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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少奇的对联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7年以前,就已经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成员了。毛泽东曾经以湖南省委领导人的身份先后10次来到安源。毛泽东根据安源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专门给当时的工运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发了“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发动工人群众,提出一些‘哀而动人’口号”等许多具体指示。

  于是乎,安源工人大罢工行动之初,就有了符合毛泽东基本意图的著名口号。这便是:

  从前是牛马,

  现在要做人。

  这楹联,对于鼓舞人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人活在世上,做人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吃饭是一个生存的前提。为了做人,为了吃饭,谁还不起来革命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对联和口号,哀而动人,具体实在,因而就调起了上万劳苦大众为反对当局黑暗统治而冒死举行的大罢工!。

  就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为了把工人们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真正成为革命的高素质的队伍,刘少奇同志组织工人捐款修建一座欧式风格的工人俱乐部,以此来培养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这个俱乐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令人难忘的是现仍保留完好的工人俱乐部大门两侧的一副发人深省的楹联。其内容是:

  联络感情,涵养德性;

  互相帮助,共谋幸福。

  对于这个楹联,它是否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润色,或者是否是他亲自所拟,无法考证,不得而知。但萍乡安源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步骤,却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特别是工人罢工前的一切准备和步骤,都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展开的。很显然,就是安源工人们在建盖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也是请示过毛泽东,并经过他同意的。因为,那个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我们建党的“老人”,而且已经是我们党一个有自己见解和政治主张的知名领导人了。

  如今,读着这副对联,揣摩着其中的所折射出的内在哲理,心里确实很受启发、很受感染。从楹联的所在位置来说,镶嵌在工人俱乐部大门的两侧,既非常符合实际,又有很深的道理和煽动性。就是当时的路矿当局也没有办法找出其中不合适的地方,虽然他们心里“气的慌”,不想让工人们张贴,但没有说“不”的理由。只是有火发不出。

  现在,如果我们将这副楹联引伸到我们领导思维之中,那也是非常有教益的。一个班子、一个集体的建设,就应该像“楹联”所说的那样,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份,要把“缘份”变成“福份”。大家只要在一起工作,就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修养,涵养德性,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单位建设好。

  好联、好联,绝妙好联。好就好在它是艺术,它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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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张家湾----萍乡市安源区的一个不出名的小村子。

  而就是这个小村子,决定了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召集了著名的秋收暴动的军事会议。在这里,毛泽东庄严地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他那诗人的特有气质和浪漫,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直向潇湘直进。

  地主压迫重重,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就是毛泽东在著名的秋收起义后写下的著名词篇,并由此引发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行动,彪炳史册。

  据夏太华、陈勇编著的《萍乡军事志》记载:

  民国16年(1927年)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将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师长和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乘火车到安源,途中在株洲下车找朱少连等传达省委的决定,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31日(或9月1日)晚,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工人俱乐部办的学校校舍内召开会议,讨论起义军事问题和布置安源、澧陵、浏阳、平江工农群众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委员宁迪卿、杨骏,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经过和主要精神,湖南省委的改组和举行起义的决定,与会者报告各地军事情形和工农起义的准备情况。

  会议决定:

  1、将驻安源、铜鼓、修水三处的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并成立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各团负责人为委员。

  2、军队作战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萍乡、澧陵和株洲,分三路合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攻占萍乡县城和澧陵县城,会合澧陵、株洲工农群众,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和农民军为主力,平江农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起义,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农军及卢德铭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起义,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起义两路合攻长沙。

  3、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止敌人切断起义部队的退路。

  4、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一起发动起义。

  安源会议约在9月4日结束。会后,毛泽东在安源一面指导安源这个团的组建工作,一面向驻守在修水、铜鼓的部队通报会议结果,令其如期发动和进攻长沙,同时写信给湖南省委,告之安源会议结论,约定起义日期。之后,毛泽东由安源工人护送,前往浏阳指挥第三路的起义。

  9月5日凌晨,中共安源市委领导工人分头捕杀矿警队的8名叛徒,根据安源会议决定,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600多人和中共安源市委掌握的萍矿矿警队200多人,以及萍乡、安福、莲花、澧陵、岳北的农民武装1000多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全团共3个营9个连27个排,另有团部直属机枪连、炸弹队(即爆破队)、看护队、宣传队、侦察队、武装特务班等,共计2000多人。起义前的安源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特地砌了30多座炉子,日夜打造梭镖、马刀等武器。许多女队员彻夜不眠,忙着缝补旗帜、符号。

  按照湖南省委发布的起义命令,9月9日,株萍铁路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炸弹队事先潜入城内,准备攻城的部队到达城门时即炸开城门接应入城。不料炸弹队的行动被敌人发觉,遭敌追击,只得退出城来。于是,部队发起强攻,战至黄昏,仍未克,遂退回安源。

  12日早晨,再次攻城,因头晚来自宜春的敌人已进城,加强了防守,攻城再次受阻,王新亚等领导人惟恐粘在萍乡,延误省委18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澧陵县城。当天下午,第二团1000余人乘火车杀奔澧陵。将近中午,先头部队在老关车站消灭湖南敌第四集团军罗定独立团一个排,俘敌20余人,缴枪10余支。下午时,部队逼近澧陵城,在澧陵四乡起义农民的配合下,第二团傍晚攻入县城,俘敌100余人,缴枪80多支。打开监狱、救出被捕党、团员和工农群众300余人。随即恢复工会、农会等革命民众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澧陵分会,由安源工人张明生任县长。发布安民告示,说明工农革命军出征的意义。召开公法团体会议,议决金融、筹款等重要事项,制定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等行动大纲。派10支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

  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的时候,奉派在株洲领导暴动的安源工人朱少连、涂正楚等,按计划于当晚率领当地工农武装开始起义,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澧陵县城。

  12日凌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当即召开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起义胜利。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天亮以后,闻敌军从长沙扑来,起义队伍因人少武器差,无法抵抗,分散转移。原定以朱少连为团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未能组成。

  12日傍晚,第二团在攻占澧陵后乘胜追击逃敌,到达株洲时,株洲起义队伍已散。第二团领导人听说长沙敌军正向株洲方向运动,急忙将追击到株洲的队伍接回澧陵。

  13日,第二团决定避敌锐气,主动撤出澧陵县城,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支援,并与第一、第三团会合。

  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澧陵县城,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700---800人在王新亚等人率领下经老关北上浏阳,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部分占领浏阳后,王新亚等因未抓紧发动四乡农民和及时与第一、第三团联系,反而因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放松警戒,忙于召集商绅开会筹款。

  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仓促应战而被打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被打散的第二团官兵结队在附近寻找不到。许多人在浏阳转了几天,找不到部队,只好结伴回到安源或各自家中,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或从事其他革命工作,约有60多人赶到文家市。留在安源的爆破队60余人则奉命从安源赶到文家市会师。

  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至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赣军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毛泽东集合部队,翻过大山,进入莲花县。

  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并进行改编,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

  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斗争。

  芦溪战斗的基本情况: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各部队会师浏阳县的文家市。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向井冈山进军。24日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经过山口岩向莲花方向前进。毛泽东、卢德铭率领指挥的红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左右两路隔河上行。部队出发不久,赣军朱培德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便从萍乡县城尾随追击,在距离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起义部队与敌遭遇。由于敌数路夹击,且已占领河边的白泥坳山头,控制起义部队过河和前进的道路,情况危急。卢德铭率一个连的兵力返回山口岩,夺下白泥坳山头,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部队转移后,卢德铭率部后撤。通过一片开阔地和茶油林时,敌人又抢占白泥坳山头,居高临下,向撤离的起义部队射击。卢德铭骑着一匹白马,目标明显,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芦溪县山口岩那个山冈上的草丛里,壮烈牺牲,年仅23岁。

  “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

  里仁小学----毛泽东“犯天条”的地方,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走向强大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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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石头和一堆小石头”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煤矿与工人们交谈中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说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基本现实,以及由这个现实所折射出的哲理。

  一个小石头,人用脚一下子就被踢开了,而且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然而,如果把小石头

  堆成一个堆,那么,人就不可能一下子踢开了。说明人----天下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干事情就会有很大的力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快被工人们所接受。

  据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编印的《走进安源》上记载:

  1921年7月以后,毛泽东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定,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且在全国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安源,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成了他实地考察工人状况的首选之地。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到安源,住在八方井的同乡、在矿上当段长的毛紫云家中。毛紫云找来在井下挖煤的同乡张竹林,嘱咐他陪同毛泽东下矿井看一看。

  据张竹林在60年代回忆记载: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换了短装,手提一盏矿灯,与张竹林一边交谈一边走过总平巷大巷后,确定到张竹林的工作面去看看。张竹林急忙劝阻说:

  “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怕出事。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

  “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做工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

  张竹林只好带路前行。抵达工作面时,毛泽东全身是煤,满头大汗。张竹林向工友们介绍说:

  “这位是毛家师爷的客人,湖南来的毛先生。”

  毛泽东走过去,在一根坑木上坐下来,一个工人忙解下手巾为他擦灰,毛泽东拉住工人的手说:

  “不用擦,没关系。”工人们见毛泽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很自然地围拢过来。毛泽东问工人们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们说,除进班出班时间外每天要做12个小时,干一天有8个毫子(铜钱),有的12个毫子。毛泽东同情地对工人们说:

  “你们的生活真苦哇!”

  有的工人在一旁说:

  “没法子,只怪我们自己的命苦哇!”

  毛泽东耐心地启发工人,语气肯定地说:

  “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

  毛泽东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之中,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工人这么苦得想个办法才是。”

  工人们听了,惊喜地问:

  “有办法吗?”

  毛泽东打个手势,坚定地说:

  “有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

  说到这里,他顺手拣起一个小石头打着比方说:

  “一个小石头,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小石头堆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只要团结得很紧,就是有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倒。”

  毛泽东还讲了很多,工人们越听越有味,越听越来劲,越听越开窍,真舍不得毛泽东走。毛泽东笑了笑说:“以后会有人来的。”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毛泽东才从井下出来。

  毛泽东这次在安源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走遍了安源矿区。他到工人餐宿处考察,爬到三层床上看工人们破破烂烂的铺盖,亲口尝一尝工人们的粗劣饭菜,处处与工人们剖心交谈,十分同情工人的疾苦,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工人中传开:毛家师爷来了一个有学问的先生,叫毛润之。见到工友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有的工人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人呐。

  可见,毛泽东的比喻,对当时的工人们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在毛泽东对安源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毛泽东为安源工人运动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方针,进而使得安源工人运动开展得一直很好。同时,在安源也留下了一段段传世后人的佳话。

  李立三“拜把子”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那是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前夕,工人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李立三,为了争取安源洪帮对大罢工的支持,决定连夜去张家湾,亲自登门拜访洪帮头子刘洪大。陪同他的两位工友,一位是已经加入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洪帮码头官周长子,另一位是武艺高强的工人俱乐部部员袁大头。

  原来,安源洪帮会有弟兄千余人,是势力最大的一个帮会组织。洪帮大龙头刘洪大,生得五大三粗,颇有些武艺。他身边有四个武艺高强的打手,号称“四大金刚”。平常,他们无恶不作,连矿上总监工王三胡子也得让他们三分。

  刘洪大刚刚送完客人出门,见周子长进来通报:“启禀大哥,工人俱乐部主任求见!”听这么一说,刘洪大甚是惊讶。心想,刚才王三胡子派人来以600块大洋相许,要我取李立三的人头,没想到,他马上就送货上门了。于是,他急忙吩咐四大金刚肃立两侧,见他的眼色行事。

  布置停当,刘洪大正起身迎接,只见李立三与袁大头满面笑容地走进门,寒暄几句,李立三趁机将带来的礼物送过去,说:“大哥,今日小弟前来拜见,一来看望同乡,二来想与大哥拜个把子。”

  刘洪大一听,喜出望外,素知李立三出过国,留过洋,满肚子墨水,在工人中威望很高,竟然屈驾于我一个江湖中人结拜兄弟,真是可敬!于是满脸堆笑,连声说,“不敢!不敢!”但反过来一想,刘洪大又犯孤疑,连忙正色道:“拜把的事好商量,不知李主任深夜驾到,还有何见教?”李立三见状,说:“工人俱乐部有点难处,想请大哥帮忙。”刘洪大说:“有什么事,只要我办得到的,一定帮忙。”

  李立三直言相告:“工人俱乐部准备用罢工的手段,向路矿当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久闻大哥仗义处事,扶危救困,特意请大哥给予帮助。”

  刘洪大心想,刚才别人让我杀你,现在你要我帮你,怎么碰到一块了。但李立三既然给自己说了好话,便不好推辞,只得说:“这事有点不好办,因为我是路局的顾问,不便支持工友们的罢工。”

  李立三说:“大哥不必公开说支持,也不必向路矿说什么话,只需大哥在罢工期间不要为难弟兄们就可以了。”

  刘洪大听这样一说,只好勉强说:“这不难。”

  李立三又说:“罢工期间的社会秩序是个大事,也要请大哥帮忙。”

  刘洪大问:“我能做什么?”

  李立三说:“罢工期间,第一,关闭妓院、鸦片烟馆;第二,收掉赌场赌摊;第三,不许发生抢劫、斗殴事件。大哥讲义气,定会帮忙!”

  刘洪大一听火冒三丈,想不到姓李的竟敢找上门来断我的财路。你小子,真是“生不逢时辰,死不择日子”。你自己寻上门来找死,这就怪不得我不讲情面罗。

  他两眼直冒金星,气势汹汹地喊到:“姓李的,你今天到底是来拜把子的,还是来拆台的?”他一杯掷地,刹时从屋内闪出四个彪型大汉,个个手持尖刀,一齐向李立三身边扑来。袁大头眼明手快,一步窜到李立三面前摆开了应战的架势。周长子见了,急忙对刘洪大拱手,调解息事。

  刘洪大不理会周长子的相劝,瞪着血红火眼,盯了李立三一眼。但见李立三态度从容地拉开袁大头,说:“袁师傅,用不着这样,我们俱乐部也不是没有菩萨的庙,各位老大也不必如此!”几句话说得四大金刚怔怔站住,不敢再向前一步。

  刘洪大见下马威没有震住李立三,他也早知道袁大头的厉害,于是怒气冲冲地对四大金刚喝道:“下去!”四大金刚也只好乖乖地退了下去。

  李立三拉开袁大头,客客气气地说道:“好了,好了,别伤了和气,我李立三量刘大哥也不会为了几百块大洋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他想起路矿当局悬赏六百块大洋买自己人头的事,就此将了刘洪大一军。

  刘洪大一听,心中一怔,但若无其事地问:“此话从何说起!”

  李立三见状,便进一步戳穿道:“王三胡子要出六百块大洋买李立三的脑壳,脑壳就摆在我肩膀上,老大,你不想发这个财吗?”

  刘洪大见李立三揭了底,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人的对手,只好赔笑着说道:“李主任,笑话了,莫说六百块大洋,就是六千块大洋,掉在地上,我刘洪大也不会弯腰。”

  这时,周子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趁机凑上来,劝说道:“大哥,刚才李主任说的三条,作为朋友,你就讲个义气吧。”

  刘洪大见圈子里的人也帮着说了话,只好借机下台,说:“我们订个君子协议,井水不犯河水。你们罢工,我不扰乱,我做我的买卖。刚才这三条,容我考虑考虑。”

  李立三见刘洪大还想推辞,又耐心对他说:“大哥,工人罢工对你有好处。”

  “哦!”刘洪大觉得新鲜,很有兴趣地听着。

  “大哥,你忘了,去年县衙把你的赌场封了三天,结果花了大笔钱才算了解么!你知道这件事是谁在后面捣得鬼吗?”

  “谁?”刘洪大急问。

  李立三不慌不忙地说:“王三胡子!”

  “有何凭证?”刘洪大说道。

  李立三便把去年为了开办工人夜校到县衙呈送公文时,恰好碰见王三胡子到县衙,鬼鬼祟祟地商量这件事的情形说了一遍,这时候,周子长也站起来说确有此事。

  刘洪大一听想起以前,的确有一件事情得罪了王三胡子,没有想到他这么卑鄙、暗中报复。顿时火冒三丈,领着四大金刚就要冲出门去找王三胡子。

  李立三急忙上前拦住,说:“大哥,他们有枪,你这样蛮干,肯定是要吃亏的!大哥,我们罢工,就是与路矿当局和王三胡子作对,只要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定可打掉王三胡子的威风。”

  刘洪大收住脚步,定神一想,也觉得在理。于是,他一拍胸脯,说:“李主任,刚才你说的三条,我全包了。”

  “好!说话算数!”李立三紧逼了一句。刘洪大又拍一下胸脯,说:“大丈夫一言九鼎,拿酒来!”

  话音刚落,就有人端上酒碗来,袁大头一刀将雄鸡的脑壳斩下来,殷红的鸡血滴入酒碗,刘洪大端起雄鸡血酒,叫了声:“兄弟,请!”一扬脖子,将一碗鸡血酒倒入口中。

  李立三也端起鸡血酒碗,饮了个干干净净。

  由于刘洪大听了李立三的话,又结拜了把子。这批洪帮势力也没有给工人罢工带来多大的麻烦,使得工人大罢工顺利进行。

  凌晨4点,一声震惊矿山的汽笛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

  由于李立三身份暴露,为了保证李立三的安全,中央决定派刘少奇来安源工作,继续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刘少奇也真的担当了这个重大任务,而且完成的很好。其中,刘少奇一身是胆地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在当地传为佳话,流传后世。

  那是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罢工已经4天了,资本家还没有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怒火万丈,声明如果不作圆满的答复,连八方井的锅炉也要停下来。八方井的锅炉一停,整个矿井都会被水淹没。这可把资本家急坏了。因而,只得答应跟工人谈判。

  中午,总监工王三胡子领着一群士兵来到路矿工人俱乐部,要带一位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谈判。少奇同志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说服大家的劝阻后,他径直朝谈判地点走去。工人们不放心,紧紧地跟在少奇的后面。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的大楼里,军队在楼外边架起了机关枪,大楼走廊两侧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对此,少奇同志不屑一顾,大踏步地走了进去。工人们立刻将戒严司令部紧紧地包围起来。

  戒严司令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军阀,他翘起八字胡,神气活现地坐在办公室正中,两边是矿长、路局局长和地方绅士,前面摆着一个“客位”,算是给工人代表坐的,整个屋子布置的像个审判厅。少奇同志一进门,用蔑视的眼光扫视了一周,就坐在那个“客位”上,戒严司令老虎似的眼睛盯着这位20来岁的工人代表。

  戒严司令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同志从容不迫地申诉着罢工的理由,然后严肃地提出质问:“你们究竟是跟我谈判呢,还是审问我?是解决问题呢,还是把问题搞的不可收拾?”

  戒严司令听了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这个青年这么厉害,肥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移动了一下。

  “如果继续作乱,我就先把代表就地正法!”戒严司令把脸一沉,在桌子上捶了一拳,露出刽子手的本来面目。

  少奇同志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这是1万多工人的正义要求,你们就是把我剁成肉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戒严司令狂叫起来:“1万多工人,我也有办法收拾!你有1万多工人,我就有1万多士兵!”

  少奇同志指着窗外,厉声说:“那就请你收拾吧。”外面又响起工人们的吼声:“要谈判就到俱乐部里去谈!”

  “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把路局、矿局打的片甲不留!!”

  吼声如雷,连门上的玻璃也震得发响。

  一个士兵惊慌失措地跑进来向戒严司令报告:“不、不、不好了!工人冲进来了,挤上楼梯来了,我们用枪也拦不住。”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八方井打来紧急电话,说锅炉房已经停炉,矿井马上有被水淹没的危险。副矿长接了电话,急的团团转。矿长直望着戒严司令,戒严司令无可奈何地望着矿长。

  外面工人的吼声更大了。路矿局长急忙拉着矿长跑到走廊上,对着楼下喊:“静一静!静一静!”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人理他这一套。愤怒的工人只管喊口号,根本不理睬。副矿长害怕了,连忙跑到屋子来。给少奇同志说:“刘代表,请你帮助维持一下秩序,问题好商量,问题好商量。”

  少奇同志轻蔑地望了他一眼,走到走廊上向大家招手,他一面招手,一面说:“工友们、兄弟们,大家静一下。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工人们马上静了下来。可是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接着又高呼:

  “刘代表,到俱乐部去谈!不要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要刘代表每隔十分钟与我们工人见一次面!”

  工人们这样团结,这样拥护自己的代表,把资本家吓坏了。他们不懂得这个年轻的代表为什么会在工会中有这样高的威信。少奇同志走进屋里,戒严司令想缓和一下气氛,说:“请刘代表下午再来商量。”

  少奇同志坚决地说:“不商谈条件我就不来了!”戒严司令和矿长、局长都软了下来,连连说:“好商量、好商量……”

  在力量强大的工人们面前,资本家的阴谋被粉碎了,他们不得不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同时,也展示了少奇同志的胆魄。事后,工人们都夸刘少奇同志一身是胆!

  其实,彭德怀也因战争的需要与安源有了密切的联系,并在萍乡安源留下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那是1930年的夏天,彭德怀率领红军部队来到大安里,他看到苏区的军民由于没有盐吃,个个没病没痛的却浑身软绵绵的,心里很难过。他想起了湘潭老家没有盐吃,就拆陈年的老屋熬硝盐,苦是比较苦,但总比没有盐吃好。于是,他就发动大家拆一些陈年老屋熬硝盐。果然熬出了白花花的硝盐。

  尽管熬出了硝盐,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彭德怀的心里很不平静、很不轻松。他晓得,能熬盐的土墙是有限的。另外,吃了这种盐,时间长了,是会伤身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警卫员在一些财主劣绅的屋前屋后悠转开了。人们见他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走走,都以为他在看地形。就问他:“彭军长,又要打仗了吧?”彭德怀只是笑笑,闭而不答。寻来寻去,终于在东安里的一个大财主家里挖出1000多斤食盐。接着,他又在伪乡公所墙的夹缝里找出了更多的食盐。

  这下,人们才恍然大悟。一位白发老翁有板有眼地说:“彭军长,能未卜先知,又有一双火眼金睛,真实活神下凡!了不得、了不得呀。”

  此话传到了彭德怀的耳朵里,他哈哈一笑,说:“我不是神仙,而是地仙(就是风水先生)。大家应该知道,盐这个东西,怕水浸,易返潮。这几天到处转,发现不该潮的地方潮了。就试一下,果然有货色。我哪里是什么神仙呢,而是地道的地仙吆!”

  “你怎么晓得这班家伙藏了盐呢?”有些人仍疑惑不解地向彭德怀问道。

  彭德怀又是哈哈一笑,说:“我们要吃盐,财主土豪就不要吃吗?他们害怕买不到盐,当然会大量的藏匿。现在,他们都逃到城里去了,金银财宝可能会带走一些,这盐么,总不好也随身带吧!所以,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办法。”

  彭德怀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直点头,人们打心眼佩服他。感到这位军长真会动脑子、真是有办法。从此,彭德怀在安源找盐的事情就成为美谈,成了后来人们传诵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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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花子怎能与龙王爷比宝?”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里仁小学说得一句很著名的话。他站在学校后门的讲台上,继续

  说道:

  “难道大家还不知道这个道理么?叫花子怎么能与龙王爷比宝呢?!”

  “目前,我们现在还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我们应该改变行军路线,到罗霄山脉去发展我们的革命,保存我们的力量。

  “我们不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执行上级的命令,也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上级的命令也是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的。”

  毛泽东站在里仁小学后门的台阶上,那样慷慨激昂的入情入理的讲述了这个普通的而又深刻的道理。

  战士聆听着、默然着、点头着。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当时的领导层内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黄仲芳编著的《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在里仁小学后栋那个教室里,气氛非常沉重。沉重的几乎大家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

  参加会议的有: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

  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退却萍乡的主张。对此,余洒度极为不满。以余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

  两军对垒,各不相让。

  毛泽东列举种种事实,耐心说服众人。余洒度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会议发展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因此,不得不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最后的意见。最后,总指挥卢德铭在关键的时刻,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带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意见。余洒度碍于卢德铭是他的顶头上司,红着脸,忿忿不平的离开了会场。

  叶永烈著的《毛泽东之初》中这样写到:毛泽东参加革命后,因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被瞿秋白称为中国两个“农民运动之王”之一,另一个就是彭湃。

  那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慷慨陈词,既讲了“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在湖南文家市的里仁小学里,又说了“要引导和做好‘土匪’工作”的名句。当时,余洒度等人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说把部队拉上山是想当“山大王”,是对抗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命令!

  对此,毛泽东反驳道:“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来没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我们现在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的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借了里仁小学的一张地图,图上的罗霄山脉就像一弯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当‘山大王’!”

  上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成功地收编了当时已在山上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向王佐学到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的宝贵经验。所谓“打圈”,就是在官军上山时,往密林一钻,绕几个圈就把官军甩掉了。这给毛泽东后来的游击战战术以很大的启示!

  何长工老人还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读起来至今依然耐人寻味。

  “当部队到文家市前后,不少同志还在醉心于如何攻取大城市的时候,我就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看出了他有找一个地方落脚的打算。还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民运动,举办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他说过,中国革命在大城市里没有希望,希望在农村。据说,他从广州回家乡‘养病’的时候,还特地经过井冈山呐。这一次在部队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我亲自听到了毛泽东给我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国际资本处在战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交通要道,去打大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我记得他这个思想,在准备‘引兵井冈’之前,有一次他在里仁小学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更具体了。会前他让人画了一张标有罗霄山脉的地形图,开会时用几个木棍支在会场的前面。毛泽东站在地图前,边讲边看图。他首先讲了秋收起义的形势后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我们,我们没有打好,这不要紧,我们还留有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新的胜利一定会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的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子,认真地指着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接着他分析了在罗霄山脉发展的可能性。他说:这个地方处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在湘赣两省的边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

  毛泽东又分析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因此,省与省、部队与部队之间极不统一。两省敌人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往往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现在我们目标大,可以依靠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力量。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与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详细地谈了井冈山的地形,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五条有利条件。

  他说,这里有:

  1、 有很好的党;

  2、 有很好的群众;

  3、 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 有便利的作战地形;

  5、 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他的这个入情入理的分析,讲得大家全部点头称是。大家都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分析,折服了毛泽东的胆略、才华和洞察力,都愿意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并决心跟着他“上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甚至有的人说:“跟着这样的领导闹革命,就是死了也值得!”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先生看了1928年秋天写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上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鲁迅先生看毛泽东的这首词,赞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真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这个话后,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天真,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豪迈!

  还有一回,也不知道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本,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笑着说,“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从轻松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是多么豪迈,多么的悠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幽默,那样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毛泽东对于他“占山为王”的策略,后来也有一个客观的解释。1964年他与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对于这些造反者,“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够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

  毛泽东这些客观的分析,说得真切,说得实在,说得完全是心里话。当时当地的情况不允许他有别的任何选择。因为,如果死拼硬打的选择,那么,他所带的到了文家市的1500余名红军战士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全部被敌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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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砸破大水缸”






  “同志们!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数还很少,力量还很小,但‘小’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现在就像一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就一定能够砸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

  这是毛泽东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给干部战士讲话中一个形象比喻。道理讲的既透彻,又明了,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应该说,部队在经过了萍乡的芦溪战斗后,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队伍士气一直不高。按当时的说法是向井冈山进军,而实际上是一次“溃败”,是一次退却。按当时的统计,那时的部队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而且在一天一天的减员,行军途中仍有不少人携枪逃跑,形势十分严峻。

  据《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那时的毛泽东拄着拐棍跟着队伍吃力地走着,两只化脓的脚越来越严重。后来到井冈山以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宛希先同志,几次催他坐滑竿(是当时特地为他准备的),他都拒绝了。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艰难的景况中,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言行将直接影响整个部队。毛泽东也深知带兵的艰难。眼前部队遭受了挫折,军心涣散,加上伤兵增多,逃兵增加。要带好这支部队,首先必须稳定军心。只有稳定了军心,才有将来发展和出击。毛泽东平生立足于从事农运工作,很少涉足于军事。此次暴动,特别是近期的几场战斗,部队有了很多的牺牲,特别是部队内部领导层的意见,又是那么不统一,以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为首的有旧式军阀作风的“领导们”,又是那么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错误主张,甚至他们一直抱怨说什么:

  “尤其使人困惑的是湖南省委根本不懂军事,瞎指挥,竟派了一个教书先生来统管军队,事事都要请示他,把咱这些搞军事的人凉在一边,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我们还算军人么?”

  “人家是前委书记,全权负责指挥军队。咱这些人就像香炉子上的菩萨,好看不好吃。什么团长呀、师长呀,官衔倒不少,没有半点用处!”

  “为什么上级派一个‘教书匠’来领导军队?!哼!以后咱们走着瞧!”。

  所有这一切,对于毛泽东这个文弱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丧气。凭着他的胆略和胸怀,以及平时他所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他仍然那样坚定地率领着这支部队继续前进着、前进着!特别是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变得那样冷静、那样深邃。他反复地思考着下一步的思路,决定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和思想教育。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部队依然是这样地走着。毛泽东拐着脚,艰难地行走在队伍的中间。呈菜色的脸容,使他变得越发憔悴。

  那是在快到莲花县城的一天,部队安全地到达了甘家镇。毛泽东传令后续部队就地待命,嘱咐陈皓与师部联系,安排部队宿营一事。自个儿领着特务连副连长张宗逊信步走进小街。

  甘家镇是一个由四五个村庄组成的小镇,足足有百十户人家。毛泽东眺望着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随意的走进几家伙铺。见房子里的房东去无踪影,只听得战士们搬床板、铺铺草的喧闹声。

  “老百姓都到那里去了?”毛泽东随意地问三营营长张子清。

  “部队开进后就没有见到过老百姓。”张子清答道。

  “是师部下令要你们住到这里的?”毛泽东神色变得冷峻起来。

  张子清点了点头,没作任何解释。

  毛泽东走出街心,远远地望见几个战士在一块旱地里寻找什么东西。

  “他们在寻找什么?”毛泽东挥着手,问道。

  “战士们饿得慌,在地里刨红薯充饥。”张子清答道。

  “乱弹琴!”毛泽东愠怒地嚷道:“咱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么能做有损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呢?赶快派人去制止,不允许这样做!”

  张子清羞红着脸,应了一声“是!”转身离去。

  毛泽东满脸怒容地来到师部,见余洒度几个师领导躺在床上,屋子里弥漫着阵阵酒香气。毛泽东紧锁眉头,不满地走出师部,来到小镇外。

  “传令部队,到这里集合,我有话讲。另外,派人去叫醒余洒度,就说我在村东头等他。”毛泽东下命令后,张宗逊立即嘱人四处通知。部队三三两两,渐渐地集聚在村东头。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两口。一缕青烟,从嘴边升起。余洒度、苏先俊等人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村东头。

  毛泽东锐利地眼光投向余洒度布满阴霾的脸上:“余师长,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冷冷地问余洒度。

  余洒度涨着血红的脸,张睁着睡意惺忪的双眼道:“师部已经作了安排,就地宿营,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毛泽东接着又问:“安排在老百姓家里,是否与老百姓已经协商好了?”

  余洒度见毛泽东书生意气,轻蔑地一笑:“老百姓都跑光了,到那里去协商?非常时期,就得非常处置。”

  “既然部队都驻扎下来了,余师长也作了安排,小镇上伙铺多的很,住后续部队绰绰有余。我看部队就住在这里。”三团团长苏先俊见余洒度难堪的样子,帮忙着解释道。

  “不行!”毛泽东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房子是老百姓的财产,不经老百姓的同意,咱们绝对不能住。往后我们还在这一带打游击,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咱们就无法在这里站住脚。”毛泽东将烟含在嘴里,又吸了两口,说:“余师长,赶快命令部队搬出来,老百姓的东西一点儿都不能动。部队是讲纪律的,没有纪律,部队就是一盘散沙。”

  毛泽东见部队都集合好了,扔掉烟头,站在草坪上,大声地讲道:

  “同志们!我们总算摆脱了敌人追剿,顺利地到达了莲花县,井冈山已近在眼前了。”

  他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继续说道:

  “同志们!部队艰难转战,大伙都辛苦了。要革命就不要怕流血流汗。咱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是为广大劳苦百姓打天下谋利益的仁义之师。眼前的革命的确是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挫折总是暂时的,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它总是遮不了太阳的。

  “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好比一个‘小石头’,而蒋介石呢,就好比一个‘大水缸’。别看石头小,但只要用小石头使劲地一砸,水缸就会破了,水就流光了!我们现在队伍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强大起来!我们一定能够会打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井冈山地区,将来我们还要在这一带打游击,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我们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老百姓,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们只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站稳脚跟。大家都知道,人民军队好比鱼,老百姓好比水,咱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鱼那能离开水呢?刚才,我到镇子上转了一下,有不少战士闯入老百姓的家,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动老百姓的东西,有的甚至跑到后山上,挖老百姓的红薯吃,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咱们是革命军队。一支军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要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洪秀全,他领导的太平天国,也有严明的纪律。所以,他领导的军队,从广西出发,打遍了大江南北,所向披靡,最终占领了南京。他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铁的纪律。如今咱们刚刚走进井冈山山区,就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能欢迎我们吗?因此,我宣布,凡是住在老百姓家中的部队一律搬出来,不允许有任何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发生。咱们借老百姓的门板,就在街上宿营。另外,尽快把藏在山里的老百姓找回来,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

  毛泽东的一番讲话,博得了干部和战士们的一阵阵掌声,大家普遍感到心里很开朗了,平时的那些思乡情绪,怕死的情绪,怕苦的情绪,以及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这样下去是不是真革命,是否可以得到好处的疑虑情绪,都在逐渐地消除。

  尽管当时的干部战士识字不多,也说不出多少道理。但经过毛泽东这么一讲,心里犯嘀咕的事少了许多。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部队以顺畅的心情开始走向三湾,走向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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