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美国干涉越南、刚果和其他旧殖民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新殖民主义同法国人喜欢称之为‘第三世界’(亚非拉的所谓不发达国家、旧殖民地或仍然是殖民地的国家)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政治矛盾？还是你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或许我可以帮他一下？他指出肯尼迪总统也曾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肯尼迪不是宣称过，就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而论，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和基本的分歧？总统说过，今后真正成问题的是在南半球。这位已故总统既倡导建立“特种部队”和进行对付“地区性革命战争”的训练，他也许已经考虑过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过去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他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那些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吗？如果再发生大战，其目的不会是为了重新划分对所谓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吗？事实上，所谓发达国家今天也不是那么团结的。拿法国来说，你可以看出戴高乐采取他的政策有两个动机。第一，摆脱美国的控制，闹独立性。第二，企图调整法国的政策，以适应在亚非拉发生的变化。其结果是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法国是它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吗？关于这个问题他最近问过一些法国来的外宾，他们都说不是，说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的一员。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是否可以说，法国是在‘第三世界’之内，但不属于‘第三世界’？”
也许是这样。引起肯尼迪总统兴趣的这个问题，曾促使他去研究毛泽东有关军事的著作(毛说他读到过这个消息)。毛还从阿尔及利亚朋友那里知道，在他们同法国作战时期，法国人也阅读他的著作，运用他的论述去对付他们。但那时他告诉过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自己的著作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反过来用是没有效果的。这些著作可以适用于人民解放战争，但对反人民的战争是无用的。它们并没有挽救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蒋介石也研究过共产党的材料，但同样挽救不了自己。
毛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写的书，但是他们用来打反人民的战争就不好了。例如，他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写的《音响不定的号角》这本书。泰勒将军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把发展核武器的优先权交给陆军。现在他有机会试验他的特种战争理论了。他是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呆的时间还没有朝鲜战争那么长。泰勒将军在越南会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毛还看到过几篇美国当局发给部队的关于如何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示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认为美国有希望获胜。他们没有看到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实，即不管是吴庭艳还是其他傀儡，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是决不能扑灭解放战争的。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美国当局不会听他的话。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
我问：“在东南亚，在印度、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存在着一些与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相似的社会条件。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将来发生的社会革命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
他回答说，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同反帝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是过去的压迫和欺侮的结果。哪里有压迫和欺侮，哪里就有革命，但在大多数我所说的国家里，人民只寻求民族独立，而不是寻求社会主义――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欧洲国家也曾经历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封建时代。
我说：“美国南方各州在蓄奴时期也经历过短暂的地区封建主义时期。过了100年之后，
以前的奴隶仍在为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而斗争，所以不能说在美国没有封建势力的影响。”
他说，美国先打了一次进步的、从英帝国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战争，然后打了一次为建立自由劳工市场的内战。华盛顿和林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人物。当美国刚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欧洲所有的帝王都恨它和怕它。这表明在当时美国人是革命的。现在，美国人民需要为从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压迫下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
他问我是美国哪个地方的人？
我说：“我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它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你的故乡湖南省。我们那里没有出过革命家，不过密苏里州出了马克・吐温和哈里・杜鲁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密苏里不是一个蓄奴的州，但它是美国印第安人故乡的一部分，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过来还不到200年。美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者，但美国的印第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掠夺就没有这样残酷。3000年后的今天，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少数民族，你们还有近5000万非汉族的自治区人民。今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怎样？”
他说，正在改善中。一句话，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们和以平等相待。
我说：“我们都知道，属于第三世界范畴的大约占地球陆地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问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富裕国家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能有时间等待由苏联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后再等100年让议会主义在不发达地区兴起而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吗？”
毛认为不会等那么久。
“这个问题或许同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有联系吧？”
他同意有联系。
“你是否认为有可能，不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就不仅能完成民族解放，而且完成现代化？”
他说，恐怕不能用“完成”这个词。大多数这类国家离社会主义革命还很远。有些国家里还完全没有共产党，另外一些国家里只有修正主义的党。据说拉丁美洲大约有20个共产党，其中18个党作出了反对中国的决议。他停了一下，最后说，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哪里有严重的压迫，哪里就会有革命。
赫鲁晓夫和个人崇拜
我说：“西方的评论家，特别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用搞阴谋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鲁晓夫踢开。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毛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赫鲁晓夫先生就是在下台以前，在中国也不是很得人心的。他的画像极少看到。但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中国书店里有他的著作出售，而且现在还在出售，可是在苏联就不是这样。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他的阴魂还不会就散。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根据你自己的三七开的标准――即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有70％正确，只有30％错误，就可以认为是满意的了――你对苏联党现在的领导人判多少分？距离及格还有多远？”
毛说，他不想这样来议论现在的领导人。
“中苏关系是不是有所改善？”
可能有一些，但不多。主要的差别是，赫鲁晓夫退出舞台，使他们少了一个争论文章的好目标。
我说：“苏联人批评中国在提倡‘个人崇拜’。这有没有根据？”
毛认为也许有一些根据。据说斯大林曾经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批评者说，中国人有一些这种感情或做法。这样说也许有些道理。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我说：“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革命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作出什么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他们的争论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不相干的。’”
毛笑了起来。他说，2000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
我说：“我上次在1960年见到你时，曾问你有没有写过自传，或者是不是打算写自传。你回答说，除了已对我讲过的有关你生平的一些事情外，你没有写过。但是有些教授发现了你写的‘自传’。当前教授们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你的有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像《毛泽东选集》里所说，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还是实际上是在几年以后才写的。我自己好像记得，在1938年夏天看到过这两篇文章未出版的手抄的翻译稿。你可以告诉我这两篇文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吗？”
他说，确实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在卢沟桥事变【日本入侵中国关内的起点，这件事毛已经预见到；他的预言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了他作为党内和国内领袖的威信。――原注。】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3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在夜里写，白天睡觉。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讲课时两小时左右就讲完了。毛还说，他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我问：“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把一篇没有收入《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说成是你的著作【见伦敦英文的《中国季刊》，第19期，1964年7至9月。――原注。】。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
毛要我把问题重复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如果写过，他是会记得的。
我问：“从1927年起，你就忙于学习打仗。在1937年以前，你抽出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吗？” 毛说，他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他还说 (也许想到了他的美国批评家们)，他从来没有读过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美国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我问他在年轻时有没有听到过索尔斯坦・维布伦写的《有闲阶级理论》？即使有过中译本，毛也没有见过。我提到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一书，它对19世纪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过很大影响，它的预言性使它今天读起来仍是很有趣味的。至于现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保罗・斯威齐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毛说，遗憾的是，这些书他都没有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