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0日至26日，聂荣臻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帷幕。

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聂荣臻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①这显然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距甚远。

当时，聂荣臻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他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科学技术工作上。到1966年的夏天，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许多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神话。

几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势头，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聂荣臻考虑到，知识分子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尽力保护他们。

1966年6月22日，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初稿中指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夭折了。

6月23日，聂荣臻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于、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当时，尽管聂荣臻的处境很困难，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但他一直惦念和关心着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安全。一有机会，就向中央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等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听说哪位科学家处境不好时，就赶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尽量设法加以保护。"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阶段时，周建人①给聂荣臻来信说：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看过信，聂荣臻立即将信批给了当时兼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于是，聂荣臻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江华也是困难重重，自身难保。这样，关于陈教授的命运也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山东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又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聂荣臻支持。聂荣臻见信后很生气，立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就这样，把造反派的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保护了成仿吾。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极其迅猛，从抄家、揪斗"牛鬼蛇神"、造"资产阶级反动① 1969年4月8日，聂荣臻在中共"九大"小组会上的检讨发言。

①周建人（1888-1984）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路线"的反，到组织红卫兵、大串联、批斗老干部、冲击国家机关、冲击军事单位、发生大规模武斗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大多遭受冲击。聂荣臻个人的抗争当然无济于事。后来，连他自己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

"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当天下午3时，戚本禹在电话中对聂办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当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聂老总一下，请他到会就行了。"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两点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造反派按照江青、陈怕达的旨意，在会上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聂荣臻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

8月1日至12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这次会议上，经聂荣臻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意见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个文件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同时，聂荣臻还找当时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请陶铸一定设法保护科技事业，保护好知识分子。陶铸深深理解聂荣臻的心情。但是这时大字报已铺天盖地，批斗会已风靡全国。中国科学院也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聂荣臻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要批就来批我好了。"此后，他把科学院批《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他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了下去。

一天，云南落雪山宇宙观察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向国防科委告急，电话中说："由于两派武斗，观察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察站可就要被毁了。"接电话的人问："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打电话的科学家焦急地说，"'支左'部队既不准动手，又不准动枪，阻止不住啊！"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聂荣臻请示。聂荣臻感到事不宜迟，很快要通了云南省军区领导人的电话，明确指示："不是'支左'，而是一定要保护。"由于聂荣臻当机立断，这个观察站被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住了。

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聂荣臻为保护知识分子渡过难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有些科研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建议与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聂荣臻的建议被会议接受，中央军委专门发出指示，由国防科委具体贯彻执行。

不久，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汇报运动情况时指示：科研业务工作不能停下来，科研部门领导要抓业务。今年试验任务重，有些问题还没有底，要认真清理项目，疏通渠道。他反复要求科研人员，工作中一定不能出事故。

江青一伙不断插手科研部门，聂荣臻多次表示了他对试验任务的担心，一再强调科研机关不能搞夺权。

9月24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了三点基本意见：科委所属几所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多做团结工作；周总理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将告一段落，以后转向组织革命化，改革机关体制，对此，国防科委要做好准备，要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不能放松；导弹工业部很多工作停下来了，科委要去抓，保证"两弹"结合试验顺利进行。

10月下旬，聂荣臻为了主持首次核导弹试验，再次来到导弹试验基地。

下飞机后的所见所闻，令他欣慰。6年前的11月，他来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试验时，只能乘火车到清水，再换乘基地自备的火车进入场区。沿途几乎看不到树，草也是稀稀疏疏的，漫天的黄沙使人难以睁开双眼。在风沙中，许多战士随时清理着被流沙掩埋了的铁轨。如今，飞机直飞基地，虽然还需要乘坐一段火车，但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放眼四周，在茫茫沙海里出现了片片绿洲。挺拔的白杨树，一丛丛的沙打旺，一畦畦的菜地，显出勃勃生机。越接近基地生活区，绿洲的面积也越大。这是广大指战员响应聂荣臻当年植树造林的号召，经过几年努力奋斗的结果。进入场区腹地，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导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战员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建造起的一座现代化的科学试验城。

无论是基地的各种设施，还是试验设备，都比6年前强多了。更令聂荣臻感到满意的是，关于基地只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大体上是落实的。处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大多来自北京，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得失。再看看基地工作人员，从司令员到士兵，其中包括一大批在基地长期工作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也都很好。工作井然有序，钉是钉，铆是铆，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这是一支多么好的科学技术队伍啊！"

聂荣臻感慨而又激动地说。尽管如此，他每到一处还是反复强调，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工作，即便是正面教育，也是如此。大家要团结一心，照章办事，尤其是试验中的检验制度，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这是过硬的东西。

这些，也是基地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人们对聂荣臻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51_1.bmp}核导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来到核试验基地，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到处是一片宁静。几个月来，一直被混乱所困扰的聂荣臻，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中国，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安静的了。

他兴奋地对基地领导说：你们艰苦创业，精神可嘉。今后，要有安家思想，争取逐步做到3年后人均有两亩耕地两亩林，这样才能在戈壁滩上扎下根。

过去，聂荣臻没有到过新疆，他便借此机会来到新疆各地参观视察。这里与处于创业阶段的基地场区不同，金秋的新疆，到处瓜果飘香，各族人民富有诗情画意的民风习俗和热情奔放的舞蹈歌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每到一地，从各级领导人的汇报中，从群众困惑的眼神中，从街上到处可见的大字报和各种政治标语中，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之风已经吹到了地处边陲的新疆自治区。特别是在听了关于新疆建设兵团两派组织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汇报后，预感到这股风暴迟早也会吹到两个试验基地。聂荣臻怀着忧虑多于喜悦的心情，于11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此刻，北京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到处昼夜不停地喊叫，比他20多天前离开时闹得更凶，科学口各单位的领导人和科学家纷纷告急。聂荣臻又不安起来。11月30日，他在军委常委会上汇报说，现在一些搞"两弹"的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甚至有的被群众组织隔离软禁，使他们无法致力于研究工作，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是肯定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的，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科学家。会议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并作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在大动乱的那些日子里，聂荣臻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竭尽全力地设法保护中国的科技人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聂荣臻两次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还特别叮嘱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卫戍区加强了警卫。这一切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严厉地批评了傅崇碧。他们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抓专家。聂荣臻闻讯后，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专家，被请到七机部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派了一个连在楼下站岗，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担任警卫。其它一些科研机构也都加强了警戒。不久，这事被江青知道了。她大发脾气，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了，傅崇碧立即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与此同时，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恩来当即命令傅崇碧出动了20多辆汽车、摩托车和100多名指战员，在一位副师长率领下，连夜追查资料。这一夜，聂荣臻每隔两个小时便给傅崇碧打一次电话询问情况。直到这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被全部追回后，他才放心，并亲自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66年12月下旬，聂荣臻再次飞临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主持中国首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和氢弹原理试验。虽然试验均获成功，但这次来，两个基地的状况与两个月前可就大不一样了。基地的干部战士，目光中流露出的是冷漠和迷惘。聂荣臻心头不禁一怔，这里也开始变了。

1967年6月，他第三次来到核试验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这次试验仍获得了成功。但他一下飞机，从欢迎人群的表情动作中，明显地感到人们已经分成了两派。他们分别排成两行欢迎聂荣臻，队伍中不时响起闹派性的口号声。氢弹试验成功后离开基地时，聂荣臻站在飞机舷梯旁，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从此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到过基地。

这段深富哲理的话语，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诚挚希望。{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54_1.bmp}1967年，这场人为的政治台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打倒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许多科研单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2月下旬，青海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由于当地一个国防工厂的群众组织直接卷入，危及到工厂的安全。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相继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如不立即制止，国防科研和生产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更多的科技人员要遭殃，许多贵重的科研设备将遭毁坏。任其乱下去，怎么得了！聂荣臻忧心如焚。3月11日，他让人起草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签名后上报给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报告中提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的各研究所，大多已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建议，由国防科委组织人员迅速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科研工作。3月21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聂荣臻在对军管人员讲话时明确指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轨道，以便撤出军管人员。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建成18到20个研究院，以开展国防科研工作。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9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将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科研单位组成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其中包括导弹、人造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以及新材料、光学等研究院。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聂荣臻实在是太爱科学事业了，尽管他身处逆境，不断受到造反派的批判、炮轰，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科学技术专家们着想。

然而聂荣臻的这番苦心，在林彪、江青等横行的日子里，竟被指责为"大科研主义"，"想用科研来压革命，来保护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把一大堆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

1967年12月5日至1968年1月29日，聂荣臻因心脏病在医院住了54天。3月8日在西山住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持续了60多个小时，不得不绝对卧床治疗。

聂荣臻卧病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3月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宣布这两个命令以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已经被拘留监禁。

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前毫无所知。

3月24日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聂荣臻。

聂荣臻因心脏病身体刚恢复，在医生的劝阻下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叶剑英激动地说："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在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叶剑英停了停，反而轻松地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

聂荣臻仔细听着叶剑英叙述的经过，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最后，他也坦然他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林彪、江青一手制造的"杨、余、傅事件"，目的显而易见。他们给"杨、余、傅"定的罪状是：1.杨成武同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2.杨成武曾3次下令让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3.余立金是叛徒。仅凭这三大罪状，足以把这三个人打倒。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要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的老干部，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把军队的大权全部转移到他们的亲信手里。果然没过多久，社会上便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矛头直接指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人。从4月1日起，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了。聂荣臻知道后，坦然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在极度压抑的心情中渡过了两个星期的聂荣臻，于4月7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三天之后，周恩来让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6日和16日，聂荣臻先是在电话上，随后又到林彪家里，当面质问叶群、林彪："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黑后台是谁？"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叶群说：黑后台"并没有点名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林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听后感到十分可笑，难道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把睢⒂唷⒏凳录逼椒春螅党绫逃幸淮卫纯赐羧僬椋阅羧僬樗担涸缭?月22日，他就被非法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聂荣臻听了哈哈大笑。

这些都充分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

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讲话中，把"华北山头主义"作为打倒"杨、余、傅"的主要罪状。于是，北京军区成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发源地，先后三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1968年4月4日至14日，在林彪的指令下，中共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参加了大会。他们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4月9日，政治局接见华北某军、师以上干部时，黄永胜说："反对刘某某，也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林彪、江青则异口同声说，这样做"很危险"。为"华北山头"罗织了新的罪状。北京军区被改组。司令员郑维山首当其冲遭到批斗，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仅军区司令部被点名批判的人就达119人之多。从参谋长到保密员，多在点名批判之列。二级部长被点名的占在职人数的60％以上。至此，北京军区党委、机关和部队被分裂成为"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迫害的两大阵营，株连了大批干部，造成人人自危、谈"山"色变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破坏了部队的建设。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她在讲话中还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因此，他们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这样就把"山头"的性质升格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窝子"，形成了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说到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位置重要。他们要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就必须把过去曾在晋察冀、华北军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打倒；把当时北京军区一些坚持党的原则的领导打倒；清除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障碍，以便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免除后顾之忧。然而事实上，聂荣臻自从1954年免去北京军区（当时称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在北京军区掀起的反"华北山头主义"运动中，林彪、江青等人还是或明或暗地对着聂荣臻大加指责。原则性很强的聂荣臻最终还是被扣上了"华北山头主义"的帽子。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73年12月，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槁的。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三人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了工作。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文件，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公开平反。

12月6日，中央又根据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请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报告，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澄清了多年来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一冤案，为郑维山及其他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1969年2月5日至10月15日，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来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聂荣臻当时已70高龄。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与厂里的领导人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促膝谈心。这年8月，他向中央汇报了在市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情况："我将当一名小学生，继续向工人同志学习，以不辜负毛主席的教育和关怀。"

到工厂蹲点后没多久，陈毅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第一，要求（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为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阳春3月，在中南海紫光阁古朴整洁的会议厅里，四位老帅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召开一至两次，直到10月18日战备疏散时结束。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聂荣臻能经常与其他几位老帅见面，坐在一起讨论，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这使他心情很舒畅。四位老帅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他们将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几位老帅在谈到苏联挑起边境冲突时，聂荣臻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①叶剑英、徐向前点头同意，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另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它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缓和中美关系，尽快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外交的新格局。这些精辟的观点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战略观点是正确的。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中美关系史上20多年的紧张状态开始缓和。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中国，达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双方共同谋求关系正常化。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在这之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

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紧急指示"。

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号令一下达，全军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实际上，这是林彪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进行的一次预演。在京的老革命家也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安排到外地。当时，聂荣臻被通知到郑州，经过再三考虑，他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好些。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说实在的，聂荣臻早就想重返晋察冀老区，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看看那些曾用五谷杂粮养育了子弟兵的乡亲们，但终因工作太忙和病魔缠身，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反映了意见后，聂荣臻被安排到邯郸。

聂荣臻乘火车来到了邯郸。这是"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四天。在此① 1969年3月16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座谈国际形势的记录稿。

之前，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被"下放"到吉林省草原上靠近边境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女婿丁衡高在陕西偏远山沟里的一个科研单位工作。

唯一的女儿也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6岁的外孙女聂菲跟着聂荣臻来到邯郸。{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78_1.bmp}这次战备疏散，老革命家们基本上部分散在京广线一带。陈毅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到了开封，刘伯承到了武汉，叶剑英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到了广州从化。那时规定，这些人未经批准，不能回北京。聂荣臻到邯郸，没有带秘书。因为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聂荣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大量"精减"，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不能陪着他去邯郸。邯郸军分区的领导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荣臻当秘书，并且向这位干事交侍了三条：（一）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二）安全上绝对保证；（三）不能介绍部队情况。有人特意透露给这位即将上任的秘书：聂荣臻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朱德、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都是"九大"中老右的代表。

这位临时借用的秘书，被引见给聂荣臻。聂荣臻慢悠悠地问："你来给我帮忙啦？"秘书很紧张，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尽管室内温度不高，但还是紧张得直冒汗。由于领导交待任务时很仓促，他是稀里糊涂地走马上任的，甚至没有听清是叶帅还是聂帅。在以后的朝夕相处中，这位秘书发现聂荣臻是一个言语不多、平易近人的老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工作人员很和气。

聂荣臻的这次邯郸之行，确实做了打仗的准备。行装十分简单，只带了三、四个战争年代用的马搭子，准备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

聂荣臻很关心邯郸驻军的战备情况，而工作人员却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难于启齿。就连当地部队调防这样的大事，也对这位军委副主席保密。

因为是战备嘛，聂荣臻关心邯郸民兵的情况。军分区政委是聂荣臻的老部下，他和秘书分别向聂荣臻介绍了民兵工作。聂荣臻反复考虑着打起仗来民兵如何组织，如何调动，然后对军分区政委说："被服、武器装备等要疏散到各地，不要集中在大城市，打起仗来就地发军装，就地参加战斗。"聂荣臻曾将这些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送到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地区革命委员会。尽管泥牛入海，聂荣臻并没有因为人家反应冷淡，而放弃对民兵工作的研究，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

在聂荣臻的卧室里，有一幅巨型地图。那位由于事改任的秘书，很会动脑子。他把邯郸地区25个民兵点，都插上小红旗，标上有多少人口。70岁的聂荣臻眼睛虽然有些花，但他经常站在异常醒目的插满红旗的大地图前，思考着民兵的战备工作。在平常的闲谈中，聂荣臻常跟秘书谈起到南京、济南参观民兵大比武时的情况。当聊起邯郸民兵能够徒手攀登高大障碍物时，聂荣臻兴奋他说："民兵搞好了，力量很大哩。"

聂荣臻在邯郸的居住情况，与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其他人相比，还算是好的。邯郸有不少干部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他自然较为客气。聂荣臻被安排在邯郸行署宾馆的二楼。房间里，红色的地毯由于天长日久而变成紫黑色，看得出是临时从哪里挪来的。12月的邯郸已经很冷了，而屋里却没有暖气。

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从烧开水的锅炉上接了一根管子铺到聂荣臻的屋里，这样才算勉强有点暖意。工作人员把准备打仗露营时用的鸭绒被子找了出来给聂荣臻用，这才勉强解决了寒冷中睡觉的问题，面对这一切，聂荣臻一声不吭。

聂荣臻住在邯郸，除了军分区领导人时常来问候外，那里几乎是个被遗忘的角落。1969年的春节，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送来了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着10多斤花生。于是，在聂荣臻每天吃的米饭里，多了几粒红红的花生豆。

平时，聂荣臻吃饭很简单，宾馆供应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提特殊要求。

主食经常搭配一些玉米、小米等粗粮。尽管生活条件是简陋的，但聂荣臻仍感到满足。他说，这比起战争年代来要好得多了。然而，最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聂荣臻一到邯郸，就主动要求出去看看，叫秘书帮助联系到工厂、农村搞些社会调查。经过多次磋商，有关部门终于拨给聂荣臻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姆车。于是，他每隔半个月，跑一个工厂。在那段时间里，他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锅炉厂、化工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

聂荣臻曾去过峰峰煤矿。这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位于邯郸西南45公里处。当时工作人员考虑到路太远，天太冷，车又不太好，提议为了安全就别去了。可聂荣臻坚持要去。在峰峰煤矿，他不仅看了采煤坑道口，还看望了当年他的警卫员。中午，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平房里休息时，矿区领导人劝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不要呆在这里。聂荣臻听后笑着说道："这里挺好。"

离邯郸30公里外的何横城大队，是科学种田的先进单位，地少人多。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了"套种间作"的耕作法，两年种了7茬庄稼。毛泽东曾来过这个大队视察。聂荣臻多次到何横城大队，了解科学种田的情况，并总结了何横城大队"套种间作"的经验，写成文字材料，建议河北省委推广。

在何横城大队，聂荣臻还参观了养鸡尝豆腐坊等。他还特意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北京买了200只优种雏鸡，送给何横城大队。

刚到邯郸不久，聂荣臻就到了邯郸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的墓前，脱帽致哀。他沉痛地对工作人员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聂荣臻住的行署宾馆旁边，是丛台公园。丛台公园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阅兵的地方。聂荣臻几乎每天都要到丛台公园散步。尽管当时正值严冬，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公园里只有松树披着墨绿色的外套，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几乎见不到有什么人在这里逛公园，但聂荣臻长期以来养成的散步习惯却在这里得以如愿。丛台公园附近有座学步桥，出自"邯郸学步"这个典故。讲的是一个燕国人到赵国邯郸，见那里的人走路很美，便跟着学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学会，连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每当讲起这个故事，聂荣臻就显得特别兴奋。他也常跟工作人员讲战国时期赵国的情况，讲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聂荣臻散步时，一般是先听秘书讲当天的新闻，而他自己经常谈起的话题是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事，以及战争年代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970年初，或许是年事已高、水土不服的缘故，聂荣臻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就淌黄水。从北京搞来点药也不见效。

实在没有办法，2月下旬，聂荣臻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五·一"节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聂荣臻，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聂荣臻讲了自己的病情后，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①这样，聂荣臻便结束了短暂的邯郸之行。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