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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摘自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车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127页)

  [解析]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同年7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本书。1929年,上海中外研究学会以《两个策略》(扉页题《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题出版了陈文瑞译的中文本。1940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出了读书的中译本,书名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延安解放社和辽东建国书店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重印了这个译本。在这本书中,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指出无产阶级要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他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在30年代初。据彭德怀回忆,1936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第183页)。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43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依据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本思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并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也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声称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前者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大少了。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的发展,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实际上已经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建国后不久,他也重蹈了“太急了”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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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摘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容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摘自龚盲之、逄先和、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页注①,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

  [解析]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1918年出版。现收入《列宁选集》第3卷。

  列宁写作此书主要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俄国修工主义派别的国家观点。他们不同意进而要修正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条件等重要问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别曲解和湮没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人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修正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

  《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上面,译者柯柏,由周恩来题名。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那分内容。根据现有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讲授的时间是1926年6月,从以上引用的毛泽东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此时不但读了这本书,而且还运用《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来分析和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需要,重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温列中这部重要著作的(见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6―27员)。

  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可以说,一直到他逝世,他在国家观上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多少改变。《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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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必须消灭无纪律状态(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未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他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若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

  1948年4月21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而上的批语

  [解析]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中,针对“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集中领导,否定严格纪律的通病,总结了布尔什维党的经验,指出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电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也一贯注重强调党的纪律,他曾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并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列宁的这一论述。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老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1948年4月,正是国共之间准备大决战的时候。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重印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于1948年6月1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这个《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诚的、全心全意地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胜利。《前言》强调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不能实现这些原则,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就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各种敌人的反抗,就不能团结中国人民组成统一的国家。《前言》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不完全适用,而地方主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些错误的倾向,对于统一斗争,更具有重大危险性,它已经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必须坚决纠正。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全军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要将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严格说来,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特点之一。当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从表面上看势力都要比布尔什维克大,但却在日后的较量中败北,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在此起了关键的作作。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处于白色恐怖或战争状态的党,要保持战斗性,就必须维护自身队伍的铁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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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与右同样有危害(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1833年致彭德怀信(见《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解析]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为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而写的著作。该书写于1920年4月,增补部分写于同年5月。同年6月出版了俄文单行本。德、法、英文版陆续在7月出版,1920年7月至11月,该书在莱比锡、巴黎、伦敦分别用德、法、英3种文字再版。1927年上海的浦江书店出版了吴凉翻译的中译本,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重印。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其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另一种是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为“左派”共产党人,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表现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称其为“‘左派’幼稚病”。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克服“左”倾机会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列宁在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写了这部着重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著作。

  该书针对“左派”的错误观点,通过总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三次革命和两年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俄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强调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出发,论证了坚持党的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批判了“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驳斥了“左派”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荒谬观点,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详尽地剖析了“左派”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根源和实质,指明了克服它的途径和方法,并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当时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该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新的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理论,为各国共产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对第三国际各国党的巩固和壮大,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马列著作之一。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毛泽东最早读这本书是在1932年,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31年1月,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提出了以他写的“两条线路”小册子为主要内容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否认了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错误地认为“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等人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立三冒险主义更“左”,形态更完备,理论更荒谬,气焰更嚣张。其主要错误是,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和胜利;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于不同意他们“左”倾观点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这木书推荐给党内的其他同志,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道。他接到毛泽东先后寄来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后,是认真读了的。他说: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掉了,我当时真痛惜不

  此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在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前一段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弄清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又多次读了列宁的这部著作。薄一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延安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竟读了几十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重读了这部著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直到他晚年,还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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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寻找真理的过程同俄国相似(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下,普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和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摘目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解析]

  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3周年而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他自己在学校求学期间,学的也是这些东西。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玄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就一直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寻找有效的社会改造道路。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人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昔日的沙皇俄国处于欧洲的边缘,属于欧洲的落后国家。俄国的先进分子向欧美学习的热忱、毅力、忘我精神与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俄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也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痛苦牲牺,这一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外。尽管沙俄落后,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但它毕竟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大国,俄国先进分子,不会有中国先进分子那种时刻迫在眉睫的亡国之虞。主权日丧、备受欺凌、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感,俄国的先进分子无论怎样地忧国忧民,恐怕也不会有中国人这般深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并非出于哲学意义上的“追求真理”即,“爱智”,而主要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而且艰苦卓绝的过程。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中国人学日、学英、学法、学美,引进了各色政治理论,尝试了各种政治方案与政治制度。可惜没有一样能够救得了灾难深重的中国。毛泽东自己也是同样,他为早期改良派的郑观应的文章感动过,也服膺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被梁启超那气势恢宏的时务体政论所感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短时期地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当这些主义和理论都如过眼云烟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消散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走俄国人的路,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与俄国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上存在着同样曲折的经历,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十月革命经验,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而毛泽东指出,中国同俄国一样,都是在封建主义压迫,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西家内,由先进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

  毛泽东为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家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牲利的。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俄国的经验,而是在汲取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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