日在林彪率领下占领桂东。8月22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进抵桂东。朱、陈闻讯乃与杜修经赶往桂东，毛泽东、朱德、陈毅于8月23日再次会合。

毛泽东态度和婉而关切，他说前些日子，赣敌经过猛攻，最后占领了永新，还占了莲花、宁冈，但是敌人又发生了内讧，大部队仓皇退去打内战。

"你们不走就好了。"那就可能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连起来。他还拿出几块布片，原来这是朱、陈率部向郴州进发后不到10天，袁德生带来的湖南省委的指示信，要红军不去湘南，而要"毫不犹豫"地去湘东。

陈毅报告了部队失控和先胜后败的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

8月24日，在桂东城内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当日下午，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团袭击桂东，将三十一团三营和二十八团一营隔断。会议中断，扩大会成员随二十八团一营撤离桂东，在通往沙田的一个村子宿营，恰与龚楚带来接应的人会合。住下后在一个农家的堂屋内继续开会。经过充分协商，统一了认识。决定一起回井冈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

8月25日，得悉袁崇全胁骗团直机炮连驻扎在思顺圩，团长王尔琢亲自带领警卫排去追寻。机炮连是应声回归了，王尔琢却在追劝袁崇全归部时被①团副，是低于副团长相当于副官长的职务，无指挥权。

袁开枪打死。全军深感悲痛。陈毅以为"红军极大损失"。朱德痛心地兼起了二十八团团长。陈毅一如既往，忠诚积极地协助朱德工作。全建制集结归队的二十八团，编入了肖克带回来的二十九团一个连。实践证明，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红军，有党的统一团结的正确领导，有铁的革命纪律，便是武装割据的最可靠的保证。在"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到遂川。9月13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9月26日，朱、毛、陈率工农红军重回井冈山。

第二节、重振雄风

8月中旬起，陈毅经历了党内斗争的考验。陈毅心情沉重。下山前后对比鲜明。下山前红军4个团，如今只剩3个团了。下山前武装割据3城数县，土地革命蓬蓬勃勃，如今只占住几个山头，县城与平坝尽被敌占，群众遭受血洗和摧残。陈毅痛感自己的责任。更使陈毅焦虑的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的问题。对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本来就有。有些人倾向于巩固井冈山根据地；有些人倾向于远道大规模游击。有些人主张把缴获的枪更多地发给农民武装，有些主张大力扩大红军。湘南之行造成了"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的大损失，大家意见更多。主张远出游击的人被称为"逃跑主义"，相反，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人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上的隔阂增加了。其实，要搞武装斗争，要搞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大家还是一致的，坚定的。为了大局，陈毅深感必须沟通思想。他的办法首先是用自己的认真检讨来承担责任，同时，还在行委的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两军重会时也曾对部队说过：湘南的问题让二十八团自己讲，三十一团不要讲。这时毛泽东召集部队讲话，说明了朱军长本人是反对去湘南的。这一来，团结的气氛就大为增强。军事胜利与政治团结相互促进。10月1日，在宁冈击溃周浑元旅一部（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歼其1个营，收复宁冈全县。同时，湘敌驻桂东的部队有126人携械投入红军。陈毅负责收编工作，编为特务营。

1928年10月4日至6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这是一次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对"八月失败"作出了相应的结论。陈毅在这大会上与毛泽东、朱德、谭震林、何挺颖、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杨开明等一起当选为第二届特委委员。11月2日，四军收到中共中央6月4日来信。尽管时隔5个月，这对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四军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

11月6日，特地推迟向遂川出动的日期，召集特委、军委和地方负责人30多人参加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讨论贯彻。陈毅参加了讨论。来信涉及边界党和红军在割据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和党的组织等许多重大问题。

中央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中央更指示特委与军委统辖于前委，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5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前委当即在11月6日成立，除毛泽东、朱德外，推选谭震林（特委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为前委委员。11月14日至15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上届军委书记和现任前委秘书长，直接参与了提案审查和决议起草工作。11月初，周浑元旅再次来犯。朱德率部下山迎击。陈毅同去。11月9日，红军击破周旅1个团于宁冈城与龙源口；10日再占永新城。因为敌增援部队向侧后迂回，红军主动撤回宁冈。这时，南自遂川的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了南北狭长的整块。各级政府、群众武装又恢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工作蓬勃展开。井冈山进入了复兴和发展时期。

陈毅先是担任前委秘书长，后调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给红军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陈毅跟随着朱德，和大家一样穿单衣单裤，吃红米南瓜，并和朱德一样经常加入运粮的行列背粮上山。陈毅不用扁担，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裤子，裤脚一扎，粮食灌在裤管里，然后扛在肩上。那时的裤管肥大，一次能装上七八十斤。

不久，彭德怀、膝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来到井冈山。12月12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声威更大了。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井冈山的革命实践者们注入了新的血液，引发了许多人对理论的兴趣。

"六大"决议是中共中央派专人从上海送来的。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学习，并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深刻认识作了精心的传达，引导与会者把理论和当前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陈毅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习，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策略的研讨中深感自己跟着朱德、毛泽东走着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特点，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他们更有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陈毅从南昌赶队开始，走这条路是比较自觉的，粤、闽、赣、湘千里转战、湘南暴动、八月失败、重上井冈山，成功和失误的丰富经验教训如今得到理论的提高，他更加坚定也更为清醒了。这在他1951年《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中表达得很明确："因为毛主席的领导是以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很自然地在许多问题上又超过'六大'决议而更深入实际地去解决问题。"

但是，虽然身在井冈山，身在红军，有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陈毅思想上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最突出的是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和建军的政治路线问题。这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思考、争论、总结，共同探索，来确立和认清正确的路线。

第三节、"败军气犹壮"

1928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下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3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井冈山地区出现了他们18个团级番号。军事形势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经济极度困难。陈毅后来（1929年9月1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井冈山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1928年9月至12月4个月中，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因有7月湘南远行的失败，远出游击的主张当然不可能实现。至此，全军守在山上难以维持。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达："??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

1929年1月4日至7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四军、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陈毅出席了这一决定战略方针的会议。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彭德怀，膝代远率原红五军的部队（此时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及红四军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经济封锁。这种将主力用于远出机动作战的思想，已含有崭新的军事因素，已突破以前不离开井冈山地区，只作较近距离机动的常规。但此次远距离迂回的目的，还是为了调动围山的敌军，以坚持井冈山。

这就说明：经过新的实践，红四军的领导人对于坚持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对于开创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有更多的作战方法，已有了新的感受。

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共约3600人，由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陈毅作为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随军部行动。

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乃日夜兼程，向大余前进。大余城无敌军设防，红军下费一弹占领大余城。

出敌不意所取得的胜利却带来了自己的"不意"。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确定以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里和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并规定：如遇紧急情况，部队到广东境内南雄的乌径集合。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这次会议对出现敌情时应予坚决回击虽已举手通过了决议，但行动上未严格贯彻。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即各管一段，没有组织营连主官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

陈毅以主要精力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上街向群众讲解刚刚张贴的四言92句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并联系他和朱德在1927年秋天经过大余和此次红军入城的种种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

陈毅主持召开了大余城的群众大会。会场选在章江畔大路边的广阔沙滩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会常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大会后，当场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情沸腾。

但是，大余县毕竟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急报。李文彬旅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部队的急速后撤在城内引起惊乱，很快，城北街区出现敌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

陈毅从分发财物的地方赶回，在城边追上军部，只见毛泽东带着少数机关人员，林彪也后撤到此，毛泽东正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团部队，挡住敌人。

林却说部队已退下来了，面有难色。毛泽东怒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

陈毅也愤然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兵员杀回去了，敌人的攻势果然被挡住了一阵，这就为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这一仗，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越大余岭，向粤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规定到达乌径。

在乌径宿营不久，接到当地中共组织的报告：敌追兵逼近。部队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但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

厄运远未结束。部队日夜东行，想摆脱追兵。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又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后卫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进圳下时，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这天他尚未起床，枪声惊醒了他，实际上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朱德离开住屋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依依不舍地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当时弹雨横飞，人群奔突，他同妻子伍若兰被敌冲散。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立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己快跑脱身。

特务营全力抵抗，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纷纷来支援，火力压住了敌人。

军部被冲散的人陆续归队。主要负责人都安全。只毛泽覃腿部中弹，行军艰难。伍若兰却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

三十年后，陈毅在接受中共江西省委党支研究室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响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直到2月1日，红军才暂时摆脱追兵，来到寻邬境内的罗幅嶂，歇脚一天。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就这支红军的领导体制、行动的方向和如何使部队精干利索以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为应付紧张的情况，须指挥便捷。前委过去有大量地方工作要领导，所以需要有军委专管军队，现在暂时没有固定地区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军队工作，大家认为不需要重叠机构，军委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可以改为军政治部，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为解决给养和宿营困难，大家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于是决定将红四军所属部队进行改编，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军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此事议而未决。关于行动方向，因为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伤员；并可以抛吉安敌军之背，救援坚持井冈山的红军。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打圈子"行军中，3000多人吃饭很难，目标很大，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求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如果开会则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于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他置之不理。

而实践正好证明，分兵就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1929年2月10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闻风尾随而来。陈毅、林彪命令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胡土俭率队阻击，使敌军暂时不敢前进。胡士俭却不幸牺牲。这天，正是旧历除夕，然而大柏地的群众不了解红军，逃跑一空。部队饥寒疲乏，追敌又无法摆脱，大年三十面对冷灶黑房，20多天郁积的烦闷恼怒简直要爆炸。有的怪军长"无能"。有的叫"拼了算了！"

陈毅出席当夜的前委会。他见朱德在会上特别沉静。朱德引导大家分析敌我形势。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使大家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敌我形势有了转化的条件！敌气焰骄横，必然轻进。刘士毅师在遂川曾被红四军打败，朱德、陈毅都了解他的战斗坚韧性不足。此次他孤军深入，态势很不利；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但久屈求伸，求战心切。此地虽无群众助战，但地形有利。朱德在来到大柏地途中已留心看过周围地形，他指出大柏地以南的山谷地带有条件设置伏击圈。毛泽东微笑点头。

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留大柏地由军长亲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9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于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如今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无虚发，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却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朱德军长命令总预备队出击，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锋，战况才得扭转。经过反复肉搏，"与敌在血泊中挣扎"，终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800余。

这是出山以来的首次胜仗，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战前，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批准可以动用群众家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回村见条将信将疑。

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

宁都守敌吓跑了。2月12日，红军不战而进宁都城。红军得短暂休整和少量补给。数日后，赣敌李文彬旅3个团急急赶来，红军主动撤离宁都。

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拗，遭众多敌军截击。

林彪指挥果断，迅速突围，得以脱离。2月19日到达东固地区。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是5县交界的边境，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1928年9月，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即段起凤）。1929年初，正是红四军出井冈山之时，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的群众帮会武装组建成独立第四团，段起凤任团长，政委是金万邦。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的方圆约200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游击秘密割据"或"飘忽不定的秘密割据"的成功经验。红四军前委领导人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两个月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4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红四军开进这样的地区，群众欢迎的热情可想而知，抬着整猪，挑着成担的棉花和粮食来慰问。陈毅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同二、四团领导人、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的负责人亲切会见，交流经验。22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红四军对东固红军也作了切实的帮助，毛泽东、陈毅给东固战友们传达和讲解中共"六大"的决议案。陈毅从一纵队抽调干部和枪支给二、四团。

在东固休整仅一个星期，李文彬率3个团向东固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前委开会研究战略方针。

这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加以死守而与强敌作战显然是不利的。红二、四团的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优势在两军对阵时将完全丧失。红四军来东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冈山，此时却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由红五军部队编成的三十团及三十二团已突围。这样，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毛泽东为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这个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藉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敌人，均有办法。"因此他力主"红军不走"，"只有"在井冈山作长期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将任何想远出游击的意图都视为不要革命根据地。然而实践却证明虽然采取了变通办法，派主力突围下山打外线，范围不大的、没有诱敌深入条件的井冈山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因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过去认为只有如此才正确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从主力下山外线游击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且在实际上认识了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也是巩固、扩大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手段。突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就为红军此后在闽、赣两省机动游击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此时，红四军全军约3000余人，从一、三纵队中抽调人员，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彭枯。

2月25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入瑞金境内。赣敌张与仁旅仍紧蹑其后。然而部队进抵瑞金壬田市时，赣敌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为避免赣敌暗算，前委决定转向东行，进入敌兵力较弱的闽西。

一纵队取道瑞金、古城间的荒僻山路入闽，3月12日进占四都。四都距闽西土皇帝、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盘踞的长汀城80余里。郭凤鸣急派一个团向四都扑来。红四军一举将其击溃。3月14日，红四军向长汀挺进。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3小时便将敌大部解决，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被击毙。残敌向上杭溃逃，长汀为红军占领。

红军进城后，接管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并筹得大批军饷。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裹腿，每人还领到4块钱的津贴费。对从不关饷的红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他们上街理发洗澡，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陈毅有诗表达了1929年春天他们的心情：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此诗收入诗集出版时"败军气犹壮"改为"铁军真是铁"。

在汀州，红四军有两件大事。一是3月20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二是成立了军和纵队两级政治部。

当时已查明，张与仁旅的悄然引去是蒋桂战争爆发的一个震波，整个战局必将大动荡，前委扩大会一致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形势。同时已知红五军（当时习惯上仍称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因此，会议作出决定，红四军应与红五军及江西红二、四团密切配合。"以赣南、闽西计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矗"（见毛泽东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后在于都会议形成正式决议。）陈毅参与作出这一决定并始终赞成。他在9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无自豪地写道："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

政治部成立。毛泽东在汀州亲笔书写了"中国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的红旗。自此，游击区域的群众工作就由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在地方赤色政权未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职权，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政治部成立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各阶层群众的利益，配合党的政治任务更有计划地统一地开展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在军政治部指导下，长汀相继建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分公开和秘密两种）。不久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部队筹款5万元。

第四节、主持红四军"七大"

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很有好转。4月3日，前委却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信（后称"二月来信"）。

这封信是在革命形势严重时写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后，就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前委扩大会讨论。会议的结果，在毛泽东写的前委4月5日致中央的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信一开头就坦诚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并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出理论上和组织上很大的政治勇气。

其实，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也已开始改变看法。中共中央在4月4日通过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4月7日发出）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却使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增加了争论的借口。

4月8日，红四军主力和红五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前委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战争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局面的决定。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苏联回来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通过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5月23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竟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

5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在湖雷的前委会上，有些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的原则展开了争论。

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这些意见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重叠的机构。这些意见批评了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结果，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扩大起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由于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

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中，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见毛泽东在1944年3月15日致华中局电）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进行。

充分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干部，对部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从严纠正的态度，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发动群众。

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斗争，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远出游击，对于部队中"军队只管打仗"的观点、流寇思想、军阀残余，以及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就采取从宽对待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对新型革命军队的民主主义有误解，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所谓"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思想。

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的一封信中，对争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大部分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红四军全党的重视和认可。

但是在1929年6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

前委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时，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

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大会原定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这无疑是必要的，当时集体决定召开"七大"，目的和愿望无疑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但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就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倾向。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陈毅：1929年8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记录稿）。这样，陈毅势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报告，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对于28岁的陈毅来说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前委成员们每天交换意见，陈毅日夜工作。

由于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于半个月内向闽粤赣3省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便先行动作，乘陈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6月19日三打龙岩，攻占县城，歼敌约2000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不振。

环境又暂得稳定。6月20日、21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工作报告。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大。

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红四军党的集体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毅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其中最关紧要的是要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军事观点。"七大"决议批评了1928年7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玻"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

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问题的解决。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是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第五节、党中央"训练班"

以陈毅为书记的"过渡内阁"在6月底7月初的工作重点是闽西。新的前委决定仍在闽西游击和建立根据地。前委书记于7月9日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预备着会剿朱、毛（注：红四军仍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我们应以极努力发动闽西群众以对付将来到之斗争局面，此时赣南、东江敌有重兵我们不能去，只有在闽西坚决奋斗，从7月起我们即以这目的开始闽西工作布置。"

前委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让毛泽东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地方作调查研究并指导闽西的工作。毛泽东乃于7月8日与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皎洋。

不久，接到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中央政治局1929年6月12日讨论前委4月5日信时说到"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朱、毛处应来人。"）。

前委全体成员便在蚊洋开会，毛泽东也曾到会。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乃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会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在厦门候船期间，陈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接待，陈毅向省委作了汇报并讨论了发展闽西斗争的问题。

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

当时，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各自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

陈毅乘船到达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

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搜查异常严格。陈毅正打算挤到人流中去乘乱下船，忽然发现两位兄长已经登船，正在延颈寻人。相见后，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紧随他们下船上岸。两位兄长一式西装革履，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章，气宇轩昂。

陈毅衣着也得体，象个广东来的技术工人。当他们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时，没有警察拦问。

已经安排陈毅住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陈修和则回兵工厂，常来关照。兄长们备好西装全套，警备司令部徽章一枚。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四军"七大"情况。这位一同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的老同学听完便表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在这次会见中，陈毅才得知：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对红军农村武装斗争情况熟悉并有卓越见解的杨殷以及正与他们一起的邢士贞、张际春于8月24日下午4时许同时被捕。

陈毅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李立三在8月27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

8月2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所在召开。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

9月1日，陈毅写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写的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和内容完全一致。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因而中央在1930年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从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地到陈毅的客房来聚会，他们都阅读了陈毅所写的报告，然后来和陈毅一同讨论。他们在陈毅房中一谈几个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面摆弄围棋担任望风，有时与陈修和对奕，空气更为闲逸。他俩和李、周都认识，或是法国勤工同学，或是黄埔师生，所以相见十分自然。

早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之后，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信是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出的。这封信很重要，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8月份的这些回答，在李、周、陈的9月讨论中，当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国形势、中央指示、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3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的。

从8月21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朱、毛红军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月21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多"；"九月来信"更有"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

红军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过去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说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年有的文章中，有写为"主要条件"、"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据查对，都是后来公开出版时修改而成，原件只是"重要条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并无"主"字和"最"字。

这样，1929年"九月来信"中所写的一段话就很值得注意："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陈毅过去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李立三、周恩来也没有，周恩来不久前（6月12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朱、毛问题时还说："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有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则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到1930年3月他还发表一篇《城市头脑论》，更加强调这种观点。而在"九月来信"中的这种"先"、"后"的提法，虽然含义不很精确，却显然是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段性与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看成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当然，所谓"农村红军"，只是简略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红色武装割据，除红军外，还包括着农村的人民群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领导这一切的党。）这只能来自陈毅亲身参加的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实践，而在中央"训练班"的集体思考下得到飞跃。因此，陈毅当然更加热爱和珍惜他参与创建的红四军，更容易接受中央对"七大"的批评："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也就会更亲切地怀念共同为此而奋斗的毛泽东、朱德。

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所强调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根本任务。

8月21日信尖锐地指出："谁忽视了这一点（即红军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陈毅执笔的"九月来信"便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应同时扩大，纠正"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良倾向等等，"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就明显地有所改正。

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先后起草或修改过"二月来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坚决改变此（红军分散）原则"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来信"中写上了"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亲自经历这戏剧性转变的周恩来、李立三，当然会告诉陈毅6月12日他们讨论前委（毛泽东）4月5日来信的情况，以及写上这一段的意义，除了有助于解决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此种错误思想外，实际上也是中央对此的自我批评。

只有在这时候，陈毅才更能体会毛泽东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以上这些重大问题，正是当时红军与阶级敌人艰苦斗争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等等就比较容易在思想上解决。保证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巩固发展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清楚了。

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中共"六大"的组织决议案的周恩来，当然更熟知组织原则。"九月来信"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作出了指示："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后来凡是执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实行书记专政象张国焘，其错误就无可遏止不断膨胀。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遥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也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那主要是指"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与后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之一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对照，着重点和分量都大不相同。这反映在起草"九月来信"时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对部队中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纠正之必要认识不足。

"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这样一段文字是陈毅自己逐字写在"九月来信"中的。这样高水平的要求，特别是"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要求，"七大"时的陈毅是达不到的，但是他现在承认应该如此。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他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参与确定并亲笔写下了"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坚决地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①

10月初，陈毅又象坚决迫赶南昌起义军一样，坚决地赶回红四军，他要把已经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红军初创时期的实践经验，再运用到新的斗争中去检验、提高。

①"九月来信"全文刊载于1990年4月第1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中央档案馆编，公开发行）。

第六节、坚决纠正错误思想

陈毅在1929年10月1日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与特委开会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

他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绕过梅县，一路了解敌军兵力的分布，当他意外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刻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

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养病尚未回来。10月初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个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消息对陈毅当然震动很大。但此时的陈毅已是党中央"训练班"毕业了的，他已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而，陈毅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后来他在11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地如此写了。

陈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当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蚊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陈毅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他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作"。

前委及军部机关即随部队向梅县前进，陈毅随军南下。在此以前的10月初，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的战争爆发了，赣敌乘机向闽西进逼。

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军东江（陈毅此时离上海在归途中）。红四军前委就决定到东江。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兵贵神速，立即挺进到梅县一带；另一种主张逐渐推进，先在闽粤边界分兵做群众工作。前委采取了第二种主张，于是"迟迟不前"。后来第二纵队在峰市炉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但是二纵队长刘安恭在此战中牺牲），一纵队在松源打败敌军1个营，气势很壮，纷纷要求到梅县。事实上梅县敌兵甚少。陈毅从上海回来，10月中旬过梅县时，也了解到松口敌只有2营兵，梅县1营兵，蕉岭1营兵，大埔1营兵，兴宁1营兵。据傅柏翠、肖克等人回忆，陈毅当时认为：敌人如此分散，红四军若能及时集中直扫，以长驱之势，速下东江数要地，东江势必震动。东江群众必大大振奋。然而，部队南下既惊动了敌人，又分兵做群众工作，不能迅速前进，到10月24日前委和军部随大部队到达蕉岭时，实际上大好时机已失，敌人的大队援兵已在向东江地区开进了。陈毅是能辩证地考虑问题的，他决不因为在上海进一步提高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觉悟就片面突出，就忽略作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他对于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情况下还要分兵做群众工作感到激愤。

到蕉岭，当即探明梅县无正规敌军，仅县警备队相当于1个营的兵守备，乃决定直取梅县。10月25日，红四军主力进占梅县，县警备队纷纷缴枪溃逃。陈毅作为前委和政治部的负责人，立即投入紧张工作，与东江特委、梅县、蕉岭县委筹划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和东江革命委员会。

26日下午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突然发现粤敌蒋光鼐率3个团的正规部队于3天前启程，现已抵达梅县附近，其先头部队已向梅县猛扑。战火突起，全城惊乱。一部分敌军仗着人地熟悉竟突入城厢。梅县两面临水难以机动。陈毅当机立断，乘敌人未及插到南门江边，迅速指挥前委和军部人员抢渡南门河，随战斗部队退入梅南山区。全军在朱德军长沉着指挥下适时避开恶战，安全转移，仅亡2、伤4，毙敌50余人。

红四军再次讨论行动方案，有些人主张3个纵队分开到3个地区发动群众。讨论结果多数人认为在强敌面前分兵易遭各个击破，而且中央也已指示了红四军不应深入东江的政策；同时，又探得梅县只留驻敌军1个教导团。

就一致主张再打梅县。这在战略方针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梅县敌人不只1个团；而且广东军有巷战训练，而巷战却是红军所生疏的。因此，红军黑夜运动凌晨突袭虽然得手，前锋冲入大街，却在巷战中抵挡不住敌军用手提机关枪、手榴弹等优势火力的反击而被迫撤到城外。当晚包围攻城，战至清晨4时仍打不下，而梅县城内15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又没有接应配合的动静。若继续攻击，粤敌增援会使红军陷于被动。前委研究，根据粤军顽强抵抗和大量增援的情况判断，广东战局恐己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于是决心主动撤围，向敌兵力薄弱的赣南转移。后来查明战局确已发生变化。红军原拟趁张发奎入粤作战，粤敌自顾不暇的时机，在广东东江地区发展，因张发奎迟迟不肯入粤，使得粤敌可以全力对付红军，继续留在广东极为不利。

红四军经平远到寻邬，在寻部赤色区域大田乡安置了伤病兵。此次梅县作战，伤亡200余人，而上杭补充的俘虏兵逃亡甚多。在寻邬，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并开始筹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回闽西。11月18日，在上杭官庄的前委会议上，决定扩大闽西苏区，确定了建立闽西政权的有关政策。11月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

在占领汀州的第四天，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除对前委有批评外，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不能一朝之慨"就消除了。

11月28日，在毛、朱、陈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这些积极的变化，在同一天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的两封信中跃然纸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在致李立三的信中更是充满友情地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从信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

但是，陈毅要和大家一起纠正错误的决心却不因此而减弱。他从12月3日随军到达新泉的当天即协助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在于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如何加强与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移驻古田后，工作更紧张，白天开调查会，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他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

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还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经过讨论和充实，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九大"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同时又大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方面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强调，内容有了很大不同，从而弥补了"七大"决议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

"七大"决议虽然肯定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政治观点和军事观点的问题是对的，虽然在地方武装、宣传兵等问题上有正确的规定，但整个说来，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很不够。"九月来信"贯穿着对红军根本任务的阐述，强调做群众工作，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武装群众，因而从根本上反对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但是把"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只列为"红军中党的工作"中的第六点，其中根本没有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九大"决议就不同，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的问题"，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九大"决议把八个错误思想倾向作为建设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纠正的主要错误，在"党内教育问题"中又列为经常进行教育的材料，这充分体现了"九大"决议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性。

对于流寇思想，"七大"决议意在调和，说"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想"（按：二十九团要回湘南确不是流寇思想），但是，打进郴州后二十八团官兵的表现却理应引起陈毅的注意。周恩来起草的8月21日信说得尖锐：忽视红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就会"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但"九月来信"便只有正面阐述红军的根本任务而没有对流寇思想的批评了。"九大"决议把"关于流寇思想"列入"八个错误思想"之一，是对"七大"决议的纠正，是对"九月来信"的补正。

"九大"决议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上下再为中央已明确否定了的"党管一切"、"家长制"、"书记专政"等作分析讨论，而是在"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等方面具体详细地定出章程作出规定，从而使从旧军队转变过来不是太久而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一个贯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切实可行的法规。虽还没有写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字，但是这部法规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红四军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党委又不包办代替军政机关的工作。这显然和"九月来信"的精神是一致的。

"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还在于由毛泽东仍力前委书记。

选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核心，这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这一点，中央政治局8月13日、27日讨论中都没有，只说"组织问题要解决"，8月21日信当然也不会有，只有"九月来信"才作了这一明确的认定。"九大"决议和"九月来信"最根本的一致正在这里。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已回前委任书记，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也已通过，陈毅回四军的任务完成了。今后怎么办呢？在上海时，鉴于他卷入矛盾很深，中央组织部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七军工作。他回答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如今，他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起自己的工作问题了，毛泽东不假思索他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陈毅便继续留在朱毛红军工作，至于干什么，他向来是不介意的。

二十五年后，谭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一次是三河坝。假如那个时候没有陈毅同志作核心，保持力量，后来回到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这个功劳除了朱德就是陈毅同志。第二，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囗囗路线的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按：第三是黄桥战役打开华中抗日局面）1959年8月陈毅曾向来访者谈起红四军"九大"以后他的经历，谈得太简略，事实上，有几点是应该记载的。

回江西，他和毛泽东同行。翻越雄伟的武夷山时，毛泽东接到黄公略派人送来的信，报告说正筹建工农红军第六军。毛泽东征询陈毅的意见：为了实现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割据计划，需要更多红军，毛泽东初步设想请陈毅去负责红六军。不需要立即回答，考虑成熟再谈。陈毅却当即表示愿意受命。

陈毅虽没有参加"二七"会议，但被选为前委的委员。"二七"会议是红四军前委，五军、六军的军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联席会议。选出的前委委员有毛泽东、郭贞（赣南）、曾山（赣西）、王怀（湘赣）、方志敏（赣东北）、朱德、潘心源（中央巡视员）、黄公略（六军）、刘士奇（赣西南）、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二人为闽西）、袁国平（五军）、李文林（赣西南、红二团）、滕代远（五军）。从这阵容就可看出，这个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所领导和管辖的部队和地区，己为后来中央苏区勾划出轮廓。

"二六"会议以后，前委决定陈毅力红六军政治委员，红六军军委书记。

红六军辖三个纵队。一纵队长何武东，政委李韶九；二纵队长罗炳辉，政委王如痴；三纵队长徐彦刚，政委刘作述。每纵有八九百条枪。在黄公略、陈毅率领下，六军二纵队曾配合红四军主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攻。先在富田以北之水南全歼独立十五旅两个营；次日又与独立十五旅激战竟日，将其击溃，俘敌1600余人，残敌仓皇逃往赣州。至此，陈毅在新的岗位上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和黄公略、罗炳辉相处特别融洽。

第七节、血的教训

然而从1930年仲春开始一直到1934年中秋，整整4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先是开始了李立三的盲动，接着又被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陈毅经常身不由己，虽然工作一直积极努力，但成果难评。

1930年4月间，中央给前委的信中即严厉批评边境割据、争取江西"在目前是极端错误的了"，而"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还先后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6月中下旬陈毅到汀州参加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后，根据中央精神，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6月底，进入赣南后，前委决定将陈毅调离红三军，留在赣南组建红二十二军。

1930年7月，红二十二军在信丰宣告成立，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

全军编5个纵队，有枪2000余，这是在赣南原有的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纵队和赣南独立师的基础上编成的，归属一军团建制。

红二十二军成立后，陈毅在组训部队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参加土地革命的工作。他在信丰、兴国、于都等地调查研究，帮助总结经验。在赣南地区召开的南路扩大会上他还提出了马上分田割禾、抽多补少的"八个纲领"，并参与了土地法的制订。

陈毅率领二十二军当时突出的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拔除"白点子"。

那是一些留在苏区内部有坚固城堡和顽固武装的地主据点。这些钉子的拔除，对巩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很有好处。

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的黄泥排、犀牛和信丰城内先后办起了红二十二军干部学校，亲任校长，为二十二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结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并与她结婚。

此时前方的战事在错误路线下步履艰难。

毛泽东一开始就在行动上抵制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没有用主力强攻南昌。

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打进长沙，旋即撤出，并与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师。

在永和市，一、三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

一方面军又奉中央命令再攻长沙。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于8月24日致信赣西南特委并抄转陈毅、伍中豪："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1万人到长沙来，信到2月内再送2万人，总之愈快愈好"，陈毅努力配合，大量的预备军招之即去。但是，在错误路线的支配下，这些活生生的预备军，换得的只是血的教训。

血的教训只是开始，此后4年中，血的教训太多了！

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不克，返回江西。10月初，师指吉安。陈毅奉命率二十二军北上，配合攻吉作战。守敌邓英所部乘夜潜逃。红军未经激战进占吉安。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主席曾山，陈毅为53名政府委员之一。

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即开始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敌军由北向南，分进合击，企图以10万兵力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袁水流域。

大敌当前，决战在即。但是，在中央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各苏区从地方到红军的肃反扩大化也大规模地展开了。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10月26日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省行委）发出指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必须"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内团内"，"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此后，打AB团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红二十二军当然也奉命要打AB团。很快陈毅便感到优虑和为难。他当然会坚决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但是肃反委员会的人员在中央和上级的影响下捕风捉影，苦打成招，大搞逼供信，而且还象布置扩大红军那样规定肃反数字，就使他日益怀疑和反感了。

不久，二十二军政委邱达三也被作为AB团的要犯逮走了。

李文林，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此时己是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恃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此时他却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被逮捕了（后被杀害）。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即原红六军一纵队政委）带领红十二军一个连来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肃反"。在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下，按别人口供划定名单，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及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逮捕关押，严刑逼供，又逮捕了一大批人，严加看守，有的人陆续被杀害。接着李韶九又到东固，要在红二十军搞肃反，准备"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在被怀疑之列。刘敌在部队一鼓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得到官兵激烈响应。刘敌就带一个营到东固，将李韶九等人抓起来，释放了谢汉昌等；当晚又率部队赶往富田，缴了那一个连的枪，把作为AB团扣押的人释放。随即开大会，与会的人纷纷控诉，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事后，省行委及红二十军在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带领下，撤到赣江以西，继续与敌人斗争，并将中央所需的一批黄金交由当时在场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带回上海。事后，刘敌等人对于这次过激行动的错误有所认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和处分。

陈毅不赞成肃反扩大化，但对于以兵变方式解决内部问题，也很反对。

尤其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对于任何分裂红军的做法都认为不能容许。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前往东固解围时，他立即带领红十二军的一个连（当时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已缩编为红六十四师，归属红十二军建制，该师在打破第一次"围剿"、活捉张辉瓒的战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前往东固调解处理，救出了被扣押的一些人，据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自传记述，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

总前委在12月底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区委（相当于省委），陈毅任特区委书记。赣西南是肃反抓AB团的重点地区，也是土地革命中急需纠正按劳力分配土地错误做法的重点地区，还需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和参加红军，自此开始，动员青年入伍扩大红军一直是陈毅主要任务之一。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按中央政治局1930年10月17日的决定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时，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后曾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后来在3月问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增补陈毅、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共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未批复前即应参加苏区中央局的会议和参加工作。但迟迟未获中央批复。）富田事变的审理反复甚大。最初，总前委定为反革命暴动。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后，进行了调查，作出了决议，确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均系AB团要犯"，开除党籍。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一次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对一般附和随从的人只要承认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允许他们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经过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去河西说服动员，富田事变的大部分发动者回到河东，二十军也随之回河东。

然而，去上海向中央申诉的段良泥却"时运"不利，富田事变的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此时的中央却已是四中全会以后狠批立三路线的了。4月初，中央特派的拥有处理富田事变全权的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重组苏区中央局。他们带来中央指示，于是，新的苏区中央局便按中央指示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服从原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回河东的富田事变领导者、包括去劝说的曾炳春政委在内，此后全部被杀害。

一度稍稍缓和的肃反扩大化及酷刑逼供又如火上添油，只要被供为AB团者，几乎全部被捕，大部被杀害，苏区军民被杀者无法统计。

陈毅当时对富田事变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乱抓乱杀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作为书记又不得不传达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的决定并组织实施。向来神情开朗、喜笑怒骂流于形色的陈毅忽然沉默寡言。他为被错抓错关的人重新甄别定案，一旦查无实据即予释放。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于1931年2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提到陈毅主持正义的事实，陈毅写信给他，要他去总前委如实陈述当时的情况，信中有"被诬在的同志们暂时忍气，在将来我亦可代为申白"等语。

1931年的3月到9月，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和一方面军接连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陈毅在赣西南特区委为反"围剿"做了大量工作，筹集粮草，组织运输，输送预备兵员，还率领兴国、宁都、赣县、于都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对于肃反，他更了解内情了，便经常指示要认真调查，注重证据，不搞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对那些被乱抓乱押的人，凡无真凭实据的，他敢于下令释放，使那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得以投入反"围剿"斗争。

经陈毅之手释放的人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中，曹金山写的《陈毅同志救了我》，就曾写到仅于都一地一次就放了几十人。

这样就触犯了肃反大员。肖克1981年8月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次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就公开表态：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

陈毅很坚定，却也感受巨大压力，因为李韶九当时是大权在手的人。陈毅常有去上级开会就象李文林那样永不回来的感觉。他的这种情绪自然为他年轻的妻子肖菊英察觉，日夜担忧。或许出于某种预感，她托人把陈毅送给她的一支派克金笔转送给她的哥哥。但没等金笔送到，就已出事。一次陈毅远出开会，临行又似诀别，陈毅告知肖菊英某日一定回来，如果到时候没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陈毅的确如期踏上归途，不料中途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陈毅与警卫员绕道步行回兴国城，回到驻地时，为陈毅日夜担忧的肖菊英已死在井中了。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的个人经历。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3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情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红军的战费和他的几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对我说：红军的战费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重托给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1932年5月，李富春、陈毅、吴德峰受命组成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宣布：在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作AB团分子杀了的官兵，尚未宣布而查不清楚的，其家属如在地方仍一律以红军家属优待。

1931年11月，陈毅出席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因成绩卓著被授予红星奖章。

1932年1月，为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之下的军事部取消，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被任命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指挥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师及江西所有地方武装，是为中国人民军队有军区建制之始。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比立三路线更"左"，强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只得选择赣州为攻取目标。彭德怀被任命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以江西军区总指挥任支作战军指挥，负责指挥地方部队6个独立师配合作战。红军围攻月余不下，伤亡甚重，敌援军又至，只得撤围。

此后，陈毅又先后从江西军区动员大批赤卫队和民工赴闽南、粤北支援毛泽东带领的东路军一、五军团作战。胜利后又将缴获和征集的大批食盐、布匹和其他紧缺物资运回苏区。陈毅还从江西模范少先队员中抽调大批年龄较长的骨干编成两个团派往南雄水口地区担任运输、救护等战地勤务，青少年们表现出色，得到五军团首长的赞扬。

但是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策略总不符合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

为贯彻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1933年2月到3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离开指挥位置的情况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周恩来、朱德顶住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的牵制，指挥红军两战两捷，歼灭蒋介石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余。陈毅带领江西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配合，发动战区群众支援红军。

他同官兵们一起行军作战，神情又得开朗，有《乐安宜黄道中闻捷》诗一首为证：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

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

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但是陈毅的开朗心情维持不久，这一年年初从上海迁来瑞金的临时中央，直接地对红军和苏区实行错误路线的专制。

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再一次打击毛泽东的第二次宁都会议。陈毅作为江西军区负责人列席了会议。陈毅在发言中肯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红军的功绩，并以红军几次反"围剿"作战为例说明毛泽东在战略策略方面的优长，说毛泽东对中央一些方针虽有意见，但在组织上是服从的。

据宋时轮（当时为江西省军区参谋长）1986年10月回忆：陈毅还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同建议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作报告，其用意是给毛泽东提供申述观点的讲台，但未获会议主持人的批准。

1933年7月，临时中央派员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督促清算江西的"罗明路线"，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罩、谢维竣古柏，实质是继续批评毛泽东，以清除他在红军中的影响。陈毅、罗荣桓（刚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与军区机关部长以上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陈毅、罗荣桓顶住巨大压力，不肯上台发言批判。但江西军区没人上台无法"脱身"，他们便找青年部长钟发宗，他年龄最小，讲错几句也无大关系。钟发宗上台，有意从个人讲起，以亲身体会讲红军的成长壮大。不料立刻被中央来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的发言"。不等大会结束，陈毅和罗荣桓就把钟发宗派到远地的一个军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保护起来。钟发宗在1983年8月回忆此事，记忆如昨。

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各地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达50万，而且"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用共产国际来的军事专家李德的一套完全不适合中国红军的战法对付，连续失利，损失惨重。

江西军区在闽赣一带的各个省级军区中是个大军区，所辖地区达10余县，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红都瑞金即在其境内。当时境内尚有清塘、石城、赤面寨等白色据点，凭借地形险要、粮弹充足，久攻不下，成了敌人安在苏区内部的钉子。在陈毅的指挥下，省军区部队周密侦察、精心准备，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终于一一拔除。在扩大红军运动中，江西军区所辖10余县仅1933年的"红五月" 1个月就突破2.5万人。兴国县更是一马当先（山歌活动也广泛用于"扩红"），被誉为"第一等的工作"。1933年6月，陈毅亲自到兴国参加"兴国模范师"出师誓师大会。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陈毅即受命兼任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招携、永丰前线作战，指挥二十三师、警卫师、独立二、三、四、十一、十三团及江西军区各地方游击队，但上级规定的作战方针只是阵地防御，步步设防，作战艰苦。

1934年1月，陈毅由前线回瑞金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会后他立即回前线继续苦战。

陈毅所作的这一切当然都无法补救错误路线带来的失败。1934年1月到3月，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又告失利，伤亡增加，中央苏区缩小到仅存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瑞金、长汀等县。

陈毅深怀忧虑。5、6月间，他先后写出并发表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主张战争的组织者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

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指摘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

战线已退到万安、老营盘一线，而且还在被迫后撤。1934年8月28日上午，陈毅来到老营盘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正值敌周浑元部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老营盘阵地猛烈进攻。陈毅视察完毕作了指示离开师的前沿指挥所时，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顿时倾倒，血流如注。

在巨大的血的教训中，陈毅也注进了自己的鲜血。

《陈毅传》05章 东进北上（上）

第一节、"寇能往，我亦能往"

1938年1月15日，陆续下山的经历三年游击战争的各部队奉命集中。3月，一、三支队先后在安徽款县岩寺集中。4月，二支队也抵达岩寺。长江以北的四支队也抵达皖西集中。新四军所辖共4个支队，开始休整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游击队3年苦战，给养装备早已极度困难。新四军在江南的数干部队装备十分简陋，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要开赴前线抗日，理应由国民党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关于新四军的经费、弹药问题，虽经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还是"交涉困难"（1933年1月5日周恩来致中央电），迟迟不得解决。

鉴于这种情况，陈毅积极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曾电报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敌后。当时的江南敌后由于1937年11月国民党大军的仓惶溃退，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而日军兵力不足，尚未能控制广大农村，是占领抗日阵地、搜集弹药枪支、并组建游击队、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时机。陈毅认为，要及早到敌后去，军分会开会讨论，同意并委托陈毅组建一支先遣支队，先入敌后作战略侦察。

4月28日，以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为支队司令员的先遣支队组建完毕，准备出发。陈毅代表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简称军部）首长给先遣支队作了动员。他给大家分析了江南的重要性和先遣支队任务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靠三条进江南：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胜利的战斗。随后，他先期赶到南陵，与川军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了前进道路，并随军一直目送他们过了日军的芜湖一宣城封锁线。

正如项英4月2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他们迟迟不发给经费，不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划给新四军游击活动的地域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对这些，陈毅当然是洞悉的。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共两党在这场战争中既联合又斗争、争夺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微妙关系，他了解和认识得更为透彻。他积极主张挺进敌后，正是为了以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江南抗日的领导地位。这是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迭次电报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向敌后进军，发动广泛的游击战。项英乃决定同意陈毅率一支队立即挺进江南敌后。陈毅率一支队先由潜口赴南陵，6月1日离开南陵，3日夜通过宣（城）芜（湖）铁路封锁线，抵达苏南的高淳。6月12日，到达茅山附近的竹簧桥，召开了进入敌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情况，布置了任务，进一步统一了对进军苏南敌占区腹地开展游击战争的认识。6月15日，支队司令部进驻茅山北的宝捻镇，立即开始组织歼击日军的战斗。

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一支队与先遣支队于溧水的剧新桥会师。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向陈毅作了整整5个小时的关于敌后情况的汇报。大家认为，根据沦陷区的黑暗和群众情绪的低沉，必须尽快地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日军的骄横气焰，以鼓舞民众的抗战情绪，以震慑汉好、团结友军、树立信心、振奋士气。6月11日，国民党第三战区（简称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曾向先遣支队下达了破坏镇江一下蜀间铁道以牵制日军会攻武汉的命令。陈毅立即从一支队第二团派出两个连队加强先遣支队，同时，命令二团一、二两营靠近镇江下蜀一带活动，一面策应先遣支队，一面积极寻机歼敌。

6月17日晨，粟裕率先遣支队和一支队的两个连，完成了破袭铁道任务后，又于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13名，伤敌78名，缴获日军军用品4车。这就是新四军在江南首战告捷的韦岗处女战。

诚然，韦岗伏击战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在江南这个特殊地区，其影响却极其广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接连丢了苏州、杭州、镇江、芜湖、南京，半年来，日军在江南的统治已经得到强化。国民党虽有数万之众的正规军，还有号称6万人枪的忠义救国军，"恐日脖正在流行，难以与日军交战。

那多如牛毛的游击武装，虽然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有的是力不从心，有的专门"游吃"、"游劫"，更不敢主动与日军交锋。新四军说到做到，不但真敢打"萝卜头"（江南百姓给日军的绰号，因其帽顶高耸），而且旗开得胜。

这就使敌、友、民众及各种社会力量都对新四军刮目相看。

韦岗的缴获：日本国旗、日军军旗、日军指挥刀、枪械、大衣、钞票、钢盔、皮鞋、望远镜、留声机，在一座祠堂里布置了一个临时展览，群众远远近近，纷纷来看，胜利消息顿时传遍镇江、丹阳、句容??28日，继韦岗首战之后，二团二营又在离韦岗不远的竹子岗得手，伏击了日军的一个车队，俘虏了敌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的经理管明弦政南。这是新四军入江南后俘虏的第一个日本军人。7月1日，陈毅亲自布置了攻击京（南京）沪铁路新丰车站的战斗。新丰是个大据点，三层大楼，80余名日军驻守，新四军先以偷袭，将日军围困，进行激战，继而采用火攻，烈火燃烧与火力封锁，将日军全部歼灭，迫使京沪铁路一天多不能通车。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周年纪念，陈毅又指挥第二团第三营等部夜袭句容县城，摧毁了伪县政府。这是新四军在江南攻入的第一个县城。此外，一支队一、二团还进行了高资、新塘、小丹阳等战斗，都取得了震动人心的战果。

新四军杀敌攻城的捷报，传遍江南，传到南京，上海，连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也为之震惊。

新四军初入江南所表现出的积极抗战精神和所取得的一个接一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信任。新四军的装备比较差。

一支队的两个团2000余人，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员有枪支，有的只有几颗手榴弹；枪支的质量也很差，许多是单打一（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和半截子（三年游击战争时为了便于隐蔽，长枪锯成的短枪），弹药又少，更没有什么重武器。这样一支人数不多、武器破旧的武装，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侵略军不但频频出击，而且次次胜利，就不能不使大家钦佩感动。江南人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地方上有抗战热情的游击武装开始向新四军靠拢，友党友军中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也开始主动和陈毅联络，愿意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当地的热血青年更是踊跃投奔新四军，其中还有从敌人的据点里逃出来的年轻姑娘。7月1日的火烧新丰车站战斗中，管文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丹阳自卫总团，派出自卫队担任了警戒及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队员们一听说打日军，个个踊跃。8月13日的夜袭句容战斗中，张雍冲所率领的句容地方游击武装也担任了阻击援敌和破路等任务。此后不久的8月23日，二团三营还配合国民党七十九军一部进行了胜利的珥陵河川伏击战。

项英曾提出江南抗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事实证明，这一原则是符合江南的实际情况的。正是这一次次看来是较小的胜利，使新四军的威名很快地远播大江南北，以至国外。江南有了真正抗日的部队了！

在进入江南前的南陵会议上，陈毅曾在《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针对一部分干部的"江南特殊"思想指出："寇能往，我亦能往"。

这一系列的胜利证明：不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荒谬的，江南平原水网交通发达的地区不能打游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毅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的基本路线，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而我军的模范纪律、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及不断取得战斗胜利，又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节。在不断取得战斗胜利的同时，新四军广大干部战士热情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江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陈毅对统战工作十分重视。

还在挺进宝捻的途中，他就分别与土匪武装的头目许维新，国民党宝捻区区长樊玉琳，民族资本家、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进行联络。经过3天的说服教育，首先争取到樊玉琳的完全支持，使新四军有了第一个比较安全的敌后落脚点--宝捻镇。许维新不堪日军的烧杀掳掠，曾杀死过两个下乡为非作歹的日军，表现出在敌人凌辱面前还未完全泯灭的天良。对此陈毅十分重视。挺进茅山途中，支队部曾与他们遭遇。当时，不少人主张为民除害，解决他们，也好用他们300多人的武器装备来装备自己。陈毅坚决不同意，在说服大家之后冒雨在户外给许维新写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认清大势，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开始，许维新对新四军既不放心也瞧不起。但当他看到新四军果真是一支真心抗战又英勇善战的队伍以后，就主动找上门来，向陈毅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对他毫不歧视，立即收编他的300多人枪为一支队独立营，任命他为独立营营长，并派去一批干部。后来虽曾有些反复，但独立营的大部分官兵都被改造成真正的新四军战士，许维新本人也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在战斗中牺牲。

巫恒通担任过泰兴县的教育局长，抗战爆发后，回到了江南的句容老家，与胞兄巫全仁等拉起了一支不大的自卫武装，后经管文蔚介绍与陈毅取得了联系。经过陈毅的工作，他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接受了新四军的领导。后来，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的新三团，巫恒通本人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率新三团一直在江南坚持斗争。1941年秋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伤被捕，在狱中绝食至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民族英雄的挣挣铁骨和崇高气节。

大地主王成龙、王成凤兄弟俩有良田万亩，佃户千家，在茅山地区是一股颇大的地方势力。经过陈毅的统战，二王对日、伪、顽、共四方面都能应付，既和新四军做生意赚新四军的钱，又积极为新四军搜集情报、给新四军提供各种服务，在四方应付中私下支持新四军抗战。新四军缺粮缺款时可以先从他们的仓库账房支取，新四军征集到粮食时又可用他们的仓库储存。对他们赚新四军的钱，也曾有人提出意见。但陈毅说，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只要他们是通过做正当生意赚钱，我们依然要和他们搞好团结，让他们在广泛的统一战线里发挥作用。

在所有这些统战对象中，纪振纲的势力最大，影响最大，陈毅对他花的精力也最多。纪振纲颇有来历。他投入过辛亥革命，据说还入过黎元洪的幕府。茅麓公司资金雄厚，"40万投资，20年经营。"在上海、南京、镇江等都有业务。陈毅甫抵茅山，就给他去了信，表示了团结抗日的诚意。

对一支只有一二千人、

武器装备十分破烂的新四军队伍，纪振纲看不上眼。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他是痛恨的，但对共产党倡导的积极抗战的主张，认为也只是宣传而已。他不愿意做汉奸，但也不愿意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茅麓公司断送在没有把握的抗战行动上。韦岗战斗后，又见新四军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他的看法逐渐改变。

陈毅邀请他，他乘轿子来了。晤谈之下，他对陈毅的学识风度颇为佩服。他开始相信，只要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那样坚持下去，江南抗战还是会有希望的。

陈毅多次到茅麓公司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合作抗日，最好能公开出面参加抗战。纪振纲终于表示了愿意支持新四军的明确态度。他担心过分暴露会惹来日寇的烧杀，不肯担任新四军组织的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只肯当挂名的副主任。陈毅认为，这样的人物，能争取到这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纪振纲果然给新四军捐钱捐粮捐赠西药，还给新四军送枪支弹药。

纪振纲不久就遭到了国民党和日军的压迫，后来还被日军抓到据点里去，强迫他出面担任茅山几县的"剿匪司令"。陈毅对他的命运十分关心，多方慰勉和保护，最终他选择了抗战的道路，收起了过去"玩虎弄蛇"的做法，把整个茅麓公司的自卫队伍和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新四军，自己避居上海，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

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陈毅凭他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学识、风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上层中做了无数细致的工作。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政府官员，到地方上的游击队领导人、帮会刀会的首领，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四军在江南被大家称为"王者之师"。陈司令成了江南家喻户晓的抗战领头人。

新四军进入江南不久的1938年7月7日，在一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表面上是群众组织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抗日行政机关--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抗会），同时成立了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四抗会及各县抗敌自卫委员会的建立，是在江南政治环境中特殊的抗日政权建设。

江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一开始便是在国民党三战区和江苏省政府的敌视阻挠下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归根到底，当然还是领导权问题。国民党在江南沦陷后，各级政府大都还坚持在当地。县有县政府，区有区政府，京镇地区也有京镇督察专员公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四军再建一套抗日民主政府，就会引起严重摩擦。按国、共的协议，新四军属国民党第三战区节制，而且无权任命政府人员，如果自立政府，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的关系当然要恶化。但是国民党的政府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空架子，甚至是白吃民脂民膏妨碍发动群众抗日的拦路石。领导江南抗日的重担必须由共产党新四军来挑，必须由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来挑。所以陈毅和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他们就精心设计了"抗敌自卫委员会"的组织。四抗会成为实际上的政权机关，既管政治，又管军事，也管财政，几乎把当时茅山几县的抗日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了。

在诸多重要的工作中，四抗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减租减息（简称双减）。这是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大事，是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抗战行列的重要环节。陈毅对此十分重视，曾以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长陈毅署名的布告来推动和实行减租减息。由于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功，在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双减一般都开展得比较顺利。通过双减，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抗战热情也随之高涨。各种各样的敌后抗战协会如"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以至"和尚抗敌协会"、"道士抗敌协会"，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和发展起来。这些抗敌协会不但帮助新四军筹粮筹款，侦察带路，救护伤员，做鞋缝衣，经常配合新四军战斗，还在地方上决定民政大事，并使一些不法士绅威风扫地。原国民党政府人员如果违背抗日宗旨，也无法立足。

为新四军输送战士也是各抗敌协会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歌谣。除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主动投奔新四军外，游击区内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是最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的。

为了达到"划地为牢"、"借刀杀人"的阴险目的，国民党当局曾打着"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旗号，给新四军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饬令只准打仗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扩军、双减和"越界"都被视为违反"军令"、"政令"的行为。三战区还曾派特务部长亲到茅山视察，搜寻陈毅的"违令"事实。

面对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背后又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掣肘和破坏，陈毅领导江南抗战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而，他除了亲自抓统战工作和政权工作以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以对江南抗日游击战争不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他把红军时期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江南的敌我情况紧密联系起来，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见解和正确的措施。这在他抗战初期的文章如《茅山一年》中有充分的阐述。

江南游击区必须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茅山，乍一听满以为是林莽茂密的山区，实际上部队一到，"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山上祗有茅草，游击队无法隐蔽。在平原水网、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敌军较多的江南地区，更加要依靠"人山"--群众。陈毅运用和发展了红军时期的群众工作经验，他的做法是：布置广大干部战士调查研究社会情况；部队模范地执行纪律；胜利的抗日战斗；广泛的宣传工作；成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活动和组训；用主佃协商、"让租让息"来解决民生问题和阶级合作共同对日的问题；武装群众。陈毅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对待赤、白交界区群众的经验，他很能体谅游击区群众"敌人到来没有应付办法，受到摧残后无任何救济"的苦衷，因而对他们"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采用争取其转变成为"两面派"进而走向抗战的办法。群众因为新四军的活动而受到日军摧残，新四军就主动组织救济。在这种热爱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方针指引下，江南人民从一开始的同情新四军进到支援新四军作战，甚至发展到带枪上阵、配合作战的水平。

江南游击区必须团结和整理地方武装。江南地区国民党遗弃枪支甚多，"司令如毛"，是相当巨大的抗日力量。陈毅把他们细分为十大类："（一）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份；（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九）含党派性的或党派领导的武装；（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陈毅除了对投敌的、不可救药的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外，对这些地方武装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们之间的内争，杯酒化仇为友，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最有意思的一条，是能领导他们在战斗中锻炼，作战时分给他们较轻松的、易获战果的任务，绝不令其打硬仗置之于险地，这样来给予最实际的训练，提高其抗日信心，增强其对新四军的信赖。这最能使地方武装得到鼓舞。对于素质好的部队，还派得力干部帮助其逐渐"党化"。后来。不少地方武装能够和日伪军独立作战，有的更发展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正规军。江南游击区必须认真而敏锐地研究敌人的战术。陈毅分析：江南地区是在敌人心腹区域；是在敌人包围分割之中；敌人兵力大、运输快、指挥统一；敌我长期相持。因而更需要密切注视敌军的动向。陈毅还掌握着日本国民以及日本军队的一个民族特点：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新四军战术上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快能应付。因而新四军必须注意学习敌军的长处，敌变我变。新四军善于夜战；日军的夜战很快也有进步，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专走小路，突然包围。新四军的侦察、警戒、情报、敌伪军工作便进一步加强。新四军重视白刃格斗；日军的刺杀练得更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刺透的帆布护肚。

新四军就利用日军刺杀时不顶上子弹的弱点搞"格斗射击"，出刺刀的同时击发子弹，使日军大吃其亏。新四军利用日伪军同守一幢建筑、同走一条路，首先把伪军打乱，波及日军；日军后来就和伪军分守不同的碉楼。新四军便采用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决伪军，然后集中全力总攻日军的部署。夜袭延陵全歼日伪军便是一例。新四军集小胜为大胜，专打小据点；日军便撤退许多小据点，守备交通要道及大中据点，加强扫荡奔袭。

新四军江南部队在陈毅指挥下，对于友军、群众及部队本身希望新四军打大中据点的要求沉着不为所动，坚持集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发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积极参战，在反扫荡中采取伏击奇袭手段消灭敌人。后来的贺甲战斗（延陵大捷）便是典型的战例。

此外，象游击区行政系统问题、游击区敌我政治争夺的问题、敌伪军工作问题等等，陈毅都带领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对国民党三战区给予新四军的刁难，陈毅既坚持原则，又能作灵活的处理。如减租减息、扩军等关系到江南抗战成败的大问题，陈毅是决不让步的，但在做法上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他接受了邓子恢提出的"让租让息"的建议，使江南的双减比较温和地进行。在扩大武装方面，他也指示在边缘区采用组织冬防队等一些地方群众色彩更浓的办法。

新四军在江南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镇江等日军的战略据点，威胁着京沪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命脉。这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旅团，以芜湖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另外还增加了从满州调来的伪军5000人。

从1938年8月下旬开始，日军连续向江南新四军发动进攻。8月22日至24日，日军分8路合击小丹阳；9月10日，5路进攻宝捻；9月12日，3路进攻蒋墅桥；9月15日，分2路进攻上兴镇和上沛埠；10月7日，分2路进攻新王庄、北镇、火烧茅山；10月24日，5路进攻句容以北地区；11月10日，又进攻蒋墅桥；11月30日，5路合击延陵??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新四军一面机动阻击，一面深入敌后，不断消灭敌人，打击日军的要害。如小丹阳战斗，日军抽调第十八旅团两个联队及其他部队，计步兵4000余人，骑兵500余人，配备重炮十余门，轻炮数十门，并以轰炸机、装甲车掩护。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机动游击，一部利用有利地形，歼击日军，主力变内线为外线，分兵袭击当涂、陶吴等城镇，还以精锐部队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向中华门内外日、伪军事目标射击。同时，一支队积极配合，动员群众和地方部队破击京沪、京杭、镇句、溧武等公路，还派部队突袭南京东郊麒麟门。战斗三日夜，日伪军死伤50余人，狼狈收兵，新四军无一阵亡。

1938年下半年，江南新四军对日伪作战200余次，杀伤日伪军3000余人。

新四军的胜利，必然招来日军的报复，招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新四军面临着"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三角斗争。因此，陈毅一方面坚决在茅山地区打击日军，另一方面便更积极地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以扩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场。

第二节、面对"牢笼"和"陷阱"

国民党当局划定给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划定的区域内交通相当发达，日寇据点越筑越多，给新四军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给新四军的游击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的"划地为牢"，如不冲破"牢笼"，势必会使江南新四军在日寇和国民党军的夹攻下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地。

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

陈毅在创建茅山根据地的同时，就已开始筹划向东向北分兵发展的具体行动。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京沪沿线及其以东地区也不下三五百个。这些司令手下，多则几百人枪，少则几十人枪，都是可资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东向北发展上，陈毅也同样先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争取让他们做开路先锋。

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除了号称有6万人枪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和省保安旅的一部驻军外，在那几百个大小的司令中，力量比较大也比较靠近茅山根据地的，主要有丹阳北部的管文蔚和江阴西乡的梅光迪、东乡的朱松寿等。管文蔚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抗日热情高，领导的丹阳自卫总团规模大，自卫团几乎遍及丹北的所有区、乡，武器也多，也有一定的战斗力。梅光迪和朱松寿据说历史上也曾和共产党有过联系。朱松寿的部队曾被忠救解决过一次，但他想抗日，又悄悄地重新拉起一些人来。梅光迪的部队有三五百人枪，听说已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干部在工作。

陈毅首先联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烧新丰车站的战斗中，他们进行了有效的配合。7月上旬，陈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长谈，给他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并指示自卫团要逐渐向江边发展，伺机过江。陈毅又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总团作了视察，随后于9月中旬，派了20几名党政军干部到自卫总团工作，把自卫总团改编为丹阳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开始了全面的党化。陈毅又派惠浴宇等到挺纵工作，准备随挺纵到苏北，加强和统一中共苏北地方党的工作。挺纵发展迅速，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据地扩大到长江边。

10月8日，挺纵第一次进驻长江中的扬中。但陈毅迅速发现，盘踞扬中的与日军勾结的伪化顽军并未就歼，显然正在密谋反扑，消灭挺纵。陈毅急令撤回，顽军果然多路反扑，结果扑空。1939年1月，挺纵第二次进击，解放了扬中。这一次由于彻底解决了伪化顽军保安九旅的贾长富团，扬中得以巩固。挺纵一部并进驻长江以北的大桥、嘶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和群众工作。

这样，新四军北上江北的跳板就架起来了。①梅光迪处在忠救、保安旋和新四军的三面争取之中，有些摇摆。梅光迪部队所踞的位置十分重要，是新四军跨出茅山向东路发展的重要落脚点，陈毅曾两次派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部进入东路，在寻找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出人员的同时争取与梅部联络。1938年11月，上海党组织派往梅部工作的何克希奉命到茅山向陈毅作了详细汇报。据何克希、叶飞等后来回忆，从那以后，梅光迪和朱松寿根据陈毅的决策，率所部到了茅山，由陈毅亲自主持对他们进行了短期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年底，陈毅把梅、朱两部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江抗全面负责，江抗随即开回东路（指沪宁铁路以东的常州、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太仓一带地区）。于是，向东发展的第一步也已有了比较具体和有效的布置。

扬中解放后，在管文蔚的陪同下，陈毅视察了这块江中跳板。扬中四面环水，人口物产均多，建设巩固好了，不但是向北发展的重要通道，也是部队休整的理想基地。陈毅还指示：扬中不但要成为军事上的跳板，还要成为政治上的跳板，成为给苏北广大群众及绅商各界展示的范例。为此，陈毅特别给挺纵重申了群众纪律，批评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他给管文蔚详细交代：扬中地处要冲，商贩特别多，往来于苏北、上海等地，影响很广。必须注意执行好共产党的政策；又吩咐要尽量把扬中各界代表人物吸收进抗日的民主政权中来，千万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苏北各界的影响都会十分巨大。

向东向北发展的蓝图已经十分醒目。只要茅山再发展一些，就可以分派主力跨出茅山，向东路和苏北挺进抗日了。

然而，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突然来了命令，让一支队去接替国民党军一○八师，担任芜湖以东水阳一线的阵地防御。

水阳是水网地区。让一支只有一个多团、没有重武器的部队去接替一个正规师的防务，显然是置之于死地的陷阶。三战区见多种办法都无法限制住新四军的抗日范围，丹阳挺纵又占领了扬中，于是定出了这个把一支队送到日军炮火下守备水网阵地的毒计。

事出突然，大家一时都感为难。按国、共协议，三战区有权向新四军下命令。这种情况下，不去接防，就是"抗命"；而去接防，无异送死；如果准备翻脸"摩擦"，不但力量悬殊，且也"理"不在我。陈毅思考再三，决定亲自去找三战区前敌副总指挥，节制江南各作战部队的国民党中将冷欣说理。

对这个命令的要害，冷欣当然更清楚。但他也清楚，如果陈毅据理力争，却也不好对付。因为，这命令并不符合国、共两党谈判之初所商定的让新四军到敌后担任"游击任务"的精神。

陈毅果然据理力争，摆了大量事实，充分阐明新四军深入敌后以来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迭受蒋介石、顾祝同电令嘉奖；批驳了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不实之词；也申述了敌后斗争的种种物质困难，凿凿有据。冷欣组织一批官员谋士和陈毅舌战，核查具体事实，对照各种条文，谈判长达三昼夜，但事实胜于雄辩。冷欣不得不承认，克扣新四军的经费、被装弹药兵员补充不及时而且数量也极小，确是事实。他也不①管文蔚：《陈毅在大江南北》，江苏人民出版1981年4月第1版，第52页。

得不承认，如果这些问题不另想办法解决，新四军在敌后无法生存。而同时，他也只得在一桩桩的事实面前承认，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江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活动是战绩卓著的。因而，命令陈毅所部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装备作阵地防御是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当陈毅步步紧逼，最后提出两党协议精神并声称要报中央解决时，他只好表示收回成命。此番斗争，陈毅在1941年5月17日所作的《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叙述。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投敌。这样，日军便更加重视江南腹地的"治安"。

日军对江南新四军的报复"扫荡"也就更加频繁，更加严酷了。江南茅山的心腹地带，在一支队初到时只在交通沿线较大的镇上有日军据点，到这时三五里就有一个据点。据点之密集，犹如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桩。1939年1月上旬，日军又6路进攻二支队三团。三团占据山地杀伤敌人，同时派部队袭击敌侧后，迫其回窜，又在其回窜途中给以伏击，并乘胜攻克小丹阳、陶吴，镇压了汉奸。1月中旬，二支队奇袭芜湖近郊的官陡门，8分钟解决了战斗。一支队也在不断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主动袭击敌人。1939年2月4日，袭击丹阳城西门，突入城内，歼敌伪50余名。2月6日，王必成率领二团，攻克东湾据点，全歼守敌日伪军50余名，2月18日，即农历除夕之夜，在陈毅亲自布置下，段焕竞率领二团一营长途奔袭延陵。按预定计划，由一连占领简渎河东北地区，监视大庙内日军；二、三连突袭河西南的两个大碉堡里的伪军，悉数将其俘获。随即全营向日军发起总攻，用长竹竿捆绑集束手榴弹炸开围墙枪眼，攻入庙院，逐屋激战，最后用火攻歼灭了顽抗的日军，攻克延陵。此战全歼日军川野中队1个分队和伪军100余名，还生俘日军1名。

但是，在敌、顽的夹击中，还必须有更有力的措施，才能使江南新四军获得斗争的主动权，使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陈毅在江南敌后行动过火，开展双减，解放扬中，发展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人、枪、款主义"。陈毅感到，根据敌后的实际，根据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独立自主"精神，新四军应该制定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冲破敌、顽夹击的方针了。

恰于这时，陈毅得到通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即将到皖南军部视察工作。

1939年2月23日，陈毅与项英等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迎接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统一战线问题上迁就主义的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精神。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根据华中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以便更有力地开展华中和江南敌后的抗日工作。

周恩来到皖南，进一步与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人，商讨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新四军应向何处发展？曾有人认为，江南的情况特殊，敌、伪、顽的力量过于强大，平原水网又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不如向南，向闽浙一带发展，那儿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又多高山密林，地理环境也十分有利，为部队的大发展提供了许多江南所没有的条件。陈毅则认为在日军并未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向南、向闽浙一带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会造成政治上被动。他深感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变化，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江南已经逐步表现出来的现实，都使他看到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将难避免，新四军必须更积极地向东向北冲出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

周恩来和项英、陈毅都作了长谈，并广泛听取了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一些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了陈毅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

他指出，去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后，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他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正面战场必须使日寇不再深入，而要做到这一点，敌后战场就必须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他说，五台山和江南，一个牵制敌人主力五、六万，一个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全国如果有十几个、二十个这样的地区，就可以使日军疲于奔命了。在这相持阶段中，我们还要发展壮大，准备将来的反攻和决战。而这，势必就要牵涉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华中是目前最好发展的区域的指示，是有深刻含义的。由于日本政府在攻占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这就会使国民党政权在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中强化历来的限共防共的政策。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的反共政策，就是这一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这一政策的继续发展，国共两党的矛盾必然继续深化。抓紧时机发展华中，既是壮大共产党、新四军抗战力量的需要，也是为一旦国共间发生不测事件时机动回旋的需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在华中携手，将会促使整个国共合作持久和顺利。

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陈毅这次皖南之行收获很大，不仅在大局上得到了英明的方针，而且在个人生活上得到了张茜的一张照片。对于这位武汉参军的军部服务团的主要演员，陈毅心向往之非止一日了。

第三节、东进东路北上江北

回到茅山，陈毅立即着手部署东进北上。

此时，江南斗争局面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正如项英1939年4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说："随一支队对东湾据点的进攻和延陵据点攻击的胜利，使敌梅花桩据点动摇??一些小据点陆续放弃，集中大兵力到必要的据点去"，而加紧了对新四军各部的多路机动的跟踪"扫荡"。一支队二团一部在袭击日军后，被日军跟踪包围，在上下会发生激战，二团的政治主任肖国生壮烈牺牲。在东路，由于梅光迪所辖的一些大刀会等地方势力在顽固派进逼的形势下发生动摇，领导江抗的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到处奔波处理，在一次处理紧急情况时被走火的流弹击中牺牲，致使江抗的工作更加困难。陈毅与支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

此时江南的一、二支队有二、四、六3个主力团。初进江南时一支队有一、二两团，二支队有三、四两团，共4个主力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了加强皖南，军部从1938年10月开始就将一、三两团陆续调回皖南，将三支队的第六团（缺一个营）开赴茅山，归陈毅领导。从1939年深秋开始，六团已在茅山活动半年时间，多次打击日军。陈毅决定让六团打过京沪铁路，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日。同时，组建一个新六团。

1939年5月下旬，老六团已进行了动员教育和短期整训，以段焕竞为团长的新六团也同时组建完毕，报告军部后，只待军部回电同意。但是，就在预定出发的前夕，军部发来了停止东进的电令。

停止东进，主要是担心六团到日军顽军众多的东路去会被消灭；其次是越出了原定新四军游击的范围，可能刺激三战区，影响统一战线。

的确，东路完全是平原水网地区，河宽水深；公路、铁路、航道交叉连接，主要交通线都控制在日军和忠义救国军手里，在那儿开展游击活动十分困难。新四军去到那里，稍有不慎就会吃大亏。再者，周恩来来皖南后，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赶到三战区，与顾祝同得出了"叶项乃瓮中之鳖。

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的结论，决定进一步限制江南，对付陈毅、粟裕。六团东进抗日可能使三战区恼火。

同样敏感到整个局势的变化，陈毅却更感到必须坚定地抓紧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接到军部的电报后，他经过反复思考，把六团团长叶飞找来当面商量。

叶飞也同意东进的主意，向陈毅表示，军事上他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叶飞的态度进一步坚定陈毅的决心，在十分慎重地考虑后，决定六团按时于翌日拂晓东进。一面电告军部请予追认。

六团东进后，在叶飞的率领下，放手发展，打击日军，很快打出了声威，并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其中轻机枪特别多，既调拨给军部，还补充给六团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战区很快就发现江抗已经不是原来的江抗，可能是陈毅把茅山的主力派过去了，便让冷欣几次向陈毅追查。但冷欣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乃提出请陈毅派人去东路联系。陈毅提出：派人可以，但必须带电台；人少了还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等等。冷欣生怕新四军打着合法的旗号进一步"越界"，连忙拒绝。六团东进的事也便只好不了了之。

六团东进后不到3个月，人枪就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的不到500人发展到了5000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茅山和军部输送。在苏州到上海的敌寇心腹地区，六团不断打击日军，进行了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惊动中外舆论的胜利战斗。分兵东进北上的第一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

派遣六团东进之后，陈毅匆匆赶到挺纵，在管文蔚等陪同下，视察了长江北岸，研究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当时的苏北，除了日军和伪军任援道的江浙绥靖军一部占据各水陆要冲外，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主要是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总司令于学忠，驻山东）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的7万人，和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的3万人。韩德勤（人称省韩）的主力是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以及何克谦、张少华等的10个保安旅。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辖下主要是10来个游击纵队。此外，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也有4个团的武装。苏北的这些国民党武装，名义上都归韩德勤指挥，实际上因为地盘、税收、供应等问题互相间意见纷纷，更因为有大鱼吃小鱼的争斗，两李和税警总团与韩德勤的矛盾都很深。他们当中，韩德勤是国民党内的实权派，是苏北的主要反共顽固势力。

韩德勤既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也不向他们进攻，韩德勤乃以主要精力收刮民财和摧残抗日的民主力量。1939年，韩德勤先后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东海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围攻高邮湖北的抗日游击队，惨杀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韩德勤连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也并吞残杀。敢于抗击日军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被韩德勤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显然，韩德勤是在苏北发展抗日进步力量的绊脚石。两李的几个纵队中，有比较反动的，也有比较倾向于抗日和进步的，一方面他们不愿事事受制于韩德勤，一方面，目前表现出对"挺纵"北渡长江的部队尚能容纳。因此，两李可算作是苏北的中间力量。这样一分析，陈毅感到"向北发展"的具体方针清晰起来。他给挺纵领导提出的发展苏北的方针是：灭敌、联李、反韩。（一作"抗日、联李、孤韩"）新四军在长江下游的战略是江南、江北部队都沿江在敌占区向东推进，控制华中日军的咽喉。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正处在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同两李的关系搞好了，还可以使两李成为挺纵和由兴化一线南进的韩德勤部队的缓冲。因此，陈毅决定亲赴泰州会见两李。1939年7月中旬，陈毅一进泰州。

两李中，决策的是李明扬。李明扬并非蒋介石嫡系，但在北伐时期就担任第三军的副军长，在国民党内是有较深资历的人物。韩德勤排斥他，但又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他，李明扬老谋深算，对新四军的态度基本上是既不得罪也不靠近。挺纵在扬中消灭贾长富团他并不反对。他暗地希望能借新四军的力量多少为自己扫除一些荆棘，牵制一下韩德勤的力量。但他自己又不愿意得罪韩德勤。新四军支持挺纵北渡的意图，他是清楚的。他的手下有个别纵队司令倾向新四军、个别支队司令可能是共产党员，他也略知一二，但是他装做不知，让他们与新四军暗中来往。总的来说，李明扬当时是企图两不得罪而从新四军与韩德勤的矛盾中得些好处。

基于这样一种立场，两李对陈毅的首次拜访，礼仪上做得还体面，李长江出迎，李明扬主宴；对实际问题却是避而不谈。对李明扬这样的人物，陈毅是深所了解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希望他经过一次晤谈就和新四军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苏北抗战事业。对两李来说，韩德勤兵力雄厚，而且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是蒋介石、顾祝同的亲信，可以直接"告御状"。

触怒了省韩，吃亏的首先就是自己。陈毅并不强求两李。初访两李，目的就是建立高层的联系，以便继续争龋此时，全国局势正急速地变化着。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冀中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残杀了新四军干部涂正坤等制造了"平江惨案"。全国反共高潮的端倪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使陈毅更急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

陈毅准备"二进泰州"，进一步联络两李。恰于此时，出现了一个争取和团结两李的良机，李明扬致函陈毅，请新四军帮助从三战区运送一大批弹药到江北。

李明扬请陈毅帮助运输子弹，既是与韩德勤矛盾的结果，也是陈毅"一进泰州"的结果。这批子弹，来之不易，是李明扬通过私人关系要来的。李明扬无力运输，韩德勤曾帮助运输过一小批。但是，不知被谁中途掉包，运到的子弹全都不能用，李明扬只好通过辖下的那个共产党员支队司令陈玉生转求陈毅。从位在浙皖交界的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要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除了新四军是办不好这件事的。陈毅接信，十分高兴，立即找二支队负责人、副司令员粟裕商议。

为了打击日军的需要，1939年8月，一二支队开始合并指挥（于这年的11月7日正式成立了江南指挥部，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陈、粟商量后，决定派四团副团长张道庸（后改名陶勇）和政治处主任卢胜率四团的一个加强营，负责与陈玉生支队一部一同押送子弹并趁机渡江北上。为了遮掩三战区的耳目，部队到江北与管文蔚挺进纵队的梅嘉生支队合编，改名为苏皖支队。

11月中旬，帮助两李押送弹药的任务顺利完成了。李明扬大力欣喜，觉得新四军既有能力，又有诚意（既然帮运子弹，决不会来攻打），与新四军的关系立即亲近起来。这自然是统战两李最好的机会，陈毅准备抓紧时间"二进泰州"。可是就在这时，江抗在东路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事"曲线救国"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已经和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江抗在东路所遇到的紧张局面，自然是由于江抗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忠救搜刮民财的地盘，而忠救的阻挠破坏又直接影响到了江抗抗日活动。在忠救偷袭中，六团副团长、英勇善战的吴馄不幸牺牲。因此矛盾愈来愈尖锐；更重要的，还是来自重庆的策劝。

对新四军的东进北上，蒋介石早已十分重视。很清楚，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一旦携起手来，发展苏北，那对他来说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苏北是打开华中抗日局面的关键所在。新四军占领扬中，跨江北上已是大患；江抗如果也来个掉头向北，由江阴北渡进入靖江、泰兴、南通地区，那就更危险了。因此，这年9月间，他把韩德勤急急召去重庆述职，面授机宜，饬令他务必严密注意新四军的动向，并正式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授予军政全权，便于处理苏北事务。同时，饬令顾祝同，务必将江抗等部堵截在江南。顾祝同则把忠救一部集结在长江沿岸，务求堵住江抗，不使渡江北上；另一部配合六十三师积极寻衅，企图在决战中危害江抗。陈毅接到叶飞的电报之时，忠救已多次和江抗交火，在无锡和江阴的交界处西胶山一带摆开了决战阵势，一触即发。

就当时江抗的战斗力说，和忠救摩擦一下也不致失利。但是，一、这一来势必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十分紧张了的江南统战关系，有可能被反共顽固派用力借口，扩大事端，有损于国共合作大局；二、江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大规模摩擦必然要严重消耗自己的力量；三、现在国民党既已注意到新四军的北上意图，则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堵截、限制，向江北发展，已时不我待。而"向北发展"，争取华中，是大方向，是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的大局，为局部摩擦影响这个大局更不可龋因此，陈毅连电叶飞，要避免和忠救决战。

老六团东进之初，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发展人、枪、款，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半年间，人、枪、款已大大发展，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已初步开创出来。如今，为了向北发展争取华中，陈毅决定实行战略转兵；把江抗的主力撤出江南的东路，转用到苏北去，这是争取苏北、争取华中的战略性措施。

为此，陈毅赶到江抗，和叶飞等作了详谈，给干部们作了动员。11月下旬，江抗经江阴安全撤至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开始整训，准备北渡。这就在东进北上的斗争中又一次争得了主动。

江抗到了扬中，苏皖支队（简称苏支）已在长江北岸的大桥、吴家桥一带集结。两只向北发展的有力的拳头都准备好了。陈毅于是"二进泰州"，会见两李。

这一次和两李会晤，"所谈甚好"。项英报中央说：通过秘密晤谈，陈毅和两李商定，"以第四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支周团取联系"，以江抗二路即叶飞部和管文蔚部一个团"与两李部队配合，向启东、海门、如皋、东台挺进"。罗支周团即罗炳辉第五支队的周骏鸣第八团，此时正活动在淮南，沿长江北岸逐步向东发展。取得"两李"谅解后，张道庸（陶勇）就率苏支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与罗炳辉支队呼应，管文蔚、叶飞则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准备与两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同时，派一个团回到东路坚持。到此，"向北发展"已形成十分有利的战略展开了。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从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不久，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策划了袭击八路军的"陇东事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制造了以6个军的兵力进攻抗日决死队、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0多人的"晋西事件"；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区等；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反共高潮。与此相呼应，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继"平江惨案"之后，8月，顽固派又制造了"竹沟惨案"；11月，在茅山制造了杀害新四军二团独立营营长马烽、吞并独立营300多人枪的"镇江惨案"。一时间，乌云翻滚，山雨欲来。

为了应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12月19日，陈毅亲自主持，在茅山地区的建昌圩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健全了党组织的建设。

会议后成立了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面分设苏皖特委、苏南特委和苏北特委，从党的建设上开辟了一个与军事布置一致的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

对新四军的处境，中共中央十分关切。12月26日，中央在对时局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顾、韩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各地必须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突然事变。为此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了东南局和军分会的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决定：南方在发生突然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坚持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同意江南大力争取和发展苏北，但要求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这样，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皖南军部时，项英主张先打破其进攻，随即向浙闽发展。项英以此报告中央。

对于争取和发展苏北，陈毅当然同意。苏北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明显。

1939年11月刘少奇从延安赶回中原局。与中原局其他领导干部研究后，刘少奇指出："应集中最大的力量"向江苏北部发展，应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并于12月19日电中央提出正式建议。刘少奇的建议为中央所接受，使陈毅的目标更为明确。然而从后来陈毅发给中央及项英的电报看，陈毅对于"长征闽浙"和由苏南加强皖南，都是有异议的，相反，他的主张是皖南军部率主力到苏南，迅速增强苏南力量，而后向苏北及浙西发展。

中央书记处接到项英1月14日的报告后，于1月19日复电指示项英：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商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目前在我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我们主张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江南陈毅同志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中央的指示鼓舞了陈毅。他凭借着自己和项英个人关系亲密，到军部必同室而卧的有利条件，力劝项英将军部和皖南主力移到江南敌后去。

摆在项英面前的局势是现实的。向南发展的时机确实还没有到来，中央的意向基本上还是向北发展；皖南军部周围有国民党的7师之众，泾县云岭确实在虎狼窝内。从这一点看，江南敌后的条件就不同。在那儿，国民党军队不敢去，即便去了，也是少量的，摩擦起来，新四军完全有把握取胜。而发展苏北，项英和陈毅一致，认为两李确是中间派，大可联合，苏支、挺纵又已巩固好了前进阵地，今后也大有发展前途，陈毅还说苏南力量壮大了可以向浙西和苏北东部发展，这对项英也有触动，如果能在苏浙皖打开局面，当然是一个大事业。经过陈的再三动员之后，项英答应：军部和皖南主力可以东移，与江南部队连成一片。

第四节、断然的抉择

陈毅回江南指挥部后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迎接皖南主力东移和布置江南主力继续北渡，此时江南江北都亟需增兵！

江北部队已站住了脚跟，开始抗日游击，并准备东进敌后。江南抗日的形势也令人振奋。敌我双方的战斗已越打越大。1939年11月8日，王必成率二团两个营和段焕竞率新六团一部，加上"四抗会"领导的樊玉琳、巫恒通、孔庆哲的地方武装，和日军在延陵附近的贺甲村展开了一场持续20几个小时的战斗。这是一场恶战，日军固守祠堂大屋，增援的日军又很快赶到，突入祠堂。新四军三餐未吃，淋雨受冻，但斗志坚强，进行艰苦的攻坚战，还与善于拚刺刀的日军进行了白刃格斗，终于将日军全部歼灭。这次被称为"延陵大捷"的战斗，歼灭了日军武村大队长以下170余名。这是一次与以前江南新四军所打的完全不同的战斗。过去新四军打的是游击战，这一次打的是正规战，是运动攻坚战。过去对抗的时间都很短，这一次却相持了整整的一天一夜。这标志着江南新四军的成长，也更响地给日本侵略者敲响了警钟，以致日军又向茅山腹地大规模增兵。与此同时，国共的矛盾也已越来越紧张。在三战区的怂恿下，国民党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率常备队残杀了延陵大捷中的新四军伤病员，制造了又一次"镇江惨案"。新四军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镇压了这个反动县长。

三战区随即派一个正规团（团长钟钟山）楔入茅山，蓄意寻衅；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又率3师之众紧紧围逼。因此，除了将兵力作适当调整，以便顺利迎接皖南主力外，陈毅还派出一个由作战科长吴肃率领的侦察组，在军部东移的线路上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进行详尽的调查和勘察，并制订出整套应付突然袭击的方案，务求军部东移万无一失。

决定了军部东移的意向后，开初项英对坐镇江南，指挥向北向东发展的兴趣也很大。陈毅回江南后，为了配合陈毅的行动，项英把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也派到江南来，布置他到东路发展，以使东路和茅山、苏北成一有力的鼎足而立的局面。但是，随着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反共高潮的重心逐渐南移，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江南形势更是紧张，军部东移江南的决心又动摇起来。军部有大机关，有电台，有医院，有工厂，有家属，有图书馆，有服务团，在搬动过程中如遭敌顽袭击，后果很难设想。1940年3月，军部派袁国平到苏南，借传达中共中央2月1日发布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之机，同时向陈毅进行解释。

军部突然改变主意以及决策的犹疑不定，使陈毅大为失望。中央2月1日的决定明确强调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军部东移，江南主力向北展开，正是十分有力的一着。中央军委根据中央2月1日决定的精神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在敌后的战略任务，是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使之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并再次指示："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军部改变主意，实在使陈毅焦急。

陈毅给袁国平解释：军部过来，这边去接，两头对开，最多一天半时间就可以会合。他认为，南边有顾祝同、冷欣，北边有李品仙、韩德勤，这4个摩擦专家硬要摩擦，新四军回避不了。待到顽固派"摩"上头来再考虑行动，无论北上东移都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目前军部东移，顾祝同来袭击，也并不可怕；军部过来，这边去接，两头对进，最多一天半时间就可以会合。

袁国平再没有理由可以说服陈毅。只好承认陈毅的看法和中央的指示是一致的。中央也已批评了军部，只是他们保留看法。

一听说中央批评了，军部却没有及时告诉他，陈毅非常恼火，作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唯一的副主席，这么一个关系到新四军发展方向、生死成败的大问题都不能及时知道，确实太不应该了。

陈毅十分严肃地告诉袁国平，请他回皖南报告军分会和东南局，他的电台要和中央直接联系。

由于军部的态度突然变化，陈毅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在必要时以江南现有力量独立向北发展。

苏北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韩德勤集中了以主力独六旅为骨干的8个团的部队向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半塔集大举进攻。此时淮南路东的主力部队以及苏皖支队均在津浦路西，邓子恢及党政军机关在半塔集总共只有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固守待援，压力沉重。在刘少奇的紧急要求下，陈毅急令叶飞亲率挺纵4个主力营驰援，江北的前进基地大桥、吴家桥地区只剩1个主力营了。

而两李方面，关系也告紧张。陈毅后来总结苏北统战工作经验时提及：由于"大作两李部下的争取??引起两李反感"，而新四军五支队又在湖西误伤了两李部下，于是"省韩即进行挑拨，甚至用武力。"陈毅知悉后急写密信给两李解释和作出保证，"结果，两李有谅解，又申明不受省韩利用，我们才能调叶飞西开增援"。但如果两李在韩德勤进一步挑拨下乘虚大举向吴家桥进攻，1个营无法守卫，"跳板"将跌落江心。

于是陈毅在惠浴宇陪同下三进泰州。此行是冒生命危险的，也确实发生了危险。他们进泰州时被韩德勤派驻的特务认出，急报韩方。陈毅与两李在筵席上晤谈时，韩德勤的参谋长已带卫士排从兴化赶到两李的司令部。陈毅请李明扬去应付，自己和惠浴宇、李长江匆匆终席，然后连夜出泰州回部。

这次晤谈由于陈毅不虑谋害，坦然亲访，使两李对新四军的怀疑大为减轻。

挺纵主力在淮南一个多月之久，两李对吴家桥根据地没有侵犯。

挺纵到半塔集外围时，淮南主力及苏皖支队亦从路西赶回，乃合力将韩军歼逐。此战以少量部队固守据点一星期，消耗围攻之顽军，待强大主力赶到，大量杀伤了顽军，如果预先有准备，可望将进攻的顽军基本歼灭。这就创造了一种固守预设阵地，消耗疲困顽军，并充分暴露顽方破坏团结罪行，然后以大部队迂回合围歼敌的战例，而为后来郭村、黄桥战斗所发展运用。

半塔集战斗大胜，但国共关系仍越来越紧张。3月2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责成各军"剿办"苏、鲁、皖、豫边的八路军、新四军，内有着"韩（按：指韩德勤）兼副总司令??先肃清运河以东"的新四军各部，尔后与"李（按，指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新四军"压迫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蒋介石还密示机宜："或将其向倭寇较多之地区压迫"。就是说，要造成与日军共同夹击新四军的态势。

此时，陈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多方面压迫袭击的形势下，向何处集中主力以求打开局面。国民党三战区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要求将叶飞、张道庸两部（即挺纵与苏支）以至新四军的四支队五支队全部调到江南，以实现蒋介石的截断八路军、新四军南北联系，使新四军陷于皖南苏南狭窄地区的意图。项英则向中央提出调叶飞部或叶、张二部回皖南。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亟望打开华中局面，亟需有强将强兵（此时中央已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划归中原局指挥，但叶、张等苏北部队暂时仍归项、陈指挥）。刘少奇在半塔集一战中看到叶飞部装备整齐、战斗骁勇，叶飞智勇兼备，就很想留叶飞部在淮南，受中原局节制。（张道庸部实际上已在淮南。）陈毅则认为应先集中主力打开苏南局面，猛烈扩大人枪，随后向苏北东部与浙西发展。因而他建议把叶飞部调回苏南，还建议新四军军部率皖南主力也向东移，和苏南联结，共同发展。究竟将主力集结到哪里，项英、刘少奇、陈毅和中共中央从4月初起一直到5月底，将近两个月一直在电报上讨论。

将四、五支队甫调，大家都反对；但是叶飞部调往何处就各有所见。

军部与皖南主力移向苏南的事，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陈毅在1月到6月的5个月中，先后对项英当面谏劝、发电催请、电请中央力促、派干部带信??做了许多工作。

4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如顽军大举进攻皖南、苏南，军部与皖南部队向陈毅靠拢为有利。4月10日，项英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军部北上江北和东移苏南都困难，他决心还击顽军的进攻。在这段时间内，项英一方面和中央密切电报联系，要求把叶飞部或叶、张两部南调，另一方面和国民党三战区谈判。袁国平在与三战区谈判中试探提出新四军军部率部东移苏南的问题，三战区顾祝同竟表示同意。项英即在4月18日向中央表示：军部和皖南主力可移苏南郎溪一带与陈毅靠拢。但事后未见行动。

陈毅一直无法直接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急切地盼望中央与军部同意他与中央直接通电报。

4月21日，电报通了，陈毅即与粟裕及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中共苏皖区委书记邓仲铭4人联名向中央直接发出第一份电报，建议：把皖南军部及主力移到苏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向"淞、沪、杭"并"浙西"发展以及"渡江至海门、启东"。但同时，陈毅等也建议把叶、张二部调回苏南。

因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坚持发展苏北，陈毅于4月24日又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坚持华中发展苏北的计划，叶飞部不调江南开回苏北。5月4日，中央发电表示同意。叶飞部乃于5月中旬回到大桥、吴家桥地区。

5月2日，陈、粟再次致电中央建议把皖南主力集中苏南，并指出；历史上多次长征损失均大，皖南部队不宜于顽军进攻时长征闽浙。

1940年5月4日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同意陈毅意见令叶飞部开回苏北，还再次表示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东移苏南，指出一、二、三支队主力的发展方向应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后，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这一天，毛泽东拟稿，由中央政治局向东南局、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为区别于1938年的"五四指示"，或称第二个"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说："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10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五四指示"批评了"江南特殊"和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军令的错误观点，也指出了以为一旦发生重大摩擦，则国共合作就不可能的想法是不对的。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中央并明确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

陈毅在5月17日、19日、27日，又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中央也于5月26日致电项英、陈毅并刘少奇、张云逸，表示同意陈毅5月17日电所说的新部署，再次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在商讨皖南军部和主力速移苏南的同时，刘少奇主张八路军南下部队向东南和四、五支队及陈毅所部一同解决苏北问题。从1939年12月起他就致电中央明确华中"大有发展希望的地方是在江苏北部"，要以此为"我们的突击方向"。

中央支持刘少奇的主张。从1940年3月14日至3月31日，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多次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及华北、中原、东南等中央局、山东分局，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摩擦中心将移到华中，华中是敌、顽、我必争之地，华中发展方向是向东，催促八路军南下增援。4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上述各负责人及各中央局，提出"八路军以4至5万人分三期南下华中的计划"，南下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苏北扬州附近"。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致电彭雪枫、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德怀、刘少奇，指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要求黄克诚部和彭（雪枫）吴（芝圃）支队应趁目前时机南下。

陈毅认为，有了八路军南下部队的增援，苏北皖北的力量就足够了，陈毅所部8个团已有4个团在苏北，江南兵力薄弱，请求从苏北调两个团到江南以应付顽军压迫。5月26日，中央书记处电告陈毅：4个团的"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

然而"酌抽一部"也无法做到，彭、黄二部因陇海路一带斗争需要和日军阻拦，未能按中央计划及时南下。苏北兵力仍然单保刘少奇致电中央说："叶飞部队甚力孤立，有被韩军消灭之危险"。

叶飞部队（即挺纵）在苏北抗日战绩卓著。1940年2月初，日伪军"扫荡"扬州、泰州地区，两李部队望风而逃。日军在阴历大年三十拂晓大雪中袭击挺纵一团，却被一团打得血染雪野，抢尸而逃。挺纵出击直追至扬州附近，一路缴获很多枪支弹药。如果不是韩德勤围攻半塔集，挺纵远道增援，抗日的战果一定更大。5月份挺纵回来，又遇日军"扫荡"，挺纵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日军烧尸一夜。但是，前有日军、后有韩军，与两李的关系也在恶化，挺纵处境的确险恶。八路军却一时来不了。

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军部东移上。经过叶挺、袁国平与顾祝同的最后谈判，在取得顾祝同正式认可后，项英于5月28、29日连电向中央作了报告。两个电报均表示要东移郎溪地域与苏南打成一片，还具体说定军部率两个团移苏南，皖南留一个团及指挥机关一部。

此时，苏北情况已十分紧张，韩德勤正挑唆两李向叶飞部发动大举进攻，韩并答应以保安第三旅配合。战端一开，叶飞部孤军作战，而苏北国民党部队就将逐步形成韩德勤亟望的反共大联合。同时，江南冷欣的部队正向陈毅部步步进逼。而军部东移仍未见行动。6月4日，陈毅请中央再次电促项英。

6月12日，项英却报中央并告陈毅，说顽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很可能在军部东移时借词进攻。东移路经地带在两河之间，作战极不利。所以目前只能待机移动。很明显，东移的事又"黄"了。

6月10日陈毅已向中

央报告：冷欣部队对我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苏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决心北移，到京沪线大举肃清敌伪势力，然后决定今后动向。接到项英12日电报后，陈毅终于明白了：八路军南下苏北既不是短期内能实现，军部东移苏南也十分渺茫。陈毅下决心了。6月15日，他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出电报："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既然陈毅在苏北的部队无法南调，"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陈毅的这一断然的抉择十分重要，它对此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争取整个华中带有决定性的意义。

陈毅发此电的时候，北移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已准备就绪。为缓和一下紧张局势，也为了放松一下冷欣的警惕，以便各部能尽量在没有顽固派的纠缠下及时开动，陈毅专门派粟裕率战地服务团的演剧队前去冷欣的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作了一次慰问演出，并特地让新婚的妻子张茜也一起去，同时还派作战科长吴肃前去进行一次联络。茅山这儿的布置，留下了新三团和新四团两个团的主力，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江南指挥部，留在江南的各后方机关和医院等，分批搬入茅山腹地，也都已经妥当。对根据地的群众，已分别作了说明。北移的路线已经勘定，并已派罗忠毅到江边准备渡江工具。6月15日电报发出，各部即已按指定路线开始行动了。

冷欣突然发现江南主力有渡江北上意图，大为惊惶。蒋介石曾亲自布置要把陈毅主力陷死在江南，冷欣怎敢怠慢。茅山腹地本已楔进了一个正规团，这时冷欣又命令连夜再调一个团，匆匆赶来堵截。

陈毅得报，命令新六团配合新四团坚决予以还击，肃清前进道路。6月18日，反顽战斗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打响。

在此之前，段焕竞率领的新六团已于这个月的上旬遭到过冷欣派来的钟钟山团的暗算。团长钟钟山深悉蒋介石利用日军消灭新四军的奥秘，在六团的抗日游击活动中，他们秘密跟随，故意引诱日军发现目标，致使新六团被多路日军包围，损失严重，团长段焕竞也身负重伤。这一次，钟钟山又想故伎重演，战斗打响后，他故意往日军据点方向撤退，企图引动日军出击。新四军早已看透他的用心，紧迫不放，不让他们有抽身溜走的可能。结果，两个团被新四军歼灭了一部分，和日军"误会"了一场又伤亡了一大批，只好匆忙逃出茅山腹地，再也不敢向茅山附近来了。这一仗为此后的茅山根据地的坚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顽军一方面自己动手堵截，一方面还招引日军出动阻击。陈毅率部抵茅山北麓后，挥戈一转，东入水网地区，避开了正面日军的截击。

可是这时，江北来了急电，两李已派10倍于挺纵的兵力包围了挺纵驻地郭村，局势千钧一发。陈毅接报大惊。原先，陈毅认为尽管两李的态度有变，但还是可以争取的，"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还是适用的。能否争取两李严守中立，甚至争取到偏向新四军这边来，关系到争取苏北的大局。如今却突然逆转，马上要化友为仇。陈毅立即决定轻舟简从，星夜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