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是"多数"的把戏〔1〕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1〕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 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 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 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2〕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3〕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4〕,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5〕的话来:"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6〕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7〕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8〕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9〕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10〕一般,待到居士〔11〕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12〕,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13〕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4〕,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15〕。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16〕,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17〕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18〕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19〕和梭波里〔20〕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2〕柏生即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
  
  〔3〕爱而指李遇安,《语丝》、《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4〕K委员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勃洛克(AAAANFKO,1880-1921)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版)。
  
  〔6〕"感慨系之矣"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7〕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的引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8〕太炎先生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听他讲授《说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之一,共十一卷,书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卷,现收入《章氏丛书》。"其州在尾上",原语出《山海空-北山经》;章太炎对于"州"字的解释,见《新方言-释形体》。
  
  〔9〕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0〕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对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大乘佛教则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
  
  〔11〕居士这里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12〕三廉形似杨桃而略大的水果。
  
  〔13〕纸冠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14〕"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见《论语-阳货》。
  
  〔15〕"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见《论语-卫灵公》。
  
  〔16〕"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这是新月书店吹嘘徐志摩的话。一九二七年春该店创办时,在《开幕纪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书预告"中,介绍徐志摩的诗,说他"一只手奠定了一个文坛的基础"。
  
  〔17〕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任《黄埔日报》编辑。
  
  〔18〕拉狄克(KANAPIQGO,1885-?)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他写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刘一声译,载《中国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19〕叶遂宁(CAAARSGJTJ,1895-1925)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作品多流露忧郁情调,曾参加资产阶级意象派文学团体。十月革命时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终于自杀。
  
  〔20〕梭波里(AAUKVKFW,1888-1926)苏联"同路人"作家他在十月命后曾经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现实而自杀。
    




通  讯(复孙伏园)〔1〕




 
通讯(复孙伏园)〔1〕

  伏园兄:
  
  来信收到。
  
  那一篇所记的一段话,的确是我说的。〔2〕迅。
  
  备考:鲁迅先生的笑话  Z.M.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他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鲁迅先生所讲的一段笑话,他似乎是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鹞子捉家雀,啾啾的是家雀不是鹞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竿,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他这一段话,曾引起我们许多人发笑,我把它记在这儿。
  
  因为没有请说的人校正,错误的地方就由记的人负责罢。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在Z.M.文后,原无标题。
  
  〔2〕 参看《华盖集-后记》,按Z.M.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原名未详。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1〕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1〕

  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生存只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少时的生活底第一个影响是音乐,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学。除了在美术学校两月之外,他没有艺术的训练。他的成功完全是由自习获得的。
  
  以《阿赛王之死》〔2〕的插画他才涉足文坛。随后他为《The Studio》作插画,又为《黄书》(《The Yellow Book》)〔3〕的艺术编辑。他是由《黄书》而来,由《The Savoy》〔4〕而去的。无可避免地,时代要他活在世上。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fin de sie′cle)。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的。
  
  比亚兹莱是个讽刺家,他只能如Baudelaire〔5〕描写地狱,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这是因为他爱美而美的堕落才困制他;这是因为他如此极端地自觉美德而败德才有取得之理由。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但比亚兹莱不是一个插画家。没有一本书的插画至于最好的地步--不是因为较伟大而是不相称,甚且不相干。他失败于插画者,因为他的艺术是抽象的装饰;它缺乏关系性底律动--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后十年间底关系性。他埋葬在他的时期里有如他的画吸收在它自己的坚定的线里。
  
  比亚兹莱不是印象主义〔6〕者,如Manet或Renoir〔7〕,画他所"看见"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如WilliamBlake〔8〕,画他所"梦想"的事物;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如GeorgeFrederickWatts〔9〕,画他所"思想"的事物。虽然无日不和药炉为伴,他还能驾御神经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强健。
  
  比亚兹莱受他人影响却也不少,不过这影响于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他时时能受影响,这也是他独特的地方之一。Burne-Jones〔10〕有助于他在他作《阿赛王之死》的插画的时候;日本的艺术,尤其是英泉〔11〕的作品,助成他脱离在《TheRapeoftheLock》底Eisen和Saint-Aubin〔12〕所显示给他的影响。但Burne-Jones底狂喜的疲弱的灵性变为怪诞的睥睨的肉欲--若有疲弱的,罪恶的疲弱的话。日本底凝冻的实在性变为西方的热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现在黑白底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中,暗示即在彩虹的东方也未曾梦想到的色调。
  
  他的作品,因为翻印了《Salome′》〔13〕的插画,还因为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识了。
  
  但他的装饰画,却未经诚实地介绍过。现在就选印这十二幅,略供爱好比亚兹莱者看看他未经撕剥的遗容,并摘取Arthur Symons和Holbrook Jackson〔14〕的话,算作说明他的特色的小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朝花社〔15〕识。
  
  〔1〕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的《比亚兹莱画选》。
  
  《比亚兹莱画选》,朝花社编印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内收比亚兹莱的作品十二幅。
  
  〔2〕 《阿赛王之死》 现译《亚瑟王之死》,英国托麦斯-玛洛里(?-1471)作,根据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亚瑟王和他的十二个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写成。
  
  〔3〕 《黄书》(《The Yellow Book》) 又译《黄皮书》,英国文学季刊,一八九四年创刊于伦敦。比亚兹莱于同年担任该刊美术编辑。
  
  〔4〕 《The Savoy》 《沙沃伊》,英国文学季刊。比亚兹莱自一八七五年起专为该刊作插画,直至去世。
  
  〔5〕 Baudelaire 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他的作品充满厌世的颓废情调,著有诗集《恶之华》等。
  
  〔6〕 印象主义 即印象派。它在绘画技法上探求光与色的表现效果,强调瞬间印象,漠视作品的主题思想。印象派对欧洲绘画技法的改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艺术倾向导致了后来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泛滥。
  
  〔7〕 Manet 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他的画风一度受到印象派的影响。作品有《左拉肖像》等。Renoir,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有《包厢》、《舞会》等。
  
  〔8〕 William Blake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作品有诗歌《天真之歌》、版画《法国革命》等
  
  〔9〕 George Frederick Watts 乔治-弗里德里克-瓦兹(1817-1904),英国画家、雕刻家。作品有《希望》等。
  
  〔10〕 Burne-Jones 勃恩-琼斯(1833-1898),英国油画装饰画家。作品有《创造之日》、《维纳斯的镜子》等。
  
  〔11〕 英泉 即菊川英泉(1790-1848),日本"浮世绘"画家。
  
  〔12〕 《The Rape of the Lock》 《卷发的掠夺》。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1688-1778),法国插图画家。Saint-Aubin,圣-欧邦(1736-1809),法国版画家。
  
  〔13〕 《Salome′》 《沙乐美》,英国作家王尔德(1854-1900)所作的独幕剧。
  
  〔14〕 Arthur Symons 亚瑟-西蒙兹(1865-1945),英诗人、文艺评论家。经常为《黄书》杂志撰稿。一八九六年任《沙沃伊》杂志的主编,是比亚兹莱的朋友和同事。著有《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和诗集《伦敦之夜》等。Holbrook Jackson,贺尔布鲁克-杰克逊(1874-?),英国作家和杂志编辑,著有《书的印刷》等。
  
  〔15〕 朝花社 鲁迅、柔石、王方仁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至一九三○年春解体,曾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选》和《艺苑朝华》画集等。
    




《唐宋传奇集》序例〔1〕




 
《唐宋传奇集》序例〔1〕

  东越胡应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尝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2〕其言盖几是也。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裕纭端岛!罚纭豆沤褚菔贰罚纭段宄∷怠贰〕,如《龙威秘书》〔4〕,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捃华》〔5〕,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夫蚁子惜鼻,固犹香象,嫫母护面,讵逊毛嫱〔6〕,则彼虽小说,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而换头削足,仍亦骇心之厄也。昔尝病之,发意匡正。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沈》五部讫〔7〕;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而屡更颠沛,不遑理董,委诸行箧,分饱蠹而已。今夏失业,幽居南中〔8〕,偶见郑振铎君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惜《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逖〔9〕,盖于故旧,犹存眷恋。继复读大兴徐松《登科记考》〔10〕,积微成昭,钩稽渊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传》作证〔11〕。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弥叹虽短书俚说,一遭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顿忆旧稿,发箧谛观,黯澹有加,渝敝则未。乃略依时代次第,循览一周。谅哉,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倡》,柳《上清》,遂极庳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彩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特《夜怪》一录,显托空无,逮今允成陈言,在唐实犹新意,胡君顾贬之至此,窃未能同耳。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12〕,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绎之乐耶。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结愿知幸,方欣已欷: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犹有杂例,并缀左方:

  一,本集所取资者,为明刊本《文苑英华》;清黄晟〔13〕刊本《太平广记》,校以明许自昌〔14〕刻本;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明翻宋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原本《说郛》;

  明顾元庆刊本《文房小说》;清胡排印本《琳琅秘室丛书》等。

  一,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15〕,李脱浴缎致肌分抖抛哟骸贰6〕,裴《传奇》之《昆仑奴》《聂隐贰7〕等是也。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牍》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一,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决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18〕,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19〕方图版行,故不编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亦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倘读者更欲详知,则卷末具记某篇出于何书何卷,自可覆检原书,得其究竟。

  一,向来涉猎杂书,遇有关于唐宋传奇,足资参证者,时亦写取,以备遗忘。比因奔驰,颇复散失。客中又不易得书,殊无可作。今但会集丛残,稍益以近来所见,并为一卷,缀之末简,聊存旧闻。

  一,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第于词曲之事,素未用心,转贩故书,谅多讹略,精研博考,以俟专家。

  一,本集篇卷无多,而成就颇亦匪易。先经许广平君〔20〕为之选录,最多者《太平广记》中文。惟所据仅黄晟本,甚虑讹误。去年由魏建功君〔21〕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长洲许自昌刊本,乃始释然。逮今缀缉杂札,拟置卷末,而旧稿潦草,复多沮疑,蒋径三君〔22〕为致书籍十余种,俾得检寻,遂以就绪。至陶元庆君〔23〕所作书衣,则已贻我于年余之前者矣。

  广赖众力,才成此编,谨藉空言,普铭高谊云尔。

  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上海《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后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唐宋传奇集》上册。

  〔2〕 胡应麟评论唐宋传奇文的话,见《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

  〔3〕 《五朝小说》 小说总集,明代桃源居士编。收小说四八○种,分"魏晋小说"、"唐人小说"、"宋元小说"、"明人小说"四部分。

  〔4〕 《龙威秘书》 丛书,清代马俊良辑。共十集,一七七种。

  每集标有类名,如"汉魏丛书采珍"、"古今诗话集隽"、"晋唐小说畅观"等,内容庞杂,分类混乱。

  〔5〕 《艺苑捃华》 丛书,清代顾氏刊印。收"秘书"四十八种,实为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丛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内有小说三十余种。

  〔6〕 香象 佛家语。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中有"香象菩萨",注云:"青香象也,身出香风。"嫫母,传说为黄帝之妃,《路史后纪-黄帝》:"次妃嫫母,貌恶德充。"毛嫱,传说中的美女,《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

  〔7〕 《钩沉》五部 作者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包括五类材料:一、见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二、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著录者;三、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四、见于上述三志"小说家"之外著录者;五、不见于史志著录者。

  〔8〕 今夏失业,幽居南中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职务,居住广州东堤白云楼。

  〔9〕 《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逖 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沿《唐人说荟》之误,题《东阳夜怪录》作者为王洙、《灵应传》作者为于逖。

  〔10〕 徐松(1781-1848) 字星伯,清代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间进士。著有《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登科记考》,汇集散见于史志、会要、类书、总集等的有关材料,编次唐至五代各科进士的姓名、简历及有关科举的文献,共三十卷。

  〔11〕 李徵及第 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引李景亮《人虎传》: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弱冠从州府贡焉。天宝十五载春,于尚书右丞杨元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补调江南尉,后化为虎。"按李徵化虎事,见《太平广记》卷四二七引唐代张读《宣室志》,题为《李徵》。明代陆楫等编《古今说海》,改题为《人虎传》,撰人署李景亮。

  徐松沿误。李景亮,传奇《李章武传》的作者,参看《稗边小级》第二分。

  〔12〕 芹子 自谦所献菲薄的意思。《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菽甘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

  〔13〕 黄晟(1663-1710) 字香泾,清代江苏苏州人,乾隆间举人。乾隆十八年(1752)刊行《太平广记》。

  〔14〕 许自昌 字元,苏州人,明代戏曲作家。著有《水浒记》、《橘浦记》等传奇剧本。嘉靖间校刻《太平广记》大字本。

  〔15〕 袁郊 字之仪(一作子乾),唐代蔡州朗山(今河南汝南)人,曾官虢州刺史。《甘泽谣》,传奇集,成于咸通间。原书已佚,今本一卷,系明人从《太平广记》辑出。《红线》,写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女奴红线夜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金盒,以示警告,使田打消了吞并潞州的野心。

  〔16〕 《杜子春》 传奇篇名,写杜子春学仙,喜怒哀惧恶欲皆忘而亲子之爱未尽,终于不成。见《太平广记》卷十六引李脱浴缎致肌贰

  〔17〕 裴 唐末人,僖宗乾符间官至成都节度副使。《传奇》,三卷,已佚,《太平广记》引有多篇。《昆仑奴》、《聂隐肺渲械牧狡罢咝蠢ヂ嘏ダ罩魅舜奚肽逞际膛扃岷系墓适拢缓笳咝茨粢右慌嵫У靡焓酰镏滦斫诙仁沽醪崞瞥醯墓适隆

  〔18〕 《游仙窟》 传奇篇名,唐代张著。自叙出使途中投宿于一大宅,受二女子款待,饮酒作诗,相与调笑的故事。主要以骈体写成。此书于唐代传入日本,国内失传已久,至清末复从日本输入。张文成(约660-740),名,唐代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高宗调露初(679)进士,官至司门员外郎。还著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等。

  〔19〕 章矛尘 名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他所标点的《游仙窟》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20〕 许广平(1898-1968) 广东番禺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鲁迅的夫人。

  〔21〕 魏建功(1901-1980) 字天行,江苏如皋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

  〔22〕 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浙江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兼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

  〔23〕 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为鲁迅的著译《彷徨》、《坟》、《苦闷的象征》等绘制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