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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⑴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⑵,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⑶,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⑷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⑸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⑹。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⑺,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⑻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⑼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⑽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⑾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有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注  释

  〔1〕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2〕。

  〔2〕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日等国为了协商宰割世界和暂时调节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成立的国际组织。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为了扩大侵略行动的便利,于一九三三年宣告退出国联;一九三三年德国法西斯党执政,为了准备侵略战争的便利,也退出了国联。就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日益扩大的时期,苏联为了使国联变成揭露侵略者、争取世界和平的场所,于一九三四年加入了国际联盟。

  〔3〕 苏法和苏捷两个互助条约都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订立的。 〔4〕 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5〕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3〕。

  〔6〕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一九三八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十一月九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7〕 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5〕。

  〔8〕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出兵侵入波兰,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十七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苏联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的东侵,于九月十七日进兵波兰东部。

  〔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23〕。

  〔10〕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日“满”(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诺蒙坎地方,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在苏蒙军的自卫反击下,日“满”军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九月十六日,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战;二、苏蒙和日“满”双方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以勘定“满”蒙发生冲突地带的界线。

  〔11〕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失败求和。八月十日,苏日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发生冲突地带的双方界线的最后标定,由苏联代表二人、日“满”代表二人组织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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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共产党人》发刊词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⑴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⑵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⑶。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⑷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⑸(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⑹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注  释

  〔1〕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3〕毛泽东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基本上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6〕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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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三、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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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达此目的,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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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⑴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⑵。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⑶。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⑸。火药的应用⑹,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⑺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⑻和黄巾⑼,隋朝的李密、窦建德⑽,唐朝的王仙芝、黄巢⑾,宋朝的宋江、方腊⑿,元朝的朱元璋⒀,明朝的李自成⒁,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⒂,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⒃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⒄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⒅,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⒇,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21)。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2),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3)。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24)。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25)。“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6)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27)、义和团运动(28)、辛亥革命(29)、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3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32)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3)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34)。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34)。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35),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  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注  释

  〔1〕 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

  〔2〕指南针的发明,在中国是很早的。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上有“慈石召铁”的话,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磁石能吸铁。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磁勺柄指南,可见当时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用人造磁针制造的指南针。到十二世纪初,即宋徽宗时,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