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




 
运命

  倪朔尔
  
  电影"《姊妹花》〔2〕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3〕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4〕。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5〕,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6〕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2〕《姊妹花》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一九二四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3〕宗汉即邵宗汉,江苏武进人。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报》"日日谈"。
  
  〔4〕《推背图》参看本卷第93页注〔6〕。
  
  〔5〕优生学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
  
  〔6〕汉高祖即刘邦(前247-前195),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无题二首〔1〕




 
无题二首〔1〕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2〕
  
  其  二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3〕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4〕
  
  六月
  
  〔1〕 《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为宫崎龙介书一幅云:'大江日夜向东流,'又为白莲女士书一幅云:'雨花台边埋断戟。'""群雄",手迹作"英雄","不可见"作"杳不见"。按宫崎龙介(1892-1971),日本律师,一九三一年来上海时曾访问鲁迅。
  
  其父宫崎弥藏系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叔父宫崎寅藏曾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白莲女士,即柳原烨子(1885-1967),日本女作家,宫崎龙介的夫人。
  
  〔2〕 六代 我国历史上三国时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建都南京,合称六朝。石头城,古城名,本名金陵城,东汉末年孙权重筑改名,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后用石头城代指南京。
  
  〔3〕 雨花台 在南京城南聚宝山上,亦称石子岗。据《高僧传》,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此讲经,感动上天,落花如雨,故名。辛亥革命时,革命军进攻南京,曾在此血战多日。莫愁湖,在南京水西门外,相传六朝洛阳女子卢莫愁曾居于此,故名。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在湖边建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孙中山"建国成仁"的题词。
  
  〔4〕 浩歌 语出《楚辞-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译者附记〔2〕




 
译者附记〔2〕

  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但这种工作,在我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只读过这位作者所著述的极小部分。现在从尾濑敬止〔3〕的《革命露西亚的艺术》中,译一篇短文放在前面,其实也并非精良坚实之作。--我恐怕他只依据了一本《研求》〔4〕,--不过可以略知大概,聊胜于无罢了。

  第一篇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托尔斯泰与马克斯》的附录里重译的,他原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艺术何以发生之故,本是重大的问题,可惜这篇文字并不多,所以读到终篇,令人仿佛有不足之感。然而他的艺术观的根本概念,例如在《实证美学的基础》中所发挥的,却几乎无不具体而微地说在里面,领会之后,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但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看语气,好像是讲演,惟不知讲于那一年。

  第二篇是托尔斯泰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新时代》〔5〕揭载,后来收在《文学底影像》〔6〕里的。今年一月,我从日本辑印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中杉本良吉的译文重译,登在《春潮》月刊〔7〕一卷三期上。

  末尾有一点短跋,略述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现在再录在下面--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西欧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8〕,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9〕。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10〕,还有青年作家D'Ancelis〔11〕等--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难的。在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12〕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约略同时,韦素园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也在《未名》半月刊〔13〕二卷二期上发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至于译文,有时晦涩也不下于我,但多几句,精确之处自然也更多,我现在未曾据以改定这译本,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讲演,据金田常三郎的日译本重译的,曾分载去年《奔流》〔14〕的七,八两本上。原本并无种种小题目,是译者所加,意在使读者易于省览,现在仍然袭而不改。还有一篇短序,于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和冲突,说得很简明,也节译一点在这里--

  "流成现代世界人类的思想圈的对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这两个代表底思想,其间又夹杂着从这两种思想抽芽,而变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现代人类的思想生活。

  "卢那卡尔斯基要表现这两种代表底观念形态,便将前者的非有产者底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斯主义,后者的非有产者底精神主义,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这于无产者的马克斯主义底国家统制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劳农俄国人民教化的高位〔15〕的卢那卡尔斯基,为拂拭在俄国的多数主义的思想底障碍石的托尔斯泰主义起见,作这一场演说,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6〕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

  第四和第五两篇,都从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译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艺术与革命》〔17〕中。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仅见后者的上半注云"一九一九年末作",其余未详年代,但看其语气,当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艰难困苦之时。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18〕,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19〕,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但他对于俄国文艺的主张,又因为时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国的托名要存古而实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为口实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20〕杂志上发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21〕译载在《战旗》〔22〕里,今即据以重译。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

  六篇中,有两篇半〔23〕曾在期刊上发表,其余都是新译的。

  我以为最要紧的尤其是末一篇〔24〕,凡要略知新的批评者,都非细看不可。可惜译成一看,还是很艰涩,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无可如何。原译文上也颇有错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则只能承袭,因为一人之力,察不出来。但仍希望读者倘有发见时,加以指摘,给我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

  至于我的译文,则因为匆忙和疏忽,加以体力不济,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这首先要感谢雪峰〔25〕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鲁迅于上海的风雨,啼哭,歌笑声中记。

  ※        ※         ※

  〔1〕《文艺与批评》 鲁迅编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共收论文六篇。其中《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曾发表于《春潮》月刊,《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和《苏维埃国家与艺术》曾发表于《奔流》月刊,其它三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此书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2〕本篇最初印入《文艺与批评》单行本卷末,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尾濑敬止(1889-1952) 日本翻译家。十月革命后曾两次去苏联游历,著有《俄罗斯十大革命家》、《革命俄罗斯的艺术》等书,并翻译《工农俄罗斯诗集》等。

  〔4〕《研求》 卢那察尔斯基早期作的一本哲学随笔。

  〔5〕《新时代》 应为《新生活》,一九一○年创刊于彼得堡,迄于一九一五年。"第二篇"即《托尔斯泰之死与欧罗巴》,最初发表于《新生活》一九一一年第二期。

  〔6〕《文学底影像》 一译《文学剪影》,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评论集,一九二三年出版。

  〔7〕《春潮》月刊 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局发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创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停刊。

  〔8〕Anatole France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以及文学评论集《文学生活》等。

  〔9〕Gerhart Hauptmann 葛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青年时代同情劳动人民,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过接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他在一八九二年出版的剧本《织工》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此外还作有剧本《日出之前》、《獭皮》等。

  〔10〕Giovanni Papini 乔凡尼-巴比尼(1881-1956),意大利作家、哲学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原为无神论者,后改信天主教。

  著有《哲学家的曙光》、《基督传》等。

  〔11〕D'Ancelis 丹契理斯,意大利作家。论文《对于托尔斯泰之死的生命的回答》的作者。

  〔12〕多数派 布尔什维克的意译。

  〔13〕《未名》半月刊 北京未名社编辑的文艺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创刊,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终刊,主要内容为介绍俄国及其它外国文学。

  〔14〕《奔流》 鲁迅与郁达夫编辑的文艺月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第二卷第五期停刊。鲁迅曾写有相关的"编校后记"十二篇,现收入《集外集》。

  〔15〕指在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

  〔16〕《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卢那察尔斯基于一九二二年写作的戏剧,有易嘉(瞿秋白)译本,一九三四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为《文艺连丛》之一。

  〔17〕《艺术与革命》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

  〔18〕"正人君子" 指新月派文人。一九二九年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主张"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

  〔19〕"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

  〔20〕《新世界》 苏联文艺、社会、政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五年一月创刊于莫斯科,后来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

  〔21〕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

  〔22〕《战旗》 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撰稿者有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

  〔23〕这里的半篇,指《苏维埃国家与艺术》的下半篇("其五"),发表于《奔流》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其时《文艺与批评》已经出版。

  〔24〕指《关于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据一九三○年三月《文艺与批评》再版本,本篇题目上的"马克斯主义"五字,改为"科学底"三字。

  〔25〕雪峰 即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曾与鲁迅合作编辑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著有诗集《灵山歌》及,《回忆鲁迅》、《鲁迅的文学道路》等。

    




《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文后附白〔1〕




 
《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文后附白〔1〕

  为了一个学校,《语丝》原不想费许多篇幅的。但已经"谈"开了,就也不妨"谈"下去。这一篇既是近于对前一文〔2〕的辩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3〕和复旦大学是很关切,有作为的。所以毫不删略,登在这里,以便读者并看。
  
  八月二十八日,记者附白。
  
  备考: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  潘楚基
  在没有谈到本文以前,我有两个声明:
  
  第一:我也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复旦的学生。我做这篇东西,绝不参一点主观见解替复旦无谓吹牛。
  
  第二:冯珧君的名字虽然遍找同学录都找不出;然而我决不因为作者没有署真名,因此轻视了他的言论。
  
  冯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内中他列举复旦腐败的事实,总括起来,有:
  
  (一)学校物质设备的不周到:如住室及阅书室的拥挤,饭馆的污秽,参考图书的不充足。
  
  (二)教授的没有本领: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学教授,乡音夹英语,北京话夹上海腔的某教授,上课考试妈妈虎虎的某教授。
  
  (三)学校对学生的括削:如图书费的两重征收,新宿舍的多缴宿费,膳费的必缴银行,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
  
  (四)学生的不肯读书:如上课时每人手小说一本,杂志一本,小报一张,做成绩报告时的请人代替,考试时的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偷看书。
  
  (五)学生的强横:如对好教授的"十大罪状","誓驱此贼"。
  
  (六)学生的浪漫:如"左边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妹妹我爱你","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量制服停课三天"之类。
  
  (七)学生的懦弱:如对小店的索帐,无抵抗如羔羊。
  
  因为上面这几点,所以冯君(?)的结论就说"复旦大学已经一落千丈!"就说"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
  
  我以为冯君所讲的有些是事实。但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个中国教育并未上轨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们对这几十年前有光荣产生的历史,与现在有法子可以救药的复旦,全然抹杀它的优良点。仅仅列举一二事实为图文笔的生辣可喜,放大起来,以定它全部的罪状,使得它受一个永远的猛烈的创伤,间接给萌芽的中国教育之一部以一个致命打击。我想:这不是冯君的原意。因此,我愿意把我所晓得的复旦大学,全凭着客观的事实来谈一谈:
  
  讲到物质设备,复旦因为负债十余万,最近几年学校竭全力在休养生息,偿清旧债(现在每年可还三万),所以完美的设备,实在不能跟随着学生人数的发达而增加。可是这一点并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辟阅书室,和添建将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实。我希望今后同学不致于再住在乡村的小屋里,终日奔走风雨烈日尘沙中。讲到伙食,我一方面希望学校和学生会能够尽力整顿校内的厨房,一方面希望同学不要再在学校能力所不及的校外污秽饭馆里去吃价钱较昂贵的饭。
  
  讲到饭桶教授,在几十个教授当中,有几个确实是如冯君所讲。我因为听了同学的批评,在去年放假时曾一再要求学校当局彻底破除情面,一面驱逐这些无能力或不负责的教授;一面加聘确有学问的学者。可是学校当局的答复是:教授订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未终了而多数学生并未有明显表示时,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特大的著名学者,则在最近的学校经济情形之下,实在难于实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么样我不得知,可是在冯君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冯君所举的那几个著名饭桶教授,业已决定辞退,则是事实。
  
  讲到学校的剥削学生,学生在总图书费之外,因各科另设图书室,而别征图书费那是事实。但是我在文科记得只交图书费一元。我想牺牲一块钱能够看到若干书,这个牺牲是有价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图书费的本身,而在图书费的处置得当。我去年极力主张同学组织图书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学校有一个师生合作的图书委员会)讲到新宿舍宿费的多征三元,据闻是因为设备比其他宿舍特别好,学校想弥补经济上损失的原故。讲到膳费的必缴银行,这是因为学校与银行借款时合同上注明"全缴""透支"的原故,假若在三年内把银行债款还清,这个不平等条约当然可以取消。讲到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则第一,补考并非给教授;第二,补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读的一人;第三,学校每届假期,平均要开除几十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足以证明学校并非唯利是视。至于同乡会是自由加入的机关,募捐处则并没有这个名义。
  
  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应用,现在七八个阅书室的尚形拥挤,及过去成绩超过B者不过数十人,现在成绩超过B者竟超过两百的事实一看,就可以作个证明。
  
  讲到学生的强横,随便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据我的观察,实得其反。我以为复旦同学只有在课后对教授作消极的零碎的闲谈式的批评,绝没有把自己的态度积极地具体地有条理地向学校当局表示过。我记得去冬我根据舆论去要求当局撤退那几个饭桶教授时,因为没有旁的同学响应我,当局竟怀疑我对他们有私人恶感,结果,对我的话不信任,这里就足以证明同学负责任的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是不会有的事了!
  
  讲到学生的浪漫,那些"先帝爷下南阳""妹妹我爱你"普遍着全上海的靡靡之音,在每晚七时自修以前的复旦,确是到处可闻的。可是"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则不是事实。讲到假期太多,则我也确实认为春季假期太多。但是冯君所说"量制服停课三天"则不尽然,因为那是在五三后全上海各学校为着游行演讲等事而起的一致行动,而不是复旦单独为量制服而起的行动。
  
  讲到放假时学生受小店逼迫,懦如羔羊,这件事我也看不过眼。不过我以为如果禁止赊账,则同学必感不便,如果禁止讨账,则小店又要骂我们强横,所以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法子。
  
  讲到复旦为什么还能存在,冯君以为由于已往出了几个商人,及做了很多广告和闪金的年鉴。我想这也不尽然,我也是一个看不惯大马路商人气的样子因而从商科转到文科的人。但是我又想在今日中国,无论甚么东西,都是需要人读的,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商科自然有特殊的发展。但是说复旦之存在全靠几个商人,那却不是事实。至于讲到广告和年鉴,据我所知复旦发的广告并不异于其他各学校,特别有吸引能力;年鉴则已经停办了两年,更不足以眩耀人了。我以为复旦的不仅能存在,而且近年学生陡增,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它是中国第一个反抗宗教教育的学校,它的产生,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时代潮流中这一点光荣历史,受了青年的崇拜。
  
  (二)它有六科,六科的课程,总计超过了两百,这样多的课程,据我所知,在上海没有人与它一样。我是从S教会大学转学复旦的人,我尝说如果那个人要被动地受极少数课程--如英文,圣经,--的严格训练(intensivereading),则不如到S大学;如果他想要由自由意志选择很多种类的东西,作extensivereading〔4〕,那还是来复旦好,我想不甘读呆板板几本书,也是学生进复旦的原因。
  
  (三)它既不如官立学校有政治上的派别,也不如教会学校,有特殊的使命;它又不是那一个私人办的,有造成学阀之可能。因此学生在复旦,思想言论行动,都有比较的自由。我以为只要在小学与中学受过严格的训练,大学自由一点,也无妨害,这里许多同学的心理,恐怕也如此。
  
  (四)在已往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出了几个商人,而且各科都有举业的同学,在社会上能得相当的信任。
  
  (五)在校学生的社会活动力(如参加政治活动的,与专门的运动家,我并不是赞成那种出风头的特殊阶级,但我以为这也是普遍现象,不仅复旦如此)引起社会的注意。
  
  (六)在过去与现在的复旦,虽然因为没有政府的津贴,教会的年金,资本家的捐款,感受着严重的经济压迫,以致进步很慢;但是这种压迫,一天一天的减轻,只要大家多努力一点,复旦的发扬光大,就在最近的将来,所以有许多青年仍旧愿意进去共同努力。
  
  以上所讲,把冯君对复旦的批评更正了若干,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满意复旦的人,我对整个复旦的批评,是:
  
  (一)在精神方面学校当局对教育没有甚么主义,他们的目的只在传授学生以书本上的智识,而许多学生进去,也急急于猎取文凭,但是金钱与文凭的交换,实是今日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复旦的单独现象,所以我以为要纠正复旦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最要紧的还在确立全中国的教育方针。
  
  (二)在物质方面,设备太不够用了。因想要还清债务,不得不多收学生(据我所知,今秋招收学生,比去年严格得多了),学生增加,而住室图书等不能比例地增加,在别校住惯了舒服房子和看惯了充量图书等的同学,当然极感痛苦。不过在负债过钜,元气大伤之后,学校只能一步一步改良而不能突飞猛进,却也有其苦衷。
  
  总之,我拿着复旦廿几年的历史看一看,我觉得复旦仍旧是在进化,不过这种进化,是比较的缓慢,并未达到它应当进化的地位,假使学校当局与同学肯一心一德的大家负起责任,拚命地努力地干,我相信复旦的发展一定不止于此。至于冯君说"复旦已经一落千丈","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我根本就看不出过去甚么是复旦的黄金时代,甚么是复旦的青春时期,冯君在复旦的真正历史外,臆造出一个理想时代,未免有点带主观,质之冯君以为何如?
  
  最后我还是讲一句话:复旦仍旧是在曲线般进化的,假若学校当局和同学肯特别负责加倍努力,它的进化,一定不止这样,望复旦当局和同学们注意。尤其望引用冯君那篇愤慨话,作今后革新的龟鉴,须知这是逆耳的忠言。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2〕 指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冯珧,即徐诗荃,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
  
  〔3〕 指潘楚基,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随即入大学院(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当研究生,住在复旦大学。
  
  〔4〕 extensive reading 英语:泛读。
    




扑空〔1〕




 
扑空〔1〕

  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2〕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3〕。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
  
  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4〕。
  
  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5〕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6〕,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7〕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鹄矗扒嗄昕葱率樽匀槐热八强淳墒槟芄欢嗷竦靡恍┤褐凇!?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
  
  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8〕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9〕,《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
  
  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备考:
  
  推荐者的立场 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
  
  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
  
  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One,Two,Three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Mr.X Win the Champion."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
  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  围 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
  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
  
  "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2〕 《大晚报》 参看本卷第24页注〔4〕。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3〕 "逍遥游" 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4〕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5〕 义和拳 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一九○○年(庚子)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6〕 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部《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部《佛本行经》。
  
  〔7〕 《归心篇》 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体",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种种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子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8〕 丰子恺(1898-1975) 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
  
  〔9〕 《孟子》 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弟子纂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