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摘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容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摘自龚盲之、逄先和、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页注①，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
［解析］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1918年出版。现收入《列宁选集》第3卷。
列宁写作此书主要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俄国修工主义派别的国家观点。他们不同意进而要修正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条件等重要问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别曲解和湮没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人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修正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
《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上面，译者柯柏，由周恩来题名。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那分内容。根据现有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讲授的时间是1926年6月，从以上引用的毛泽东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此时不但读了这本书，而且还运用《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来分析和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需要，重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温列中这部重要著作的（见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6―27员）。
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可以说，一直到他逝世，他在国家观上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多少改变。《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