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忆潘汉年二三事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同志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关照我在工作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脚跟，组织上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审干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抢救运动"波及，被加上"特务"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汉年同意我的看法。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20来天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华中局领导人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到北平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点跟新派的交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恋上海。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同志微微笑着说："讲定10天内晋察冀派交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暴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最后，他根据新交通员约定的地点，和新交通员见了面，并顺利地到达延安，参加了党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经济工作，与汉年不是一个系统，但也有一些联系，有时谈谈话，交换意见。我知道他工作范围比较广泛，情报、统战、经济等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他还曾要求我捐一笔钱给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也乐于照办了。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汉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无论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有突出贡献。

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干部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干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3.4 在上海"八办"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甚至是沦为"孤岛"后，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人员无不经常地聚集在上海进行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活动，因而也一直是我党我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基地。现经回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时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等等。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徐强协同地下党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积极认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在抗战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情况以及上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情况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将蒋、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结，秘密和谈的阴谋活动报中央后，中央就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当时潘汉年笑谓刘少文：这则电讯很重要，使蒋、美、英、法、日都十分吃惊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恼火，抱怨这样的秘密勾当怎么会这样快地泄露出去！敌人的一次重大的诱降和谈阴谋活动就此宣告破产。

上海沦陷后，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至少来了两三次电报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应转移去香港、内地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潘汉年接到电报，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作精心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对上述人士安全转移的任务。而后复电中央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暴露，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些工作；宋庆龄自己也表示还可以留下来做一点工作。后来，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宋庆龄先去香港，潘后走。

我还记得，在抗战爆发后，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发动组织了各种救亡活动，成立了不少救亡团体，动员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人员去皖南地区参加抗日工作。

3.3 风雨话当年

汉年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参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人。解放前，我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一道战斗了十几年；解放后，他蒙冤遭难，我也同案罹狱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组织上也为我重做审查结论，恢复名誉。记得1979年春天，我为申诉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时，憋在心里二十几年，不敢启齿的问题终于冒了出来。我问廖公："您看潘汉年怎么样？"他马上爽朗地回答："潘汉年是个好同志。"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但这时潘汉年已离世两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仅撷取片断，作此短文，权当心香数瓣，以告慰汉年和在他领导下的蒙冤逝去的战友们。

一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

三

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经10多年了。我们怀念潘汉年，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而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信任和使用他们，是依靠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政策，依靠共产党员的品格和牺牲精神，依靠共产党员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连的，无论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现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和负责精神。潘汉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董慧的一首诗中，喊出了和着血泪的心声："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这一天毕竟是盼到了。抚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汉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绩将载入青史，令人永远垂念；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正在欣慰地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一如既往地略尽微薄之力。

3.5 机要译电员的回忆

1939年夏，我在龚饮冰机关做掩护工作。半年后，龚打算送我去延安学习。路经香港，适遇潘汉年需要机要译电员，我遂被留下来。从此在潘汉年那里做内部机要工作达10年之久。所以我认识潘汉年比较早。

潘汉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劳的。1955年4月3日，他却被扣以国民党，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审查、冤狱达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劳改农场。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才使这位我党情报战线上有很大功劳的精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潘汉年的90诞辰，谈点潘汉年在隐蔽斗争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

潘汉年经常对手下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并不很玄妙，但一旦条件成熟，就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当我们的同志设法顺利完成搞到敌方军用地图时，他就说："这种事全靠平时团结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当需要时就能很顺利地达到目的。如不通过一定关系，即使东西在那里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的典范。例如"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利用敌人营垒的人作为耳目，从而了解到叛变投敌分子的名单和照片，对我们党及时处理和惩处叛徒，保卫党中央组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各种掩护；利用社会上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亲属或子女为我们传递情报材料；太平洋战争时，利用日本人关系及时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于困境的干部妥善安排撤离香港，等等。

二、重视环境与身份一致

他对在白区搞隐蔽斗争的同志要求其语言、举止、衣着尽量与当时所处环境相一致。如我刚到香港，只穿件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装，并要我学说广东话。他本人的衣着是十分讲究的，当时党内有人对此曾有不少微词，他委屈地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俗称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因他经常要与社会上各种达官贵人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大官们，为了工作和应付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他要与普通老百姓相处时，他的穿着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讲求效率，讲求质量

他曾对下面干部说：大政方针是中央综合归纳下面提供的情况反映后作出的，因此我们提供的情况要准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汉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蒋、汪、日来往的一些信函。潘汉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锐的政治战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动所得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如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谈判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这些高质量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应变能力

如有一次，我们的机要交通员对藏在相册里的材料担心长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装在西服垫肩里。事后潘汉年和张唯一曾对下面干部说，对事情的考虑不能绝对化，要有充分准备，更重要是临阵应付得宜，他们曾形象地说安全不安全关键在自己，哪里有真正绝对的安全。别人要是怀疑你，把你剥光，也能找得出来。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的交通员要胆大心细，遇到复杂情况时能镇定自若，机智勇敢，有应变能力。潘汉年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遵义到白区，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当时他在组织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烟贩子里，从容避过沿途敌人重重关卡到贵阳，然后在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帮助下，从柳州、梧州到达广州，再转赴香港。又如1947年后潘汉年在香港办《国讯》半月刊，作为统战工作的宣传阵地。一次在该刊搞总务的同志受到港英当局传讯。事后潘汉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车从该同志家门口走过，他见该同志之妻怀抱小孩在门口玩耍，就知道该同志已没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

五、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和体贴关心同志

潘汉年曾多次对香港某同志联系的外国同情分子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形势的深刻理解，不用讲稿即滔滔不绝地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认识和革命信心。

他对内部工作干部也是很关心体贴的。如平时常交待做内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关在屋子里，有时也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滨浴场游泳等，让做内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体活动以调节生活。

1947年9月，张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决上海单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方式问题及筹建预备电台，当时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汉年在张去沪相当时日后，主动到我的住处问有没有张的来信。当我告知刚收到张的信，信上写着：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听后，即关切地嘱我写信要张即速回港。

以上点滴回忆，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辉业迹。谨以此文聊表我对潘汉年同志的哀思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