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年高考，我们总会再次反思高考制度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有没有改进的办法;与此同时，却也有不少孩子，仅仅为了能够获得高考的机会，便要经历漫长的坎坷与挣扎。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背后是流动人口的日益增长。简单来讲，“流动儿童”一般离开了原户籍地，跟随务工就业父母迁徙;“留守儿童”留在原户籍地，但长期与父母分离。近几年，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受流动影响的儿童”，其中包含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可以用来更为确切地描述流动人口影响下的儿童教育问题。
图为2000-2015年间，流动及留守儿童的构成。从中可观察到“受流动影响的儿童”，2015年较2010年出现了下降，但1.03亿仍然是个庞大的规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尽管公共政策层面已为此出台了很多保障，但非京籍儿童的教育，仍然面临种种困境。最典型的，便是高考难。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约80%的流动儿童会选择父母务工所在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其余的孩子，则会选择各类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或民间教育机构。
我们最近探访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家民间教育机构“科蚪实务学堂”。由于学力落后、未及时申请学籍，“科蚪实务学堂”的孩子们很多难以获得高考机会，陷入“难归难留”的困境。这样一群连高考机会都很难获得的孩子，他们的机会之门在哪里?
许多像“科蚪学堂”一样的民间教育机构，力图在职业教育与升学教育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帮助孩子们获得一技之长的同时，习得更丰富的人文素养。透过这个规模并不大的民间学堂，我们可以看到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一角：在焦虑与困境中，仍然有不少力量，致力于探索升学之外，给予孩子们良好教育的可能性。
探访及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张婷
热烈与安静
同班的孩子学力差距很大
从5号线天通苑北站出来，一路往北，到达昌平区北七家镇。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小街，一片公用篮球场背后，就到了“科蚪实务学堂”的小院。
我们到达学堂的时候，是个周五的早晨，孩子们正在上“批判性思维”课程。班上共有11个孩子，围坐在大大的书桌前，老师上一堂课已经提前布置了课后作业以及这堂课的讨论课题。讨论的题目颇为“接地气”，包括：家长能否打孩子?霍金去世，不认识的人有资格纪念吗?以及堵车是否都因为“外地人”?孩子们有备而来，课堂气氛热烈，不时发起针锋相对的争论。
批判性思维课，老师正在讲解如何思考与表述一件事情的四个层面。受访者供图。
“你对霍金熟悉吗?你都不认识他，发什么朋友圈?”霍金前不久去世时，此类质疑不时浮现，有学生在课堂讨论上反驳了这类观点：难道只有我们熟悉的人去世我们才难过吗?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去世，也是人类的损失，我们当然也会感到难过。而讨论到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与人口问题，有孩子则发出质疑：城市到底是谁的?如果说城市是大家的，那拥堵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外地人”太多。这堂课最后，同学们则共同决定了期末的讨论辩题：如何看待快手封杀“社会摇”。
孩子们的讨论实际上比我们想象中更切中要害，讨论的气氛也热烈得多，乍看之下这堂“批判性思维”课程颇有几分西方大学课堂的思辨氛围，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各抒己见，老师不时需要把有些“过于热烈”的讨论拉回到轨道上来。不少孩子都告诉我们，批判性思维是他们最喜欢上的课。
绘图课，同学们正在绘制吉他、显示器、叶子、枪等。受访者供图。
批判性思维之外，学堂还设有心理课程、性教育课程、绘画课程，也有常规的语文(阅读)、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在阅读课上，授课教师张鑫会要求学生们必须上台做阅读分享，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很快习惯了站上张鑫特意准备的“红地毯”上，面对大家做分享。第一学期的必读书目包括《上学记》、《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阅读的分享书目则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到张爱玲、卡福卡、马尔克斯都有，涵盖的范围更广。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来选择自己的分享书目，有的孩子会为了一本书写上长达3页纸的读后感。学堂的老师们都观察到，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求学困境，但他们实际上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渴望，而这种渴望几乎是本能的。
在另一堂英语课上，课堂气氛则安静的多，老师在用“she has left her work”作为例句，讲解“现在完成时”的构成。英语程度好的孩子，已经能够用“have/has+过去分词”的结构完成不少表述。但不少孩子显然仍无法理解这个时态变化，在回答问题时，还无法分清楚“she ”跟“her”用法的不同。虽同在一个班级学习，但孩子们的学力水平高低不均，还有的孩子因英语基础太差，无法选修英语课程。
对此，学堂采取一定程度的分层教学，对不同学力的孩子搭配不同程度的教材，提供不同程度的选修课。但对于大部分公选课程来说，学堂只能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授课标准，优先保证学力程度较低的学生能赶上教学进度。
学堂之前
大多数孩子的受教育之路都很破碎
科蚪学堂刚刚起步，招收的孩子不多，但班上的十几个孩子，来到学堂之前的受教育之路大多都是磕磕绊绊，缺乏系统化的教育经历。李志明(化名)最初在公立学校就读，但因为跟老师产生矛盾转而退学;后来去了一家实验性很强的私人学校，每日需要诵读四书五经，“也不教为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要把四书五经死记硬背地记住”。后来家长对这种实验教育产生了质疑，李志明又换了学校。
班上不少学生的受教育经历都有类似的特点：较为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常常因为转学等原因耽误上学进度，甚至不得不留级。如果说流动儿童群体本身就面临教育之路破碎化的风险，科蚪学堂的孩子们则是流动儿童中的流动儿童——受教育经历较为破碎的特点更为突出。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作者: 杨东平 主编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月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的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全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当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个群体的总数约1亿人。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这占据了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也就是说，全国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在同样出版于2016年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则统计了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状况，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37.9%，其中0-14周岁流动儿童为68.7万人，0-19周岁流动儿童和青少年合计93.3万人。而在北京市普通中小学(含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总数为48.36万人，其中约37.87万(占比约80%)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约8万流动儿童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其余约2.49万流动儿童在高收费民办学校就读(每学期学费在1万元以上)。
这表明，大多数流动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都更倾向于选择在公立学校就读，但由于进入公立学校就读需要有“五证”等(务工就业证明、住所证明、户口簿、暂住证、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证件要求，也有不少家长会选择入学条件相对宽松的民办学校。在此意义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对公立教育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但不管在公立学校就读，还是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非京籍儿童都面临着中高考的难题。
《长乐路》 作者: [美] 史明智 译者: 王笑月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这让人想到前不久出版的《长乐路》中，花店店主赵士玲一家的故事。赵士玲从山东枣庄老家来到上海，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花店，赵女士有两个以“太阳”做为名字的儿子：大阳和小阳。儿子大阳跟随母亲在上海读书，他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从上海的初中毕业时，大阳既是一千米短跑冠军又是写作比赛一等奖获得者。他是班上的优秀生，如果继续学业，赵女士觉得他一定能考进一所名牌大学。
但到了高中阶段，考虑到无法在上海高考，大阳不得不回到了山东枣庄的学校。他估摸着，以自己在上海的优异成绩，回到枣庄也能是班里最拔尖的学生。但入学第一天，他就慌了。他发现同学们所学的教材，比他此前所学的难度大很多，他根本无法赶上同学的进度。面对从优等生到差等生的落差，大阳的学习积极性也逐渐消沉，迷上了去网吧、打游戏。最终，大阳没能参加当地的高考，选择了退学。
或许是吸取了大阳的教训，赵女士的另一个儿子——小阳选择从小在枣庄读书。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面临从小与家人分开的命运，成为一名“留守儿童”。
困境与目标
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在升学之外找到生活道路
科蚪学堂的创始人欧阳艳琴，本身曾是名留守儿童，正是18岁以后的大学教育，开启了她的思辨之路，让她真正体会到了求知的美好。
欧阳艳琴在创办科蚪实务学堂以前，是名资深的调查记者。2015年，她离开新闻传媒行业，创建了专注流动儿童教育的“科蚪”。“科蚪”创办于东莞，最初专注于流动儿童的科技教育，在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科蚪以社区空间的形式，为63个6-11岁的流动儿童提供科技教育，孩子们在这里做木工、做食物、学习机器人相关课程。2017年初，科蚪搬到了北京，同时调整了课程设置，使得课程更加大众化。
科蚪学堂的许多孩子，或许无法像欧阳艳琴一样，能“幸运地”参加高考。“家长和孩子当然希望能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但不少孩子在原户籍地并没有学籍。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希望和焦虑常常都是虚幻的。”欧阳艳琴对现实的残酷跟困境了解得很清楚。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作者: 王毅杰 / 高燕 / 等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5月
科蚪学堂的孩子不少都陷入了“难留难归”的困境。继续留在北京上学，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以后无法参加高考;要回老家上学，必须在原户籍地有学籍，而不少孩子的家长并没有为孩子在原户籍所在地申请学籍，导致孩子无法回乡高考。顺利回乡的学生，也面临着转学带来的环境变化、教材变化等挑战。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收录了学者对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去向的跟踪调研，文章使用来自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尽管也有学生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一类大学，但总体来看，这些学生“初中后”的整体教育成就不容乐观，高中(含职业高中)阶段升学率不足40%;大学升学率不到6%。
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很多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孩子和家长实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科蚪学堂也只能以微薄的努力做好这其中的“一步”。蝌蚪学堂的目标是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希望孩子们离开学堂时，是自信、勇敢、自尊、笃定的城市新民。而具体的方式，则是提供比职业学校更丰富的人文教育、比公立学校更偏向实践的一技之长。如此，即使面临升学困境的孩子，也有希望在升学意外找到一条通往有尊严的生活的道路。
在一场演讲中，欧阳艳琴解释了“科蚪”名字的由来：“科蚪”(kidsdoit)，实际是个拟声词，它来源于对敲门声的模仿。
在我们的城市中，实际有数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城市的边缘敲门。命运无常，现实充满困境，而如同“科蚪”所寄望的，“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了孩子的敲门声，希望你能至少为他们打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