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聊起《钢铁》，经常先在意识形态上吵成一锅粥，这和官方对该小说的文学批评方法独立于一般文学批评有关，这种方法首先由前苏联文评家特列古勃提出，硬性地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同于活着的保尔柯察金，将小说的思想倾向等同于官方意识形态，将《钢铁》的创作方法完全看成是革命体验式创作。在这种批评方法下，小说成了“社会主义福音书”，而非一般的文学作品，小说因此被国家宣传，而这样做的负面效应，《钢铁》就成了一时性的，单向意识形态的作品。我个人不赞同这种评价方式，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位文学工作者，作者与他笔下的主人公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能说作者塑造保尔是参照了自己的经历，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分析，仍应该遵循主题—思想—文学手段的传统方法分析。
一、如何评价《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里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
在读《钢铁》第一部时，读者往往有一种“共鸣”效应，仿佛自己被“代入”到保尔生活里，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保尔内心中的喜怒哀乐。读者的这份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感动于保尔和冬妮娅的初恋。当看到他们最终分手时，读者难免耿耿于怀，更多人表示难以理解。官方解释是，冬妮娅是一个很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小姐，最终和保尔走向不同的道路。没有几个读者真的认同这种说法，毕竟冬妮娅被塑造得如此美好，让人怎么也无法将她与庸俗、自私等字眼相联系。
由于《钢铁》中的冬妮娅性格复杂，解读弹性极大，对她的解读，竟成了多年来争论不断的疑团。揭示这个人物，仅凭个别字句下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好在《钢铁》有自传性质，因此可以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找线索，以把握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创作动机。近十几年来，随着一些新的权威资料的引入，我们可以从新的思路认识这一人物。 和多数小说中人物一样，冬妮娅也有生活原型。据前苏联的官方解释，冬妮娅的原型是柳芭•鲍里索维奇，她与作者在1918年相识，在小说中，保尔在钓鱼时偶遇冬妮娅，还因为她打了两个挑衅的学生，后来还穿着整齐地登门见冬妮娅的家人，在他营救朱赫来被捕并逃出后，冬妮娅收留了保尔，她和家人还设法帮助他逃亡。这些情节，与柳芭和作者的真实经历有一致性，但是他们只是普通朋友（作者的年龄比书中的保尔小2岁，在1918年，作者还不到14岁，柳芭仅11岁，不是谈恋爱的年龄），与作者也没发生过争执，生活中的柳芭性格谦虚，生于铁路职员家庭，是个支持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先后在保育院、图书馆和学校工作，丈夫后来死于大清洗，这些与小说中冬妮娅的设定截然不同【1】。1935年柳芭的父亲与作者恢复书信联系，奥氏给柳芭一家人分别赠书问候。1948年，她还去了作者生前居住的索契，并探望作者的家人。作者的夫人曾称她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女性”。在她的回忆文章里，记录了她和作者的部分生活细节【2】。 近年来，冬妮娅的另一原型也进入我们的视野，她名叫别莲富斯•柳德米拉，是别尔江斯克疗养院的医生，属于“高知”阶层。其父亲做过沙俄高级军官，是疗养院的主任医师。1922年作者在铁路总厂工作，因为前一年筑路时的旧伤复发，作者去疗养院治疗，因此和父女两人认识。别莲富斯在回忆录中说，在交往的过程中，她很吃惊地发现作者对理想和生活的认识已经远超出同龄人。作者此时已经察觉到理想与社会现实差距太远，一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他的同志们很难在这方面理解他，反而不是同志的别莲富斯能让作者一吐心声。他们将对方视为知己，并很快陷入热恋中，但双方都隐隐感觉到这次爱情很可能不会有结果。此后两人有长期的通信往来【3】，作者时而向别莲富斯表达思念和爱慕，写自己的生活工作状态，对社会、人生、事业和党的看法和态度，并与她交流内心的想法，时而也不避讳地批评她处理事情时太过“自我中心”，在思想上“应该是属于敌对的阵营”（作者此时仅18岁，思想并不成熟，因此把非社会主义思潮都当成敌对思想），并很遗憾对方与自己在一些理念上有些抵触。在信中，作者甚至表达了对早年参加的革命的反思，包括“压制了某一些人，并不意味着就是捍卫了自由”这种很难对外人谈起的观点。在社会矛盾缓和的时代，一个共产主义者与一个思想属中左翼的知识分子结合并不算什么太出格，但在当时苏联成立初期，内战中激化的社会矛盾远未平息，因此这种信仰的差异以及生活理念的不同，足以将两个恋人分开。1924年，在确信两人之间的思想鸿沟无法弥合时，作者在信中哀叹“像磁石般吸引人的女性，不应该生在这个激烈的时代”。随后两人失去联系，直至1935年12月，别莲富斯从报纸上得到作者的消息后，又写信和他重新取得联系【4】，她的来信给病榻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极大的心理安慰，作者在回信中感慨万分，回忆“年轻时友情的美好”【5】，之后，奥氏与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总编谈话时透露自己收到原女友，即冬妮娅原型别莲富斯的来信，很欣慰别莲富斯过了这么多年也没忘了自己，这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次作者亲自透露冬妮娅核心原型的信息【1、3】。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性格的另一面，而且信中内容基本上能和《钢铁》中间部分的很多情节对应，很容易使人从别莲富斯身上联想到有关冬妮娅的一些主要的设定。上世纪中期出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没有收录这些信，前苏联将别莲富斯与作者之间的恋爱经历隐瞒了几十年，却一直宣传柳芭是冬妮娅的原型，并把她包装成作者的初恋，可能官方更容易认可后者的身份，同时还可以避免读者猜测作者的一些真实想法与官方宣传不同。
作者家乡，还有个林务官的女儿叫卡里娅，作者的哥哥德米特里曾证实作者小时候与卡里娅是朋友，还曾多次到她家做客。作者在塑造冬妮娅时用了卡里娅的身份和一些生活细节，但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据作者长兄德米特里所说，冬妮娅的相貌和身份来自于卡里娅【7】。
作者给别莲富斯的信件中，曾提到自己之前曾放弃过和一个姑娘的交往，这个姑娘“自我中心”与别莲富斯很相似，但没有别莲富斯那样高的文化素养，作者无法跟她进行深层次沟通，和她的关系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之后两人在偶然的情况下又一次见面时，竟再无共同语言。至于信件提到的人是否是谁，王志冲先生认为是别莲富斯的一个朋友【8】，但别莲富斯的回忆文章未全部翻译成中文，目前我还没找到证据。
作者以自己曾经的女友和人生中遇见的多个女孩加以整合，精心设计出冬妮娅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形象被塑造得极为复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在1936年，一次奥斯特洛夫斯基给《钢铁》的话剧版改编提意见时，不同意话剧中对冬妮娅家庭的负面描写，在对女主角的评价中说，“富有的人并不一定是坏人,冬妮娅生长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市民知识分子家庭，她和保尔的感情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世界观的碰撞……绝不能将不同阵营的人都涂上黑色”【1】。（自由主义者被认为是革命前的进步势力，十月革命时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选择跟随列宁，一部分反对列宁，也有很多持中间立场。）这是目前所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他笔下的冬妮娅的唯一一次评价，而且与官方说法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见此时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早已对当时社会上的多种思潮有独立的、清晰的认识。
有了这么明确的一条线索，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梳理冬妮娅这一形象了。
冬妮娅与保尔交往时，经常带着保尔读书，冬妮娅甚至因此称保尔为“我的学生”， 这些书多带有资产阶级的某些进步思想，如安德烈耶夫的小说《萨什卡日古廖夫》是写民粹派革命者的 ，这对保尔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是有作用的。安德烈耶夫（十月革命后因反对苏俄成为流亡作家）的文风和我国的鲁迅有点像，很难想象17岁的女孩能喜欢看这种书，而不是读一些通俗小说。冬妮娅虽然还有些幼稚，但她的思想和艺术修养的绝对不低。 大家都说冬妮娅爱上保尔是出于少女本心，比如保尔能智取苏哈尔克，后来在赛跑时追上了冬妮娅，使冬妮娅对他起兴趣，但我认为，本心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冬妮娅和保尔志趣相投。比如《钢铁》中有一段冬妮娅的信件，是冬妮娅写给在基辅的密友的，信中提到冬妮娅半开玩笑的想检验一下保尔是否有书中一些人的品质，结果保尔从悬崖上高空跳水（可能和屠格涅夫《初恋》中男主人公跳高墙的情节有关）。她很欣赏保尔能把一些东西看得比命还重，并下定决心和保尔交往，还说自己和保尔虽然年轻，但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少男少女间的两情相悦，而是“有某种严肃的东西”将两个人联到一起。不难看出，冬妮娅和保尔是很相像的，如率性、正直、对朋友不设防、酷爱读书，而最相合的地方就是对人生追求看得很重，这为两人的分手打下了伏笔，因为后来两人的理念是有冲突的。
在小说中，冬妮娅为搭救保尔做出常人很难做到的努力，而保尔在逃离家乡前两人互诉衷肠的情节曾让无数读者感动，作者几乎把冬妮娅推到女神的位置。不过书中很快就写到在保尔不在的时候，冬妮娅和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红军政委邱然宁吊了膀子。冬妮娅在与保尔恋爱过程中不排斥与多个男性（初稿中可能还有其他人）密切交往，在一些人看来，她在感情上搞“预备队”是有点自我中心，但这在旧俄国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做法却是“理应如此”的，无非是一种正常社会交际而已。 冬妮娅的这种“自我中心”还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比如，冬妮娅一出场时，对自家庭院过于规整的植物感到不快，说明冬妮娅有热爱自由的天性，不喜欢太被束缚；保尔在冬妮娅家中见到了死对头维克多和其他几个富有人家的孩子，保尔对冬妮娅与这些人交往极为不满，冬妮娅则反驳说，“我可是从来没问过你，你跟谁交朋友，谁常到你家去。”后来，保尔带冬妮娅去团员聚会前，看出冬妮娅的穿着是经过颜色搭配的，虽然很漂亮，但觉得这身衣服太过扎眼，与要去的场合的不合适。冬妮娅则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这种“自我中心”，倒也不是说冬妮娅是利己主义者，冬妮娅在为自己好的同时，也会考虑他人，只是她比较追求个性自由，强调个人权利。但保尔并不认同冬妮娅的价值观。 在小说中，保尔无论在战场上、在工厂或是当地区领导，都能和青年群众们打成一片，同时也愿意同一些有知识的人交往，而冬妮娅比较精英化，她很看不上家乡里普遍庸碌的中上层子弟，而冬妮娅能爱上保尔，是因为她看中保尔身上的闪光点，并认为保尔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精英”，对普通群众则只有概念上的“平等”，既不蔑视，也不亲近。比如，冬妮娅见到男友的盟兄弟-谢廖沙后，装不认识一样走过去，并不主动打招呼。在团员聚会上，冬妮娅坚持自我的穿着，在团员眼中，成了身份矜持和挑衅的象征，团员的排斥在冬妮娅眼中成了不公平待她，她就要回应，僵局也就形成了。潘克拉托夫指责冬妮娅时，保尔顶撞道：“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但他逐渐明白，女友的穿戴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外部表现，更深层次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
冬妮娅在分手时难过含泪， “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刘小枫【9】的解释是，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选择投身事业，她的所爱就毁灭了。我国很多读者，都愿意根据自己的愿望，把冬妮娅看成是一个纯情少女，冬妮娅仅仅出于自己的“爱情本能”爱上了社会底层的保尔，动机令人无法解释，而几年后分手时，长大成人的冬妮娅，思路还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女一样，是个爱情至上的傻白甜。作者可不是用这种观点来欣赏女性的，在小说中，跟保尔擦出火花的丽达、劳琳都是有能力、有信仰的女干部，最后成了保尔妻子的达雅，刚开始只是个被家庭束缚的懵懂的小姑娘，只因为她向保尔透露了自己对生活的一点模糊的想法和期盼，成了她与保尔最初的感情基础。作者对有理念、有想法的女性保持一种尊重和欣赏，单凭这一点，就比我们这些“直男”“直女”读者强出一大截。我不妨也猜一下冬妮娅的分手流泪时的心理：正是她当年看中保尔的有追求和能思考，才与保尔产生了爱情，现在她没看错人，但越是如此，两人的理想冲突越不可避免，最后只能接受分手的命运。这种矛盾心情的痛楚，只要有一次，就一辈子也忘不了。
冬妮娅有知识，在思想上独立，她能够理解保尔为何去参加革命战争，可以在立场上不反对苏维埃，但就是不能和保尔一起革命，因为她虽与保尔有不少的契合点，但随着保尔的信仰逐渐建立和明确，冬妮娅无法将自己的接近于西方的理念与保尔的事业和集体主义相协同。冬妮娅和保尔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两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成长环境不同，导致两人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方式和理念有所不同，就如同保尔在分手时所说：“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能接受我们的信仰。你的骄傲把你害了。”这一句是点睛之笔，作者从小说的第三章冬妮娅出场后，就已经为它做了太多的铺垫。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明就在于，两个人因理想分歧而分手，而这种分歧又不是太过敏感的，就不必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进行所谓道德上的审判。因此，冬妮娅的形象不但实际上未被贬低，反而更容易引人同情，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爱情也因此与激烈变革的时代发生深刻联系。如果读者感到痛心，恰恰说明了小说的成功。
在描写“筑路偶遇”这段情节时，作者文笔流露感情并非愤怒和谴责，而是无奈和纠结，在字里行间，作者似乎不断在给女主角辩解，冬妮娅在误为保尔的现状感慨时，有的读者不满冬妮娅心中称保尔为“火夫”，但冬妮娅在与保尔交往之初，在心境不好时，也这样称呼保尔。保尔与工程师瓦西里争吵时，她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之后又劝阻丈夫和她一起参加劳动，看不出有什么不当之处。而小说中最为出彩的一处暗笔，是工程师在贬损保尔时，意外地引用了加里波第传记，而《钢铁》第六章提过冬妮娅和少年保尔谈论过这本传记，这个小细节暗示冬妮娅在婚后仍借物思人，旧情难忘。在铲完雪后，同车的乘客都回列车抢位置，冬妮娅故意落在后面，抽空问保尔几句话，“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政委了呢，难道你不能在政府弄个一官半职吗？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伤心。”结果遭到保尔的炮轰。人们认为那句话是冬妮娅对保尔的挖苦，冬妮娅大冷天不上车肯定不是为了斗嘴，她的举动明明是关心保尔的近况，但是保尔刚刚与冬妮娅的丈夫吵过架，认为冬妮娅所托非人，心中恼怒，此时即使不认为冬妮娅在有意挖苦，也会对她的问话有曲解——难道她认为参加革命就是要当官吗？于是甩下几句重话，指责冬妮娅“酸臭”，冬妮娅立即回嘴说他“粗鲁”。保尔转身离开时，两个人都对对方怀着深深的误解，两人是否因此完全决裂了，从此再无感情，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会忘了对方的不好，小说却也没深入再写。能提醒我们的，只是书中此时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从激烈转为悲凉。
作者在“车站偶遇”短短的一段文字，用了多处曲笔（至少还有还有一处对工程师，他并非怕土匪出没才最后让步，而是隐约察觉到面对的是一个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共党的人，而不止是个小工头，因此有了忌惮之心，这也暗示工程师尽管鄙视劳动，利己自傲，但也并非庸碌之辈）。
作者在明面上不太违背当时社会主流观念的前提下，暗地写出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作者为了保住冬妮娅的形象，不得不给保尔脸上抹黑，如书中保尔在年轻时，过于将个人感情与集体事业对立，在和丽达交往时也处理不好私人关系，但保尔的一些局限并非是作者的局限，作者的眼界远高于此时的主人公。
如果你能读到这，不知道你是否觉得作者给冬妮娅的设定还算行？作者给了男女主人公如此悲惋凄绝的结局，你是否认同？如果作者把自己和别莲富斯真实的感情经历，尤其是分手过程写进《钢铁》里，那么，几代读者可能都就没这么揪心了，可这种结局真比“筑路偶遇”更有艺术效果吗？只有大悲，读者才更愿意深究悲剧的原因，而读者为冬妮娅惋惜、不平，甚至责备保尔，这也正是作者在情感上想要的。
作者在小说中，通过跨阶级爱情描写出革命者与旧知识分子的理念契合和冲撞，反映当时的社会变革的冷酷性：深层的社会撕裂和不同理念的复杂对立，给读者很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这段感情带有一个社会隐喻：有一些持某些派别资产阶级理念的人，他们也曾代表着社会进步，甚至曾和社会主义革命者携手，是不满和反对旧社会的同路人，但随着新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这些资产阶级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终归会逐渐边缘化直至彻底被取代（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十月革命的统一战线建设不理想。）
我对冬妮娅的解读，可能算是第三种观点了，不知大家是否认同。我想，不管大家对这段感情有多不理解，真爱始终应该是被人敬重。
二、中断的友谊，杜巴瓦-被刻意忽视的主角
杜巴瓦是《钢铁》中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以至于以后《钢铁》在历次改编为影视或舞台作品时，对这个人都要极力回避。1975年苏联的同名电视剧中，杜巴瓦这一角色与兹维塔耶夫合并，在中国版电视剧中杜巴瓦又遮遮掩掩地出现，结果因所谓的“腐败”或“无作为”被解职。在官方宣传中，杜巴瓦本是一位不错的团基层领导，在1923年的苏联党内斗争中倒向“托派”，反党运动失败后又喝又嫖，彻底堕落。这是符合作者的本意？
在小说的初稿中，杜巴瓦与保尔的内战中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但定稿时杜巴瓦在小说的第二部才出现，一出场就涉及到“工人反对派”，在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即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以推动经济发展，解决新生苏联的经济危局（与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些相似，甚至更像改革开放初期）。“工人反对派”反对“新经济政策”，并指出政府内已经出现官僚主义，应坚持战时经济政策，将主要力量打击官僚，这种思潮被列宁否定。保尔对此一时无法理解，就支持“工人反对派”并大闹团州委会，结果被开除团籍。当时已经是州团委委员的杜巴瓦一怒之下，也交出团证，声援保尔，结果引发多人集体退团。幸而在朱赫来的干预下，州团委取消处罚决定，保尔还被吸收进了州委，一场风波才告结束。两人在州委学习了数月，才终于弄清这场党内斗争的实质，并开始努力研究政治学和党史。这番经历之后，两个热血青年初步有了一些政治头脑。
杜巴瓦与保尔有很多相似点：为理想不惜牺牲，会独立思考，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交友广泛，处理具体问题时有些手段，不时打擦边球，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少不了惹麻烦。书中一个老同志谢加尔这么评价，“这种奔放旋风式的情感，免不了要走弯路”，总之，虽然有缺点，他们这样的人还是很适合干政工工作的。书中曾写过，保尔带丽达乘火车外出开会，车厢都让投机商占满了，其他人根本挤不上去。保尔冒充检察人员上车，再把丽达从火车窗户拽了进去。这引起先前占座者的不满，在他们对保尔一番羞辱后，保尔打翻了几个人，还带着铁路方面的老关系把一车人全换了。无独有偶，杜巴瓦在指挥筑路时，为了抢运铁轨，拿枪赶走了坐公交车的乘客，押着公交车跑运输。有人认为他们干的事很不地道，但在苏联成立初期，整个国家一片混乱，社会效率低下，连列宁都承认革命干部和群众在建国之初的1921年还没学好怎么经营和管理国家，杜巴瓦与保尔的做法是符合当时社会真实情况的。
在同志的帮助和自身努力下，两个人几乎是同步成长，逐渐走向成熟。在修建窄轨铁路，打通基辅木材供给“生命通道”的战斗中，杜巴瓦与保尔同时被省委委派到筑路工地并各自带领一只队伍。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保尔染上伤寒，在铁路铺通前最后一天病重昏迷，被送回家乡治疗，等他重新归队时，杜巴瓦已经考进共产主义大学。保尔的另一个老战友潘克拉托夫在和保尔谈话时，自嘲自己是个“老粗”，自己虽然懂一些党史，但在面试中因为完全不懂哲学闹了大笑话，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而杜巴瓦“当然能考得上”。在《钢铁》中塑造了许多优秀共青团干部，如奥库涅夫、扎尔基、克拉维切克等人，他们性格各异，有各自的优缺点，但在政治修养上，都不及保尔和杜巴瓦，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都不够独立，后来他们经过学习，在能力上有提升，成为了自觉听党指挥，在自己岗位上有突出贡献的“螺丝钉”。
保尔和杜巴瓦都属于“齿轮”。保尔在战胜伤寒后，在面对战友墓地时，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随后，他一边参加生产一边发挥自己文化底子还不错的优势，负责区委的教育宣传工作，又在边境当了一年的区团委书记和民兵政委，在此期间，他苦读《资本论》，还学习了大量政治文献和人文著作，他的思想素质在实践和学习中提高。在书中我们看到，保尔虽然相信“世界革命”，但德国再次爆发工人革命时，许多当地青年要去德国为“工人兄弟”打仗，当上区委书记的保尔再三向他们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列宁提出的外交政策，类似于“韬光养晦”）。他对新经济政策给国家带来的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深感欣慰，又清醒地看到政策带来的官僚充斥、投机横行的负面作用。他负责农村工作时认为农业集体化是替代落后小农经济的有效手段，但几年后，又对集体化的盲目推进表现出审慎态度。这些看似矛盾的变化，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思想体系逐渐成形。而杜巴瓦在大学进修时思想逐渐倾向于“托派”。两人一人下基层，一人去深造，分别有了不同的经历和接触，对未来政策有了不同的想法。在1923年的党内分歧公开化后，两个曾经的战友“交锋了”。
“托派”的代表人物是托洛茨基，他在十月革命中与列宁携手战斗，为创建苏联立下奇功，其声望与列宁不相上下。历史上，托洛茨基曾在对德停战和工会制度上和列宁意见不合，但在党内讨论后，最后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在1923年，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弊端已经显现，且党内也出现了官僚腐败现象，于是提出停止新经济政策，管控政治和经济活动并压制农民，反对“一国建设共产主义”，主张立即进行全面的革命输出。他的提议当时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钢铁》中杜巴瓦显然是经过自己的分析以后，才接受“托派”提议，并格外卖力地四处宣传，这是理想驱动下的行为，绝非为了自己的私利。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参加了一个正常体制外的“小集团”。这个 “小集团”成分混杂，除了货真价实的“托派”分子，一些个人前途失意迫切想借机翻身的干部也入了“小集团” （其中的屠弗塔、兹维塔耶夫甚至原先还和杜巴瓦有矛盾）。
保尔虽然原先也反对过“新经济政策”，但几年的工作学习，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执行“托派”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倾覆。当 “托派”在州军委会上宣传时，保尔突然发言批判“托派”，这引起了激烈反应，甚至几个不冷静的“托派”团员上前对他殴打，而此时保尔显示出一个政治工作者的成熟，这个一发起飙来几个人不能近身的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也绝不还手，使得“托派”在后来一次集会中人心尽失，即使杜巴瓦最后站出来，全面而清晰地阐述了托派的政策，也没得到团员积极地回应，只得铩羽而归。最终“托派”在党内讨论后没有成为多数，“小圈子”里几名成员基于不同目的打了退堂鼓，声明遵守最终决议。杜巴瓦初心不改，仍然秘密留在“小圈子”里，还因为政见不同和妻子安娜闹翻了。
《钢铁》中有一段被删的段落记录了杜巴瓦和保尔的面谈，杜巴瓦当着妻子安娜的面向保尔咒骂，“这种党，连老婆也能当特务”， 安娜有知识，爱交往，热心直爽，但处理应急和复杂问题能力不足，遇事乱手脚，过界不自知，经常把事情弄遭，比如给杜巴瓦的信中暴露克拉维切克也追求自己，和保尔走夜路遇劫时拖后腿，这一次安娜在她无意中撞破丈夫杜巴瓦的密谋活动后，向杜巴瓦的学校组织告发，希望能劝说杜巴瓦回头， 但她告密的效果与她想要的背道而驰，不但把杜巴瓦进一步推向托派，也直接导致家庭解体。在历史中，苏联曾在20年代末兴起所谓的“告密文化”，当局明文鼓励公民对“反党”活动检举，甚至鼓励对家人检举，当时托派对此激烈反对。后来的肃反时期，告密成了控制思想的手段。作者在小说中既让把杜巴瓦的愤怒和牢骚发泄个够，也把安娜痛苦心碎描绘得淋漓尽致，对告密的态度不言自明（另一次告密是维克多暗算保尔）。杜巴瓦认为党的干部已经变成官僚，而保尔“的思想并未僵化”，希望保尔能与他联手，支持“托派”路线。而保尔劝说杜巴瓦停止“小集团”活动，认为在党内分派别、立小圈子将毁掉整个革命事业，双方不欢而散。
在保尔又一次看望并试图劝导杜巴瓦时，看到杜巴瓦喝得大醉，还搞了个胖女人。是否像文章【10】所说，杜巴瓦的心已经死了，才拼命麻醉自己？还是仅仅就是装的，这样就可以气走妻子，好使她不会干扰到自己，也不会因为自己以后的行为受到牵连？书中没有明说，但在一段时间后扎尔基和保尔的谈话中交代，杜巴瓦后来被开除党籍，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又上了一所工业学校，再次入了党，但他一直坚持“托派”思想，与以往的朋友都决裂了，安娜也改嫁给原来的老战友扎尔基。可见杜巴瓦确实没有堕落，他坚持已见，只顾自己一路孤独地走下去。
在《钢铁》的写作风格上看，这部小说的视角在书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保尔、冬妮娅、谢廖沙、阿尔焦姆、丽达和杜巴瓦）和作者的视角（如描写大屠杀、俄波战争）频繁切换，以主要人物为视角时，作者并非全知全能，除非另有交代（比如在小说中的书信、日记或谈话中被提及），否则“视野”以外的内容只能靠读者根据书中的线索自己推测，即使在单个“视野”内，也并不一定就是事实真相。作者在愿意公布自己的思想的时，可以通过主要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描写或通过环境、情节的描写表达出来，而不便明示的真实想法，也会巧妙地在书中隐藏下来。在苏俄时期，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使一些有良知的作家频繁在作品中使用暗笔这一手法，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意见。仔细研读《钢铁》，会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中多处使用这种技法。
杜巴瓦的“托派”形象在前苏联文学中几乎绝无仅有，《钢铁》早期版通过他真实还原了“托派”的理念和立场，我们不得不说，奥氏通过一个非反面的杜巴瓦来真实反映托派，是相当有政治勇气的，至今《钢铁》对托派的描写也是文学中最为全面和具体的。
在1928年9月27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给日吉廖娃的信件【11】有一段：
“另有一事，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可记得我曾对你讲过，自己有一番辛酸的情感经历)，她是个积极分子，1916年起的联共(布)党员，30岁。她是我最亲近的同志之一，而且存在过一段个人感情。当时她在马采斯塔治病，无意间得知我的情况，然后我们偶然相遇。有两年半没见面了。再次相见犹如亲人重逢，真好。她有了丈夫，是个挺不错的同志。虽然出现了个人悲剧——他是反对派，被开除出联共(布)……[缺损]许多“痛苦和愁闷”……他倾向于托洛茨基[缺损]…•
淑洛奇卡同志!我恐怕无法向你表达清楚自己所有的想法。不过，她在我这儿逗留一昼夜后就返回莫斯科，她这一走，我心里怅然若失，郁闷不堪。”
王志冲先生翻译到此，发现之前特列古勃《活生生的保尔柯察金》的说法：普林在1926年帮助作者安排疗养之后，到35年以前未再见，是有错误的。而且信件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普林的丈夫竟是《钢铁》中杜巴瓦的原型！而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与官方的彻底否定不同。
作者1929年1月给日吉廖娃的信【12】中又写到，普林的丈夫把普林的写字台砸开，把我和普林的通信偷去，作为宣传他那套主张的证据，还给我写了一封用词极为狠毒的信。后来普林夫妻离异，而苏联时期作者的传记为避讳，曾谎称普林终身未嫁【1】。作者对托派的主张很了解，但他不赞成托派。因为有关方面不希望《钢铁》中对托派写得太过具体，在1936年校正版发行时，这个悲剧英雄的描写被删掉了超过一半篇幅，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轮廓。《钢铁》通过杜巴瓦的形象，反映了苏联成立早期党内斗争的严酷和党内沉重的思想矛盾。从书中可见列宁时期的党内斗争仍坚持畅所欲言、民主集中的原则，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会受到保护，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内斗争中失败，最多失去的也是政治生命。同时，《钢铁》对党内分派别、立“小集团”对体制的巨大危害也有深刻揭示。
托洛茨基在30年代逃亡拉美，最终被苏联克格勃暗杀，80年代被苏共昭雪。现在拉美的许多左翼政党接受了他的部分思想。我们很难说，如果是托洛茨基掌权，他领导的苏联在交棒给继任者时，是否比斯大林更拿得出手。他可能也会领导建立一个社会大生产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肃反扩大化，但托派激进的农业政策会严重打击国家的农业，苏联的外交空间也会因为过于激进的革命输出而失去，但历史是不能被想象的。在以1937年和1938年为高潮的“大清洗”中，许多党团员，包括曾经的“托派”，遭到不应有的迫害和镇压，民主精神损失殆尽。连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挚友维克多•金（作者的第二部作品《暴风女的儿女》总编辑））和米•科利佐夫（曾在《真理报》上发文宣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也惨遭“清洗”。如此沉痛的历史教训，更加说明民主体制建设的重要性。
再回到《钢铁》，杜巴瓦和保尔如同“双星”，具有相同的信仰、相似的政治素养、基本一致的人生轨迹，同样经历过思想彷徨和矛盾，最后却因为在共产主义早期建设路线探索上出现的观念差异，原先的兄弟竟反目成仇，这样沉痛的结局，让人不禁唏嘘。这也是政治的悲剧。在作者的创作思路看，冬妮娅和杜巴瓦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一个是十月革命后的温和自由主义者，一个是内部的反对派，可以推测，作者通过描写保尔与人生中最重要、最亲密的两个人的决裂，对如何在革命事业中合理对待异已思潮进行了反思，至于这种反思是作者内心中的隐忧，还是已经上升为自觉，目前不得而知，但《钢铁》绝非一些人所说，是政治幼稚和偏执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政治部分加深了小说的思想，给小说的经典地位起了正面的作用。
三、保尔柯察金几段感情的失败能留给现在年轻人哪些经验教训？
第一次感情的失败，原因：理想冲突，
经验教训：求同存异较困难的激烈时期，不能不考虑是否和对方在一些人生理想上的可能的分歧。当年，作者和冬妮娅的现实原型发生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爱情，之后，在他们每一次的通信中，字里行间都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刻骨铭心的痛处。其实，适时放手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第二次感情失败，原因：性格冲突
丽达在《钢铁》中是保尔的政治教导员，是保尔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上级，并与保尔发生了一段情感纠葛。书中的丽达做过革命军人，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觉悟的青年领导干部，同时也很有女性魅力。这个姑娘军事素养不错，使用手枪能百发百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政治能力突出，能自觉领会党中央的精神，并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前面提到的保尔因支持“工人反对派”而闹出的风波就是她经手平息的。她属于绝对意义上的“事业型女性”。但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过多地写她的工作或思想觉悟，而是用更多的笔墨描绘了她的情感世界。
葛维屏【13】心思缜密，对女性的情感把握很准确。"丽达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如何理解她身上正经与激情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实际上是一个工作中的女性，保尔遭遇到的她的种种回应，都是一种近似于今日办公室恋情者能够感受到的矛盾心境“。 丽达确实属于“工作中的女人”，在周围都是男性的工作环境中，她必须隐藏自己的感情，不能轻易对身边任何一名男性显示公开的好感或直接拒绝，否则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孤立”。因此她的自我防卫意识非常强，稳守底线，不能让男性轻易得手。而保尔遇到这样一个的“能磨人”的女人，被弄得灰头土脸。
尽管丽达对保尔心有所属，但还是在感情上使了很多小手腕。比如和保尔乘坐火车开会，保尔用非常手段在车上占了一个卧铺，就把铺位让给丽达，自己在一旁抽烟守夜。此时丽达心中感到一团温暖，但还在装相，她对保尔说“把资产阶级那套虚伪礼貌丢开吧，躺下休息一下。”就这一副领导派头，换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保尔就这样规规矩矩和丽达并排躺下，被丽达的女性气息弄得心里波澜起伏，但他还能撑得住——毕竟这种事他经过见过。在保尔误将丽达的兄长错认成丈夫并产生妒意后，发现自己确实对丽达存在感情，虽然误会消除，保尔却突然终止了和丽达的交往，最终他们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使对自己很自信的丽达很震惊，她怀疑自己半推半就的态度不合保尔的意，自己的“小手腕”用得太多，把人家吓退了。而保尔方面，实则受了《牛虻》影响，小说主人公亚瑟生性敏感，还从父亲遗传了一个性格缺陷～本能逃避，在他信仰破灭后，伪装自杀，远遁南美。回意大利后，他曾有意无意刺激和伤害琼玛，虽试探性一步步对琼玛解开心结，却一直推迟与琼玛最后的表白。保尔并未读懂这是牛虻心理阴暗面作祟，因生活经验不足，误以为推掉爱情能强化意志，更好地投身工作。保尔参加筑路队后，她还托人给保尔转赠了一件皮衣，把另一个想追她的外交官，也就是皮衣的原主人气得不行。后来听到误传保尔已经牺牲，她痛哭一阵，在日记中承认“一切都无法挽回”。再后来丽达调到团中央，与保尔断了联系。
丽达再次与保尔相遇已经是3年之后的第六届团全国代表会议上，此时保尔已经是州委书记，之间刚刚用己经成熟的政治手腕解决掉自己辖区里的一个利益小集团，此时他在思想上已经成熟，但仍然不太懂女人。在交谈中，保尔承认自己犯了“牛虻”式的错误，将感情与事业对立了起来。丽达也表示自己对保尔确有感情，但“已经晚了”，因为她此时已经有了家庭。当读者和保尔都以为“晚了”就是“全结束了”，为他们没有最终走到一起而惋惜时，丽达给保尔留了一封信，让保尔在回程的列车上阅读，而信的内容让读者开了大眼。
丽达在信中先提到给保尔看自己的日记，以便让保尔明白自己的内心。毕竟丽达原先一直将自己藏得严严的，让人无法捉摸，这一次，丽达要补偿一回保尔。信中还提到要保尔对自己的生活不要过于苛刻，“生活里不光只有斗争，也应该有美好的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可见丽达对保尔有很深的了解，也看出保尔在私人生活上不如意，于是好言规劝。读者在感动的同时，觉得丽达这个角色作者已经塑造的趋于完美了，但信中几句话，一下子将丽达从天使打回到人间。“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并不太拘泥于形式，个人感情是可以例外一点的。只要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健康的，就应该有例外。”
这句话被葛维屏戏称为“女性出轨宣言”。丽达显然表示自己可以暂时忘掉婚姻的约束，给保尔“一些机会”。当然，这时他们已经上了不同方向的火车，以后难以再见，否则保尔这辈子也得不到这种信息。
那封饱含深情且有“出轨宣言”的信，据小说中交代，保尔把它轻轻撕碎了，还从车窗抛洒了出去，很显然，保尔看懂了，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保尔只能将信的内容藏在心里，而这封信万万不能保留。也是暗示，这封信并不存在，而丽达与保尔之间若即若离的爱情，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丽达的一个原型与书中人物同名，据作者讲述，作者和现实中的丽达的确是很密切的同志，在1921年一次外出开会的空闲时间，丽达向作者主动表白，结果被作者回绝，弄得之后两人碰面时非常尴尬。她很早就去世了，但在书中，作者使丽达在1924年“再生”，成了一名党内高层领导。
作者在为《钢铁》改编的话剧提意见时，曾经对创作者说，“丽达并非没有缺点，但你们如果想将丽达描绘成完美的形象，那是你们的自由。”[2]在《钢铁》中，丽达处事稳重理性，但比起冬妮娅和达雅，总让我觉得缺乏一丝真诚。 她身上一些特点有点像《毁灭》中的游击队指挥员莱奋生——高水平兼高灵活、既机智又狡猾的犹太革命者。
经验教训：有几个人真心愿意在家里和在外边都要伤脑劳心的？其实保尔要是真的和丽达相处时舒畅放松，未必舍得以牛虻的方式斩断情丝。并非理想高度一致，两个人的感情就再无障碍了，毕竟婚姻不是开党支部，不是吗？
第三次感情失败，原因：客观条件不具备。
第二部第7章，保尔入住“迈纳克”疗养院，初遇玛尔塔劳琳。“看上去像18岁的少女”，“保尔和她交谈，结果大感意外。没想到她已经31岁，1917年就入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她被白匪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将她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交换回来。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念完了大学。”劳琳从医生处得知，保尔的病无药可救，未来将瘫痪。保尔出院时，其他病友热情相送，只有她心里难受，“没有露面”。
后来劳琳曾写信邀保尔去她那儿“住一阵，休息一下”，保尔就去了，同住的还有劳琳的室友娜佳。
玛尔塔劳琳和保尔之间，出现了情感波澜。不需要语言表白，双方都知道彼此是亲密的。然而，保尔进入了一生中的艰难时期……明知由于身体的状况越来越糟，自己决不会向她提出结合的要求。劳琳呢，已经得知他的疾病将发展成怎么样，也下不了决心挑起这担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书时未收入的一些文稿）【1】。
19天后，保尔辞别。最终，保尔在劳琳和达雅之间选择了后者。
经验教训：中国拍的电视剧，给了保尔的妻子一个编辑形象，可能是借用了劳琳。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不少，婚姻要求一方做自我牺牲时，总是让人心存芥蒂。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是当事人的自由。
第四次感情险胜，原因：理想＼性格＼客观条件加权，综合评分最优。
因为小说结束时，这段感情还没有最终结果，不妨结合达雅在现实中的唯一原型－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夫人与作者的婚姻经历，一起说说。
达雅是保尔最后的感情归宿，在书中，在1926年两人刚认识时，保尔已经是一个相当有社会经验的病退领导干部，而达雅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她与保尔虽然交往亲密，无话不谈，但是她和保尔没有经历过恋爱过程，就忽然与保尔闪电结合了，许多读者大惑不解，什么原因使两个看似很不相配的人走到一起的呢？
达雅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女孩，但她被家庭束缚了。因为父亲排斥新生事物，达雅无法与外界的青年组织有联系，而且因为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也只能让给弟弟，她眼前只剩下留给当时乌克兰大多数妇女的路：嫁人，之后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这时保尔应母亲的要求探望她的老朋友——达雅的母亲。对达雅来说，保尔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之源，与保尔的短暂接触一下子扩展了她的视野，她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在与保尔的一次交谈中她如实地说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愿望，我倒是有，而力量，不知道我是否有”，这竟成了他们两人最初的感情基础。《钢铁》的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达雅的心理活动，当在保尔第一次离开她们家前，她感到“活出自己”的想法如同镜花水月，可见不可及，一个人偷偷哭了一场。几个月后，保尔第二次来她家，在一天保尔深夜晚归后，突然向她求婚，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保尔就像是新的生活在召唤她，于是达雅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我读到这里时，有一种轮回的感觉，最早保尔和冬妮娅谈恋爱时，按一些人的标准，女方条件优越，男方简直是高攀，保尔和达雅的感情几乎是一次重演，不过是情况倒过来了。如果抛开“理想”等高层次的东西，很多人不一定能理解这次结合的理由，只能觉得是“保尔哄骗人家小姑娘”。
达雅的原型是拉娅马秋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夫人，达雅的形象精确地还原了当时的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本人，她内心一团烈火，迫切想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忆录中，拉雅从自己的角度重新叙述了《钢铁》中的这段情节，二者基本吻合。他们的结合正如《钢铁》中所说，“既然两个人的生活都不如意，不如一把火烧了，重新开始”。（拉娅的回忆录【14】中，奥氏在普林和拉雅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在小说的初稿中有类似情节，而拉娅为了与作者结合而推掉了原先的婚约，小说没有体现。）
在《钢铁》中，他们在婚后在小城（索契）生活了几年，妻子在丈夫的帮助下，思想观念和社会经验迅速地成熟起来。她还参加了社会工作，在作者需要治疗时，她就随着丈夫东奔西跑。在生活稍一稳定后，保尔就改由母亲照顾。他尽力履行自己的承诺，让达雅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成为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像婚前一样再次被家庭束缚，于是达雅又参加工作，后来被吸收入党。这体现了保尔对妻子的爱。这些情节与作者夫妇的实际生活相符。
而在现实中，作者也是一边与病魔搏斗，一边为自己的创作作充分准备（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而1929至1930年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最为艰难，作者在历经9次手术后，决定放弃治疗，并开始了《钢铁》的创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一边做临时工，还要照顾丈夫，《钢铁》前四章的一部分手稿，就是她帮助丈夫誊写的（后面的章节是由其他亲友帮的忙，可能一是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工作繁忙，没有太多时间，另外，大家也知道此时小说中哪个人物登场了，不排除作者考虑到要照顾妻子的感受）。作者本人也承认，正是最艰难的日子，倒逼出他的创作激情，以后即使自己的写作技能提高了，也再难向作品中注入如此强烈的情感。
近来网上流传作者外甥女加琳娜的采访，有许多人觉得加琳娜说了很多不实之词，我也发现一些东西确实与我得到的其他资料有出入。可能加琳娜与老舅并未见过，一切只是听长辈们，尤其是她母亲卡佳说的。加上她自己的意会和记者的选择性记录，可能会与事实有偏差。比如说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结婚（他们在１９２９年结婚，之前并未登记）两年后抛下作者而去【15】。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与作者从1932年夏开始长期分居，此时《钢铁》的第一部出版，第二部正在创作阶段，作者有了新的收入来源，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拉娅则先后在莫斯科和基辅的食品厂工作。两地分居状态直到1935年全家迁居莫斯科才结束，此时作者正为创作《暴风女的儿女》在莫斯科寻找相关资料，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则在大学深造。从目前的信息看，虽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病情恶化时至少有两次向妻子提出分手，女方的家人也曾设法劝导，但她最终没有离开作者，作者也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妻子在工作和学习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感到欣喜作者【11】。在与妻子复合后，把已经遗失的结婚证又补办了一张新的，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将其交到妻子手中【2】。（网上的流传种种所谓的“真相”必须澄清）。
他们复合可能有几种原因，其实作者内心也并不愿意与妻子分居，但她更想让妻子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就必须给她“放飞”，使她有机会在更广泛的空间提升自己，而不是束缚在自己身边。此时妻子已经成长，也一再坚持回来，而且作者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允许（享受部长级待遇），复合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如果作者没有后来的成功，恐怕任凭拉雅再怎么坚持，他也不会让她再回来了。作者可能还有另一个“自私”目的：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一些事情”无法亲自完成，未竟的事业需要由妻子继承。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死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用一生守护作者留下的宝贵遗产，她曾担任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的馆长并参与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她走访了作者生前的朋友和战友，保存下了大量珍贵资料，这些成为研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重要历史文献。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还积极宣传推广作者的作品，她曾与上世纪五十年代访华，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致中国青年》作为《钢铁》中文版的序文。后来还出版了关于作者的回忆录《此情可待》，是1988年俄文版《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编委之一。她的努力使读者能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作品有更深刻、更客观的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于1992年去世，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合葬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16】。
经验：也许最美丽的婚姻，不是那么光艳夺目，而是看起来平凡的。
另外，保尔还有过一次被“倒追”，也算一次感情经历吧。
保尔在战胜伤寒并重返工作后，在一次小聚会上拒绝了一个年轻姑娘的求爱。有人认为保尔被政治热情烧了脑子，失去了生活情趣了。
《钢铁》中这段情节大概是这样，保尔工作的铁路总厂有一个调车场的团干部，他的妹妹穆拉很早就从哥哥那里知道保尔的情况，也与保尔打过碰面，于是心生爱慕，一心想找机会和保尔交朋友。保尔的朋友喀秋莎 泽列诺娃很愿意从中撮合，于是她请“政治家兼教育家”（保尔在空闲时书不离手，还负责区里的政治教育工作，因此泽列诺娃这样称呼他）去参加年轻人的聚会，见保尔不太乐意，她说，“什么文件规定团员不该有一点点娱乐？”，保尔也就答应了。聚会上，年轻人玩“接吻“
，保尔觉得无聊且好笑，这时穆拉主动凑过来表白，保尔问清情况后，觉得穆拉不适合他，于是他离开聚会。这里有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小细节——保尔是带着穆拉离开的，这样穆拉就不会太过尴尬，因此保尔不像一些人指责的那样没有情商。
为什么保尔不喜欢“快乐地消磨一下时光”？不是他没有情趣，而是他正经历一个彷徨调整期。他所在的铁路总厂“人文环境不太好”，劳动效率和工作纪律都有点问题，而顶头上司与他有点小摩擦，使他工作掣肘。保尔需要更多的学习和努力去克服眼前的困难。一个正在为理想而纠结的人，看着几个单纯的青年玩“花样接吻”，你说他抵触不抵触？
经验：穆拉太过幼稚，不会对理想、人生太有感觉，保尔不认为她是自己要的类型。而达雅虽然单纯，却在这方面与保尔有契合点，因此达雅成为保尔的妻子，她早晚会有所作为（虽然小说中没写到那个时候，但这是必然的）。有人认为，保尔向达雅求婚时说的话很奇葩。不管大家怎么看，反正达雅很吃这套，因为她和保尔是一个类型的人。
四、从文学角度如何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讽刺和揶揄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表现社会，客观反映社会和人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而赞美美好，抨击丑恶正是文学的良心所在，但要想让读者对此有较强烈感触和认同，则需要用一些语言技巧。如讽刺和揶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常用的手法。 在俄语文学中，讽刺艺术是传统，比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变色龙》对沙俄封建社会和官僚的讥讽，令人笑中带泪。而《钢铁》实际上并不将讽刺作为主要手法，但作品中几次成功的运用，仍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看《钢铁》时，大家笑得最厉害，莫过于读到保尔戏剧性地被“拉达”军官契尔尼亚克上校从监狱中释放，效果之所以这么好，离不开反讽的处理和之前的多处铺垫。管理监狱的卫戍司令是神父的儿子，虽然自小备受宗教“熏陶”，却只知道滥用职权，强抢民女，先前已经有一个军官（萨洛梅加）当面嘲笑他能力不足且不务正业，契尔尼亚克上校在催促军人整理一片狼藉的内务时，一经副官提醒，就立即去监狱查点犯人，而且根本没指望有什么卷宗案底能用得上，显然他也清楚卫戍司令是块什么料，而监狱在这样卫戍司令管理下，很多无辜的犯人和革命者胡乱关在一起，十分混乱，根本没有人过问。因为囚犯大多数是乱抓来的，契尔尼亚克上校仅仅问了几句，就立即把人放掉，保尔和地下党多林尼克也乘机编了很荒唐的入狱理由而混出监狱。有一个酿私酒被抓的老妇人，一个劲祝愿上校“上帝保佑，好人好报”。而上校他释放犯人的举动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顾大局”的，当时“拉达”领导人彼得留拉和外国使团在当地参加阅兵，上校必须将“形象工程”做好，否则监狱关满名不副实的犯人，这可能令大头目不满，甚至对外国“援助”有不良影响。在审问犯人时，上校还有“意外收获”，原来一个犹太剃头匠，被捕是因为多了句嘴，问了关于犹太富商为避免当他犹太人再遭“拉达”哥萨克军队屠杀，计划向彼得留拉请愿的事。萨洛梅加原先对卫戍司令说过，屠杀犹太人事件是绝对不能被提起的，如果这件事泄露给外国使团知道，会引起严重后果。在上校看来，剃头匠既然与犹太人的事有关，就必须将加强控制，结果，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剃头匠，不但没被释放，反而被上校重点押解到司令部。事后契尔尼亚克上校还不忘骂无能的卫戍司令几句，扬言“要把他关几天禁闭”。 小说中这段故事情节，本来是很平直的叙述，却对读者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效果，反讽的艺术手段功不可没。军官的荒唐和自以为是，地方“拉达”的行政管理低效混乱，卫戍司令的无作为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错放了犯人，固然令人捧腹，而上校继续关押剃头匠，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将民族主义迫害少数民族的罪恶、事后试图掩盖证据，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丑恶全都揭露了出来，如果读者想到这一层，就又笑不起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次讽刺可谓超高水平，其杀伤面之广令人乍舌。
除了敌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在作品中讥讽了革命后产生的官僚。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对官僚这一套极为反感，因此在小说中对官僚主义的嘲讽相当辛辣。 比如拥有外号“理论家”的团干部屠弗塔。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党史辩论中，被学习时间不长的保尔轻易驳倒，这不禁使读者诧异，保尔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随着剧情的深入，屠弗塔的形象原来越清晰了。保尔在抢修铁路时负责带队，屠弗塔借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做文章，质疑对保尔的任命，因为“官报私仇”，结果受到上级的训诫处分，被团员们嘲笑。杜巴瓦为了抢运铁轨，截留了公交车，屠弗塔于是写报告要求给杜巴瓦处分，被团委书记阿基姆一顿训斥。保尔归队后，屠弗塔拒不恢复保尔的团籍，又被新任的团委书记批评，这次团员们不嘲笑了，要撤他的职……，他处理事情死扣条文，官僚作风严重，对同志的需求也从不热心，其结果是经常损人不利己，他就是这样，一直不被任何人喜欢。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屠弗塔在党史辩论时输给保尔了：并非他的水平比保尔弱，而是因为本本主义者肯定比不过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而他那“理论家”的称号也绝不是褒义的。 不过团委书记也指出他有个“优点”：整理档案比别人强，他也十分热爱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非他不可。看到这，大伙恐怕又都笑了——因为屠弗塔比别人都“机械”，所以他适合去整档案。 屠弗塔后来因官僚主义被解职，他为了在政坛上翻身而加入托派。在团员辩论中，他的教条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一时辩论会上哄声四起，连同是托派的兹维塔耶夫等人都私下骂他是笨蛋。 除了屠弗塔，奥斯特洛夫斯基还讽刺过一个维持会场秩序的大个子纠察队长，他对丽达前倨后恭的态度，简直又一条“变色龙”。
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作品中嘲讽了一下小市民。 有一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在保尔在与冬妮娅交往中，起了垫脚石作用的苏哈尔克。他的家境还不错，父亲是调车场的头。苏哈尔克利己自私，毫无理想，贪图享乐，恃强凌弱，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他知道冬妮娅爱读书，但对冬妮娅为什么爱读书根本不能理解。为了追美人，他赶了一次时髦，给冬妮娅些情书，还抄了不少爱情诗，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荒唐举动使冬妮娅十分反感。为了在冬妮娅面前逞英雄，他无故欺凌小他两岁，家境贫寒的保尔，结果自作自受，被保尔一拳打进河里，摔成了落汤鸡。 后来阿廖沙向保尔介绍考中学的经过，提到他一起考学的几个市民家庭的同乡青年，苏哈尔克也在其中，这几个青年虽家境富裕，有机会学习，却不学无术，他们考不上中学，竟然欺骗学习优良的阿廖沙，说他没有通过考试，幸亏阿廖沙没上当。苏哈尔克等人后来上了不用选拔的技工学校，总算能暂时应付一下家人的希望了，但他们仍然每天喝酒赌博，不思进取，受教育的机会也就白白浪费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上过技校，1920年因前方吃紧，辍学参军，血洒疆场。1922年，他曾经短时间重返学校，学校生源的乱象使他不满，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学，而像苏哈尔克这样家境殷实，却虚度人生的青年为数不少，他们挤占了有限的学习资源，对社会、对自己都没有一点好处。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中，对他所在的两年制技校加严学员入学筛选的做法很赞同，但他本人原想直接上二年级，这样一来只能重新从一年级上，感觉非常亏。信中这种矛盾心情令人忍俊不禁【3】。
据一些资料，前苏联即使到了30年代，已经推广了全民教育，却仍然没有在全民中消灭文盲。这里有全民教学刚起步，水平低的客观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学生不愿学习，其表现就是学校的逃学、退学率奇高。其实许多国家在推行教育时都难免遇上这个问题，因此有人说，“要扶人，先扶志”。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中的嘲讽也有不高明的。内战时，舍佩托夫卡“城头变幻大王旗”，小市民无所适从。一个叫格拉西姆的市民在“拉达”军队进城后，因为家里误挂了列宁像，结果挨了二十鞭子。我想，怎么就不反过来写，让可怜的格拉西姆在红军来时，挂个别的什么像呢？ 奥斯特洛夫斯基使用讽刺手法还是很注意场合的，遇上大是大非的时候干脆就不用。比如在描写兹维塔耶夫、拉兹瓦利欣时，作者显然认为他们在贪恋个人权威、压制民主的做法，比起屠弗塔的教条主义、纠察队长的媚上欺下对革命事业的伤害更为严重。另外在描写民族主义者屠杀犹太人，波兰人杀害革命者，或者党内坏分子（如法洛伊等）犯下恶行时，文章的基调就都不是讽刺，而是愤怒的声讨。
除了讽刺，小说中也用了揶揄（善意的嘲笑）。因为人和社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时善意嘲笑一下光明面的不足之处，是完全可以的。比如朱赫来听工人们讲给工地弄取暖设施的经过，对提到的投机倒把干部只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还有保尔在火车上抢座、丽达写“出轨宣言”，以及冬妮娅搞感情预备队等。 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保尔毒打玩弄女性的法伊洛后的危机处理。在党的法庭上，法伊洛被开除。本来保尔也应该因打人受警告的，结果保尔的朋友出示了保尔的健康证明，说保尔的一时暴怒与解放战争受的伤有关。这说法本来也就是骗小孩的，但大家本来都赞同保尔教训法伊洛，甚至有的心里还嫌打得不过瘾，这份健康证明又使人想起了保尔昔日的付出和功绩，结果裁决组认为辩护有效，做出了明显偏袒保尔的裁决——不予处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古老的命题：要理性还是要情感，我从不认为保尔会因为迷信权威变成机器人，因为保尔思想独立，不迷信权威。但保尔在时间和学习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真让人担心照这样下去，保尔还是会变成机器人。不过这一次，保尔对法伊洛这一空前恶劣的行为表现出的强烈痛恨，以致一时失控，出手伤人，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裁决组的集体偏袒，也证明他们也是有义愤、有感情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从不提倡禁欲主义，认为革命者既要理性，又要有感情。 但整件事上作者只做了这一次揶揄，因为总基调很沉重，让人根本乐不起来。 据记载【1】，法伊洛的原型并非只是脑袋上开个口，再开个除，事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被他欺骗的女青年用枪把他爆了头，女青年事后被判了刑（缓刑）。奥斯特洛夫斯基出于对女当事人的保护，改写这一事件，让保尔替她出头，同时将这件丑闻的注意点转到党员的道德作风上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疗养院养病期间，曾听到一些干部在阳台上吹嘘自己的恨人经历，感觉像进了下水道一样，作者认为这类败坏的作风会导致危机，必需严惩和制止，该经历也同时写进了小说的这段情节里。
反逻辑暗笔
（要是还有兴趣，欢迎看一个“王炸”性的技法，但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
我曾经想过很长时间，到底用什么术语来定义这种文学写法。原先想过“春秋笔”、“曲笔”等，突然间眼前闪过一个词“反逻辑”，我个人认为这个命名还算恰当。 中国学术界对“反逻辑”研究最深的是《红楼梦》，我举个例子【17】，王熙凤探望重病中的闺蜜——秦可卿，当时悲伤流泪，一出了门，立即在花园里细致地欣赏园中美景。小说里什么都没提示，读者也就放过去了，顶多会说曹雪芹尽扯些没用的。如果没有专家提醒，说这个举动按正常逻辑看是反常的，几个读者能理解到此时王熙凤为将要满足的权力欲望得意（因为秦可卿如果过世，荣宁二府的内务将是王熙凤一手遮天），并为大家族内暗流涌动、灭绝人性的权力斗争感到惊悚呢？ 现实主义文学使用反逻辑暗笔的很罕见，这是一个压箱底的绝招，同时也是险招，用反逻辑安排情节，并在取书描写中故意“留白”，会给读者在按正常逻辑分析时构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这可比暗讽的理解难度大太多了），一旦读者破解“留白”，就会立即感受出一种刺痛心灵的、浩瀚的美。 请注意这种暗笔写法是“反逻辑”+“留白”。
阅读《钢铁》是，我们也遇到同样的挑战。比如，许多读者读了好几遍，脑子都想疼了，也没弄清保尔和冬妮娅到底是为什么分手的，筑路偶遇为什么最终搞得两人在情感上双输。因为小说中该情节的安排是反逻辑的，而且按照小说的特殊结构，此时冬妮娅的内心活动正巧对读者关闭这种“留白”的解读空间太大。对于读者来说，正常思维是冬妮娅是小资，保尔为革命舍弃了这个拖他后退的女孩，但是既然冬妮娅是要批判的，为什么在前面的章节把冬妮娅写得这么好？保尔似乎不满冬妮娅穿好衣服，但保尔之前曾穿着整齐地去冬妮娅家里做客，之后也一直穿丽达送的外国皮衣，怎么就不接受冬妮娅的衣服呢？这就是反逻辑，最简单的解答方法要么承认自己看不懂，要么就是认为作者水平不行，脑子被烧掉了。 我比红学家幸运，因为红学家在推断《红楼梦》的真正用意时，没有第一手资料能证明当年曹雪芹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却能看到前年刚翻译成中文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从作者写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件。从中我看到了一对人生观不同、理想有异的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只要理解了小说一开始就将冬妮娅描写成一个持有自由主义理想的女孩，她和保尔的理想差异，随着年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越来越大，故事情节一下子就梳理清楚了。至于细节。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另一处反逻辑，是保尔看到杜巴瓦突然间堕落，读者可能也会大吃一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保尔一样，他也是思想成熟的优秀青年干部，同时也有圆熟的手腕。书中他的一些话，现在我们看时还会频频点头。他可以为理想不计生死，不管个人得失，就算杜巴瓦“哀莫大于心死”，但变得如此不堪，是反逻辑的。而我们不知道当时杜巴瓦的想法。最简单的解答方法还是：作者水平不行。除此之外，还有他解吗？ 线索在好几页之后，扎尔基娶了安娜，而杜巴瓦退学又上学，离党又入党，可就是“中毒太深”。我们就明白了，杜巴瓦为了坚持心中认定的“托派”路线，既要掩人耳目，还要不拖累家人，才装成又喝又嫖，可谓用心良苦。我们能推测，他不会有好的结局。 在小说中的情节可以看到保尔的思想和处事方式有一个幼稚到成熟的特征，这也可以说是奥氏自身的写照。而作者在现实中与冬妮娅、杜巴瓦两个角色原型的交集比小说中晚了两三年，奥氏可能认为以自己当年较幼稚的思想和脾气，必然对两个当事人有更加严重的误解和伤害，因而通过在作品中描写保尔与人生中最重要、最亲密的两个人的决裂，对如何在革命事业中合理对待异已思潮进行了反思。
一些传世的绘画，镜中的影像往往有更绚烂的效果。一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用逻辑的倒影可以发现它更大的价值。怎么找到这些文学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高压下的良心之作。
为什么《钢铁》的最后部分不好看？
许多读者说，《钢铁》读到最后几章，有点读不下去了。我觉得既有小说本身的原因，也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带来的“理解错位”。 《钢铁》塑造了大量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血肉丰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随着主要人物的陆续离开，故事情节趋于平淡，虽然对保尔在瘫痪前后到投身写作的心路历程描写，确实写的很好，但作品的可读性还是下降了。 《钢铁》最后2章半涌出了很多新人物，他们都是保尔在求医期间认识的。除了对巴扎诺娃和列杰尼奥夫的描写还算可以，多数人物都是一笔带过(劳琳、罗德金娜的部分在小说发表前删除了)，显得非常单薄（好在后来还有达雅救场）。 奥氏后来自己也认为，在小说中设置过多的只出现一两次的人物，违背文学的原则。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过于“自然主义”，作者没有处理好现实与艺术的距离，保尔遇上的人和事与作者的经历几乎等同，太过写实，也就不“好看”了。 除此之外，大家可能也不太喜欢保尔的结局。小说刚在前苏联流行时，善良的读者并不知道小说的情节是作者依据自身的经历写的，还写信指责作者“对英雄太残酷了”。现在的读者价值观更加多元化，比几十年前更加重视个人的权利——献身理想固然值得尊重，个人也应该获得幸福。但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他失去健康后，虽然成了家，得到朋友的鼓励和安慰，并奋力保住了战士的尊严，但他得到的物质补偿很少，只有微薄的抚恤金和莫斯科小巷深处面积狭小的住房，当然，他可以享受公费治疗，比如小说后2章，保尔在哈尔科夫进行了膝盖手术，两次去克里木休假疗养，莫斯科专科医院待了18个月（去老马切斯塔疗养院做泥浴康复是自费，结果花光了积蓄，把藏书和外套都变卖了，靠朋友接济才渡过难关，但作者没有将遭遇在小说中诉苦。）总之保尔的生活逐渐一贫如洗，在小说结束时也貌似没有改观。保尔付出了全部，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也难怪许多年轻人对主人公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心里不舒服。 还有更“惊人”的质疑，余一中教授【18】认为保尔得到公费治疗，仍是体现少数人特权，主人公的贡献不配他所得到的公费治疗。余教授对俄语文学的学术水平和对集权主义的反思都很令人敬佩，可能是他看不惯一些现象，保尔也跟着“躺枪”了。在此就不讨论了。
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政治色彩
若说意识形态宣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谓高阶列宁主义思想和组织指南。但要看懂，前提是尽量先忘掉那些教科书式的刻板评价，否则你就被带到沟里去了。
法律与党纪
杜巴瓦曾在1921年被电车管理局提出刑事诉讼，但是诉讼被党委会强行压下。当时杜巴瓦将十九辆公交车强行截用，为铁路工地运送急需的铁轨。诉讼被驳回后，干部图夫塔还写了个报告，要求给杜巴瓦纪律处分，结果被党委会书记阿基姆一顿训斥，杜巴瓦最终全身而退。当时修建的运木材的铁路，事关全城人生死，杜巴瓦就算干得再过分也是情有所原。因此法律和纪律程序尽管执行等不规范，但总算是满足了“结果正义”。 1923年，保尔负责农村的工作，辖区内发生一次有规模的农民械斗，被保尔强力驱散，好在没死人。事后，地方法院派法官来处理，最后也因法不责众草草收场，法官对当事农民做了些法律教育工作，虽然他很卖力，但效果也不好。苏联成立之初，法律制度很不完备，公民法制观念淡漠，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钢铁》中，党团纪律还是被执行得可圈可点。比如，1922年，铁路总厂工人菲金恶意违规操作，损坏进口钻头，车间主任和行政方面（是工厂的纪律管理部门，还是工会的同志纪律裁判会？）要把他开除，工厂的共青团则要保他。保尔在团支委会议上指出工厂纪律涣散，与兹维塔耶夫失和。后来区团委会给出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菲金最终受到开除处罚。 保尔在担任团州委书记时，知道原先一个品质有问题的老下属拉兹瓦利欣在他下面当了区委书记，保尔当时不动声色，等了一个月。保尔例行检查工作时，特意收拢了拉兹瓦利欣的违纪证据，之后在州委会上突然袭击，将拉兹瓦利欣的老底都揭了出来。面对保尔的充分准备，拉兹瓦利欣只能强顶几句，当场就被开除出团。从这件事，我们看到此时保尔的政治手腕高明得令人可怕，但他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充分利用了已有规则，干净利索地清除了混进干部队伍内的坏分子。 1926年，保尔将玩弄女性的党员干部法伊洛打成轻伤，处理这件事的不是法院，而是党的法庭（即联共的监察委员会，相当于我国的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现在一提打老虎的纪委，老百姓无人不知。）党的法庭有调查人、被调查人和审理人，还有党员辩护人和证人，审理过程与法院类似，专门处理党员违纪，而且还是公开审理。这个理念确实先进，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纪委才有公开审理试点。在法伊洛和保尔的自我辩护（保尔哪是给自己辩护，简直是党员道德大宣言）之后，法伊洛被开除党籍，保尔凭一份神经系统受伤的健康证明和社会舆论，连最轻的处分都没受，只是在党员鉴定书上被狠写了一笔。法伊洛说过，打人致伤在人民法院应被判劳教，但因为“党纪严于国法”，保尔没受党纪，自然就等于没犯法。保尔合理利用规则，成功自保。 我国建国时，向苏联学法律制度，那时苏联法律制度就已经很系统了（在捷尔任斯基之后，肃反实际上绕过法律体系），但当时我们学过来的却很零碎。好在，制度总是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的。
如何对待宗教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塑造过几个神父，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作者对宗教的态度。 最“有名”的莫过于瓦西里神父。在十月革命前，瓦西里神父在舍佩托夫卡既有神职，在教会中有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又在高等小学有教职。他严厉凶狠，对自己的权威非常在意，不容学生任何有意和无意的侵犯，学生们对他都很惧怕。幼年的保尔天资聪颖，学习出色，不过这一点都没入神父的法眼，在神父看来，出身穷困的学生应该安分守己，不应越过自己本属卑贱的身份，而保尔生性倔强，“能挑事”，这引起他的极度厌恶。因此保尔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打架，他独独只处罚了保尔。保尔问他为什么高年级地理课与圣经的说法不同，他根本不会想到这孩子要求知，而是认为保尔在冒犯宗教，更是在冒犯神父本人，于是瓦西里神父将保尔毒打（用保尔的头撞墙，造成多处轻微伤）并赶出学校。后来保尔母亲亲自“致歉”，他才收回处罚，以后又多次对保尔侮辱，导致保尔报复（往面团里撒烟丝），他这次“总算找到理由把保尔开除了。”可见，就是按照当时的标准看，瓦西里神父也不具有合格的教师素质。相比起教学，瓦西里神父对政治权力显然更上心。在“拉达”控制舍佩托夫卡时期，神父和家人是彼得留拉的支持者，他儿子还当过城里的卫戍司令。“拉达”失败后，他在1921年秘密参与舍佩托夫卡的反革命暴动，结果与两个女儿一起被捕，之后不知所终。 《钢铁》在描述保尔在边境地区工作的时候，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别列兹多夫镇有一个犹太教的鲍鲁赫神父（此处有犹太人聚集区）。当时宗教势力的原先的田产和地产都已被剥夺。鲍鲁赫神父的生活因此大不如前。而且当地年轻人都对宗教疏远，鲍鲁赫神父也不像以前那样受尊重了。当他看到保尔准备筹建当地共青团的告示时，一把撕下告示，并轻声骂了一句，虽然心中愤愤，但也只好接受现实。鲍鲁赫神父代表了较基层的教士在当时的境遇。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的儿女》中，刻画了两个教会高层—沃伦区主教和叶罗尼姆神父，这两位神父深谙政治斗争，选择与波兰大贵族、大地主阶级合作，共同对抗革命，妄图使教会势力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是苏维埃最为凶恶的敌人之一。 作者刻画的神父中也有“好人”。《暴风雨的儿女》中，大反派波兰贵族爱德华伯爵的二弟，在德军和盖特曼伪军帮助下收回了“被洗劫一空”的庄园，他向当地神父询问“抢劫犯”是谁，神父给了他一份名单，但名单上的农民“都已经都逃走了”。贵族只好在当地农民中挑了一些“看上去最坏”的人，用枪通条当众毒打了一顿，以此杀鸡儆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个神父敷衍应付，许多农民将会遭到更加凶残的倒算。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作品中对宗教的态度非常理性，没有过激言行，全面反映了列宁对宗教的政策：通过革命斗争和工作，没收教产，使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教育脱钩。耐心加强对工农的教育，并不强行取消宗教或强行宣传无神论，最终瓦解宗教的社会基础，消减宗教的影响力。工人政府和政党对宗教要“有作为”，甚至“一定条件下，神父如果能克服内心矛盾，也可以入党，只是不能再传教”。（阿 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就刻画了一个红军的神父，他在给村庄主持婚礼时，巧妙地把村里的男人们全都灌醉，使征粮队没遇到任何有效的阻力就超额完成任务。） 而群众信不信教则是“个人的事”，只要引导得当就可以了。保尔的母亲信教，她更显坚忍、慈爱，保尔哥哥的岳母也信教，却一边背祈祷文一边打孩子。信教能否趋善避恶，要看世人怎么信。 在当时，列宁主义认为，宗教被旧统治阶级用来在精神上控制下层群众，教会也因此从统治阶级那里分得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立场上将宗教看成“敌方”，支持对其限制和压制，这一点不必避讳。
大工业和小手工业合作化
《钢铁》中对工业的描写不少，毕竟保尔和他的伙伴们多是工人，写工人自然要写工业。 《钢铁》第一部情节多数发生在舍佩托夫卡，舍佩托夫卡虽是小城市，却是一个铁路枢纽，有两个车站，有客运也有货运，铁路运输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少年保尔曾经在客运站食堂做过小伙计，后来又在发电厂烧锅炉（冬妮娅也因此叫他“伙夫”），朱赫来搞地下工作时也曾在以电厂的电工身份作掩护，保尔也跟他学了电工手艺。他哥哥阿尔焦姆则在调车场工作。 当地的一些初等加工业也依靠铁路而发展，如当地有木材厂，除了给小发电厂提供燃料，木材也可以经铁路外运。在小说中，保尔为与冬妮娅交往，在木材厂加了几天班，用挣的钱置备了一套衣服。当地还有糖厂（乌克兰糖业加工历史悠久）和啤酒厂、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也是要依靠铁路的。另外舍佩托夫卡还有个小印刷厂，谢廖沙和他的犹太同事们在此工作，战争期间，印传单成了印刷厂的主业。从小说可见舍佩托夫卡的工业比较单一，这也反映了此时乌克兰工业的状态。 当时，沙俄虽然号称仅次于英法美德的“强国”，但工业基础很薄弱，工人人数不到总人口数的七分之一，工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大城市，而且还被英法等国的金融寡头把持。像舍佩托夫卡这样可怜的工业底子，在以农业为主的乌克兰地区，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奥氏的另一部作品《暴风雨的儿女》，发生地是沃伦省的一个小城，工业构成与舍佩托夫卡惊人相似，也是有铁路、有糖厂、有印刷厂等，可能奥氏还是以舍佩托夫卡为原型描绘了那个城市，或者就是当时乌克兰工业也就限这几种了。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工业极为重视，其中，特别重视这几项大工业：电气化（最为重视），铁路和水路运输业，钢铁业，煤和泥炭等能源采集业，要在10年内发展一批有实力的大工业体。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优先发展这几种重工业，这在小说中也有反映。保尔在乌克兰工业中心-基辅工作时，曾在规模不小的铁路总厂当电工，大工厂蓬勃动感的气氛使保尔十分受用，以至于他病愈后，不习惯家乡沉闷枯燥的环境。保尔的好友潘克拉托夫先后在码头和造船厂工作，杜巴瓦和扎尔基曾分别在两个工人区当脱产团委书记。 新经济时期，苏联为发展重工业，大量引入国外的机器和技术，并接受一些租借条款和合资条件以吸引外资。此时苏联因为废除沙俄时期外债（金额占当时国民经济总量的九成，最大债权国为英、法），以摆脱资本主义强国的金融控制，与英、法两国已经破了脸，因此苏联与美国的合作密切。小说中，就写过铁路总厂的工人菲金因为恶意操作毁坏价值昂贵的美国钻头，结果被开除，提示当时工厂引入了美国的机械。 《钢铁》中写到，到1926年，停工的工厂都已经运转起来，暗示苏联的大工业已经缓慢恢复。 后来，保尔病重期间，还从自制电台听到钢铁托拉斯（列宁将其定位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前的一个阶段）和第聂伯河水利的建设（提到了劳动竞赛）。 为了使经济发展，列宁提出以工业品（主要是轻工产品）换取农民的剩余农业品，农业品可用来换外汇（用于引进机器）和当工业原料，同时列宁尤其指出要积累充分的粮食预备饥荒（后继者执行政策严重失误，造成饥荒，属严重犯罪）。当时列宁深知国家工业在相当长时间内生产不出足够的产品换取这么多农业品，于是一方面开征粮食税（国家白拿一部分粮食，同时可以减少工农业产品差额，以后国家工业上去了，粮食税会取消），一方面放开小工业，并提倡小工业合作化，以生产更多工业品，达到工农业经济平衡的目的。 《钢铁》中对小工业的发展描写不多，保尔在农村工作时，当地只有制麻业和粮食加工业，磨坊主还是个杀害革命干部的走私犯，那里经济过于落后，没有小工业合作化的迹象。而达雅一家原来在黑海的一个小港口（新罗欣斯克）住，那里经济更发达一点，保尔的岳父是小业主，原先有一个制鞋和干木工的窝棚，参加合作社后很快发展成作坊。老头是一个很顽固、排斥新事物的人。《钢铁》中还有对自发市场的负面描述。总之，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小业主都不太“先进”，这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有关，可视为《钢铁》的又一缺点。
农民和农业
对《钢铁》比较熟悉的读者，有一个隐约的感觉，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些不太看得起农民。 比如，保尔对阿尔焦姆的态度，反映了作者的一些观念。 《钢铁》中，保尔的大哥阿尔焦姆原先是一个纯正的工人，他打死德国兵后逃亡，被一个农民之家收留，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结束了与石匠女儿嘉丽娜的三年恋爱，入赘到这家农户，并有了几个孩子，阿尔焦姆每天上完工后就干农活，嫂子长得丑，丈母娘又信教又不太有耐心带孩子。保尔觉得大哥的婚姻不太好，对大哥从一个有些觉悟的工人“退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感到特别惋惜。 列宁时期，农民只要在正常年景有点余粮（即中农及以上），就算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需要一面利用一面引导。不像我国，天天把“工农联盟”挂嘴边，农民（除了少数富农）都是革命群众。 阿尔焦姆后来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重新规划生活，离开农民家庭，终止了糟糕的婚姻。在列宁逝世后，阿尔焦姆入了党，还与嘉丽娜重新和好（阿尔焦姆完成入党讲话后，嘉丽娜的态度），后来又当上了市苏维埃主席，成为一个出色的建设者。保尔为此感到高兴。 阿尔焦姆的原型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哥—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的生活经历与小说中一致。《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中，有几封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大哥的信，与小说中保尔鼓励阿尔焦姆接受市苏维埃主席的信有一致性，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另一封信中也对大哥与嘉丽娜（小说中用了原名）重建家庭表示支持【12】。再后来，德米特里参加了二战，在二战后娶了弟媳拉雅。他在中央秘书处的岗位上退休【4】。 保尔在边境地区工作的一章。作者直接描写了几个农民，其中有个赶车老头很有那种“小农”代表性，这个老头想法老派，对苏维埃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很不理解，但他喜欢看共青团员演戏。可以看出，这个普通农民在革命后，生活还不错，因为他说雇工是“穷光蛋”。另外，他也不明白共青团为什么优先吸收贫雇农子弟，“富的一个都不要”。 在奥氏时期，农民在乌克兰占多数，列宁在内战时期，一方面没收地主、教会的土地并分给农民，一方面向农民（多是富农）征收余粮，打击投机（当时黑市粮价是政府价的十几倍，工人几乎要饿死，而有余粮的农民都想乘机赚点小钱），以养活工人和军队，富裕一点的农民觉得又得利又失利，对苏维埃态度复杂。内战结束后，列宁将余粮征收改为收粮食税，并放活了经营买卖（但不能偷公物，不能逃避监管和上税），农民的生活变好，《钢铁》中写到边境地区走私泛滥，三个人就有两个有走私行为，不乏一些规模走私，而邻国波兰在边境农村开了很多面向走私得利者的“奢侈品”商店，以促进乌克兰边境的走私活动，达到打击苏联的经济基础的目的。 列宁在农村又开始慢慢组建贫雇农组织，为在一段时期后实行新的社会主义土地纲领做准备，狠狠动一动富裕农民的利益。在《钢铁》中，保尔相应中央号召，筹建了边境地区的共青团，并吸收和培养了大量革命农民青年，其中有一个团支委书记格里沙，是保尔最得力的属下，但也因为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捅了很多篓子，保尔多次不得不亲自出马“灭火”。后来格里沙因为打击走私活动被富农分子杀害。格里沙代表了“觉悟农民”。 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村因为土地划分争议，发生大规模械斗。沙俄在农奴制废除后，实行非常带有封建残余的“村社制”，直到革命才结束。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这很利于地主剥削（变相的人身依附，利于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也导致村民排外意识很强，土地也是农民的核心利益，加上法制淡漠，结果两个村年年都械斗。保尔用强力手段平息械斗，并监督土地丈量划分，终于把事情摆平了。保尔也设想有什么更好地农业经济形式取代日益落后的小农经济。于是，他认为缓慢推进集体化（用二十年）是一个办法。在5年之后，已经瘫痪的保尔在与一个区委书记的谈话中，谈及当时的政府精神（缓行集体化），批评集体农庄推进过“左”，“没学会走就想跑”。保尔不可能一下明白集体化水平应与经济发展适应，在当时，这已经是很审慎的态度了。前苏联虽然在30年代末由集体化路线实现了农业生产机械化，增加了粮食产量，并实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控制，但在集体化过程中付出了数百万人饿死的惨重代价（《钢铁》的时间终点之后几个月，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且前苏联受制于农业短板，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农民的态度不谓不理性，但总有些错误态度暗含在作品之中（是时代的影响）。任何人和事物都有缺点，《钢铁》也不例外。
阶级与阶级斗争
《钢铁》的第一部，背景是一战和内战时期，此时乌克兰的阶级斗争激化，各个派别的武装力量相互厮杀，这些力量有苏维埃红军、德军和盖特曼伪军、波兰武装、乌克兰民族主义军、无政府主义武装、白卫军等，最终苏维埃获胜，乌克兰大部分领土变“红”。 很多朋友对当时的局势不了解，也有不少人不认同列宁提出的“阶级斗争”。每个人立场或理念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但我还是就当时的情况谈一谈。 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深刻的研究。在一战前多年就认定，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几个大国（英法美德，有潜力的还有日）的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控制了世界各国（含俄国）的经济命脉，但瓜分不均，各国垄断集团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会积极推动大规模战争。 一战历时四年，约15亿人口卷入战乱，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激化。开战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右派（含第二国际）逼迫和教唆中下层民众“为国而战”，如果在民众付出惨重牺牲后，国家能侥幸赢得战争，其结果是本国大资产阶级得暴利，并分给本国民众（能挺过战争的）一些小利。列宁极力反对工人阶级支持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号召各国工人阶级择机夺取政权并终止一战，因此与第二国际和俄国孟什维克矛盾激化，最终决裂。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执政者仍推动战争，且对土地政策“口惠而实不至”，结果，前线士兵又战死几十万，民众饥馑流离，大资产者却大发国难财，半年赚了6倍。这引起工农和士兵的极度不满。列宁在确定布尔什维克得到多数工人（约七分之六）支持后，发动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列宁推断德国工人革命在几个月（实际上拖了1年）后爆发，而不是马上爆发，于是按预定计划带俄国无产阶级退出一战。为此列宁挺住巨大压力，在革命转年即1918年3月，签署了被当时许多本国人视为卖国的《布列斯特合约》，向德国割地赔款，换来工人政权几个月的和平喘息时机。8个月后，德国在战争中被彻底拖垮，工人爆发起义，皇权被推翻。 在《钢铁》中写到11月多雨，许多反对战争的军人纷纷从前线跑回来。（1918年）2月初，军人乘列车回来。真实记录了《布列斯特合约》签署前军队撤退的真实情况。因合约承认乌克兰“独立”，随后德军占领乌克兰，一部分资产阶级政党组成傀儡政府”盖特曼”。在小说中，阿尔焦姆等三名司机就是被”盖特曼”军人押着，被逼去给德国人开火车，三个人因受过共产党宣传，半途打死哨兵后逃走。小说中还提到，反抗德国的，有当地的红色游击队，也有社会革命党（支持彼得留拉）领导的民族主义游击队。 一战结束后，列宁立即废除《布列斯特合约》，最终苏俄仅损失了一小部分赔款，但苏俄还废除了占国民经济90%的外债（多是英法金融寡头的战争借款）这还只是经济账；再算上政治账（内战后，苏维埃成功控制了原沙俄的绝大部分地区）列宁的策略取得成功。 列宁先前极力排挤立宪派，在十月革命后，又解散了反对势力占多数的立宪会议，逼反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中右党派，后来与德国妥协停战时接受了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也成为苏维埃的敌人，之后跟随俄布的民主政党仅剩一些极端派别。对德妥协停战做政治上的准备，是解散立宪会议的原因之一。俄布主要是依靠工人的支持才赢得内战。到现在，一些抹黑列宁的人还指责他的对德议和政策，但现在争议最大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彼得留拉为首的“拉达”，其支持者多是乌克兰族富农、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小说也对此进行过细致描写，如在戈卢勃上校占领舍佩托夫卡后举行入城庆典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当然，不乏一些“随风倒”的支持者，比如波托茨基伯爵，在《暴风雨的儿女》中，波托茨基伯爵参加过波兰贵族的聚会，在《钢铁》中，他又让管家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络，通吃两头。“拉达”的社会基础不强，自身实力很弱。 《钢铁》还提到马赫诺为首的无政府武装，也是一方割据势力，反德军，反资产阶级，同时也反共，无政府武装最后被红军消灭。 《钢铁》中还描写了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孟什维克）支持的白卫军，其统帅弗兰格尔及其前任邓尼金打算恢复资产阶级在原沙俄地区的统治地位，在英法政府支持下与红军交战2年多，最终完全失败。1920年11月，红军攻下弗兰格尔军占领的克里木半岛，国内战争结束。 列宁虽将贫雇农和中农列为工人阶级的“盟友”，但认为其有动摇性，虽然农民人口众多，却不把农民看作在革命的主体力量，（毕竟当时俄国工人阶级实力强大）。 《钢铁》中未专门提过红军中有多少农民，但《暴风雨的儿女》提过农民武装与起义工人配合，攻击波兰军队，但农民武装纪律不严，得到战利品就撤退。但乌克兰农民为摆脱贵族地主统治，终归还是和工人在一条战壕里战斗。 在战时共产主义下，农民对苏维埃的余粮征收很抵触。《钢铁》中，谢廖沙就因征收草料被农民缴了械，还被打伤，好在因为年轻，农民下手时留了情，伤得不重。 而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摇摆不定的，有人毫无立场，有人有政治和经济的投机行为。《钢铁》第一部中，除了支持“拉达”的小市民，至少还有两段写小资产阶级，其形象都不是正面。 红军占领舍佩托夫卡后，谢廖沙组织了青年的鼓动会，参加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子子弟（连冬妮娅都说过，他们是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他们完全对革命无感（没有支持的，也没有憎恨的，更没有懂的）。小说中还写道，舍佩托夫卡的旅店老板佐恩在旅店的地窖中藏匿了大量货物和食物，这些东西分属好几个投机商人，总量很大。谢廖沙带人搜查了旅店，成功将货物起获。这次打击囤积的行动解决了工人和部队的口粮。 解散立宪会议、打击资产阶级、内战，有人认为这些是工人专政的罪行（但很少有人指责限制小资产阶级的战时政策），有人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争论激烈。另外，战时余粮征收政策打击农民利益，甚至造成了几次大的暴动，有人认为列宁当时可以采用更能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人则认为是革命的必须。 这就是当时乌克兰的阶级形势，工人阶级除了少数外，基本是铁板一块，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势力分成几派，还受国外干涉势力的支持，既仇视工人，也互相敌视。另外还有许多中间势力。
民族问题
奥氏的时代，乌克兰地区确实是阶级和民族矛盾交织，现在亦然。我只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曾经多次提到过“民族自决权”（早在第一国际时就有条文），他认为沙俄时期，少数民族的民众受到了比俄罗斯族民众更苦的剥削和压迫。在革命中，各民族民众在反抗阶级压迫、赢得解放同时，都可决定去留（但绝不应该是压迫阶级决定）。当然，列宁还是想尽力将各族工农留下，组成一个尽量大的国家，国家给各民族平等待遇。 《钢铁》中并未太涉及乌克兰的自决，因为建立苏维埃后，乌克兰多数工农（不包括富农）愿意追随列宁。而民族主义者主要以富农为主，还有乌克兰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实力和人数都不强，当时在内战中被打倒了，对乌克兰的未来不起决定作用，乌克兰最终加入苏联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钢铁》写到俄国与波兰的战争，通过描写一些波兰民众，提出过建立波兰苏维埃共和国的想法，但绝不会谈波兰并入联邦，因为那是波兰民众的事，奥氏知道自己无权参与，这一点他与列宁保持一致。 保尔的邻居列辛斯基是波兰贵族，也是白色波兰的支持者，其子维克多是保尔的死对头，虽然他对“拉达”无好感，但认为苏维埃和民族主义者“谁杀谁都一样”，因此把保尔出卖给“拉达”。另外《钢铁》里还有三个支持建立“红色苏维埃波兰”的波兰人。 波兰在1920年进攻苏维埃，打到第聂伯河，随即被红军击溃。列宁原先认为，波兰革命应由波兰人民完成，苏俄只是外国力量，无权直接出兵“制造”其他民族革命。但此时，列宁认为一旦红军攻下波兰，会在德国和东欧国家引起连锁反应，掀起世界革命高潮，于是挥兵西进，结果在军事行动中得不到多数波兰民众的支持，最终兵败华沙。《钢铁》也写到红军战线过长，供给不足，最终军事惨败。之后，列宁认为自己犯了战略错误，很快主持与波兰、匈牙利、芬兰、土耳其、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国签署了和平协议，平息了地区争端。 苏俄后来陷入沙文主义，干预过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内部事务（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压迫过其他民族，苏俄也在这个过程中，软硬实力渐渐受损，更不配有民众解放者的荣誉。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奥斯特洛夫斯基遵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既同情底层人民的遭遇，又相信他们能够起身反抗，最终自己解放自己。后一点明显与很多作家不一样。
比如《钢铁》中，描述犹太人遭遇民族主义哥萨克有组织的侵凌迫害，重点写了一个铁匠抗暴的经过，铁匠把闯进屋内企图强奸妻子的两个士兵用铁锤打死，又持枪与外面的士兵交火，最后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先一枪打死妻子，然后冲到外面被乱枪打死。
苏联犹太作家巴比尔在《敖德萨》中，常出现有势力的犹太人欺凌比自己弱小的同族人，但面对沙皇和民族主义者的屠杀和迫害时，都没有反抗，而是能忍则忍，不能忍则加倍地忍，因为这符合犹太教义，相反，铁匠以暴力抗恶的举动是不合教义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不管教义不教义，他赞成铁匠的行为。
再说说《钢铁》中克里斯蒂娜，她因为哥哥参加革命而受牵连，又因美貌而被城防司令看中，城防司令把她掳去想让她当情妇，克里斯蒂娜不从，被关进牢房。书中交代克里斯蒂娜后来逃出魔窟，到一个投机店主家做工，谢廖莎带人搜查店主的囤积物资未果，克里斯蒂娜暗中告诉谢廖莎壁炉后的密室，使谢廖莎起获了大量物资，解决了部队和机构的急需的物资供应（谢廖莎当时面临的很大的难题，征粮队被农民打得半死，又因供不上给养，镇上的干部都被红军绑了一夜）。从这个细节可看出，克里斯蒂娜是亲苏维埃的普通民众，她的立场可能受哥哥的影响。
再说说克里斯蒂娜在囚牢中要献身保尔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大家都能想到，克里斯蒂娜对卫戍司令愤恨，不想把贞洁失给她痛恨的人。但第二个原因可能很少有人想到，当时监狱里男女混杂，克里斯蒂娜为什么单单选了保尔，而且保尔拒绝她后，她又不找别人？在小说中，克里斯蒂娜听到城防司令向另一个军官说有一个孩子把地下党救走了，要把这个孩子枪毙，之后在牢里听买私酒的老妇说保尔抢走一个布尔什维克。克里斯蒂娜要献身保尔，因为保尔也是“共产党的人”，而别人没这资格。有人戏说，我怎么没碰上这好事？想要这好事也容易，你先冒死救个革命者吧，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克里斯蒂娜的境遇有些像伏罗霞，都是被侵凌被损害的人，伏罗霞在食堂艰辛工作，还要接受堂倌给她拉皮条并从中抽大份，否则工作就没了，这第一次使保尔明白了，他身处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道。保尔重伤后又遇到了伏罗霞，她在战地医院当护士。保尔为打碎这个旧世界，给受苦人讨回公道而参加革命并留了血，伏罗霞、克里斯蒂娜也很大程度支持了革命，最终，这些底层人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
奥斯特洛夫斯基转行当作家之前，是个干政工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他对政治的理解自然而然会体现小说之中，不过，《钢铁》毕竟是文学作品，仍是以文学艺术为主，不是带文学色彩的政治著作。我们研读和欣赏《钢铁》时，还是应该主要从艺术角度来分析。
六、赤心圣徒，无悔人生
多年来的一些宣传，给大家一个印象，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工人，因为干不了活了，干脆就拿起笔写些东西，结果还成功了，作品广受欢迎，最后还成了名著。名著简直是太好写了，人人都能轻易成为知名作家。这个说法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只要人能成熟些，换成谁都不信。 在《钢铁》中，保尔在1926年身染重疾，已经不能再胜任长时间的工作。保尔在一次面试与一名编辑交谈后，他决定改行文艺创作——这也是仅存的“动动手就可以胜任”的工作。从此保尔开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和效率发奋学习文学，逐步将自己从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团领导干部强行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经历一样。有一个吸引人的小故事，故事发生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妻子拉娅成为好友但还关系还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下面是引文：
拉娅经常与尼古拉一起到图书馆借还书。借书处的组长是一位翘鼻子的姑娘，名叫杜霞。她不大喜欢尼古拉：看来，她以为尼古拉是个好吹毛求疵和爱挑剔的读者。有一次，尼古拉向她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 “您怎么啦，同志！我们没有这种书！”杜霞用一种不太满意的口吻声言道。 “‘这种书’如何解释呢？” “‘这种书’就是您要借的！这种书我们已经停止向外借阅。书中有许多有害的思想。借革拉特珂夫（1883—1958）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书吧。” “您听着，”尼古拉勉强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革拉特珂夫和马雅可夫斯基都是优秀的作家，我对他们深为敬慕。但是，我现在向您借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同志，这种书没有！我们图书馆的工作是要为无产阶级文化使命服务的！”尼古拉被激怒起来： “您不要用无产阶级文化这种字眼来愚弄我！现在可不是用呆板的公式来从事文化事业的时候！” “读者同志！”杜霞抬高嗓门说，“您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如果您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人，您应该明白，令人痛恨的旧社会的一切文化偶像都在泯灭之中。”引文完【14】
看来，这个图书管理员还是有些知识和想法的，但她不理解托尔斯泰的作品，先入为主地将托尔斯泰的书简单归类为有害的书。我们在为托尔斯泰抱不平时，是否想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现在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
《钢铁》中，“生命的意义”一段在中国妇孺皆知，我摘录下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在烈士墓地追悼战友，由心入景，由景生情，最后升华成人生感悟，感人至深，旁白与主人公内心独白水乳交融，一气呵成。有人问，末尾怎么又多了一句？
其实最后一句一直都在，但“太不合时宜”了，被选择性忽略了。既要献身理想，又要珍惜生命， “托尔斯泰的理念”影响竟然也深深影响了作者！ 有人认为《钢铁》只属于红色文学，背弃了俄国文学的传统，但我并不这样看。 作者在创作《钢铁》之前的几年，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仍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阅读大量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为计划中的创作做积累。据其夫人的回忆录所说，作者每周的阅读量竟在20至30本左右！而且他对文学作品的质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读的经典著作，包括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很多精彩的大段段落，作者能一一流利背诵。他还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有关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叛乱》，弗谢沃洛德•依凡洛夫和鲍•拉夫烈纽夫的中篇小说，康•费定的《城与年》和尤•利•利别金斯基的《委员们》。就诗歌而言，他喜欢捷米扬•别德内依、弗•马雅可夫斯基、别兹敏斯基、日阿罗夫的诗。他对科技读物、历史回忆录亦兴趣颇浓。他选读翻译著作还有大量的美国作品。作者最喜欢的作品，是《静静的顿河》（前两部）。 在《钢铁》中体现的精神气质，既有福尔曼诺夫式的对革命的忠诚，高尔基式对苦难的直面，也有普希金式的战斗热情，托尔斯泰般的悲悯等。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钢铁》时，不难看出保尔身上体现了传统俄罗斯文学中“新人”和“圣徒”的概念，冬妮娅身上有既高贵有可亲的贵族少女的影子。作者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在作品中反映，这也是俄语文学的普遍特征。 除了文学艺术类书籍，作者还大量阅读政治书籍，进行政治学习。如此高强度的阅读，最终使作者受过伤的眼睛发炎，在1930年左右彻底失明。
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1931年底完成了《钢铁》的第一部。1932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副总编科洛索夫打破“编辑不能与作者接触”的惯例，去了作者家探望。科洛索夫试着问作者，基于作者的身体情况，是否愿意由出版社派人加工作者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坚决反对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别人的东西，这是他创作的“红线”。科洛索夫终于认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作家【8】。1933年夏，在出版社方面的帮助下，作者完成了《钢铁》的第二部，作者在这期间2次病危。有人认为，是因为作者的体力问题，使第二部不如第一部的水平。我认为不是这样，比如，第二部不仅有建设时期保尔的在严酷环境中追寻理想，思想和行动方式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性格冲突和自身幼稚与丽达遗憾地擦肩而过的感情处理，还从多个视角描写了杜巴瓦与保尔等人的理念冲突，反映了苏联早期的思想路线分歧。杜巴瓦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暗线，加固了小说的结构，另外第二部的篇幅和社会涉及面远大于第一部，有很多黑暗面的揭露。许多东西既要符合历史真实，又要不太违背社会主流观念，因此第二部中作者使用曲笔远多于第一部，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也必然内心充满矛盾。《钢铁》中作者借保尔的感受描写了自己的心情：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可以说，第一部使《钢铁》获得当时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基础，第二部使《钢铁》真正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钢铁》出版之初，虽然引起普通读者的热烈反响，评论界却对它极少关注。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老作家绥拉菲摩维支关注到这部作品。绥拉菲摩维支认为，作品中对革命年轻一代人物的塑造极富有原创性，是文学领域的一大突破，且小说的思想（这可不是语文老师口中的那种思想性）极为深刻，已显露出大家气度。虽然《钢铁》的处女版文学性还有待提高，但是，文字语言是可以通过加深学习快速提高的，原创性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绥拉菲摩维支亲自去作者处对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指导和帮助，这使得作者的文学功力日见成熟，《钢铁》也通过几次修改完成了文学化“蜕变”。1935年绥拉菲摩维支带领6位作家联名在《真理报》推荐《钢铁》，小说迅速风靡全苏联。在1936年作者完成《暴风雨的儿女》第一部后，绥拉菲摩维支见到作者文学水平进步神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恭喜作者的巨大进步【1】。
现在有很多人用前苏联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包括作者在世时苏联因政策失误导致的饥荒，作者离世后发生的大肃反、卡庭惨案、争夺霸权等）来指责奥斯特洛夫斯基，其实，作者在病重离队前，只是共青团州一级的领导。成名后以残病之躯当了全国代表，并没有参加制定政策的权利，何况很多事情是作者病故后发生的，这种指责太过严厉了。但作者在生前，似乎很愿意背负这种“十字架”。比如在《钢铁》第八章中，保尔在瘫痪后，担任了青年的政治辅导工作，一天（时间点可能在1928到1929年之间）他与一个区委书记谈及“集体化”推行过左。这是一种典型的春秋笔，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中，作者曾将全家人称为“集体农庄”，应该说，他对集体化取代小农经济是非常向往的，但有感于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悲剧，而且苏共确实曾有缓行集体化的政策（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有反映），作者借此表达了一种慎重——政策失误会死人。（让作者一上来就明白集体化水平要适应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可能太勉为其难了，各国的农业政策制定基本都是吸取过去人命换回的教训！）。 对嘉林娜的访谈暗示【15】，作者在内战中曾受过军事审判，可能的原因是拒杀俘虏。《钢铁》的初稿有可能有保尔受军事审判的情节。文剑译版第7章，“保尔的母亲听阿尔焦姆诉说保尔官司的经过，哭的死去活来”（发生在保尔来家信之前，其他版本“官司”被译成麻烦事、遭遇等）。但本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但从许多其他资料看，当时双方对被俘人员都曾有痛下杀手。《钢铁》中曾描述过，保尔押送波兰俘虏时，一再告诫自己，“不能给红旗沾上污点”，这也表明这作者的态度。 余一中教授曾指出，奥氏在1936年给妻子写信时痛骂“托派”是疯狗，认为作者同意“清洗”政策【18】。但《钢铁》中对杜巴瓦的描述，表明作者遵从列宁主义，更愿意在制度框架（比如大会辩论等）内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在1934年12月，苏联领导人基洛夫被暗杀，激起苏共党员的极大愤怒。很多党员或多或少知道苏共上层的矛盾，《钢铁》最后的部分也有所表示。但是政治争斗归政治争斗，暗杀是绝对破底线的行为，奥氏如此痛骂反对派，原因恐怕在此。斯大林借机将矛头对准反对派，将他们指责为幕后凶手（事实早已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虽然基洛夫确实与反对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有很深的矛盾，但至今真凶是谁，仍是个谜），逐步加快内部肃反，在1937,38年肃反达到高潮，大批人遇害。 从作者人生中最后几封信看，他询问亲友针对季、加“大审判”的细节，看来他已经误信了被告人的假自白，认为反对派领导人有罪。作者没参加过正式公开的“讨伐”反对派的活动，只是在私人信件中谈了一些看法，有人说他受了蒙蔽，这种说法不算错。有些人想把他定性为斯大林的“帮凶”，但只用这些信件做证据，无疑是很难服人的。
拉雅的回忆录还记载，作者去莫斯科后专门与肖洛霍夫闭门见面，拉雅当时在场，拉雅回忆道，会谈内容没有记录，谈的东西“我也记不清了”。由此我们可见作者最后的日子由于身份敏感所承受的特殊压力。
读到这，有人会有疑问，苏联官方当时为何还要大力宣传《钢铁》。这很简单，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被认为靠得住，《钢铁》的特殊写法，使得年轻人和文坛精英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比如，肖洛霍夫和巴别尔（《骑兵军》作者）都特别推崇奥斯特洛夫斯基，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写政治题材小说的，彼此的思想和技法都很了解【2】。 我在初读《钢铁》时，读的是校正版，即作者在去世前（1936年）将早期的发行版大幅删改后的版本，我国八十年代前引入的译本都是从校正版翻译的，该版本在网上被戏称为“和谐阉割版”。由于某些原因，作者将早期版本中的许多段落直接删除，没再加过渡，留下很多“断层”，显得“结构松散”。 一种说法是作者出于保证全书的艺术整体性，主动去掉一些过于突兀的“枝节”。另一种说法是，作者迫于某些压力，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去掉了有“不合时宜内容”的章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苏联官方陆续公布了《钢铁》早期版的被删段落，其中1964年一次性公布了将近5万字的删节内容。现在一些《钢铁》的翻译版本收录了删节。这些删节加深了一些人物描写，使其更加客观化、立体化和人性化，并涉及到作者对一些较负面现象的看法，对民族主义者、党内反对派、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功过评价。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思想的独立和复杂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人们都赞赏奥氏坚持不放弃的生命精神，不过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种精神的来源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中心。 前苏联1941年版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影中处处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的爱惜和尊重，其中一句台词是，“我们愿意为革命付出一切，但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轻言就死”，这种说法在若干年前肯定会引起争议，但在原著小说中实实在在地有这种倾向： 在小说中，珍重生命的说法先后提及了多次，最早的一次是保尔与冬妮娅分手前，坦言自己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仅仅为特意表达对爱情的忠诚而用生命冒险（有读者对此不认同，但小说种冬妮娅与好友的信中也曾有类似观点）。 而保尔的生活态度进入成熟期的体现，是在名段“生命的意义”之后，“我们要赶快好好地生活，因为一次疾病或事故，都有可能终止生命”。这一句与“生命的意义”相接，是很有意义的。保尔每每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四次死里逃生，在经历过生死后，他逐渐将自己的生命和解放事业联系起来，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生活也应该是积极的，多彩的，而不是特意去禁欲和苦行。因此，保尔和丽达再次见面时，承认当年不辞而别是受了牛虻的消极生活观念影响（当然，保尔与丽达性格差异大，相处时不觉得轻松也是重要原因）。随后丽达给保尔的信中，也赞同保尔对生活看法的转变。 小说的最后部分，保尔因伤病致残，他在病床上还曾反省过当年犯过“左倾幼稚病”，工作时不太注意爱惜身体，否则“还能在岗位上多干好几年”。不过他没有因身体的残疾和生活的困苦而消沉，而是在家庭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下，用残生做出最后的努力。最终保尔对生命的坚持还是出于他的集体主义人生观。 无论是书中的保尔还是现实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都表现出基于集体主义的积极人生态度。但与这股向上的人生态度矛盾地并存的，却是自杀情结。奥氏曾经说，在集体中，他才有力量，否则他可能忍不住痛苦，早就一枪把自已打死了。奥氏最早表现出自杀倾向最早可见1923年写给女友别莲富斯的信，此时他正在区委，又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与他一起工作，貌似一切都一帆风顺，但他对自己的暗伤十分清楚，他写道，一旦身体垮下去，就在自己的脑袋上来一枪【3】。 奥氏在小说中体现了他的“自杀情结”。保尔在海德公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在文艺战线上，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奋斗了5年时间。但在小说的末尾，保尔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仍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作品无出头之日，他就结束无意义的生命。这也确实是奥氏当年的确实想法。 好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生命最后两三年，人生出现大翻盘。他成了作家，能够以新的方式再次投入集体事业中去，按照小说的说法，“重新返回了行动者的队伍”。许多在作品中描写自杀的作家，最后以自杀告终，奥氏则无疑是幸运的，他把幸运归功于集体，因为正是他将人生投入到集体，集体又给了他人生的出路，他才免于毁灭，并实现了人生价值。 1936年12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完成《暴风雨的儿女》第一部的校对工作8天后，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很长一段时间，推荐我们读他的作品，抱着的目的是道德宣传，甚过名著鉴赏，小说的艺术和思想竟慢慢被掩盖。渐渐有人对小说有了质疑。尤其在当今，承平日久，当年使我们度过危难时期的信条—革命和集体主义，已经有人认为过时，甚至是错误的了。我们如何评价这为将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一个革命作家？一个战士？还是一个被利用的悲剧人物？
西方有一个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厚道的评价，他是“圣徒”，一个“共产主义的圣徒”【19】。他虔诚地信奉自己的信仰，为此不惜受常人不能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牺牲殉道在所不惜；道德崇高，利他而不利己，为其他信徒做出表率；死后留下一本福音，代代相传，引导人们去恶修善，建立共同的乐土。有人假借他的威严，也有人对他咬牙切齿；要毁掉这门信仰，他必须是最先被攻击的对象。奥斯特洛夫斯基被称为“共产主义圣徒”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活生生的保尔柯察金》，特列古勃著，1968年
2.《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同时代人回忆中的人和作家-H.A.奥斯特洛夫斯基》，2004年，柳芭的回忆文章原稿保存在索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
3.《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王志冲译，2011年，第2~5封信，给别莲富斯
4.《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同时代人回忆中的人和作家-H.A.奥斯特洛夫斯基》，2004年，别莲富斯的回忆文章和信件原稿保存在莫斯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
5.《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王志冲译，2011年，第487封信，给别莲富斯
6.《还你一个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王志冲，2006年，
7.《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前言，黄树南，漓江出版社，1998年
8.《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王志冲，2014年
9.《记恋冬妮娅》，刘小枫，1996年
10.《保夫卡,去了》，作者Eric Simons，真实姓名不详，2009年
11.《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王志冲译，2011年，其中第72、87封，给日吉廖娃关于普林，第66、129封给日吉廖娃关于拉雅
12.《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王志冲译，2011年
1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十个女人之谜” 》，葛维屏，2014年
14.《妻子的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著，1974年
15.《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悔人生》，斯韦特兰娜 萨莫杰洛娃，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曾引用,穆广仁，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2期
16.《墓碑天堂》，高莽，2009年
17.《红楼梦有很多地方反逻辑》，毕飞宇，2014年
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余一中.俄罗斯文艺，1998年02期
19.《访苏归来》，纪德，193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