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国共谈判电报摘录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4.7 (给共产国际)国共谈判报告

以上①是我16晚车去京（二次）前，要李②将第一次与陈立夫会谈经过及他去）11等报告转给你们一看，我今晨回来，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②李，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一、自从他们要我去电里面、要求恩来同志出外与蒋面谈以后，不久已得里面的复电，电文如下：

"汉年同志：甲、真电悉，张子华亦到；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丙、据张子华谓曾养市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曾谈原则协定；丁、你在南京谈判地点？（署名）十三日"

同时这个电报以前另有一长电，他们译不出来，疑心是给我个人的私电，所以电邀我两次去京，在未正式谈以前，张冲来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余则照南京军队编制。我表示诧异，并问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要3000？张说：这是蒋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此刻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我要求立即会见陈立夫继续商谈，他说陈今去洛，并将我方复电带去请示蒋矣。他要我候他回来面谈，并表示：陈此去或许可使蒋条件降低。他把另一个译不出的电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给我私人的密电，我将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张来说陈明天即口，要我等他，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内新建筑的各衙门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谈了阵，他们态度大变，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浅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事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责职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能在这草案中所提原则精神下来商讨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终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傅作义仅表示要坚决抗战，全国一致起而慰劳并愿为后援；如蒋先生坚持继续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之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考虑。

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

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在晚十时左右，张冲来，婉言叙述陈立夫本人左右为难，事当双方继续努力，并述陈意：希望我还是把蒋的意见电告里面。我说：这样岂不是恩来更不能出来？他说，陈先生亦如此对蒋说过，但蒋说：不妨，周还是会出来的。陈先生以为周如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这一套显然与第一次没有改变，相反因为这几天，德俄外交恶化，德日反共协定宣布，加以国内各界纷纷慰劳傅作义，在南京认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挟苏联的时候，在对内上讲，自命傅作义抗战是南京领导，民族英雄天生是他们，用不着顾忌与共党合作。然主要还是蒋利用日本目前并未全力对绥，故意制造前线剧烈抗战消息，挽回他个人的信用，且企图在这把戏中，打击阎锡山与张学良，利用韩复榘排挤宋哲元，依然进行消灭异己的工作，对红军自然不能马上化敌为友。据此，我认为立刻与他中止谈判是不对，还是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沪愿与他们继续谈，同时，依照他们所讲，又发了一电：

"毛朱张周同志：元电已悉。（一）我二次来京，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1、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2、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不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二）据陈先生告，如恩来同志能出外与蒋先生面谈，或双方意见更能接近。（三）我已将我方所拟草案交陈先生参考，同时向陈先生提议如能暂时停战，周同志尽可与蒋先生面谈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我夜车返沪矣。（十九日）"

现在我又回来了。

二、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里面，但前几天我们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谈判报告的交通，昨日来信说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处能否继续工作，他还在打听。另一方面，我们在沪得消息：杜重远去西安，蒋给邵力子密电，要暗中监视杜的行动，并须逮捕张左右诸积极分子，并附一名单，邵将蒋电及名单交张，要他自动设法，据说一批干部都已离西安。这样，是不是我们交通线确也有问题呢？我现在如坐地狱里，要想从"刘秘书"手上得一点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团方面接到这报告时设法告诉一些办法，及解决我与里面的交通关系。

三、如再过一些时，交通方面尚无确息来，我拟自己去西安一趟，因为里面急需款项，已经借到又送不进真是命苦吗。

应（因）急于将此信送出，不能详谈一切了，待下次当设法做一些国内一般救国状况报告。

小K　11月21日　上海

4.6 (给毛泽东)国共谈判报告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4.8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

民众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一般的说，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倚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至于怎样来发挥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动员。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中华民族的神圣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已逐渐在开始了。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集中人才的口号虽然久已提出，许多愿意为国牺牲的爱国志士，竟至没有做事的机会。战区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不能参加生产工作。无组织的群众遍地都是，他们不但不能去帮助军队，担任救护运输工作，以及补充战斗员，而且也不能维持后方治安，肃清汉奸，力求自卫，一旦敌人的武装侵入，纷乱无秩序的避难者，自相践踏，以致常有伤亡丧失，遇着敌人无理的屠杀时，只有伸着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还（回）击。敌人看到这个弱点，因此就尽量收买汉奸，扰乱后方，而一部分缺乏训练脱离生产的民众都会受骗而替敌人效劳。这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