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书信不通，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

　　后来，妈妈搬出了中南海，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外公在想些什么，她已经无从得知了。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有“文革”策源地之称的上海，却能安然无恙，又不能不发人深思。

　　外婆对外公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持什么态度，已经不得而知。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置身事外，静观世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

　　我在上海采访海峰姨和小平姨时，专门谈到了“文革”中的外婆。小平姨告诉我：1966年，“大串联”流行全国，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事实是仅该年8月18日到12月26日，外公就在北京分八次检阅了一千八百多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确实，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阻，外婆信心十足。时光仿佛又流转到了1937年，这次她也一定要去，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火车上全是“大串联”的，可没有卧铺！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也和你们一样坐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北京住满了红卫兵，你没地方待呀！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里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现在外面可乱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解放那么多年了，怕什么。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你去北京，主席还没同意呐！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他当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后，外婆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可怜的小平姨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又不想让外婆发现，只好咬着牙扔出一句话：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让亲爱的姨妈因为上北京受处分。只是面对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这个“恶人”太难当了。

　　38年后又勾起这段往事回忆，海峰姨好像在拭泪，小平姨眼圈似乎又红了，我无言。房间里沉默了。

　　外婆沉默了。17年来，第一次有那样一个机会，仿佛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北京。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主席一眼。不过，机会已不属于她了。

　　外婆一生服从组织，她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外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我在问我自己。

　　命运往往是不公的，承受这不公的，外婆不是第一个。但我希望她老人家是最后一个，也许这能使我们后人的心情好受些，起码说明外婆一生的苦没有白受。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届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间，外婆搬过五次家，湖南路262号是最后一处，既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也是我最熟悉的：从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随妈妈回北京，我都是在此与外婆共同生活。

　　舅婆李立英对外婆搬进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忆：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老百姓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贺敏学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贺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来住。我们家热闹，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部队的房子很大。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你妈妈也住过那儿。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外公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解放后，陈毅和邓小平（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湖南路262号是陈老总给外婆安排的房子。其实，陈毅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被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也就是外婆听外公讲话受刺激的那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固然，陈毅元帅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实在太深，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让外婆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应该实事求是。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外婆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

　　妈妈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不许乱来。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没有受到惊吓。还有更奇怪的――妈妈听说一天花园里假山落下一条电褥子，据说是有人得知这所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很可怜，就从墙外扔进来的。电褥子还是新的。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从家中带走，关押起来，家也被抄了。舅婆和小平姨急忙托人给我妈妈捎话，告急求救，让她报告毛主席。

　　妈妈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消息告诉他。外公听到后，“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妈妈急了：“舅舅的事……？”

　　“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最后还是外公嘱咐周恩来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狱中度过83天后终于回家了。30多年来，舅公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监狱。

　　原来，1930年底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贺敏学被抓了起来。狱中的舅公怕外公不了解情况，便说服看守给他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危急形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怀着感情讲到这段史实。也许，正因为与舅公有着亲戚关系，外公才不好表态。正如外公说过的：作我家的亲戚，太难了！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万万想不到我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告他的状，我听后特别生气，立时将他找来。他一进门，便感到气氛不对，于是昂起头，有点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态度肯定生硬，话说得也不会好听，所以他还没有听完我的‘训斥’，便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克里空’的汇报！’（克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说假话的人物。）

　　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就像当年对待压迫他的‘老阔’一样。我顿时全身战，伴随屈辱的是眼泪，他见我居然哭了，起初一愣，顷刻之间，惊愕变成嘲笑：

　　‘班主任，你也太小资产情调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哭！’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们各奔东西，我徒步到东北……一个中午，刘子毅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阳光的威力和劳累深深刻在他脸上，我还来不及问话，只见他性急地从身上掏出一只牌手枪交给我，说：‘这次我和林汉南同志执行任务，火车开到牡丹江附近，忽与土匪遭遇，土匪包围了火车，我们猛冲出车厢，消灭了土匪，但不幸汉南牺牲了。这是我从土匪头身上缴来的枪，你留下防身吧。’（林汉南，张浩之子，林彪之侄）

　　我无言对答，将枪紧紧抓住，抚摸……我不明白，当时我想从枪上寻找什么。”

　　子毅表舅在东北做起了公安保卫工作，有过一段引人入胜的传奇。他少年流浪上海滩的苦，现在终于变成财富了。这与我的岸英舅舅何其相似，包括他们死于非命的过早离世。

　　全国解放后，子毅表舅先后在南昌和上海铁路局任公安处长。他曾经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专列安全，又跟随外婆左右便于照顾。1968年，耿直刚烈的他死于“文革”私设的公堂，他的继母是贺子珍的妹妹成为不言而喻的“罪名”。

　　可叹的是：贺家人一直瞒着喜欢子毅表舅的外婆。当她问起刘子毅怎么不来看望，大家会说“出差去了”、“办事去了”。正如外婆一直不知道她所钟爱的继子岸英舅舅的死讯一样。

　　那么外婆呢，她当真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明枪暗箭的威胁吗？据我所知，长期在外公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就来找我，说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我就对陈伯达说，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陈伯达不敢去主席那里报告，连忙说：‘由你转报最好。’这样，我就向毛主席报告了。”

　　据汪东兴回忆，外公得知后说：“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他把毛主席的话转告陈伯达，外婆在上海才没有动。

　　1969年，外婆昔日的战友和姐妹们几乎个个处境不妙，成为外公法定接班人的林彪也许是个例外。

　　外婆井冈山的姐妹曾志，与丈夫“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关押在中南海两年后，被疏散到安徽合肥，在那里病死。外婆长征路上的姐妹康克清，与朱德被疏散到广州后备受歧视，只有六位女红军合影中的曾碧漪带着两岁的孙女和他们去林间采蘑菇、鲜花。外婆陕北的姐妹同桂荣，在全国疏散，老干部纷纷投亲靠友的形势下从北京来到西安，中途曾安排到西安郊区三原县。

　　现在看来，所谓要把外婆从上海搞到西北去，背景很像是1969年国庆前后的全国大疏散。当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两国冲突一触即发。中央安排包括主席、总理、林彪在内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到外地暂住一段时间，以防止意外损失。

　　如果外婆真被疏散到西北，完全有可能被安排到西安，这个让她后悔不已的伤心之地。当然，也有可能在西安遇到当年的老姐姐同桂荣，两人互为依靠。无论如何，外婆在不知不觉中，在外公的坚决保护下，避开了令人恐慌的大疏散，继续在湖南路262号安度晚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那些年，我妈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

　　1964年，我的妈妈李敏到国防科委（总装备部前身）任见习参谋。她成了一名军人。妈妈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外公有一次难得的轻松对话，内容就是关于她的军人身份。她回忆道：

　　“记得一次见到我爸爸时，他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我是个军人，不能外出串联。’我对爸爸说。

　　‘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说。我知道，爸爸这是在逗我。

　　‘我是军人，不能随便脱去我的军服。’我一本正经地回答爸爸。

　　爸爸点头笑笑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军人。’”

　　“文革”中，妈妈得知关心过她的国防科委领导在挨斗，主任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副主任钟赤兵被批判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涩。

　　钟赤兵将军长征中与外婆同在休养连，后又与外婆一同赴苏留学，交情甚深。妈妈到国防科委工作后，钟将军对她也很关照――不是别的，按妈妈的说法，就是请假方面好通融一些。当时妈妈每年去上海看外婆，探亲要请假，买票也要单位证明。对此，赵尔陆和钟赤兵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心知肚明，都很支持。为表感谢，“文革”前赵尔陆在世时妈妈还曾去他家看望。

　　1967年初，被造反派围攻，不得不在办公室通宵工作的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两个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他进中南海休息，然而已经太迟了。事情并没有完，有些人说赵尔陆是自杀，是叛徒。妈妈觉得这样不对，她要找外公讨教。

　　这次妈妈很快见到了外公。父女见面后，拉着手说起了家常。当妈妈转入正题，谈到批斗赵尔陆时，外公的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满脸怒容，呼吸短促，拉着妈妈的大手也冰凉了，而且不断颤抖着……

　　妈妈吓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外公对自己发那么大脾气。外公暴怒了：

　　“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的？”外公问。

　　“爸爸，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的身体要紧……”妈妈劝道。

　　还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冲妈妈来的。这是妈妈1949年来到外公身边后，看到他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外公从来没对妈妈发过脾气。

　　外公为保护井冈山的老战友赵尔陆而大动肝火，足见“井冈山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内的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大多活过了“文革”十年，陈毅去世时外公还突然出席了追悼会，这不是偶然的。

　　过了好一阵子，外公的情绪才平和下来。妈妈试探着问他：

　　“（今天您的话）能不能传达？”

　　“能。”外公答。“我一定传达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见去办。”妈妈轻轻地点头说。

　　那天，妈妈在外公身边呆了好长时间。她打来一盆热水，又一次帮外公洗了脚，井冈山老战友的去世触发了外公的思绪，他望着为自己洗脚的女儿，又想起了当年的外婆。外公对妈妈谈起了往事：

　　“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头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

　　“好了”――回忆戛然而止。外公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边说边冲妈妈笑着。妈妈知道，外公心情好了。她为外公穿上睡袍，老人家该休息了。

　　钟赤兵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强行把他从病床上拉走，让他带着氧气瓶接受批判。看到这种情况，妈妈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见外公，要向他反映情况。

　　那一次，妈妈和爸爸在中南海门口等待多时，才被允许见外公，妈妈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比如说她是“小保皇”了，回来“摸底”了，等等。

　　这些话，外公也听说了。他的反应是：

　　“当小保皇有什么不好，保我这个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

　　然后，外公详细地听取了妈妈和爸爸反映的情况，对批判钟赤兵明确表示反对。他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钟赤兵因此受到保护，后于1975年病逝。

　　也在1969年，妈妈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劳动。

　　妈妈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哥哥宁宁送到上海外婆家，一切都安排好后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妈妈一向体弱，在干校几个月后就病了，又回到北京。

　　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外公的打击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后，妈妈去看过几次外公。她后来回忆道：“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在“文革”中的那段日子里，每当妈妈回上海看外婆，就会拉着她出来散步，范围就是从湖南路走到几条街外的淮海路，然后在兴国路一家西餐馆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块面包，再走回湖南路。

　　妈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外婆能多一点运动量，不然她整日枯坐对身体不好。她这样鼓励外婆：就算您再走一次长征路吧。那么，这段路有多远呢？妈妈说：挺远的。而据我估计，总有二点五公里吧。

　　为了外婆，妈妈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我――“小东梅”留在外婆身边。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广慈医院，1967年“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医院，1972年改名瑞金医院。1931年，外公与开慧外婆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患噤口痢在此病逝。1972年初，妈妈在此生下了我。

　　“小东梅”在外婆身边的岁月也是难忘的，还发生过“惊险事件”呐！

　　外婆的护士小吴阿姨至今还记得淘气的“小东梅”从湖南路外婆家二楼楼梯摔跤滚下来的“事件”。今年在上海见面，76岁的她还笑着提起往事：“告诉她不要在楼梯上玩，她非玩，结果摔下来了。”那一次算是有惊无险，好在骨头没事，缝了几针。只是把妈妈吓得不轻，急得从北京坐飞机赶过来看个究竟。

　　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初陈毅一家住在这里时，二楼楼梯也差点发生“险情”。小鲁叔叔在回忆文章中说：

　　“也许是当老小时间长，我很受父母的宠爱，也最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上海最好的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得幼儿园把我开除。平时我很懒，经常睡到中午还不起床。

　　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程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道：‘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记忆中，儿时的我特别喜欢和外婆的工作人员玩，吃饭时也跑到他们的大灶，好像那里饭菜特别香。这些叔叔、阿姨中，我一直记得外婆身边的工作人员小韩叔叔。1977年外婆中风之后住进华东医院。直到去世，7年里她再没回过湖南路。“姨妈”不在这里了，身边工作人员也裁减了，但韩叔叔一直留了下来。等到1984年外婆去世，后事处理完毕，他才离开。

　　小韩叔叔名叫韩洪高，大家都叫他小韩，苏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性格爽直，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他给我的印象是：像个“大管家”，说话声音很大，“凶凶”的，力气也大。一辆“二八”男车，小韩叔叔一只手就能高高举起来，转着圈让大家看，我惊奇得不得了。骑着这辆车，小韩叔叔经常带我出去办事。在自行车后座上，能看到外边的世界，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非常开心。

　　院子里的假山、花园是我童年记忆中神奇的所在，觉得里面藏着无穷秘密。春天有玉兰，夏天有池水，秋天有蝉蜕，冬天有腊梅――外婆不让别人摘，我摘她不管。蝉蜕可以入药，小韩叔叔和我一起捡过好多，卖给药铺，得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用这笔劳动所得，小韩叔叔给我买了铅笔盒、橡皮等文具，让我兴奋了大半年。

　　一次，二楼屋顶落下一只黄鹂。小韩叔叔冒险爬上房顶把它捉住，养了起来。后来鸟死了，小韩又把它做成标本。再后来，标本也不见了。是带回北京后不见的，还是在上海就不见的？我记不清了。

　　我还记得：院子里跑来一只波斯猫，不知谁家的，白白的，可爱极了。猫成了我的心肝宝贝，天天抱着。养了几个月后，有一天猫不见了，我急得三天不吃不睡。大人都说：跑丢了，跑丢了。后来才知道：小韩叔叔给它洗澡，用水龙头直接冲。猫耳朵进了水，被冲死了！

　　2004年2月，我陪妈妈再次回到湖南路262号。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都已白发苍苍，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小韩叔叔没有来――他前些年回了苏北老家，得癌症去世了。小韩叔叔是个粗人，但是个好人――我认为。

　　的确，离开湖南路后，再也没有养过那样让我心疼的小猫咪，再也没有进过那样让我着迷的假山花园，没有用过那样让我兴奋和珍惜的铅笔盒。湖南路是孤寂的，又是有趣的。那些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离我远去。每当想起外婆，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一枝一枝抽着烟，面向绿草如茵的窗外，望着远方沉思的样子。

　　也就是在湖南路，四岁的我在朦朦胧胧中觉得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大人的神情很反常，海峰姨跑到外婆房间里痛哭失声。她拿着一条大毛巾频频拭泪，那种湿乎乎的感觉我至今记得。外婆则叉着腰，急促地走来走去。后来我知道，那天就是1976年9月9日。外公于当天凌晨去世，消息下午已传遍全国，也终于传到了湖南路。

　　海峰姨告诉我：外婆的反应出人意料，异常冷静。她只是反复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显然，妈妈没有把外公病危的实情告诉她。此时妈妈悲痛欲绝，大家从电视上发现她哭得“眼都直了”。但她还是想到外婆，请我父亲赶来上海照料。于是有了下面这张合影。

　　经过妈妈尽力争取，外公的长女有了在人民大会堂守灵一天的权利。我也被爸爸接到北京，来到外公遗体前，参加了那一天的守灵。当时，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会把眼前这位长眠的老人与自己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但是，据妈妈说我那天却哭得昏天黑地，是被大人抱出来的。为什么？谁也说不清。

　　也许，我在那一天意识到了“死亡”这一概念。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是从那一天觉得世界从此不同并开始长大的。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文化”概念的内含，向来争论不休，界说数不胜数。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著述，涉及“文化”之处颇多，但也没有对它下过确切定义。他主要是从精神文化角度来使用这一概念，尤以《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相对于政治、经济俪言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用法最多，在谈到中西方文化的时候，毛译东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偶尔也包括物质技术，其义大体近于“文明”一词。做这个辩析，是为了让读者对本书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有一了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接受到结合

　　从文化形态上讲，毛泽东及其思想对20世纪中国最根本的贡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把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彻底的叛逆性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绪合的产物，大概是不会有疑问的。

　　作为政治或哲学意义上的概括，“中国化”或“结合”自然已经清楚表达了这两种文化来源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的组合关系。但如果进一步从文化学角度来分析，泛泛谈“结合”则未免抽象了一些，在如何深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塑造毛泽东的思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时，就不那么明晰了，意见也不尽一致。这确实是个复杂的研究课题，非要争个“孰轻孰重”或索性来个“二元并立”，或进一步把“结合”局限于例证毛泽东怎样广泛引用古代经典，如何运用民族语言和表述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沦，局限于分析毛泽东改造了几对传统哲学范畴，似乎也难说是深刻把握了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内在关联。

　　关键恐怕在怎样理解这个“结合”，特别是毛泽东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中艰苦的探索过程和独特的结合方式。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首先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我的学习，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进学校学资本主义，后来客观形势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说，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24岁才知道马克思。建党时，我们也很幼稚，开始搞革命，准知道怎么搞呀？毛泽东关于其思想形成过程的自述，透露出他在文化吸收上的阶段性及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后期，毛泽东上承朱熹之论，下受杨昌济影响，孜孜于“本源”的寻求。所谓“本源”，类似于客观唯心主义的“道”（老、庄）、“太极”之“理”（朱熹）、“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被毛洋东视为“宇宙之真理”。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寻求“本源”演变为寻求“主义”，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极为迫切的思维中心和压倒一切的研究目标。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断地选择，也不断地放弃。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思潮，诸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他部触摸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但似乎都没有使他成为其中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在种种如饥似渴的选择和尝试都失败或无效的情况下，他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②

　　近代以来，先进分子在文化理论上寻求主义，同通过社会实践改造中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毛泽东确立其终生信念，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独特的主观因素。

　　从客观上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半个世纪以来精神上内外交困、徘徊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在中国传统（如“东方文化派”的主张）和近代西方模式（如“全盘西化派”的主张）两种文化走向之外，选择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及精神支点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又反抗这一社会制度，并且理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反对封建传统。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功大潮洗礼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主观意识里大多存有这样一个动因：既批判和超越中国封建传统，又拒绝和超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前者，自不难理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反对封建传统。关于后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1）反帝爱国是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思想起点，这种民族感悄使他们在看待中西方文化时显得更审慎一些，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也注意到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易走向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泥坑。毛泽东在批判传统“太旧”“太坏”的同时，便及时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①并认为东方文明即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应占“半壁的地位”。②在社会理想上，受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影响，人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也难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实现文化符号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如十月革命后，有人曾把“社会主义”译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刘少奇说他1921年到莫斯科，看到卢布票子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中文翻译，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颇说明问题。③2）从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大气候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派萧条危机和阶级对立悬殊的境况，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改造道路时，很难对这种社会及其文化形态表示好感。周恩来到日本、到西欧的所见所闻，便是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客观因素。毛泽东虽未出洋，但背景是一样的，潜在的思想逻辑是一样的。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当时寻求的“主义”，是期望它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彻底性，把握宇宙之真理，更要有实践的可行性、操作性。在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那封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中，他说他不同意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根本原之一，就是这些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此相反，列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俄国取得成功，恰恰体现了以上两方面的优势。此外，毛泽东当时突出的反强权平民生义立场，强调“动”“斗”的鲜明个性，以及对新村主义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的特殊兴趣，无疑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级阶梯，构成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如解放无产阶级的使命、阶级斗争观念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描绘）的心理契机。于是，一开始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四海胞主义，也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提出俄国式暴力革命的理由，在于资本家有一种自己不能遏制的扩张欲望，只有造出一种相反的扩张力量来抵抗、来斗争，才能达社会平等之目的。①

　　对于革命家来说，接受和确立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只是其崭新实践的开始，而非其实践的理论总结或逻辑终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接下来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马克恩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把它从孕育自己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提取出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把它恰当地有效地运用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则须更艰苦更具独创性的实践探索，可以说这种探索并不比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探索容易。

　　在毛泽东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始终伴随着文化选择上的分歧和冲突，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

　　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

　　1，同全盘西化论的分歧和冲突。毛泽东青年时代提出的“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①和后来提出的“洋为中用”的主张，可概括他一生在吸收西方文化问题上的基本思路，体现同全盘西化主张的分歧所在。

　　2，同东方文化救世思潮的分歧和冲突。梁漱溟先生是此种思潮的重要代表。就他个人的思路而言，正如他说的那样：“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的办法到中国来用”。②所谓“外国的办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梁先生认为，中国几十年来之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问题，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社会改造的前途是，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即可。③对这种承袭近代以来“中体西用”主张的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文化选择，毛泽东也是明确反对的。“五四”时期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集中批评了“中体西用”主张，认为它是一种“自大的思恩”、“空虚的思想”、“以扎子为中心的思想”、“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思想。还不无调侃地说“中体西用”论者吸收西方文化的目的，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可能使旧中国文化思想产生透底的变革。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同梁漱溟就中同传统的社会文化性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改造中国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当面展开了论争，他的具体的批评意见，表现在读《乡村建设理论》所作的批语当中。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不同意梁先生说的中西方文化的造诣“都很高”，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撞及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文化改良，而“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

　　3，同托派思想的分歧和冲突。这虽然表现为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前景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但理论认识上的前提，却是怎样看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性质，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地位，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30年代初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一批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同以《动力》杂志为基地的托陈派文人所进行的那场著名论战的基本主题。托陈派的基本观点是：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使近代以来的封建传统残余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的社会，由此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在中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应放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类“土匪行动”、“破坏行动”，转而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与此相反，参加论战的党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则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地上，而农村仍然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为主体，因此，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氏地半封建性质，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明确无疑的。“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单命的关键。”①这个结论，是这场兼具文化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论战的一大收获，也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当年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同苏区的革命实践更有直接关联。毛泽东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战，但在1929年11月给李立三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托陈派的观点和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宣传。”②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系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宫农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固然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30年代初，为了彻底弄清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札俗、教育诸方面的性质特征，解决土地革命中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丰富详实的实例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虽然不是直接回答托派观点的，但却是对他们的观点很有份量的批驳。就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发展角度讲，这些调查无疑强化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构成他反对另一种错误的文化理论选择偏向的重要基础。这就是――4，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分歧和冲突。以上三种思潮，尽管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或“西化”、或“守旧”、或“取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在理论上抵制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从而在实践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方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分歧和冲突，焦点则在于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和发展角度讲，这一分歧和斗争是最具关键意义的，并充分体现了文化选择上的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同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从30年代到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机协照搬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围绕各种具体问题的争论，实质性的理论主题，就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及其具体结论，同中国国情及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因此，当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亟待解决的理论任务，强调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的时候，王明在随后的发言中，不无所指的要人们注意几个“不能”，即对马列理论“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旧中国文化学说来曲解”，“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①作为一般的论述，指出这些当然是有益的，问题是这些并非当时的偏向，其实际的针对性和潜台词，若明白王明等的一贯主张，一看便知。而毛泽东的观点是：对于“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小学生”。②此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一场批判党内“全盘西化论”（毛泽东称之为“洋八股”），端正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识的思想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教条主义同西化论者在思想方法上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毛病“传染给了共产党”，于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①由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和鼓励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思想史。又说：“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②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才从全党的认识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需要“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毛泽东的思想，也正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成熟和完备起来的。

　　怎样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关系

　　由上所述，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无论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部必然地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主要方面而言，特别是从建国前的实际效果而言，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既是通过实践探索来解决的，也是通过同上述各种文化思潮的分歧和斗争，力图在理论上澄清与它们的区别来解决的。因此，“中国化”的含义应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也是最根本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绩合；第二层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于是，在谈到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关系的时候，笔者认为下面两种说法不能认为是周全的。一种是：毛泽东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仅是一种被他简化了的东西或把它当作了外在的工具，从而掩盖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沉而持久的信仰。一种是，毛泽东只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土壤，进而离开中国的传统仅仅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结论、思想方法的公开宣传和阐过来解释他的思想行为特征。

　　从什么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和他所受的影响程度？国外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著述中语言素材的统计，由此判断毛慷慨地拥有大量的中国古典的东西。据说，“毛引用得最多的是孔夫子和新孔夫子的原话，其次是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引用得最少。”①这个事实确实表明毛泽东的知识背景、认知方式和思想表达及交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或者说他最熟悉的是中国文化。这样的考察思路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以此来说明一个思想家、革命家的思想形成根源的强弱，则多少有些牵强，是以机械的语言素材的统计数字来冲淡对其活生生的思想灵魂的深层分析和把握。以此类推，还会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所以他比西方人更多的受到中国文化传统施与他的影响：马克思是德国人，所以他更多的受到德国文化的熏染：列宁是俄国人，所以他注定受到俄罗斯传统的铸造。不错，但学术份量有多大呢？此外，毛泽东读列宁、斯大林著作确实要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多些，这不难理解。毛泽东一向宣称，他更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而不拘泥于本本词句；列宁、斯大林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对中国来说，更具实践上的示范意义。对此，“引用”的数字同样不能说明毛泽东与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关系上有什么可疑惑的蹊跷之处。（至于斯大林著述中的某些错误对毛的影响，是这个问题以外的话题。）

　　我们应着重考虑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结构特征和他对基本理论的阐述中所表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两种文化的“结合”，在毛的论述和实践中，不是杂揉相加，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机械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简单修正延续。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地“拿来”。表现为：通过民族形式来理解、实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井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或反过来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说明和发挥民族传统的一些重要内容：在两种文化的交合作用下，总结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及其改造途径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它既非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也非中国传统的机械复归。我们甚至还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思考现实课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发挥；当他怀着伟大的民族感情一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并矢志尊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描绘的理想蓝图。这种胶着状态既表明两种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融汇得十分深透，也说明他在“结合”上下功夫，事实上也存在着如何协调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自觉吸收与潜意识表露的问题。

　　由此，研究毛泽东同两种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的各种思想学派，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思维方式等如何具体地沉淀在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如何从他的理论与实践中透露出来；这样，方能真切体会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化气质、文化极其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须承认，毛泽东的思想的根本性质，并非“引儒入马”或在马克思主义之外重构了一个崭新的体系，而是把它转化成了另一个文化圈的人们，即中国人寻求解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一种发展形态和一种独特的民族形态。其基本的概念、范畴、方法、结论和内在逻辑，都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规定。只不过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不象教条主义者那样生搬硬套，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正象没有抽象的人，而只有作为张三、李四这样一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样。

　　如何解决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组矛盾，是近代以来一切文化探索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谁在理论上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据此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谁的思想就会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旗帜。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探索的结果，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实践成果是：使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独创出一条基本成功的路子，于5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毛泽东的文化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可以分割的。无论是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都是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第一，两个转变的根本动力和催化剂，是实践和实践的需要。毛泽东的探索，用他的话来说，都是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他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从传统、从马列经典出发寻求印证或演绎。唯其如此，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都是不拘一格地拿来；唯其如此，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剖析传统文化现象和思想，通过对其内涵的改造，引伸出有利于实践的新义。这种新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民族的，对传统来说，是现代的。譬如，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他谈到孔子提出的智、仁、勇“三达德”时，便说：“智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这是朱熹注《孟子》的话，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引者），对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同年4月29日在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的讲话中，他提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进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虽然是在相对独立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氛围中形成的，但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着相通的东西，体现出某些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认识规律、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是毫无“共同语言”，乃至水火不容，就谈不上“结合”或相互之间的“化”。两种文化形态在揭示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的联系，构成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的逻辑前提。诸如：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的主张，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排拒神道而重现世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奋斗的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他人、注重群体的道德观念：“平均”、“大同”与共产主义；“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导致阶级反抗；“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与群众路线；阴阳二元论与矛盾辩证法；“民以食为天”与历史唯物主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经济基础决定道德习俗……等等，都是两种文化结合的内在契机。考虑到并深入研究这些联系，便不致于把“结合”或“中国化”看得那样难解莫测。

　　文化探索的六个阶段

　　正是立足于实践，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使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呈现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住特征。历史地考察这个阶段性，是避免在这个课题上犯以偏概全的简单化的毛病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运用和评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吸收与选择――“五四”前后。

　　实践中运用――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主要考虑农民革命及其道路问题。理论上着力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特征，特别是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关系以及农民的处境命运。实践上，他用全副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在促进农民运动冲决中国封建传统四大“绳索”，赞美“分田分地真忙”景象的同时，冷静地认识到，农民们只能挟带着深厚的小农生产者的文化心理和习俗愿皇来从事解放自身的事业，体会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复杂性。毛泽东的选择是：只有在政治、经济上翻身，才能获得文化心理和精神上的真正变革和进步，别人不应过早地越俎代庖替农民“丢菩萨”。①这种务实的态度，使毛泽东较注重利用传统来推进崭新的革命。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我们当然不必渲染这一观点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与文化传统的思想中的位置，而且此后毛泽东也极少对这一说法做过暗示和发挥。但它至少反映出毛泽东这样一种潜在的思路：中国的农民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断然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以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后来他赞赏彭湃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也大体是基于这种考虑。①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当毛洋东做出秋收起义、进军罗霄山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改进红军作风等一系列卓越选择时，他脑海里也时常门显出历史上的“绿林好汉”、“山大王”的行为方式，特别是经常用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干部、战士。②他在苏区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被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路线”；他的一些主张被说成是阶少马列主义理论的“狭隘经验论”；在军事指挥上，被嘲讽为“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③这些指责和嘲讽除了说明教条主义的无知和愚笨以外，恰恰衬托出毛泽东在利用传统问题上的正确和精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揭示了这样一条思路：教条主义同中国传统的某些消极心理恰恰有着某种关联，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教条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①这个见解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改造上也颇有启发意义。

　　的确，中国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的心态乃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以无数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态自然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因此，毛泽东在运用传统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对它的某些消极影响的批评和改造，土地革命时期的论述，便集中体现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当中。后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几乎是用传统的儒家心性修养的方式，来要求人们放弃传统的小农身上的自私肉利的倾向，希望参加革命的人要把牺牲精神落到实处，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人带走，骑了马走，那时候一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钱就在荷包里，你打不打主意，想不想一下子呢？由此想到国家，买田地，讨小老婆。②对农民心里这种精细的揣摸，正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对它的改造，也是个极其艰苦的过程，除了正面教育以外，毛泽东也看重主体的“慎独”功夫！灵魂的革新，似乎要靠自觉。总之，在强调毛泽东运用传统的时候，指出他在改造上下的功夫，是十分必要的。

　　理论总结――以整风运动为标志的延安时期。到延安后，毛泽东发愤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写出一批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和哲学著作的同时，还针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教训，根据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的经验，根据近代以来文化学术思潮的发展和现状，从科学的理论高度阐述了他的文化研究、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观念。

　　在此期间，他多次倡导研究、清理古代和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想。1939年1月17日给何干之的信中，他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同年2月，他仔细批阅了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几篇研究文章，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上述几儒文章在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的许多研究观点以后，“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①他推崇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讲演提纲”，并亲临听讲，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迸而希望作者在“提纲”中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还希望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诸人的文化思想，因为“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反对“复古反动”乃“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②

　　1940年初，延安创办《中国文化》杂志。趁此机会，一向关注新文化建设的毛泽东，于是年1月精心撰写了长篇论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他说这“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并“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这部著作，无疑是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开始确立和成熟的标志，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性质作出科学分析的标志。

　　我们无须复述该著的主要观点。只就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的问题，谈一下他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的文化观作了明确的表述，这就是：

　　1）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过来对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

　　2）自周秦以来的中国文化，是反映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封建文化；自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3）“五四”以前的文化领域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新学、西学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4）“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就是建立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5）关于新文化建设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基本主张是两个反对，两个吸收。

　　两个反对，反对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和半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无耻的中国人提倡的奴化思想的文化：反对反映半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半封建文化，包括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复古思想。

　　两个吸收：吸收大量的外国的进步文化，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吸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古代文化。

　　这里谈的虽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但与他后来探索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提法上有些不同，如社会主义文化是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换成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注意，在毛泽东的若述言论中，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有区别的，至少他在谈论不同的问题时，是有选择的使用），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同理，封建主义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等同）。最明确的联系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新的探索――从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八大”前后。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的构想，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个探索其实早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以及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有了一定的思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个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认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批评了“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是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的一个实质就是拒绝和排斥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试图直接由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是必须的，进步的。现阶段的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为了发民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对农民身上的传统的文化习性的改造：还不是那样突出，那么，1949年在新时代来临前夕，他提出了这样的忠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过渡时期即将结束时，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上升为首要任务；毛泽东坚信，这一事业对中国传统“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超越，――“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①但是，如何建成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现成方案，跟在苏联模式后面，吃别人嚼过的馍馍，也非他所甘愿为之，于是，围绕“建设”这一中心课题，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独特的探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需要指出的是，50年代中期在“详为中用”的前提下，毛泽东谈论吸收和选择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文化多一些，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②由此提出了向“一切国家学习”的开放思想。关于中国传统，他说：“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③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优良文化的，相信外国的东西，搞久了，便成为中国的了，还时常以唐代文化的发展为例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④冲突徘徊――通常说的“文革”前十年。在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的心境中，毛泽东致力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但由于生产力条件的缺乏，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现代社会又没有提供可资参考的“座标”，于是，在摸索创新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遗产太多并不好，是一种压力，阻碍进步，①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设想（如五斗米道〕和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多少渗透到他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和构想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受挫之后，对这个“大方向”的坚定不移与对具体问题的求实精神，传统文化给他带来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平均主义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之间的冲突，造成他不稳定的徘徊，反映出他思想上的矛盾。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应该充分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并认为关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②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的兴奋点从经济转向政治，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消极面看得更多些。政治上对“帝、修、反”的斗争，延伸到文化上，就是对“封、资、修”的批判。主观与客观的“背反”――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这最后十年，毛泽东从未在理论政策上否定他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但他在文化上的实际期望是“试看天地翻覆”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他说“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③问题是以什么为“新”，1966年发动“文革”的所谓“新”，新错了。关于传统的历史文化，自然更是侧重于打破和决裂了。“文化大革命”是地道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大革命”，它之所以以“文化”命名，不仅是因为它在形成过程上始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强调人的观念意识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的作用，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新社会的建成似乎取决于先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的思想灵魂的“无产阶级化”；而“无产阶级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文化革命”，摆脱和割断传统文化的束缚，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是带来主客观的两个“背反”，生观愿望是通过认真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客观效果却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主观上是创造前所未有的崭新文化（新生事物），但实际做法（如经济上的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缺乏民主，意识中的现代迷信）却深深刻着传统的印记。这是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选择上的悲剧所在。

　　评价和运用传统文化的三个基点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部太厚太重的书。翻开它要花很大力气，跳出来则更须有足够的见识。那么多的沉淀，那么多散发着智慧和霉味的精华与糟粕。翻得开，跳得出，则必有实实在在的大启发、大收获。

　　关于毛泽东在这方面深厚的素养兴趣，和那包裹不住的灵气才气，下面的例子或可说明问题。1963年5月，在杭州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十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一番随兴漫谈，文、史、哲传统泉涌而出。

　　关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逻辑关联，我的体会是：当毛泽东在浩瀚的传统文化里游弋的时候，他脚下踩着三个年牢实实的支点：历史观念、实践需要、主体个性。怎么理解？

　　1.历史文化观念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传统文化作为人们现实活动的客观背景，对每个人来说并无厚薄之分，问题是你用什么观点来看待它们，历史文化观念不同，它们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和发挥的功能便自然相异。毛泽东的“鉴古”和历史文化观念，我认为由这样三个基本要素组成：

　　反映论――解释历史文化现象的形成根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形态）。

　　动力论――揭示历史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的基本形式（社会矛盾、阶级斗争、人民群众）。

　　民主性――对历史文化做价值评判和取舍的基本标准（核心内容是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

　　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总是一分为二的。他1960年12月同外宾谈话时对封建时代的文化发表的观点，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辩证的、历史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金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帝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①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同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存在着两种文化的理论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进一步对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一概否定，对反封建的东西，也不是一概肯定。

　　2.从实践到文化的选择基点

　　毛泽东毕竟是政治家，是开创新历史的革命实践家。他感受和评判历史文化不可能只具有理论的学术的意义。从实践的需要出发来引伸，或反过来用它们来推进实践的发展，是毛泽东沟通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所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根据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目标和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来谈论和评判历史文化中的某些具体现象的。在许多观点的背后，我们不难体会到一条主脉：从传统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离开这条主脉，我们就不容易准确地把握毛泽东一些具体评论的内在意蕴（如关于共工并没有死的考证，关于张鲁五斗米道的评价，关于历史上有作为的人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说法）。抓住了这条主脉，我们便不难把他在不同时期对传统的不同看法，乃至对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不同评价（如关于儒家，关于《水浒》）统一起来。更明显的是，当他晚年在实践中陷入困惑的时候，他对传统的态度也趋于矛盾：不要学什么文学史，尽读古人的东西，尽是死知识；①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就不是这样。②可以说，“实践――文化”，是毛泽东品评历史文化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分析研究毛泽东关于历史文化现象的种种评说不可不注重的角度。

　　3.主体文化个性的中介转换

　　对历史文化，无论是“评”还是“用”，都经由主体中介来实现的。作为性格丰富、具有多重角色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在古为今用的桥梁上浓浓地铺上了其个性的色彩（有时也难免随心所欲）。他的求平等、好挑战的个性意志，不拘成规的思维方式，务实求变的行为作风，既渗透到他的现实决策之中，也渗透到他对历史文化的评价运用之中。毛泽东曾说自己的性格中有“虎气”和“猴气”两个侧面。从历史上的文化思想流派来看，毛泽东对诸子百家基本上采用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但毕竟又各有取舍。从他的“虎气”中多少可以体会到法家的影响，从他的“猴气”中则见出道家的印迹，从他罕见的历史责任感并特别注重意志作用来看，又明显是汲取了儒家的养分。但无论是法家、道家还是儒家，毛泽东的取舍部基于其深厚的个性基调――注重反映底层人民的意志，高扬群体事业，既崇实尚用又极具理想主义的墨家精神。墨家在先秦是与儒家并列的两大显学之一。“非命”（反对天命神授的等级制度）、“节用”（重视节约和生产劳动）、“勤生薄死”（推崇实践、富有牺牲精神）、“兼爱”、“交利”（人格平等、互爱互助、互惠互利）、“尚同”（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等等，是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后来在独尊儒家的文化气氛下，它在文史经典的反映中逐渐式微，但它的理想却通过历代底层的农民起义反复呈现出来。毛泽东对墨家思想颇有研究，这从1939年2月给陈伯达、张闻天的几封信中便可得知。更重要的是，他对历代农民起义史实的谙熟，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浓厚旨趣。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径直评论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至于1958年毛泽东在读《三国志》中的《张鲁传》时而大受鼓舞，把深刻反映墨家社会理想的“五斗米道”的内容同“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一一比较，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当然，在毛泽东关于现实实践的理性表述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是这样明晰地连结着传统，但后者在他的个性世界里毕竟有些象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它的底脚沉潜在水平线下。

　　文艺观与文艺史观

　　传统的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以及小说杂记，和毛泽东相依相伴了一生。他十分注意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或借此抒发自己情感意志。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政务繁杂，都没有中断他同千百年来的文坛巨子、诗人骚客那独特的心灵对话。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政治思维，他的为人和情趣，都时常显出思情远举的文人气象，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创作，更展示出他那高古奇谲的诗人心态。这是他的潜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不仅品评古代文艺作品，还时常以批评家的理性眼光来评价古代的文艺评点论著。

　　这里仅以清初著名文论家金圣叹为例。他评点了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厢记》等等，毛泽东阅读这些作品，很注意金圣叹的议论和删节。1941年在一篇长文中他谈到：金圣叹不愿意抹杀王实甫在《西厢》中偶然写出的几句好话。①1948年在谈到报纸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文章进行批注时，他说，金圣叹批注《三国演义》，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②建国后在阅读一本《西厢记》时，他又写便条让有关人员替他找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认为金批本与他正在读的这本“有些不同”。③在晚年关于《水浒》的那次著名谈话中，毛泽东更是直接地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不真实”。毛泽东关注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观点和成果，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958年6月1日，毛泽东读到《光明日报》当日刊登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的目录，在旁批示：林克：请将第六辑买一部给我为盼。读到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湘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义的（一）、（二）两节，想看看。1959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如何评价〈文赋〉》的文章，毛泽东读后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着，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1962年6月，披阅《民间文学》第三期上历史学家顾颉刚文章《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通篇划了许多横道。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谈起：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请找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学术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为什么单单拥护鲁迅呢？毛泽东对一些学术问题发表了许多具体的看法，有的是随兴之谈，有的则成一家之言。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建国后的特殊气氛，学术界对他的观点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采取百家争鸣的态度，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一些文艺家们发表了不同于毛泽东的看法。加茅盾于1961年第一个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表示了异议，他以历史上著名作家的创作证明，一部作品中的“两结合”的情况，是不存在的。①毛泽东关于共工没有死，确实胜利了的按语发表后，郭沫若写文章深感遗憾，检讨说“但我们都说共工是死了”，进而批评神话学、古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影响所及，一时出现了不少疏正共工不死的文章。张光年则撰文与郭老商榷，批评说：“把艺术的幻想当成科学结论的依据，而在从事科学探讨的时候，采取了浪漫主义手法，这是很不合适的”。②这样的讨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仅以政治领袖，而且还以一个普通的“文化人”的身份介入和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也是毛泽东特别自觉地注意到的问题。譬如，1958年一位著名学者请毛泽东为一本逻辑学论文集作序，尽管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当时的逻辑学中有关问题的论争，并且发表过倾向性的意见，但在回信中仍然表示：“问题正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①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的文章，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不同意见，作者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普通研究人员对郭老这位学界泰斗的观点提出异议，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该文发表前曾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7月18日给章士钊的信中谈到，“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这是毛泽东对书法艺术考古的具体看法。接下来，他又对学术争鸣表示了态度：“但争论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毛泽东又致郭沫若一信：“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晚年，在毛泽东的书架上摆着“文革”前出版的五套“中国文学史”。这些著述，他都认真读过，有肯定，有批评。工作人员曾请示，要不要把批评意见转告有关的人？他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要改吧，人家心里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们好。②

　　罗列这些材料，对我们体会毛泽东的学者品格，是有益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毛泽东只是以其特殊的地位来关注和介入文化艺术问题，那他在文化上的影响就不会这样深远，见识就不会那样精到，魅力就不会那样感人。

　　在毛泽东同文艺传统的“对话”关系中，他的历史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性格，更是得以充分而具体的体现，由此构成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这里首先涉及如何深化对毛泽东的文艺观的研究的问题。限于材料，文艺界对毛泽东文艺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双百”方针以及一些影响较大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和书信，做了大量工作，获得可喜的成就。但接下来，我们便遇到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文艺观是不是就限于上述理论化政策化的表述――恐怕不能做肯定的回答。

　　一个人的文艺观，除理性表达出来的外，还包括他的欣赏趣味、创作风格和关于具体作品形象的直观判断。象毛泽东这样一位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文艺观更是直接渗透着他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实践倾向和人格个性。更明显的是，从个人的素养爱好而言，毛泽东把他的艺术智慧、审美热情和文艺评论更多地投向古典文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我们获得的，将是一个活生生的文艺家形象，一套由各个层面构成的文艺观念，一种理应伴随时代充满发展活力的文艺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称毛泽东的文艺观为“实践美学”，是颇为恰当的。

　　这里丝毫没有忽视文艺界研究毛泽东文艺观的辛劳成果的意思，而是迫切感到，随着毛泽东著述的不断整理出版，随着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和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我们有必要在这方面拓展思路，特别是要注意到他的文艺观与文艺史观之间的联系，因为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不少看法，常常是通过品评传统文艺体现出来的。事实上，早在1981年8月8日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这项工作我们现在还做得很少很少。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中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策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些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进行整理。”①本书就是想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努力。

　　从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关系角度讲，他的文艺观和文艺史观，他的文化性格，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考察。

　　1.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基本联系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

　　1）审美欣赏习惯。

　　2）学者性的专注和研究兴趣。

　　3）古为今用的思想表达工具。

　　对历代作家作品，毛泽东首先是以一个个体接受者来选择、阅读、鉴赏和评判的。正如作家首先须“做人”，其次才“做文”一样，接受者也首先是在他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与文艺作品“对话”的，而且必须有了相应的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才能与艺术形象发生共鸣。毛泽东在人生和历史舞台上是一个色彩鲜明、个性丰富、见识深邃、贡献博大的人，与此相应，他十分自然地把这些主体特征带进了他的艺术接受活动，常常是凭自己的历史见识、性格意志、社会实践需求以及审美情趣来挑战性地提出问题，重新评说，或简明扼要地借题发挥。由此体现出这样三个主体特征。

　　1）历史主义文艺观念和反映论的批评方法。

　　2）平等的社会理想和对一切不合理的封建传统罗网的批判精神。

　　3）重豪放、张气势，尚幻想的浪漫主义个性情怀。

　　2.历史和美学

　　文艺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因而它只能是在现实基础上创造和发展，并反映着历史进程的内容节奏；同时，文艺又是不受历史限制的审美活动，它常常把现实价值升华为审美价值而在不同时代部能唤起共鸣。这种二重性，必然反映到人们同文艺传统的对话关系中，于是有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有了“历史读者”和“美学读者”的双重身分。历史读者的感发体验，偏于强调作家作品与社会现实关联的直接性、真实性和功利性。汉儒解诗，从“关关雎鸠”一篇中读出周文王后妃如何贤惠的本事，可以说是传统的极端的历史读者的一种表现。美学读者则力求在作品的体验中寻求一种历史的超越，实现某种情感的升华和净化，由此他们对作品的形式技巧、神韵风致、人生主题、艺术境界特别敏感。尽管完整意义上的读者、评论家，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但在不同的品评背景和品评不同题村的作品时，对这两个方面却往往有所侧重，甚至分离。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在理智上大力推崇现实感、历史感和认识教育效果较为充分的作品，而另一方面，或许某些轻松舒级、韵味雅淡或幻想奇诡的风格更符合其审美情趣。

　　就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关系而言，他立足于个性情感的抒发，喜欢屈原、三李这类诗人诗作，有些感悟和引伸也是相当精湛的；出于对审美规律的尊重和驾驭，多次强调写诗必须要有诗意，无论是戏剧、小说、诗歌，创作者在作品中都“不要把话说尽了”，①并以此来品评古代的一些作家作品。这是他作为“美学读者”的一面。但比较起来，毛泽东更多地具有“历史读者”的特征，偏重于从文艺到历史的引伸，明显继承了“史贵于文”的阅读和批评传统。当然，他领悟和评判古代作家作品的动机、术语和标准，是现代的，与传统的评点、注疏不是一回事情。概括起来，在观念上，他始终把既成文艺现象看成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在方法上很自然地把文艺史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在功能上，文艺史研究又常常纳入他始终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工作轨道。于是，尽管他的批评有着浓厚的史贵于文的文化传统的投影，但他意识到的并自觉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并且在某些批评实践上可以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作家的文学评论勾通起来。如恩格斯说他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学到的经济方面的东西，比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的著作中学到的还多；列宁宣称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合乎逻辑地，毛泽东认为《水浒传》反映了宋代的政治情况，《金瓶梅》反映了明代的经济情况，而《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这一切评论，又是与正在和已经走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革命事业及其历史观和政治观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毛泽东对文艺传统的品评，是马克思主义理化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和实践性在文艺学领域的印证、落实和发挥。

　　3.人民性与封建性

　　“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①这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具体到传统文艺，反封建主义的文艺就是具有人民性倾向的文艺，其主要内容有个性解放、追求平等、反抗压迫、批判专制等等。于是，毛泽东总是忧患殊深地关注古典文艺作品中被压抑和践踏的奴隶和平民形象，同情命运坎坷、一生受压的不得志的作家诗人，这与他向既成秩序挑战的强烈的个性意志和从根本上改造现实世界的使命意识密切相关。受压与造反，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在他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二而一的东西。他一生都从事着解放受压迫者的民主事业，即使在他晚年犯错误的时候，他也自认为是这样的。这种观念一侵入他的艺术接受活动，便合乎逻辑地追求激进的审美效应，偏爱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反抗性、挑战者形象――共工、孙悟空、青蛇、红娘、小谢……，推崇对封建专制和正统规范具有讽刺性、批判性的作家诗人――屈原、司马迁、李白、柳宗元、刘禹锡、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认为他们代表了“民主文学”的传统，坚信这些是封建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最优秀的“带有革命性的东西”。

　　4.“雅”与“俗”

　　在毛泽东的欣赏习惯中，既有经史子集、诗词骚赋之“雅”，又有历史演义、戏曲民歌之“俗”。这恰恰反映出他性格中的两个侧面：一是规范的经典素养、理性的沉思、精练尚达的技巧体味；一是非规范的民间本色、直观的感情、质朴随兴的情感传达方式，简言之，即文人式的陈义高古和大众式的通俗作风。当然，从文化艺术的创造、传播和发展角度讲，毛泽东更侧重于后一个方面。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呼吁“使文化普及于平民”，①延安时代针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说应该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②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提出“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③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始终坚信人民大众是文艺创造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甚至是主体，对民歌更是一往情深，倡导文艺大众化等等。但是，如果由此把毛泽东对文艺传统的理解，对新文艺方向的倡导，完全归之于大众化、通俗化，则多少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根本追求是民族化。民族化既讲普及，也讲提高。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推崇的《红楼梦》以及他本人的诗词是地道的民族化的，但大概很少有人会把它们理解为大众化的作品吧。（毛泽东的诗词中，只有一首被他称为“杂言诗”的《八连颂》是通俗之作，该诗或可代表毛泽东在通俗形式上的尝试，但并不能代表他的创作水平。）事实上，只要体现了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俗感情，传达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有理由认为它是我们民族所喜爱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上品。所以，当毛泽东审慎地概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时。“民族化”无疑是其核心内容。“大众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包含两个方面：平民大众的生活内容与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由于时代的原因，他强调普及；由于参加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主体是农民群众，他突出喜闻乐见，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个人根据自己的情趣爱好同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5.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从文化气质上讲，古代文艺史体现了南北两种文化传统的更替、交叉和融台。北方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质朴刚健，重伦理人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诗经》是其文学上的源头。南方文化发源于长江流域，阴柔超逸，重自然灵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楚辞》是其文学上的源头。毛泽东对传统文艺的欣赏以及后者对他的影响，兼具北方传统的务实雄健和南方传统的奇幻想象。从实践角度，他推崇现实主义；就个人情趣而言，他欣赏浪漫主义。他从事的实践又不能不渗进他的个住，而他的个性又不能不受实践需求的影响，把这两个方面连接起来的，便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既是毛泽东本来的个性内容，又是他的实践的应有之义。这种统一，反映在他的文艺观和对创作方法的倡导上。便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

　　同传统文艺“对话”中的内心世界①

　　1.青年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古典小说与农民地位，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政治改良，英雄传记与伟人济世，这是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最早受到的文艺和政治的双重启蒙。

　　长沙求学，把毛泽东引向经典浩瀚的文史传统。切情、切事、切理者方能自美――这是毛泽东走向唯物主义文艺观的原始起点。文学被青年毛泽东视为“百学之源”，是认为它能够熏染真善美的人格境界，培养救世济危的奇杰之士。

　　青年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存在着明显矛盾。当他循着思想救国、“本源”济人的思路，张扬宇宙唯我的观点来看待文艺的本源及其创作过程的时候，“切实”之论离他远去，“缘情”之说成为主导。在理论表达上，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康德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骛高远而崇奋斗的人格志向，尚沉雄而发金声的论文风尚，在青年毛泽东身上融为一体，评人评诗，都重在一个“气”字。

　　“道统”与“文”，被青年毛泽东视为国学精髓。这里有文以载道的背景，更有洒脱不拘的风采。毛泽东一住情深地沐沿着人杰地灵的湘楚文化氛围，直陈与它的精神勾连。其诗文气质，承袭屈原、孔融、韩愈之流：作文

　　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号，上海华东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应，也不开门，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夙愿不能了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中央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

　　妈妈说：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她遇到过冯文彬（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和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弟弟，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表达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他们对此是支持的。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爸爸――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小孔”，为外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同时带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作痛。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我们全家都会去毛主席纪念堂。据统计：1979年毛主席纪念堂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各地群众153万人。然而那年9月8日迎来的，必将是最特殊的一位――那就是与我外公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外婆贺子珍。

　　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期间，外公在提议身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纷纷签字。1976年外公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留外公遗体。这一决定自有后人评说，但确实给了我外婆再次见到外公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她不幸中的万幸。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很快就有25000多名老同志实现了再见一次毛主席的心愿。外婆则在上海足足等待了一年多。她刚刚乘专机到达北京，就要求前往纪念堂。妈妈、爸爸和医护人员很是为难。经过劝说，外婆同意再等几天。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中外重要人物，其中1979年9月只有一条记录：“9月27日，卢森堡大公让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妈妈都是征求过外婆意见的。心的形状可以代表外婆、妈妈、爸爸对外公的一片心和几十年来的思念。“革命”和“战友”，则是对外婆与外公一生的概括。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坐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外婆纪念堂之行照片作者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20世纪50、60年代，吕相友在很多重大国事场合为我外公拍照。外公逝世后，他又和我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他应我父亲之托，全程跟随，尽心尽力地拍摄了外婆当天在京的全部活动。惟一的遗憾就是吕伯伯本想采访我外婆，谈谈在纪念堂活动的感受和心情，但因外婆中风后讲话困难而未能实现。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妈妈看。泪水模糊眼帘的妈妈不解其意，她起初以为外公是在问女婿孔令华（“令”谐音“零”，代表圆圈）的情况，但不敢确认。但她知道，外公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

　　外公是个与月有缘的诗人，他的诗词中，有直接提到月字的，如“一弯新月向西流”、“望横塘半天残月”；有直接描写中秋的，如“佳节随令至”；有间接描写月亮的，如“寂寞嫦娥舒广袖”……但每首均与女性，特别是妻子有关……

　　“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大家把外婆送到休息室，那里悬挂着按外公手迹复制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婆是最有资格评论此诗的人之一。

　　这，不单因为她为长征痛别了父亲、母亲和爱子，她还是中央红军走过万里长征的女战士之一，是领导红军长征胜利者毛泽东的夫人，也不单因为她在长征中生下并送走了自己的女儿，在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

　　因为，这首《七律・长征》，是外公在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渭南向全军朗诵的。而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是外婆26岁生日。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外公献给妻子的礼物，是千万人用血泪凝成的笑。望着丈夫龙飞凤舞的字迹，外婆默然无语。这滴泪，已经在她的心中打转。她耳边仿佛响起了“十送红军”的乐曲，“几时里各人马，该支个再回山？”拿山、五斗江、望月亭……

　　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和爸爸才缓缓推起轮椅。外婆被女儿、女婿推着，出了休息室，离纪念堂越来越远。此时，记者为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外婆意识道：要离开天安门，离开外公了。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新旧参杂、以旧为主的文化时代。人们的思想、道德、志向、学问等各方面的启蒙和积累，大多依据传统的教本（如经、史、子、集）、传统的方式（私塾）和媒介（文言）来进行。其中又以经典化了的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以及小说杂记等文学典格，对青少年来说最有感染和教育作用。象毛泽东那一代卓越的政治领袖，只要是小时候读过书的，很少没有接受过这种充满诗意的文化氛围的薰染。毛泽东尤为如此。

　　但是，这毕竟又是个社会震荡，由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引起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时代。有志之士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在政治上寻求出路，也要在文化上迫切地进行新的探索、选择和创造。这一时代气氛，也反映在人们对文艺传统的反思和评价活动中，反映到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学的认识和吸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