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李玫瑾，中国公安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7级。
本文系凤凰历史历史频道对话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文字实录，采访整理：许晔
凤凰历史：你在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父母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玫瑾：我父母祖上都是大家。我爷爷在日本侵占前去世了，也就是在我父亲大概14岁的时候，就剩他一个儿子了，他就出来打工了，到印刷书局。解放之后印刷书局迁到北京，北京印刷厂的技术骨干基本从上海的印刷书局过来的。解放后鼓励女性找工作，于是我母亲就报名，也来到了北京，进了印刷厂。我父母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识的，我是在北京出生。虽然他们在这样的年代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对我在学习上是要求很严的。
65年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第一件事就是停课，挖防空洞。那时候我太小了，还不会挖。那时候二环就是护城河，那会儿河还在呢，我的学校门口就是一条河，往左边走就是一个路口，这个路口过河有一个小桥，过去那边就是城墙。那时候河床都干了，有石头，我们干的活就是从河底走去对岸，到那边抱上一块城墙砖，然后拿过来。一年级，我曾经抱着那个砖从河坡上滚下去，因为人太小了，砖特别大。后来就停课，串联。
后来到三年级复课，就开始挖防空洞，小学毕业了，林彪的事件出来了，我记得我们延了半年，学习政治文件。上初中的时候，就是72年初，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坐在教室里最安稳的一年多。到了初二之后，张铁生、黄帅造反，后来邓小平又下台了，我们又开始不上课了，我们就开始学农。我们是中学一个分校，在北京的西山，周边都是墓地，我们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分校，我记得拣苗，摘玉米，挖土去盖房子，大概干了四个月。最后一年就是唐山大地震，北京塌了好多房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和泥供砌墙把这些房子都给修建起来。从小学挖防空洞，到中学挖防空洞，我整个上学期间除了初一在教室里坐着，（其他时间）基本全在干活。
凤凰历史：你当时怎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又是怎么准备的呢？
李玫瑾：就这样一直到了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当时有一个政策独生女可以不用去插队，学校当时希望我去插队，但我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在家里玩了，每天和别人打牌。那时候没有电视，又住平房，一排房很多人，只要有闲人就会打牌。我印象特别深，一直打到了大概9月份。我们有一个街坊，我管她叫大姐，她的爱人在中关村物理所工作。她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说李玫瑾你还不去高考？我说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学我考什么考？
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分配工作了，当时有两个工作我特别向往，一个就是幼教，一个是护士学校，我其实从小就想当老师。但是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说恢复高考你要给我高考去。我说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她说你考不上我养你一辈子，你必须给我考去，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复习，去高考。她说完以后我就没有报（那两份工作）。最后把我分到妈妈那个印刷厂去了。之后我就去学校，跟老师说我想参加高考。老师说你怎么不早点来，人家已经这个班开了快两个月了我才去。因为我在中学也属于一直班干部，也是学习比较优秀，老师就特别喜欢，一听说我要回来参加高考，赶快把复印资料弄了一摞。我记得当时我们教务处长说，你先去听课，不懂的地方你就问，需要补哪个你就告诉我，我给你找老师。于是就加了一个凳子，我记得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孩子都已经开始准备高考了，我们都属于社会待业的，这些人来补课的话没有几个，也就大概六七个人。
我觉得政治、语文、史地对我来讲都不成问题，难就难在数学上。我拿着数学书找老师补课去了。老师就给我翻，我记得好像一共就六本。老师就说太复杂的肯定不考，因为你们恢复高考第一届，不会特别复杂。简单的给我前面几何、代数这些东西补了一下，补习了一个月就去考试去了。
我们考试在现在的西双街外国语学校，考试的时候我正好是第一排的座位，一共有大概六排，我大概是左边的第二行。监考老师总是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写作文他看着，我写历史他看着，唯独我写数学的时候，他每次都是叹口气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这题是不是错了？最后我只知道一个总分，好像是300，单项分里语文可能是最高的。
我当时不会填志愿，爸爸妈妈没有上过大学，我妈妈的好朋友家里来一个客人，老先生是已经退休的中学老师，教历史的。（我妈妈）说你去找他吧，他懂得怎么去报志愿。于是我就找这个老先生，老先生给我看半天，当时北京就五所院校，说不要报师范，他说你就北大吧。北大看半天，他说图书馆原来是个专科，现在升到本科，估计没什么人报，你可以报这个。我说那行，我也愿意看书嘛。他说你不要报中文系，中文人太多了。他说中文新闻这都是热门，恢复高考，你又没有把握，你不要报热门专业，他就给我报了一个图书馆专业，北京经济学院选了两个专业。
结果没想到，那一年北大图书馆专业当时报名的人数是排在第一位，根本就没希望了。北京经济学院我报了两个专业，我估计是数学分数低，第一个不录的话，第二个也就不录了，所以我就落空了。当时一看我身边290多的，270多的全录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见解的人。当时新华厂有一个女孩，我也不知道我母亲怎么知道的，知道她哥哥在负责招生的事儿，就找到他了，之后就查我的分数，一查挺高的，然后就问，能不能再给补一下？后来有第二批补录的。我记得当时就有电话打给我说，去到哪儿哪儿，我印象应该是和平门的和平饭店。在楼下等着很多人，出来一个老师挨个叫，叫到我的时候，他说我是人民大学的哲学系老师，我们现在在北师大，我们马上复校，我们扩招想招哲学，他说你愿不愿意改哲学。那个时候就觉得只要能上学就不白考了，我说可以可以，改吧。他说那好你同意了，签个单子，然后就走了，后来就发通知了。通知信封是北师大，因为人大当时没有校舍，我们图书馆都在北师大。当时人大应该在它现在的宿舍区有一排灰房，我们是在那个围墙外边，围墙里边是二炮他们运动员住的地方。我们里边有一个大的类似于礼堂的房间，当时给它隔开个三道，就是教室。当时人大三个专业是哲学、政经、党史，我们就三个系。
我印象当中还走读，每天早上起来骑车，从我住的车公庄，骑到人民大学。那时候我把外语写成小字条，骑车的时候背单词，看一个背一个，念完了再背第二个。而且那时候也年轻，早上背完以后一天都不管了，下午我们默写，我基本上99%都对了。
凤凰历史：你还记得高考前一天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李玫瑾：我心理素质特别好，照常睡觉，那个时候我背的能力特别强，基本上我这一段把第一个字背下来就行了，然后再看一下每个字的内容。其实高考对我来讲也没有特别紧张，因为那时候没有负担，已经有工作了，考不上接着再上班去，所以就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我在考试前还遇到那个街坊，我管他叫大哥，他姓季。在平房我去打水，在水管子那儿遇到他，他说你参加高考吗？我说我已经报名了。他说什么时候考？我说11月底，12月初吧。他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如果这个学校考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你就要这么想，我一定能考上。我说好。这句话印象特别深。我现在特别感谢这个大哥，可能就是他那句话给我了一个信念。
凤凰历史：你还记得去人大报到的第一天吗？
李玫瑾：那天我穿了一件衬衫，又穿了一件单衣，骑到半道特别热，我把外衣给脱掉了。我们都在外面报到，就是课桌，一个系就是一个牌子，到那儿登记把户口本交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宿舍，登记完以后，通知你明天什么时候到学校，有了开学典礼就上课了。开学典礼我还记得，李秀林当时在开学典礼的会上特别激动，说特别感谢320公交，就是人民大学门口过的一趟车，“人民大学”这四个字站名一直没有取消。他说非常感谢北京公共汽车公司，一直给我们保留人民大学，我们人民大学现在终于又复校了。
我们那时候都是在简易房那儿，自己带着饭盆打饭，打完饭没地方待着，蹲在那儿吃，跟民工是一样的。然后旁边就是灰房子，里面都是（二炮的）运动员，我记得我们每天能看到的超不过20个运动员，但是整个那排房都是他们的。我们就讲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运动员条件这么好，我们这些大学生就这么惨吗？后来就因为这事，学生要求“还我校舍”，最后中央挺重视的，据说后来邓小平亲自过问了，中央同意了二炮撤出，学生进到校里。后来我们就开始分宿了，宿舍就是南边那红楼，我在四楼最把边的阴面这个屋子。等住到学校就非常方便了。
凤凰历史：你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李玫瑾：其实我挺怀念人民大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人大给了我一生特别重要一个转折。（学生）是第一批吧，整个系特别重视，所有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这个领域当中的NO.1。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到大三的时候，还有一些开放性的课程随便选，我当时选了一个《红楼梦》，那个老师讲得特别好。我上学以后才看《红楼梦》，当时看不懂，那时候就觉得讲一些男男女女的，风花雪月的事情，到底意义在哪儿？毛泽东为什么评价它这么高？我在这四年当中，没有任何学农学工的事情，真的是踏踏实实地就在那儿学习。
我记得第一年基本上就是半天课，而且考试考两三门，不多考。我们考试没有范围的，口试。老师出两道题，一道大题一道小题，但是每次考试是大概15到20张这样的题，也就是说这20张里包括这书所有的内容，因此你不知道会考哪部分。当你抽到你那张的时候，给你10到15分钟准备时间，我就坐在那里去复述，为了考试，那本书几乎全都能口述出来。
还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跟老师的交流。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写学年论文，我论文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哲学系的钟宇人先生。他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只是根据题目我选了洛克的知识论，就指定为他了。他让我到他家里去找他，我记得也是在人大的宿舍，就是三层楼房的红楼，他在三楼。屋里很干净，左边一个床，这边俩沙发，里边一个书柜，对着窗户就是一个写字台。他背对着我，他说进来吧，我开开门进去，他回头看我。这个时候我特别惊讶，冬天，应该是12月份，老先生戴着棉帽子，围着浅灰色的围脖，穿了一身中式的大棉袄，底下穿着棉裤，他棉裤还裹着那个腿，穿一大棉靴，干吗呢？开着窗户。他居然冬天开着窗户坐在跟前看书。进去以后，我告诉他说我是77级的学生，这篇论文是他指导老师。他说坐下吧，我在沙发坐下。然后他就说，你以前写过吗？没有。你想写什么东西？我说想写什么。你有什么思路吗？我说我大致思路就是想根据马克思对他的评论，然后我对他一些认识。他说那你这样，你回去拉一个提纲，要三级提纲，大标题一，然后下边有个二，然后最好底下写个要点，你要弄不了三级，弄两级也行，你就弄一个提纲再来找我。我说好。
一个星期我再去之后，拿了一张400格的那种薄纸写了三级提纲给他。他拿着这个纸以后说，放下吧，你先回去吧，我看看，你下周再来。然后我又等过一周再来，于是进了屋以后，他说，你坐下吧。他也坐下了，却没有把我那张提纲纸找出来。他就问我，你第一部分谈马克思的，你认为哪些观点和洛克的知识论有关？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因为毕竟也看了一些西哲史的书。他说这个话在哪个里头论述的？我没有这个准备，也不记得了，就说好像是在什么书里头。他当时就说，不对，是在《反杜林论》当中，28页。站起来从他书架拿起这本书，翻到28页，你看看是不是这一段？我当时特别惊讶。他说，你今天回去，要把所有你会涉及到的马克思、恩格勒、列宁对他的论述，出处都要给我标出来，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要给我写个要点出来，下次再来。从这儿以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出处的，没有出处不敢去见他。他要求的是哪些是人家的？哪些是你的？你为什么这么去想？你从哪个角度这么去考虑的？然后读他的那一段从哪一页里看到的？当时遇到这么个老师，以至于我后来在毕业论文就很顺利了。
大学头一年，我基本是睡觉的，因为走读，早上从家骑车骑到学校，吃完早饭8点钟坐那儿，老师开始讲了。一年级的时候，教室是大礼堂改的，很宽，课桌是扁形的，后面还有两个煤炉子。我每次都坐第一排最边的位置上，斜着看老师，趴一会儿我就睡着了。萧前先生讲《哲学基础理论》，讲着讲着他让同学把我推醒了，我当时显得特别不好意思，哈喇子还流着。老师非常好，说累了吧，要不你就出去走一走，那儿上课大家都看我，特别不好意思。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批人闲着没事，研究世界是物质的，这有什么好研究的？所以我第一个学期对哲学当时是非常不解。后来等到李志逵老师讲列宁的《哲学笔记》，李老师也是特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讲课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的，偶尔看一下我们，然后眼睛基本上是看着前方，滔滔不绝地在那儿讲。我是从他这节课开始爱上哲学的，我觉得他讲的太有意思了。
凤凰历史：那个时候除了每天上课，同学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活动？
李玫瑾：我们班最大和最小的都是属狗的，所以我们班是一个跨了一轮的班。基本在班里，我们什么也不会说，大姐大哥他们都是插过队的，当过兵的，甚至当过法官的，当过老师的，都很厉害。于是每次一到课堂（讨论）就特别热烈，我们班有那么几个才子，出口成章，我们都崇拜得不得了。但是他们经常开玩笑说，什么凯撒大帝，拿破仑，30多岁都已经征服世界了，我们30多岁还在这儿上大学，我们应该找地方钻进去。我就说你们不用钻，你们肯定很棒。我们这一届有几个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很优秀的，我是属于出了哲学的范围了。
那个时候我们班基本三个群体吧，大概有1/3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子弟，还有1/3是属于高干子弟，还有1/3是工人子弟，我应该算工人子弟，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我和一些同学经常在一起聊天，在那个时候没太关注谁家有钱没钱这个问题，只是觉得人家有见识。记得那时候打越南战争，我们班当时有好几个家里就是军队的高干，每天都跟直播一样，今天越南什么什么情况了，仗打到哪儿了。我们听得都傻了。讨论课上也是这样，有一些比我们大上七八岁，十岁的滔滔不绝，对哲学的理解比我们都深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还有一些禁书，比如《金瓶梅》、《十日谈》，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整来的，全班就可以传着看，因为图书馆借不到的，都是私下。我印象当中我后来也好不容易轮到，要求1到3天必须得还，或者转给下一个人。
上学时还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一个就是入学的时候体检，我们要分体育班，体检就是让我们做俯卧撑，单双杠，我这些全没过。我印象最深得就是当时让我们三步上篮，三步上篮很简单，老师说拍两下到跟前扔上去，全班就我到那儿老扔不进去，而且脚步老乱。那个老师是个女老师，大高个，长的很漂亮，烫的头发，最后她特别宽容说，你别紧张，你只要扔进去我就给你合格，我们先到那边去，你自己在这儿练，练到你觉得能扔进去了，你叫我过来。我记得在这儿之前我没有做过俯卧撑，他们在地下能摁起来，我在地下趴这么一下，都没有起来。老师说你怎么能弱成这样？这样就把我分到了一个弱班，当时人大有一个女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长的很漂亮，瘦瘦的，她说我们想组建一个太极拳队，我看你们协调性不错，你们有没有兴趣？我说有。我和我的好朋友一块参加武术队的，我们俩都报名了，就进入了叫太极拳队，后来组建了武术队。
77级应该感谢那时遇到一个好时机，又是改革开放之初，整个大氛围是非常轻松的，人心非常的开明，大家有话都敢说出来，虽然也有一些争议。我记得当时有一本杂志发了一篇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我们对这个争论非常大，有的人说就越走越窄，也有的说人生路不是越走越窄，是因为你怎么去走，反正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后来影响非常久远。
凤凰历史：离开大学后你的职业生涯发展大概是怎样的？
李玫瑾：毕业的时候学校其实人大想把我留校的，当时就是因为我字写得非常好，系里老师一看，想把我留下做教秘。我说我不做教秘，我也不想留校。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都是自己的老师，永远抬不起头来，你不敢造次，也不敢去说研究一个什么东西，而且我又想教书。那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50个位置，最后中央政法干校是没有人选的，因为是干校，大家一听都（觉得）不行，后来我说那我去那儿吧来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说，据说那要改成公安大学。我想那好，我去了我就是元老，所以就去了。
到那儿去报道的时候，有五个教研室，我们领导说你别去马列教研室了，22个人18个都是学哲学的，你去了他们那儿太多了，那四个室你随便选。我去那个单位的时候，它跟人大一样刚刚复校，但恢复的比人大要晚，他们是80年代初期才恢复的。我一想法律马上就有毕业生了，但我又不想搞国保，我就到刑侦去了。我选刑侦，他马上就同意了。
首先让我到刑侦一个干训班去当班干事，干训班主要面对的是刑侦局长，副局长，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听课，就把刑侦的课从头到尾听了。我在这边跟局长学习的时候，赶上严打，局长当时在小组会上就这么讲，现在这帮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一说判死刑，他们都是瘫了，之后架出去，现在居然摇着脑袋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根本不怕死，这都什么心理啊？说这些（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都是穷苦孩子，家里也没有坏人啊，怎么都变这么坏？然后看我坐旁边，给搬椅子递材料什么的，他们问我你是干吗的？我说大学生。说大学生怎么在这儿干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安排我给你们做助手。他们说你以后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人的犯罪心理。我说好。所以等我进了教研室，我就跟教研室主任说，我说局长说应该研究犯罪心理，我也想研究这个。结果我们那个主任说，这个倒是，这个不错，支持你，但是我这里没有人干这个的，你自己干这个专业怎么干？他说你自己行吗？我说没问题。
开始我就先到北大去听心理学课，到人大法学院去听犯罪学课，然后政法大学刘大华老师那儿搞了一个犯罪心理学习班，在昌平，半年。我就在半年当中一边听课一边备课，回来开年就开始第一堂课。所以我是公安大学第一个讲犯罪心理学的，也是第一个出讲稿的。后来等到88年，我们几个老师写了第一本教材。
91年我们出台一个政策，要到基层去工作。我就这样就到了青岛去了一年。这一年让我转变了一个观念，我以前搞课题，天天做数据分析写报告，也有很多的发现，但感觉就是研究的东西跟基层一点关系也没有，特困扰，我回来以后就一头扎到图书馆去了。93年，在图书馆突然看到一本暴力犯罪分析的书。94年我有了第一台笔记本，我就把这个关键词打上以后就开始搜索，结果就发现好多这方面的研究。
正好之后我们要搞校庆，请了很多的媒体当嘉宾，宣传部找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恰恰考上了我的研究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媒体就知道我在教犯罪心理分析画像。结果一聊他们特别兴奋，于是五家媒体全发了新闻，之后所有媒体全来找，可是那时候我才刚刚开始，所以也很恐慌。后来很巧，我觉得也是坏事变好事吧，就是各地破不了的案件（来找我），我在那个阶段接触了大量的实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跟一个新手打牌一样，就是刚坐到位置上手气特别好，我就刚接手的时候，几乎接一个破一个，但是破不是我分析破的，是人家给破的。
凤凰历史：对你而言，高考有怎样的意义呢？
李玫瑾：它几乎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觉得高考其实它只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让我遇到了好老师，在这四年当中得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教育注水太多，我觉得我那四年真的是纯金。哪怕我现在不做哲学专业了，我做心理学专业，我仍然觉得四年的学习给了我很多重要帮助。
目前高考以及专业细化我是比较反对的。高考有价值，但是历史价值，不是高考本身的价值。有些人说高考是保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方法，我不太赞同这样。我觉得大学就应该像一个好点的饭店，我们给学生可以提供很多的饭菜，至于你想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自己选）。有的人就是慢，慢的人他恰恰想深，有的人就是快，可是快就不可能往深了走，你干吗非要弄一个标准，然后数理化全部达到一个标准才进这个学校呢？
我认为高考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因为它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筛选人才，但是20年过去，30年过去，40年过去，我们教育按部就班，在教育当中人才已经自然而然显露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多数人是综合的（人才），但是有偏才。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以高考为导向，而应该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