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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话〔1〕
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活几天，乐一点。无奈爱管闲事是他们吃苦的根苗，坐在家里好好的，却偏要出来寻导师，听公论了。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3〕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发见了一颗新彗星〔4〕，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5〕之后，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6〕罢：这是艺术。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种种的美"。
〔7〕"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那么，立刻看夜戏，去求种种的美去，怎么样？谁知道呢。也许学者已经出戏园，学说也跟着长进（俗称改变，非也）了。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8〕。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师大学生一归她们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为例，说张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学生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9〕。如果这样，北大学生确应该群起而将女师大扑灭，以免张胡或李胡援例，确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记得北大刚举行过二十七周年纪念，那建立的历史，是并非由章士钊将张胡或李胡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样的比附，简直是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据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这些"名言"都是胡适说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没字碑歌》一诗中，歌颂"炸弹！炸弹！"和"干！干！干！"；但在五卅运动后，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又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4〕发见了一颗新彗星 这也是对胡适所说的话而发的。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5〕刘向（约前77-前6）、刘歆（？-23），父子二人都是汉代学者。这里说"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是讽刺当时一些毫无根据地乱下判断的考据家。
〔6〕这是京剧《三娘教子》中老仆薛保的唱词。"小东人"指小主人薛倚。
〔7〕这些都是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妇人论》 叔本华的一篇诬蔑妇女的文章。曾由张慰慈译为中文，题为《妇女论》，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在译文前，还有徐志摩的介绍文《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9〕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后，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闲话》里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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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字"说开去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４〕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还未必是"曲"说；至于"大可不必"之评，那是极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像是一个了。
我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提倡过写别字，假如我在做国文教员，学生写了错字，我是要给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刘教授，却和保护别字微有不同。（一）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况且（二）现在的学校，科目繁多，和先前专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纵使文字不及从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写错字的书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质的名目吗？自然，如果精通科学，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这不能含含胡胡，责之一般的学生，假使他要学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导淮就尽够了，写"昌明"为"倡明"，误"留学"为"流学"，堤防决不会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说，别国的学生对于本国的文字，决不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那自然可以归罪于中国学生的偏偏不肯学，但也可以归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
改白话以至提倡手头字，其实也不过一点樟脑针，不能起死回生的，但这就又受着缠不清的障害，至今没有完。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为别字辩护，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辩文的白不白--但"寻开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为这会引到今文《尚书》〔５〕，骨甲文字〔６〕去，麻烦得很。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至于这改革的损益，自然又作别论。
陈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这决战之后，重整阵容的最稳的方法，他已经不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他只问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错。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来做自己的代表〔７〕--
"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爸父之蛊'。纵使不能，岂可在古人写的别字以外再加许多别字呢？古人写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种大障碍吗？"
这头几句，恕我老实的说罢，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８〕骨甲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爸父之蛊"〔９〕。所以陈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张是已经错定了的，就一任他错下去，但是错不得添，以免将来破坏文字的统一。是非不谈，专论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１０〕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１１〕。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难了，何先生也承认。不过现状却也维持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１２〕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维持现状说听去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仅在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议论写别字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半农在《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阅卷杂诗（六首）》，对当年北京大学招考时学生在国文试卷中所写的别字大加嘲弄。鲁迅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以后（下）》（后收入《准风月谈》），对刘的这种态度进行了批评；接着曹聚仁就"别字"问题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谈"别字"》和《再张目一下--续谈别字》两篇文章。
〔３〕提倡手头字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杂志社曾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主张将手头字正式用于出版物，并发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个字。据他们发表的《推行手头字缘起》说，手头字是"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的字。
〔４〕陈友琴安徽南陵人。当时是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教员。他的《活字与死字》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报-自由谈》。
〔５〕今文《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尚书》系汉初伏胜所传，欧阳氏及大小夏侯氏所习，以汉代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古文《尚书》传为汉代孔安国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后来流传的古文《尚书》，相传为东晋梅赜伪造）。据《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
〔６〕骨甲文字即甲骨文，又称"卜辞"，殷商时代在龟甲和兽骨上所刻记载占卜情况的文字，一八九九年始于河南安阳（殷代故都）发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
〔７〕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说："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最后又说："我觉得我们的同行何仲英先生（按陈、何当时都是教员）的话，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国文字学大纲》，一九二二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８〕《说文》《说文解字》的略称。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金文，又称"钟鼎文"，是殷、周到汉代青铜器上铸刻的记事文字。
〔９〕"爸父之蛊"语见《周易-蛊》初六："爸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爸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爸蛊"。
〔１０〕关于"文"和"字"的这一解释，原出《说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１１〕关于篆、隶、"真书"（楷书），参看本卷第１０５页注〔１６〕。
〔１２〕《字学举隅》清代龙启瑞编，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书，分"辨似、正、摘误"三类。此书刻本的字体，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写而成，故称"翰苑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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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谟生的几句话〔１〕
不过他在先前，很流行于俄国。二十年前罢，有名的杂志《Ｎｉｅｖａ》〔４〕上，早就附印他那时为止的全集了。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十月革命后的论文中，也有时还在提起他，可见他的作品在俄国影响之深，至今还没有忘却。
他的许多作品，除上述两种和《在童话国里》--俄国的游记--之外，我都没有读过。去年，在日本片山正雄作的《哈谟生传》里，看见他关于托尔斯泰和伊孛生的意见，又值这两个文豪的诞生百年纪念，原是想绍介的，但因为太零碎，终于放下了。今年搬屋理书，又看见了这本传记，便于三闲〔５〕时译在下面。
那是在他三十岁时之作《神秘》里面的，作中的人物那该尔的人生观和文艺论，自然也就可以看作作者哈谟生的意见和批评。他跺着脚骂托尔斯泰--
"总之，叫作托尔斯泰的汉子，是现代的最为活动底的蠢才，那教义，比起救世军的唱Ｈａｌｌｅｌｕｉａｈ（上帝赞美歌--译者）来，毫没有两样。我并不觉得托尔斯泰的精神比蒲斯大将（那时救世军的主将--译者）深。
两个都是宣教者，却不是思想家。是买卖现成的货色的，是弘布原有的思想的，是给人民廉价采办思想的，于是掌着这世间的舵。但是，诸君，倘做买卖，就得算算利息，而托尔斯泰却每做一回买卖，就大折其本不知沉默的那多嘴的品行，要将愉快的人世弄得铁盘一般平坦的那努力，老嬉客似的那道德的唠叨，像煞雄伟一般不识高低地胡说的那坚决的道德，一想到他，虽是别人的事，脸也要红起来。"
说也奇怪，这简直好像是在中国的一切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６〕的暗疮上开刀。至于对同乡的文坛上的先辈伊孛生--尤其是后半期的作品--是这样说--
"伊孛生是思想家。通俗的讲谈和真的思索之间，放一点小小的区别，岂不好么？诚然，伊孛生是有名人物呀。
也不妨尽讲伊孛生的勇气，讲到人耳朵里起茧罢。然而，论理底勇气和实行底勇气之间，舍了私欲的不羁独立的革命底勇猛心和家庭底的煽动底勇气之间，莫非不见得有放点小小的区别的必要么？其一，是在人生上发着光芒，其一，不过是在戏园里使看客咋舌要谋叛的汉子，不带软皮手套来捏钢笔杆这一点事，是总应该做的，不应该是能做文章的一个小畸人，不应该仅是为德国人的文章上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名曰人生这一个热闹场里的活动底人物。伊孛生的革命底勇气，大约是确不至于陷其人于危地的。箱船〔７〕之下，敷设水雷之类的事，比起活的，燃烧似的实行来，是贫弱的桌子上的空论罢了。诸君听见过撕开苎麻的声音么？嘻嘻嘻，是多么盛大的声音呵。"
这于革命文学和革命，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之别，说得很露骨，至于遵命文学，那就不在话下了。也许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倒是左翼底罢，并不全在他曾经做过各种的苦工。
最颂扬的，是伊孛生早先文坛上的敌对，而后来成了儿女亲家的毕伦存（Ｂ．ＢｊｏCｎｓｏｎ）〔８〕。他说他活动着，飞跃着，有生命。无论胜败之际，都贯注着个性和精神。是有着灵感和神底闪光的瑙威惟一的诗人。但我回忆起看过的短篇小说来，却并没有看哈谟生作品那样的深的感印。在中国大约并没有什么译本，只记得有一篇名叫《父亲》的，至少翻过了五回。
哈谟生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什么译本。五四运动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出了一种期刊叫《新潮》，后来有一本《新著绍介号》，豫告上似乎是说罗家伦〔９〕先生要绍介《新地》（Ｎｅｗ Ｅｒ－ｄｅ）。这便是哈谟生做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倾向小说，写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所可惜的是这一篇绍介至今没有印出罢了。
三月三日，于上海。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朝花》周刊第十一期。
哈谟生（Ｋ．Ｈａｍｓｕｎ，１８５９-１９５２） 又译哈姆生，挪威小说家。曾当过水手和木工。著有长篇小说《饥饿》、《老爷》等。
〔２〕 《朝花》 文艺刊物，鲁迅、柔石合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共出二十期。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改出旬刊。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周刊第六期登有梅川译的哈姆生短篇小说《生命之呼声》。
〔３〕 《国际文化》 日本杂志，大河内信威编辑，一九二八年创刊，东京国际文化研究所出版。该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号《世界左翼文化战线的人们》一文，将哈姆生列为左翼作家。
〔４〕 《Ｎｉｅｖａ》 《尼瓦》。俄语^JNH（田地）的音译，周刊，一八七○年创刊于彼得堡，一九一八年停刊。它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并附出《文丛》，印行俄国及其他国家作家的文集，其中包括《哈姆生全集》。
〔５〕 三闲 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６〕 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 鲁迅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的《〈农夫〉译后附记》中，谈到文坛上对托尔斯泰的批评时说："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
〔７〕 箱船 应译作方舟，即《圣经-创世记》中诺亚的方舟。
〔８〕 毕伦存（１８３２-１９１０） 一译般生，挪威作家。著有剧本《新婚》，小说《索尔巴肯》等。
〔９〕 罗家伦（１８９７-１９６９） 浙江绍兴人，《新潮》的编者之一，后成为国民党政客。按《新潮》杂志没有出过《新著绍介号》，在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年世界名著特号"中也未见罗家伦介绍《新地》的预告。又，文中的Ｎｅｗ Ｆｒｄｅ应作德语Ｎｅｕｅ Ｅｒｄｅ，或英语Ｎｅｗ 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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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１〕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灵魂的幸福，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
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
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 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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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日历〔１〕
从今年一月一日起，我一天撕一张，撕到今天，可突然发见他的奇怪了，现在就抄七天在下面：
一月二十三日 土曜日〔２〕 星期三 宜祭祀会亲友
结婚姻
又 二十四日 金曜日 星期四 宜沐浴扫舍宇又 二十五日 金曜日 星期五 宜祭祀又 二十六日 火曜日 星期六又 二十七日 火曜日 星期日 宜祭祀
又 二十八日 水曜日 星期一 宜沐浴剃头捕捉又 二十九日 水曜日 星期二我又一直看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于没有发见一个日曜日和月曜日。
虽然并不真奉行，中华民国之用阳历〔３〕，总算已经十三年了，但如此奇怪的日历，先前却似乎未曾出现过，岂但"宜剃头捕捉"，表现其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而已哉！
一三，一，二三，北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敖者。
〔２〕 土曜日 即星期六。旧时有一种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历法，称七曜历，以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代表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为星期日，月曜日为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
〔３〕 中华民国之用阳历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奉孙中山令将新编的阴阳合历历书颁行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