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7日，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毛泽民等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当时，毛泽东早就看透了盛世才的险恶嘴脸，觉得留在新疆的共产党员早晚要出事，他曾向有关同志讲过这件事，要早做准备，尽快撤回。可是没有等他腾出手来，惨案就发生了，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人间悲剧。

　　消息传到毛泽东这里，毛泽东一下子愣了，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把他埋没在窑洞里，悔恨、自责、反思交织在一身。小弟泽覃牺牲后，他与二弟互通情况时的场面还恍惚昨天，想不到泽民又匆匆去了，他是多么的伤心啊，毛氏三兄弟只剩下了一人。

　　过了好长时间，妻子江青过来喊他吃饭时，他才清醒过来，喃喃自语地道：“泽民真的牺牲啦？”

　　“你这是说梦话啊。”

　　“吃饭免啦！”

　　“这是什么事啊？”江青一脸地不解。

　　在得知毛泽民牺牲消息的最初一周，毛泽东每天吃饭很少。时局虽然困难，但他已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同时，大弟泽民、小弟泽覃、小妹泽建等大批革命同志的牺牲，使他更充满解放中国的信心。正如后来所说：“很多革命先烈在我们前面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踏着他们的鲜血前进吧！”

　　毛泽民在新疆牺牲后，夫人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等被盛世才投进新疆第四监狱。监狱的条件更恶劣了，阴森森的不见阳光的牢房，吃的是两顿发霉的带砂子的粗馒头，没有菜。毛远新当时5岁，饿得皮包骨头，面黄肌瘦。朱旦华等人常常托看守员卖掉一些衣服被单，再买回一些食品，给孩子增加一点营养。她们集体向看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送孩子去医院看病。在她们的不懈的斗争下，看守最后不得不同意了她们的要求，朱旦华在狱中还参加了支援男牢房的绝食斗争。身陷囹圄4年，朱旦华没有屈服，始终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患难与共，克服了种种折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气节。

　　毛泽东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量迎救毛泽民的夫人和孩子等大批被关押人员方案。

　　朱旦华和毛远新经过党组织积极营救出狱，回到延安，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是毛泽民的亲密战友。

　　1951年，赴京开会的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同行。会上朱旦华见了主席，毛泽东当面还询问小侄毛远新的情况？朱旦华告诉主席说，远新随她来了，今天与康克清大姐儿子一块看电影去了。主席笑着说：“来了就到家么！我不在还有他婶婶呢？”

　　会后，朱旦华就把远新带到伯伯家。对于侄儿远新的到来，毛泽东甚是高兴，他让江青多加了两个菜，算是为远新接风。

　　朱旦华见主席这般喜欢远新，便说：“远新想回到北京念书，干脆就留在伯伯身边吧？”主席说：“我这儿可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坚持着对伯伯说：“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毛泽东笑说：“很像你爸爸的性格。好，在伯伯身边念书！”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北京，一直到大学毕业，深受伯伯的喜爱和重视。作为兄长的毛泽东，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长眠于天山脚下的大弟毛泽民！

　　1976年的农历春节。

　　这是毛泽东最后的岁月。

　　除夕夜，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仿佛睡去，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还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寂寞、冷清便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饭是护理员一勺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吃了几口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秘书张玉凤把他搀扶下床，送到了客厅休息。他头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张玉凤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爆竹是他为工作人员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工作人员去除旧迎新。

　　毛泽东在临终之际，仍然惦念着他所开创的事业。

　　范硕在《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在病重期间，有一次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4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叹地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来，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讲这段话，虽然叶剑英没有在场，但他事后听说，深为感动。他知道毛泽东在交代后事，难过得他独自落泪，忧心积虑，寝食不安。但作为常务看护人员之一的张春桥、王洪文却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张春桥担任值班看护时，很少进病房，也很少过问病情，有时病情突然变化，他却擅自离开，连影也找不到。他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却对垂危的毛泽东一点感情也没有。

　　而那个“花花太岁”王洪文则照样到北海公园打鸟开心，在中南海、钓鱼台钓鱼取乐。一到晚间就躲在房间里下棋、打扑克、看电影、寻开心。这个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全无感恩之意。他本来和毛泽东就离心离德。早就要往毛泽东身边安插他的人，被毛主席发现了，批评他：“你王洪文竟然要干涉我的内政！”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两边倒”，跟江青搅在一起……他怀恨在心，随着毛泽东病情越来越重，前去看望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催促上海武装民兵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9月5日，毛泽东病危。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工作人员一听到这消息，好像天快塌下来似的，慌恐万状，去叫醒江青，声音都发抖了，但江青却若无其事，慢慢悠悠地起床，高高兴兴地打扑克，从阳泉上火车，打到石家庄，从石家庄改乘飞机，一直打到北京城。

　　9月7日，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

　　在202号一间宽阔的房间里，笼罩着一种可怕的不祥气氛。医护人员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政治局委员来去匆匆，忙着料理后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提着一颗心，泪流满面，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但是，江青一进门却连声说：“应当高兴”，一忽儿又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叫：“不值班的，都出去！”她不顾医生劝阻，恶作剧式地给病人擦背、翻身、打粉，搜钥匙、找文件，发脾气，还给病人插上助听耳机，在一旁哇哇叫……像个女巫一样，继续折磨毛泽东。医生急得直哭，苦苦哀求她不要这样做。她一意孤行，毫不理睬。她当着众人大吃其“文冠果”。说什么“文冠果”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掌权”，文官也就是“王、张、江、姚”，就是他们四人掌权。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清晨，江青又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继续请工人吃厚皮的“文冠果”，然后又去抓她的所谓“特务”去了。

　　医生发出最后通报。

　　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抖颤。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看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跟随多年的领袖，想不到昔日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如此消瘦，昔日那满面红光的容颜，变得如此憔悴。那蜡黄发灰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表情，黯然失神的大眼淌着伤感的泪水，半张开的嘴角抽搐着，似乎要做新的指示……叶剑英多么想多看他一眼，但又不忍多看。一股股热泪夺眶而出，一阵阵悲痛袭上心头。顿时涌出千言万语又无从倾诉。

　　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大家围过来，探询病情。叶剑英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毛泽东这位党、军队和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同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审查。历史是无情的，江青企图开历史倒车，到头来却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她的女皇梦也被化作灰飞烟灭。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理江青，判决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发人深省的一页，揭开了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新篇章。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全面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充满感情地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这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毛泽东这位伟人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迅速发展。毛泽东使社会主义中国富强昌盛的遗愿正在逐步实现。②

　　纵观“毛氏三兄弟”的一生，在中国的革命史上，他们殊途同归，是革命的一生。他们是新生力量的群体代表和旧中国的掘墓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光辉典范和学习的榜样。中国人民将永远牢记使民族独立、摆脱贫困并获得新生的社会主义基业的创始人―――毛氏三兄弟的英名和伟绩，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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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01～104页。

　　②李捷、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4卷，770～773页。

　　毛泽东与江青婚后不久，江青调动了工作，从鲁艺转到毛泽东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他们还搬了家，由凤凰山迁到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白灰。前面是木结构，窗上糊纸，可以透进少量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压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为起居室、毛泽东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甚至没有油漆。房内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婚后一段生活是比较平静和谐的，有材料说连“江青”的名字都是由毛泽东给起的。

　　194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李讷诞生了。

　　转战陕北期间，江青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经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是长发披肩，而是梳成了两条小辫子。她的着装非常得体，总要显出娇好的身段才行。江青在处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如她的骄傲、风头欲和顽强的自我表现欲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她和毛泽东的感情。

　　随着战争环境的改善，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两人的争吵有时也表面化了。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开始后，有的同志反映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有问题，江青获悉后，找毛泽东诉苦，抱怨有人在故意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江青缠着不放。毛泽东严厉地说：“历史就是历史。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江青见毛泽东不帮她说话，恼羞成怒，便与他吵了起来。江青的无理取闹激怒了毛泽东，他朝江青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江青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陕北杨家岭时，生活条件艰苦，她只能讲究一下咸淡。后来条件好起来，能吃到猪肉和鸡，江青开始注意起饮食搭配，讲究起饮食结构起来了。比如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便悄悄减少肥肉增加瘦肉，并把干青菜烧进去。对江青的做法毛泽东基本上能接受但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江青在自己注意改变饮食结构的同时，也竭力想影响毛泽东，毛泽东喜欢吃辣的、咸的菜肴，但江青反对，终于江青和毛泽东在饮食问题上闹起了矛盾。毛泽东对江青说：“吃不到一起可以分开，今后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用你管。”

　　在饮食问题上，毛泽东与江青有分歧；在作息上，两人也有不同。毛泽东极少按大自然的规律起居，而江青却是按时作息，其结果常常是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吃“晚饭”，所有这些均直接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为人处世上，毛泽东和江青也有差异。江青喜欢嘀咕人，火上加油的事经常干。毛泽东对谁发火，江青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为此事，毛泽东特地提醒江青：“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起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曾告诉身边的工作中说：“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非得把她整死！”①于是他们夫妻俩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曾流露出对江青的极为不满来，他说离婚该找那个部门呢？他沉默了好半天，又对女儿讲：“我们家有左、中、右三派，我和你是属于一派。”

　　李敏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爸爸太理解她了。因为家庭人口不多，只有李讷和她。显然左、中、右的分法也是有所指的。

　　毛泽东紧紧把女儿李敏搂在怀里，为她揩去了眼泪。然而李敏知道爸爸内心的痛苦。一个伟人也有情感，也有七情六欲，也有难言之苦。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逝世前两三年内“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那个思绪之鸟的翅膀，扇动得并不轻松……

　　如此情调，我们甚至可以想像得出毛泽东在细听的时候，斜躺在床上闭目遐想的情态。悲壮和忧思，正好交织出他迟暮之年的独特心曲。

　　光是听读，似乎还不够味，还不能排遣胸中块垒。他想听曲子。于是，文化部抽调岳美缇、蔡瑶铣、李炳淑、李元华、杨春霞等京昆演员和歌唱演员，以及刘德海、王范弟、闵惠芬、张晓辉等民乐演奏家，为毛泽东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由于响彻中南海红墙外面的声音是“万寿无疆”，人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已重病缠身，故这项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甚至连参加者都不知道这项特殊任务的目的何在。在录制完成的磁带纸盒上，印制着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努力学习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实为掩人耳目之所为也。

　　所录作品，多为沉雄悲壮的风格，如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张元翰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等等。再就是悲秋伤春和别情离意的缠绵悱恻之作，如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洪浩的《江梅引・忆江梅》、秦观的《鹊桥仙》等。想来，这些篇目都是毛泽东自己圈定的。

　　其中，他平时最爱听的南宋张元翰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全词为：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渡。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雁不到，书成谁与”？古人的感慨里，传达着何等的无奈？毛泽东的共鸣中，传达着何等的信息？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

　　或许是出于同一种心曲，这年的7月，他在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时候，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歌曲声中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红墙外面的人们自然不很清楚，他们心目中这位神圣诗人的思绪之鸟―――是飞向历史，还是飞向未来？是飞向政治，还是飞向人生？是飞向思想，还是飞向感情？是飞向社会还是飞向个人？

　　不过，在毛泽东走向他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年，人们还是捕捉到了一些信息。

　　1976年元旦，毛泽东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作了最后一次不凡的亮相。

　　1975年除夕的夜晚，他在中南海里那间堆满线装书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谈的却是哲学性的话题。这两个在西方文明背景下长大的年轻人走出户外后的体会是：“十里之外就能够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

　　与这个消息在元旦这天一同播发的，还有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直到这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如果文化界还有什么共识一致的盛事的话，恐怕就是学习体会这两首词的全国性热潮了……

　　不管情愿不情愿，当时人们总是要努力去跟上毛泽东的思路，文化人则通过这两首词，采用各种形式同他对话。毛泽东当时决定发表这两首旧作，其意似乎也不难体会。一首回述革命战争的历史，赞扬今天的变化；一首直通通地嘲弄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一首的内容让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一首的内容则是他晚年最为担忧的大事。两情交错，化着一股似乎是最后一搏的激情，就是他在两首词的结尾处最想告诉人们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试看天地翻覆。”

　　人们如何登攀，天地如何翻覆，未加细说，也难以细说。他深知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甚至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整个政局的走向也没有多大把握，还忧虑出现“腥风血雨”的气息。无论如何，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也看不到了。就像他在10年前发动“文革”时写的那首《七律・有所思》里透露的那样：“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让人伤感，让人深思之事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毛泽东发表两首词作几天后，开国元勋，做了27年总理，当时在党内位居第二的周恩来也撒手人寰了。眼见几十年的战友一个个离世而去，万端思绪，涌上心头。接着是“故国人民有所思”，在4月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大规模地悼念周恩来，并且用毛泽东习惯的方式―――诗词，来表达他们的“所思”（如今讲当代文学史，“天安门诗词”已经是一个专有概念，成为不可不讲的一页）。

　　对天安门这场悼念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都是出乎意外并且极不愿意它发生。当他从送上来的材料中，读到“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大概已经体会到中国的大地已经拥有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百年之后两种势力终究要有一番较量的了。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　　

　　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　　

　　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　　

　　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做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作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我说：“不知道。”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总理说：“我问一下。”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1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林彪与陈伯达靠得越来越近了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迫不及待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