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彭荆风在云南宜良梨园(资料图片)

　　还记得以前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那篇小说《驿路梨花》吗？还记得那个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一波三折寻不见的草房主人吗？

　　如今，这篇课文的作者彭荆风就站在我的面前，红色外套，银发满头，伸手相握，能感觉到他的双手传递过来的温暖与力量。

　　197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彭荆风，在被剥夺了22年创作权之后，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于11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小说《驿路梨花》，立即在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反响。

　　如今，已经84岁的彭荆风，依然透着一股青春之气。他的书桌上，同时摆着四部长篇，四年前，刚学会五笔输入法的他，全力投入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的改稿当中，这部作品八年间已经修改了六次。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合作)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的文学作品达23部之多。2010年，他耗时12年创作的《解放大西南》，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部作品修改了10次，手稿重达27公斤。

　　回望近70年的创作历程，彭荆风说：“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壹 自任主编

　　彭荆风的父亲彭复苏，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民国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刘白羽是他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同学熊式辉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希望彭复苏回家乡参政，他便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铅山县县长。

　　在彭荆风的印象中，父亲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但是，由于彭复苏难容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遭免职，从此失业多年。

　　1944年，彭复苏的铅山佛教界朋友念他当年为政清明，在他急寻一立锥之地时，邀约他回铅山居住。彭荆风的母亲和弟弟于1946年冬，也从赣州乡间的巫家凹迁来，分散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

　　从那以后，铅山就成了彭荆风的第二故乡。但是，铅山的生活比僻居赣州山区时还困难，因为在城里没地方种菜砍柴，一切全得掏钱买。幸好，彭复苏懂易经，又是书法大家，能给人看病，写字，收点“礼仪”，以补家用。

　　1946年，彭荆风初中二年级还没有读完，就因家贫失学。于是，他在九江县的一家私人报纸——《型报》当起了练习生，白天干学徒，晚上当校对。按合约规定，一年期满后可以转为校对，但是，报馆为了使用廉价劳动力，一年多后，以裁员为名把彭荆风辞退了。

　　那时候，彭荆风刚读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被书中那个在流浪中写作最终成为作家的人物所感染。他也想在流浪中去寻找写作素材，就沿长江东下流浪了半年多，最终也没找到工作，只好再回铅山。

　　在家闲居了一两个月后，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彭荆风去河口镇的税务所当收税员，除了每月的薪金外，还会有些外快。可是彭荆风不愿去，他希望能再找家报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写作。母亲拗他不过，只好托铅山名流严心眉作介绍，让彭荆风去上饶的《民锋日报》当校对。

　　此前，彭荆风就常给《民锋日报》副刊投稿，而经常编发这位年轻人散文的编辑汪肖吟也愿当伯乐。虽然要从凌晨12点工作到早晨6点，而且薪资微薄，但彭荆风却喜欢这份工作，更重要的，他有机会在报社的资料室翻阅各种书籍。

　　汪肖吟常把朋友寄来的进步书刊借给彭荆风看。自此，彭荆风迷上了沈从文、鲁迅的著作，并开始学着写一些小说和历史故事，写楚霸王的《乌江泪》，写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山海关之夜》、写范雎的《赠绨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练笔过程。

　　有一天，彭荆风在报社附近散步时碰到小学同学李耕。李耕当时正在一所粮食仓库当临时雇员，也爱写诗。他们在聊天时萌发了办文学社的念头。于是，“社长”李耕负责对外联系，“主编”彭荆风负责选稿、编排、校对。

　　“牧野文艺社”诞生了。

　　第一期于1947年12月12日在《民锋日报》上出刊，有彭荆风的散文《乡愁》、程若虚的小说《二虎嫂》、郑草风以《夕阳》为总题的14首短诗以及杨乃居的一幅木刻《农家》。李耕还把朱光潜以前写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作为“作家书简”拿来发表。

　　朱光潜对处于生活底层的文学青年的询问如此关切，使彭荆风很受感动，也使他难以忘怀，并在以后的文学生涯中，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年轻作家。

　　朱光潜对文学的见解在《牧野》发表，大大地提高了刊物的档次。但是，1947年3月26日，因发表了嘲讽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的短诗，《牧野》被查封停刊。彭荆风也被开除出报社。汪肖吟同情彭荆风的处境，介绍他去南昌找其老乡洪道镛。

　　洪道镛私人办了张四开小报《南昌晚报》，正需要人。彭荆风见洪道镛时，同时送上了他那贴满了自己小说和散文的剪报本——那是对他的文学才能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彭荆风也由此顺利地当上了副刊编辑。

　　贰 携笔从戎

　　1949年5月，南昌解放，20岁的彭荆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同年8月，他响应校长陈赓的号召，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洪流，在参加两广战役之后，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彭荆风所在的广州纵队有个油印小报，从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份小报在行军、战斗中出了100期，彭荆风发了35篇小稿子，常常是行军途中，背包一放，坐下来就开始写作。

　　部队进驻昆明后，彭荆风在改造起义军官的云南军政大学做了近一年的宣传工作。1951年春，他又调到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刊物有个书库，方便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作品。

　　部队领导知道彭荆风爱好文学，曾关心地派他去曲靖、昭通等部队组稿、采访。但是，这些地方离彭荆风想要了解的多彩边地太远了。他想，长年在舒适的城市里，写不出好作品。

　　思来想去，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

　　从1950年春起，云南各地持续了三年多的剿匪战斗接近尾声，只有滇南的澜沧还在艰难地进行。澜沧属于亚热带地区，虽然美丽肥沃，但由于过去痢疾、恶性疟疾等传染病长久流行，死亡率极高。像商业重镇思茅，就因为病死和逃亡的人太多，一度成为空城，被人形容为“蛮荒瘴疠之邦”。

　　1952年初，全军开始“文化大进军”，彭荆风也踏上了那条蜿蜒于哀牢山与无量山脉之间、南去澜沧的古驿道。他背着沉重的背包，夜间就歇在少数民族的竹楼里，或者公路勘测队的帐篷中。错过了村寨，他就与露宿在山野里的赶马人一起在火堆旁过夜。

　　1200华里，彭荆风一共走了30多天才跟连队接上头，担任了文化教员。刚到时，没地方睡觉，他就在老乡家的鸡笼上搭块木板当床，被鸡虱子叮得全身都是红点。

　　1952年冬，彭荆风所在的第一一五团二营五连结束了大黑山的剿匪战斗后，奉令在当年12月初进军西盟佤山。解放西盟后，部队又连夜急行军攻取了边境要道——大力索寨，并以那里为驻地负责该区域的巡逻、打伏击及发动群众等任务。

　　彭荆风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班同、图地、打洛、班帅等拉祜族、佤族村寨。部队在佤山的一些大部落分驻了民族工作组后，彭荆风又成了联络员。多数时间，他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枪、四枚手榴弹在人迹罕见的山路上行走。

　　就这样，彭荆风走遍了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清了西盟佤山的全貌，了解了那些古老而特异的民族习俗。

　　彭荆风利用晚上时间蹲在佤族、拉祜族人家的火塘前，就着时明时暗的火光写作。南行途中，他因为背包太重而多次轻装，但总是舍不得把日记本和两本稿纸扔掉。

　　这期间，彭荆风写出了记录云南边防部队战斗事迹的众多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裸黑小民兵》(拉祜族在1954年前还被称为裸黑族)是有史以来第一篇反映拉祜族人生活的小说。

　　1955年5月，彭荆风离开西盟佤山时，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瓦部落的火把》，与人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并在1956年9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叁 芦笙恋歌

　　1956年9月的一天，主持连队工作的副指导员和排长们都去了60华里外的营部开会，连部只有彭荆风值班。傍晚，一位拉祜族妇女突然带着她被抓去当土匪的丈夫来见他。

　　原来，这拉祜族汉子是趁着匪徒们睡熟后逃出来的。他告诉彭荆风，匪首戴老六的队伍被击溃后，带着3个人隐藏在离卡马寨约半天路程的一座原始森林里。

　　虽然军事干部都不在，但情况紧急，彭荆风急中生智，即刻把在附近活动的4个班调回，加上在卡马寨的战士共40余人。彭荆风把指挥战斗的任务交给了一位老练的班长，由那个拉祜族汉子作向导，引领他们冒着大雨翻山越岭、穿林过涧远程奔袭。

　　半夜，部队终于摸到那座原始森林里的一座小窝棚前，可匪徒们已经不见了。这时候，天更黑，雨更大了，无法去更远处搜索，也不能立即回程。人多，小窝棚里蹲不下，他们只好分散在窝棚周围，几个人一组，背靠着背过夜，与彭荆风靠在一起的是那个拉祜族男子。

　　秋末的雨夜，原始森林寒气四溢，如同冰窖。彭荆风把竹拐棍劈成细片来引火，好不容易才把半干半湿的树枝引燃。虽然烧起了几堆火，但大家还是冻得难以入睡。

　　彭荆风便与那位拉祜族男子聊起了彼此的生活。那男子聊得很详细，谈到痛苦的过去和当时的处境，已是泣不成声。这次雨夜长谈，构成了《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的创作素材。

　　《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完成后，彭荆风传给几位朋友看，他们都很喜欢。他又改了几遍，寄往昆明军区办的内部刊物《部队文艺读物》。

　　但在向外投稿时，却很不顺利，彭荆风曾经寄给过北京的一家刊物，遇到了一个不了解边地生活的编辑，在退稿信上说“这只是属于猎奇类的故事”。彭荆风不服气，心想，我是真诚地写拉祜族人的苦难，怎么会是猎奇？

　　这年9月，彭荆风去重庆开会，把小说和退稿信给刚从朝鲜战地回来的作家寒风看，想听听这位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者对小说的看法。寒风是个热心人，他仔细阅读后，表示很喜欢这部作品，并为彭荆风的被退稿鸣不平。

　　此时，恰遇殷白主编的《西南文艺》来约稿，彭荆风就把《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给了他们。《西南文艺》则在4月号的头条位置发表了这篇佳作。而据此改编的电影《芦笙恋歌》，甚至远去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地放映，颇受欢迎。

　　时过22年，1981年，彭荆风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写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报告中得知，《芦笙恋歌》这部电影重新洗印发行时，大小拷贝有1280个。这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芦笙恋歌》让彭荆风声名鹊起，可他却感到很空虚。彭荆风总觉得自己书读得不够多，离他心目中的大作家沈从文、孙犁相距甚远。

　　彭荆风给自己明确了目标：多读书，多深入生活，充实自己。“我要在文学道路上走得远，走得坚定，必须多读书！”

　　彭荆风像蜜蜂飞入花丛，不放过任何中外经典作品，而“反右”时，他也因此被加上了一条“爱读资本主义作家的作品”的罪状。

　　彭荆风确实爱读书，尤其醉心于文学经典。莫泊桑、巴尔扎克、契诃夫……这些都是彭荆风放在案边常读的作家。参加解放大西南战斗的途中，他一路都带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书。

　　所谓先锋派的作品，彭荆风更是领先一步阅读，他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魔幻；他尊崇托尔斯泰，那种气势是自己无法抵达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读了二三十遍，直到现在仍然在读。

　　肆 佳作频出

　　1957年，彭荆风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了4年。秦基伟将军发现昆明军区的创作上不去，就问：“怎么军区创作不行了？彭荆风这些人哪里去了？”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彭荆风的命运。他因此得以回到昆明军区创作组(当时，昆明军区打了许多“右派”，彭荆风是唯一能调回的作家)。虽然仍不能发表作品，但有了充足的时间阅读、下部队，他走遍了云南边疆的山山水水。

　　彭荆风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的生活最有特点，一是总统的生活，总统很难当上，所以总统回忆录最畅销；二是牢狱的生活，坐过牢的人不少，可有几个人是作家呢？“文革”中，彭荆风又坐了7年牢，云南四大监狱全待过了(一监、二监、军事监狱、四营煤矿监狱)，还挖了一两年的煤。

　　《绿月亮》中，有读者说彭荆风描述挖煤的技术很娴熟，殊不知这些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在监狱里，彭荆风也不忘创作，他把写交代用的纸张裁成小条，揣在身上，一有时间就偷偷地写作。出监狱时检查行李，管理人员见了那一大摞手稿，很吃惊，这就是后来的《断肠草》。

　　虽然在长达22年的困境中不断挨整，彭荆风却坚信自己没有错，迟早要平反，因此从来不灰心。他的这种乐观影响着周围的人，他们都说：彭荆风不像个“右派分子”。

　　一直到1975年，彭荆风才出狱。

　　改革开放以后，彭荆风一共出版了23部作品，还有一大批散文随笔、纪实文学等待付梓。历经磨难，他落笔更为慎重，每部作品要改五六遍，精雕细琢。

　　谈到这段时期的创作，彭荆风说，所有的苦难都是严峻的考验，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对文学不能扔，一定要成为大作家。

　　彭荆风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是在炮声中诞生的。当时，炮弹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爆炸，彭荆风看到了这个场景，立即构思动笔。与他同在阵地的战友说，命都保不住，耳朵都震聋了，你还有心思写小说！可是，对彭荆风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今夜月色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几天后，彭荆风在《文艺报》上看到了冰心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1988年，这部佳作以全票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1944年，云南腾冲的抗日军民宁愿全城被毁，也誓要全歼日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经典战役。而腾冲，这座修筑于明代的古城全部成为残垣断壁。当时的人们这样描述：城里不仅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甚至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两个弹孔。

　　这场悲壮的大战令彭荆风长久感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彭荆风几次前往腾冲。2005年，他攀上陡峭的高黎贡山去寻觅从前的战地，当地研究抗日历史的专家看他年过七旬，劝他不要上去。彭荆风却坚持要去：“给我一根棍子作拐杖就行了。”上山途中，彭荆风看了看那位专家，问道：“你怎么还穿着西装皮鞋？”对方说：“我想老作家来调查，最多开个座谈会就行了，没想到您还要爬山。”

　　整整一个月，彭荆风把书中提到的高地重新勘察了一遍，一双登山鞋磨坏了。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问世，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历史。

　　这场中国抗战八年唯一驱敌于国门之外的战役，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其军事价值更为重要，这场恶战是用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两万余人的战绩。其中，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外军事专家们去研究探讨。

　　《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被评论家称为是所有描写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文学作品中最真实、广阔的一部。

　　彭荆风的另一部得意之作——《滇缅铁路祭》，被认为填补了铁路史的空白，而小说的线索来源于一次茶余饭后的谈话。

　　有一年，彭荆风去临沧，偶然听说抗日战争时，有一条30万人参加修建的铁路，刚要修成，日军就打来了，不得已又给拆掉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条滇缅铁路没再修复，并且鲜为人知。

　　得知有20万人为修建这条铁路献出生命，在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彭荆风当即决定，沿着铁路去看看。回到昆明后，他又跑到铁路博物馆查资料，被回复说没有任何资料。他便四处寻访当年的老工人，但是，当时处在底层的工人也并不太清楚更多的详细情况。

　　为了解更多真相，彭荆风分别找到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都一无所获。

　　一片空白，反而激发起了彭荆风深厚的兴趣，最后他在省档案馆查到了相关资料，那些深藏于郊区地下仓库的档案纸张早已泛黄，一捻就破，翻起来满手灰尘不说，积满的尘菌更是让人奇痒无比。

　　档案材料是不完整的，也没有经过整理，都是一些零碎散乱的记录。但是，彭荆风却凭借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才能把它们串联起来，写出了《滇缅铁路祭》。

　　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直到现在，彭荆风的博客里还有那些筑路工人亲属的来信，他说，读一遍哭一遍。其中，有人特地从国外赶到云南，希望再加印1万册，送给当年那些筑路工人的后代。

　　伍 战争容不得虚构

　　1999年，过完70岁生日，彭荆风对女儿彭鸽子说：“云南和西南地区有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只有我了解得翔实。我要趁着精力还好，把掌握的素材写出来。年纪再大些，怕是记忆衰退写不动了。”

　　《解放大西南》排在了第一位。20岁时，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士，彭荆风参与了这场消灭了近一百万敌人的战争。

　　彭荆风早年认为，这场战争应该由当时级别更高的老同志来写，像冯牧，他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就是新华社十三支社社长。而冯牧也有此愿，但是后来因为忙于行政工作，这件事就被耽搁了。

　　彭荆风之所以重新考虑《解放大西南》的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他从没停止过积累素材，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场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他还没有看到一部此类题材像样的作品。

　　写作时，彭荆风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重走作品中所涉及的战地。他说：“材料不是问题，关键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那一天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楚，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

　　彭荆风说，他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战争容不得虚构。

　　“八旬高龄的彭荆风，历时多年，十易其稿完成了《解放大西南》。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全景式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壮阔图景，将战争融入民族史、军事史、情感史去抒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显得十分可贵。”这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授予《解放大西南》的颁奖词。

　　《解放大西南》改了十稿，而现在彭荆风手里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已经是第六稿了。他说，纪实文学既要保持纪实性又要富于文学性，比较难把握。事件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文字去表达的功力。

　　“我这一辈子好像没有其他娱乐，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写作。”彭荆风说，当年担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工作很忙，他就早上6点起床写两个小时，再去上班。

　　以往写作，都是彭荆风写好后由女儿彭鸽子打字录入，然后再打印成册，由彭荆风修改。这样的反复，效率很低。80岁时，彭荆风学会了五笔录入。现在，84岁的彭荆风，写作日程排得满满，他正在交替地修改四部长篇。

　　彭荆风是写完一部，稍事休息，读书、思考，再接着写第二部、第三部。然后，折回来修改第一部。这样，每部作品在修改过程中都会有新鲜感，有新的思考。

　　“我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活了60多年，比对我的故乡还熟悉。”彭荆风说，地域性不会对作家的创作形成局限。生活是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观念、思想、学识不能限制在一个地方。

　　不论写《挥戈落日》，还是《孤城日落》《旌旗万里》，彭荆风都是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形势联系起来，《解放大西南》也是和整个解放战争的局面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写作，视野开阔，纵横捭阖。

　　彭荆风最遗憾的是，他从1957年至1979年，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