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
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该研究会。
2月19日，毛泽东出席在北大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会。成为该会会员。
［在京期间，毛泽东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中拜访求教，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大文科大楼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还结识了其他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
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14日抵达上海。
3月28日，离沪回湘。
4月6日由上海回到长沙。
毛泽东被聘任修业小学历史课教员，同时从事政治宣传活动。
［1919年4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他对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的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
5月9日，长沙《大公报》报导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进入长沙各校发动学生响应。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省学生罢课。随之，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7月17日，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五四运动视为十月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从实际出发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号召民众大联合，肯定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而遭到失败。这些观点说明毛泽东从思辩哲学和圣人创世的唯心史观里跳出来了，彻底抛弃了康梁思想，比“五四”前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是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是一种思想主张的“谬误与不幸”，还以实验主义作为《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并且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在1919年12月起草《学生之工作》，构设“新村”蓝图。空想社会主义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4月28日致舅信所述日期与“自传”回忆有所不同：“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京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
5月上旬“五四”运动爆发，在湖南开始组织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5月3日，北京学生代表为反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特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翌日举行示威。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全体职员会议议决，如在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并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山东籍会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请将卖国之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撤职法办。
5月下旬在楚怡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会，请来湘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介绍北京爱国运动情况，商定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5月25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任文版股干事。
27日，参加学联成立大会，通过总罢课决议，以响应北京“五四”学生运动。
6月3日参与组织长沙20多所学校举行总罢课。
6月长沙各校先后放暑假，毛泽东与省学联负责人彭璜等研究，组织学生分赴各地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6月，到各校讲演，反对21条和抵制日货。
在周南女校开会，被选为新民学会评议员。
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该刊办至8月中旬，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从组稿、编排、付印校对到发行，都由他负责，并在前四期和临时增刊上，发表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章。
在《湘江评论》刊文呼吁营救因“五四”学潮被捕的陈独秀。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此时不赞成搞激进的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炮弹革命’，‘有血革命’。”］
8月上旬，张敬尧派军警查封《湘江评论》。
24日，北京《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认为是全国言论最有份量的刊物之一。
住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发起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接任汀雅学生会周刊《新湖南》（自第七期起）总编辑，第12期后被查封。
9月，开始主编从第7期起的《新湖南》周刊。
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患瘰疬去世。终年53岁。葬湘江南岸楠竹山，回家守棂，撰写《祭母文》。
毛泽东悲痛万分，在母亲灵前含泪写下了情意深切的《祭母文》，称赞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后来描述母亲说：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关于自己的家人，毛泽东晚年曾说：“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泽东致邹蕴真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人；利已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已而利于人的人。家母正是最后的这种人。”又作“祭母文”及挽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自传》：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
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
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员所讲的话。（据《西行漫记》载，这几个人依次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谭平山和康白情。）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仿徨，还有“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11月被湖南《大公报》聘为该报馆处撰述员。
为长沙一女士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而自杀一事，在《大公报》和《女界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10篇文章。
12月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遭军阀张敬尧武力干涉，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干部开会。会议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正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前后，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并与学联负责人、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决定组织各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和宣传活动。随即，率驱张代表离长赴京。
到上海。同胡适见面。交谈出国留学的得失，讨论马克思学说。
3日，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商议发起“驱张”（张敬尧）运动。
7日，北京《晨报》刊文评湖南赵女士自杀案，特别介绍毛泽东的两篇评论文章。
任湘公民代表团团长，率驱张代表团自长沙出发赴北京。在武汉召开记者会。
18日，第二次到北京。住杨昌济家。毛泽东、杨开慧的爱情公开化，并得到杨家的承认。
［毛泽东为驱逐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这次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书籍，李大钊的文章，同时也读了胡适的论文。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他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给周世钊信：“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他把他看到的学说观点，作了归纳，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讨论。4月他到上海送别留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后，又与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即湖南自治促进会），“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即是说，在1920年6月间，马克思主义已成了他思想中的主流。］
12月22日与罗宋翰在北京组织平民通信社，以扩大驱张宣传。毛自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京、津、沪、汉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