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左右。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今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平时，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有好几年担任过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她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事先理解，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他一样，是不供发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

　　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我相信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还是一个受通缉的“赤匪”住在陕西窑洞里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1936年，我还是年轻的新闻记者，为了想看一看蒋介石费了10年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因而进入了中国西北地区。我是第一个进入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人。毛当时43岁，很瘦，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华南(经过康藏高原的东部)进行以“长征”闻名的6000英里英勇撤退的锻炼而变得更加坚强。我在他的窑洞里度过好多个夜晚，听他讲自己的生平，介绍到那时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

　　从那以后，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了，今天72岁的毛泽东在紫禁城的天安门隔着广场的对面，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接见我。

　　上一次我同毛谈话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300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第二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毁坏。由于为大跃进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在人民公社的试验阶段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曾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中国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到1965年1月，情况已大有改善。连续3年的丰收使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处商店都摆着便宜的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中国正在偿还欠苏联的最后一笔外债。(1964年10月)核装置的爆炸提供了新成就的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信心和自尊。

　　毛泽东本来可以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但是他没有夸口。

　　我发现他处于作哲理思考的情绪之中，谈到他同死亡的约会，而且看上去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一两度精力的高潮，还有时间去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这是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的。

　　他在同我谈话以前，连续几个星期曾同到首都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的许多省级领导人日夜紧张开会。如果他有病，他同我的谈话会较快地就结束了。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他看去十分轻松。交谈从下午6点多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也未停止，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后来他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方面的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毫无病痛。他吃带辣的湖南菜，饭量不大，并且像过去那样随便地喝一两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烟。

　　在我们开始交谈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我曾要求他准许把采访过程全部拍成电视纪录片，当时本不抱多少成功的希望。这时我说：“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的传记发表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一天，《人民日报》登载了毛泽东和我的大幅照片，我只被介绍为“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现在是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在这里发表(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它以略有删节的方式，首先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4到17日登在东京的《朝日新闻》，不久又登在汉堡《明星报》、罗马《欧罗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新共和》杂志【美国各大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原注。】。为了把我自己的笔记全部写出，并把它同龚澎的笔记取得一致，有必要在文字上作小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这次谈话获得发表，又在政府和党的机关报上加以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分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

　　在我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条件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后来，在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毛在1960年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关于去见上帝的话，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促他早死的人。我在国外发表的采访记从来没有照样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登载，但是据我了解，它被译成中文传达给高级党员干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

　　西 藏 和 神

　　我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已出现了可观的高水平。你在1960年说，90％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有10％。现在怎样呢？”

　　毛回答说，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是总数不多了。许多人已经改好了思想，这种人今后还有希望增加。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可以说95％，甚至更多的人，是团结的，拥护社会主义的。

　　我心里想起了班禅喇嘛，他刚刚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补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注。】。土改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僧侣阶级及其经纪人的土地很快就要集体化了。在北京的监护下对青年和无地农奴进行13年的思想教育之后，迅速壮大了的共产党似乎已做好准备要消除古老神权统治的残余政治影响。这些新识字的人手里有了毛主义教师交给他们的科学和工业的法宝，彻底破坏了神权统治的权威。喇嘛教和它的诸神正在正式变成被遗忘的民间传说了。

　　我问道：“你认为班禅喇嘛的问题，是他同以前压迫农奴的旧僧侣地主权力的封建联系呢，还是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职责同与教会分离的新政权的冲突呢？”

　　毛回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问题。封建主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现在做了主人。

　　班禅喇嘛周围的有些人还不是老得已经不能改造，还可能取得进步。班禅自己也可能改变思想。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他住在北京，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随时可以回拉萨去；这由他自己决定。

　　至于喇嘛教作为一种宗教，没有人压迫它的真正的信徒，所有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也在继续举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少数寺庙外已一律关闭。――原注。】；问题在于，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自己讲的教义行事的，而且远不是不过问政治。达赖喇嘛本人曾对毛泽东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一个活佛，不过如果有人公开这样说，达赖不得不加以否认。许多基督教牧师和神父也完全不相信自己所讲的道，但是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有些人说，毛自己从来不迷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提醒我说，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拜佛；少年时他曾站在母亲一边反对不信佛的父亲。有一天，他的父亲走过一个荒凉的树林，碰到一只老虎――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他拼命跑回家，马上就烧香供神。很多人不都是这样的吗？遇到困难就求神拜佛，顺利时就把神全忘了。

　　“中国还有神吗？”

　　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不只有一个神，而是有许多神。什么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观音菩萨，等等。连一块石头不是也能变成神吗？信伊斯兰教的还有几百万，信佛教和道教的也有几百万。还有几百万人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有一些人真正信喇嘛教。

　　“你去过西藏没有？”

　　没有，他没有去过西藏，只是在长征途中路过西藏东部的边缘地区。那时他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有些地区他没有能去看看。例如，他们(指国民党)就不让他去看看云南府(昆明)。他们让他看贵州，可是不让他看贵阳。如今他大概可以去云南看看，但是还没有这样做。新疆他也没有去过。

　　他回忆起，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父亲碰到老虎的事是在30年以前，他说那个时候，在第一次对国民党内战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条件很差。然而老红军尽管人数少，却是团结和坚强的。我曾经看见他们只有轻武器。

　　“还有贫农团扛的长矛。”

　　是啊，甚至还有扫帚呢。开始时决定胜败的不是手中有什么武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胜利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武器比过去的好了，但是决定胜负的仍然是同样的那些因素。

　　“那时大家想的主要是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中国。我那时的确没有预见到革命中国的兴起在世界上的全部意义。”

　　美国怎样武装了革命

　　毛回忆起我第一次在保安访问他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做抗日战争的准备。1937年同蒋介石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之后，毛的军队尽量避免同敌人的主力部队作战，而是集中力量在农民中间建立游击根据地。日本人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占领和焚烧了华东广大地区的村庄。他们教育了人民，激发了人民的政治觉悟。日本人创造了条件，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能够增加兵源，扩大领土。今天，当日本人来见毛，向他谢罪的时候，他却感谢他们的帮助。他说，他那时倒是希望日本军队能打到西安，甚至重庆。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游击队的力量会壮大得更快。不仅日本共产党，而且日本社会党的左右翼，都同意日本军阀是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内战时期，美国政府站到蒋介石一边，这也帮助了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主要依靠蒋介石的军队转交给他们的美国武器。现在，越南的解放部队也是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武装的。

　　蒋委员长一直是中共的教员。如果没有他的教育，像毛自己这样的人就不能摆脱右倾机会主义，拿起武器同他进行斗争。实际上，正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直接教会他们怎样打仗，而美国则是他们的间接教员。

　　“西贡的有些美国评论家把越共的力量同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时期的情况相比。两者的情况大体相当吗？”

　　毛不以为然。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战争已经涉及到要解放整个广大国土。到1947年，解放军已拥有100多万人，同蒋介石方面的几百万军队对抗。当时解放军已经运用整师和整军的兵力，而南越解放部队现在还只是以营或至多以团为单位在作战。美国在越南的兵力还比较少。当然，如果他们增加，就有助于加速把人民武装起来反抗他们。但是，如果我对美国领导人说，他们是在培植一个最后将把他们打败的革命运动，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愿意让越南人决定自己的事务。他们听过吴庭艳的话吗？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还不是那么坏。他们曾希望美国人多维持他几年。但是性急的美国将军们越来越讨厌吴庭艳，把他干掉了。可是，在他被暗杀之后，天地间是不是安宁些了呢？

　　“越共部队现在单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获胜吗？”

　　他说，是的，他认为他们是能够的。他们的处境比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处境要好一些。那时没有外国的直接干预，而现在越共已经有美国的干预来帮助武装和教育它的官兵。反对美国的人不再限于解放军了。就是吴庭艳也不愿听命于人。这种独立性现在已扩大到将军中间。美国教员正在取得成功。

　　我问这些将军中是否不久会有人参加到解放军来。毛说是的，有些人最终会学国民党将领的样转到共产党这边来的。

　　我说：“说到老虎，过去我们谈过，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他说，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

　　“有人引用过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的人民可能全部被消灭，但中国还会有几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根据吗？”

　　他问我，照他们所说，他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说这番话的。我回答说，一个来源是来自一个南斯拉夫的外交官，他宣称毛说过，即使欧洲人全部被消灭，中国还会有3亿人留下来。

　　毛答道，他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他只记得尼赫鲁(在1954年10月)访华时同他的一次谈话。根据他的记忆，他说过中国不要战争。他们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要打仗，全世界会遭难，意思是要死许多人。究竟死多少，谁也不知道。他不是单讲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毁灭全人类，以致找不到一个政府来谈判和平。他同尼赫鲁谈话时谈到过这一点。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能的破坏力量。他确信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毛回答说，大概不至于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吧。原有的政府也许消灭了，但别的政府会起来代替他们的。

　　他听说美国人拍了一部叫《在海滩上》的电影，描写核战争带来世界的末日。他问，这是一部科教片吗？

　　“这是所谓科学小说。”

　　毛说，不久前赫鲁晓夫宣称他有一种可以杀死所有生物的致命武器。后来他马上收回了他这个声明――不止―次，而是好多次。毛不会否认他讲过的话，他也不希望我为他去辟这个所谓的谣(关于经过核战争中国还能有几亿人生存下来)。美国人也谈了很多原子弹的破坏性，赫鲁晓夫对此更是大做文章。在这方面(在夸耀自己的破坏能力方面)，他们都超过了他，所以他比他们落后，不是吗【毛在含蓄地嘲笑那些人，他们以为他是个不懂得核恐怖的全部意义的无知农民。――原注。】？

　　但是他最近看到报道，美国人在比基尼进行核试验6年后去那个岛进行调查。从1959年起，研究工作者一直在比基尼。他们第一次进入主岛时，不得不在灌木丛中砍出小道。他们发现老鼠跑来跑去，鱼照常在河里游。井水可供饮用，到处草木茂盛，鸟儿在枝头鸣啭。细菌繁殖率达到每平方亩400公斤。核试验后大概有两年情况不好，但是自然界还是继续发展。老鼠怎么还会活着呢？植物的生命被破坏了，但种子却没有，它们休眠了，直到地面重又净化。对细菌、鸟、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实在是纸老虎。对人类来说，它也许又有所不同吧……

　　毛的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义是(龚澎事后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进行大规模的自杀)，生命不可能被人造的原子弹消灭。

　　我问：“美国干涉越南、刚果和其他旧殖民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新殖民主义同法国人喜欢称之为‘第三世界’(亚非拉的所谓不发达国家、旧殖民地或仍然是殖民地的国家)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政治矛盾？还是你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或许我可以帮他一下？他指出肯尼迪总统也曾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肯尼迪不是宣称过，就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而论，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和基本的分歧？总统说过，今后真正成问题的是在南半球。这位已故总统既倡导建立“特种部队”和进行对付“地区性革命战争”的训练，他也许已经考虑过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过去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他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那些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吗？如果再发生大战，其目的不会是为了重新划分对所谓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吗？事实上，所谓发达国家今天也不是那么团结的。拿法国来说，你可以看出戴高乐采取他的政策有两个动机。第一，摆脱美国的控制，闹独立性。第二，企图调整法国的政策，以适应在亚非拉发生的变化。其结果是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法国是它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吗？关于这个问题他最近问过一些法国来的外宾，他们都说不是，说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的一员。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是否可以说，法国是在‘第三世界’之内，但不属于‘第三世界’？”

　　也许是这样。引起肯尼迪总统兴趣的这个问题，曾促使他去研究毛泽东有关军事的著作(毛说他读到过这个消息)。毛还从阿尔及利亚朋友那里知道，在他们同法国作战时期，法国人也阅读他的著作，运用他的论述去对付他们。但那时他告诉过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自己的著作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反过来用是没有效果的。这些著作可以适用于人民解放战争，但对反人民的战争是无用的。它们并没有挽救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蒋介石也研究过共产党的材料，但同样挽救不了自己。

　　毛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写的书，但是他们用来打反人民的战争就不好了。例如，他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写的《音响不定的号角》这本书。泰勒将军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把发展核武器的优先权交给陆军。现在他有机会试验他的特种战争理论了。他是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呆的时间还没有朝鲜战争那么长。泰勒将军在越南会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毛还看到过几篇美国当局发给部队的关于如何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示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认为美国有希望获胜。他们没有看到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实，即不管是吴庭艳还是其他傀儡，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是决不能扑灭解放战争的。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美国当局不会听他的话。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

　　我问：“在东南亚，在印度、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存在着一些与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相似的社会条件。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将来发生的社会革命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

　　他回答说，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同反帝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是过去的压迫和欺侮的结果。哪里有压迫和欺侮，哪里就有革命，但在大多数我所说的国家里，人民只寻求民族独立，而不是寻求社会主义――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欧洲国家也曾经历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封建时代。

　　我说：“美国南方各州在蓄奴时期也经历过短暂的地区封建主义时期。过了100年之后，

　　以前的奴隶仍在为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而斗争，所以不能说在美国没有封建势力的影响。”

　　他说，美国先打了一次进步的、从英帝国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战争，然后打了一次为建立自由劳工市场的内战。华盛顿和林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人物。当美国刚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欧洲所有的帝王都恨它和怕它。这表明在当时美国人是革命的。现在，美国人民需要为从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压迫下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

　　他问我是美国哪个地方的人？

　　我说：“我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它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你的故乡湖南省。我们那里没有出过革命家，不过密苏里州出了马克・吐温和哈里・杜鲁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密苏里不是一个蓄奴的州，但它是美国印第安人故乡的一部分，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过来还不到200年。美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者，但美国的印第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掠夺就没有这样残酷。3000年后的今天，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少数民族，你们还有近5000万非汉族的自治区人民。今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怎样？”

　　他说，正在改善中。一句话，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们和以平等相待。

　　我说：“我们都知道，属于第三世界范畴的大约占地球陆地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问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富裕国家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能有时间等待由苏联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后再等100年让议会主义在不发达地区兴起而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吗？”

　　毛认为不会等那么久。

　　“这个问题或许同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有联系吧？”

　　他同意有联系。

　　“你是否认为有可能，不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就不仅能完成民族解放，而且完成现代化？”

　　他说，恐怕不能用“完成”这个词。大多数这类国家离社会主义革命还很远。有些国家里还完全没有共产党，另外一些国家里只有修正主义的党。据说拉丁美洲大约有20个共产党，其中18个党作出了反对中国的决议。他停了一下，最后说，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哪里有严重的压迫，哪里就会有革命。

　　赫鲁晓夫和个人崇拜

　　我说：“西方的评论家，特别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用搞阴谋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鲁晓夫踢开。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毛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赫鲁晓夫先生就是在下台以前，在中国也不是很得人心的。他的画像极少看到。但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中国书店里有他的著作出售，而且现在还在出售，可是在苏联就不是这样。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他的阴魂还不会就散。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根据你自己的三七开的标准――即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有70％正确，只有30％错误，就可以认为是满意的了――你对苏联党现在的领导人判多少分？距离及格还有多远？”

　　毛说，他不想这样来议论现在的领导人。

　　“中苏关系是不是有所改善？”

　　可能有一些，但不多。主要的差别是，赫鲁晓夫退出舞台，使他们少了一个争论文章的好目标。

　　我说：“苏联人批评中国在提倡‘个人崇拜’。这有没有根据？”

　　毛认为也许有一些根据。据说斯大林曾经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批评者说，中国人有一些这种感情或做法。这样说也许有些道理。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我说：“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革命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作出什么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他们的争论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不相干的。’”

　　毛笑了起来。他说，2000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

　　我说：“我上次在1960年见到你时，曾问你有没有写过自传，或者是不是打算写自传。你回答说，除了已对我讲过的有关你生平的一些事情外，你没有写过。但是有些教授发现了你写的‘自传’。当前教授们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你的有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像《毛泽东选集》里所说，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还是实际上是在几年以后才写的。我自己好像记得，在1938年夏天看到过这两篇文章未出版的手抄的翻译稿。你可以告诉我这两篇文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吗？”

　　他说，确实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在卢沟桥事变【日本入侵中国关内的起点，这件事毛已经预见到；他的预言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了他作为党内和国内领袖的威信。――原注。】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3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在夜里写，白天睡觉。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讲课时两小时左右就讲完了。毛还说，他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我问：“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把一篇没有收入《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说成是你的著作【见伦敦英文的《中国季刊》，第19期，1964年7至9月。――原注。】。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

　　毛要我把问题重复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如果写过，他是会记得的。

　　我问：“从1927年起，你就忙于学习打仗。在1937年以前，你抽出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吗？”　　毛说，他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他还说 (也许想到了他的美国批评家们)，他从来没有读过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美国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我问他在年轻时有没有听到过索尔斯坦・维布伦写的《有闲阶级理论》？即使有过中译本，毛也没有见过。我提到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一书，它对19世纪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过很大影响，它的预言性使它今天读起来仍是很有趣味的。至于现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保罗・斯威齐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毛说，遗憾的是，这些书他都没有读过。

　　各国政府都在谈论全面彻底裁军。长期以来，中国就在建议裁军。苏联也是这样。美国也不断谈裁军。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全面彻底扩军。

　　我说：“约翰逊总统可能会发现，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东方的问题是困难的。如果他想使世界面对那些问题的实际复杂性，也许一个较好的办法是直接接触问题的核心，方法是接受中国的倡议，召开首脑会议来讨论全面销毁核武器。”

　　毛表示同意，但最后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约翰逊先生自己有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他终究不过是垄断资本家的一个“皇粮庄头”――他们是决不会允许这样做的。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爆炸，也许有待证明，可以一分为二地分下去，以至无穷。但是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想要。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关于华南一个无知的地方军阀的故事，他贴出一张告示，悬赏捉拿那个据说带领一些土匪制造了许多麻烦的‘苏维埃先生’。现在引起麻烦的是‘中国原子弹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的，毛担心他的名誉不好；帝国主义者就是不喜欢他。他们不喜欢“中国原子弹先生”。可是把一切都归罪于“中国原子弹先生”，掀起反华运动，这难道公道吗？难道是中国杀了吴庭艳？然而这件事毕竟发生了。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可没有谋划暗杀他。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的时候，中国人又一次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下命令叫这样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