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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年五月)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⑴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⑵,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⑶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⑷,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⑸,半自耕农⑹,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⑺,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⑻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注  释

  〔1〕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 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3〕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4〕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5〕 这里是指中农。

  〔6〕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7〕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8〕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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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⑴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⑵,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⑶,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注  释

  〔1〕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但从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就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

  〔2〕 圩场,江西、福建等省农村中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3〕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同时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训令》还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4〕检举运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四年间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检举工农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检举,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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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政策






  (一九三四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作的。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⑴。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⑵,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注  释

  〔1〕农业生产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头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地是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动。

  〔2〕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以便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对此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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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九三三年十月)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一九三三年十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⑴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  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  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  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注  释

  〔1〕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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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⑴,福建的才溪乡⑵,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⑶,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⑷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⑸,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⑹、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注  释

  〔1〕 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2〕 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 〔3〕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写的《才溪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

  〔4〕公略县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这里牺牲。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这个县以纪念他。

  〔5〕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四千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也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6〕 见本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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