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摘自苏洵《项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译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苏洵《项藉》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解析]
　　苏洵的《项籍》是其《权书》中的一篇。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上面引的那段话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诸葛孔明年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叔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盖，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着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已成摧桔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摘自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9页）

　　［解析］

　　唐朝末年，各藩镇借抗击黄巢农民起义为名，拥兵割据。连绵不绝的战争火并，朱全忠消灭了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朱全忠本来参加黄巢的起义，后叛变降唐，被封为梁王。他逼唐哀帝以禅让形式自己即了帝位，国号梁，是为五代十国的梁太祖，被唐封为晋王的李克用父子，用16年的时间与梁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其中反反复复，有胜有败。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勋整顿军纪，训练士卒，作战时亲自冲锋陷阵，终于逼使梁未帝自杀，梁亡。李存勋自立为帝，是为庄宗，国号唐。史学家称之为“后唐”。毛泽东在读这段历史时，十分注意后唐灭梁过程中的几次重大战役，并写有批注，加以评论。在《后唐灭梁》这四个字的标题旁，逐字加了旁圈。

　　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底，晋王李存勋出兵攻大梁。在一次战斗中，他手下的大将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梁军四面围攻，占据一个土山，气势逼人。李存勋聚集溃散的队伍反攻，再一次夺下了这座土山。傍晚，对方又发动进攻，“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敌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画了一串叉，显然是对这种意见持否定态度，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注：梁国大将）骑兵已入濮阳，山下唯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敌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自溃，几决胜料敌，唯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心取胜，纵收亲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银枪大将王建及说：“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上述几处引文，毛泽东都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此战必不可少。”

　　李存勖接受了这几个人的意见，说：“非公等言，吾几误计。”李嗣昭、王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死亡者几三万人”。这两处引文也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军大势已去，犹作垂死搏斗。李存勖屯兵朝城，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百余骑兵来降。李存勖脱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赠送他，封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并向他询问梁朝的军情。康延孝告诉他，梁末帝既懦弱又糊涂，只信任越岩及张汉鼎兄弟，这些人卖官鬻爵，民怨很大。大将段凝等“智勇皆无”，“终必败亡”。康延孝还向李存勖出谋献策说：“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很高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夺取了郓州。毛泽东对康延孝的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当时，李存勖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梁将段凝等分数路大军前来争夺郸州；契丹要在“草枯冰合”时来搔扰；而军资粮草又因战乱的破坏。十分匮乏。“帝深以忧”，招集诸将商量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对这种畏缩妥协的主张，又一次逐字画了一串叉，在天头上批注：“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李存勖听到李绍宏等人的意见很不高兴，说：“如此，吾无葬地矣。”他让诸将回去，独自征询枢密使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说：你不洗澡，不解盔甲，日夜征战15年，终于做了皇帝，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现在刚夺得郓州就守不住，怎能安定中原呢？如采纳那种退避的意见，我恐怕将士都会“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谁为你守卫呀？我曾详细询问过康延孝，“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郸州合势，长驱入汁，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毛泽东对这段分析意见，逐字加旁圈，在天头上批注：“仍康延孝之意。”

　　李存勖听取了郭崇韬、康延孝的意见，先挫败了进攻郓州的梁军，“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继而直取大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勖“审机独断”，获得“成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一次战争，在批注中评论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郓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毛泽东对李存勖这个人也有多处圈划批注。明朝史学家张薄，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评价李存勖说：“晋王志气远大”，李存勖父亲李克用活着的时候，对梁的威胁很忧虑，“晋王慰以养尊待时，勿轻沮丧”。他说，“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李存勖一即帝位，立即直入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加了旁圈，有的在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圈，以示重视。

　　《通鉴纪事本末》中又记载：李存勖进取大梁之前，“魏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发归兴唐，与之决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赏识，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三国时，曹操与孙权对垒作战，见到吴军队伍整齐，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读史至此，不禁赞叹：“生子当如李亚子。”这是对李存勖的很高评价。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平原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庞孟

　　[原文］

　　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向导者百人。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字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蹿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僵、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结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西，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井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结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王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己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

　　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宋太宗一引者注）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页）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杨业战死。――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的批语气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9页）

　　［解析]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所批注的两段原文，记叙的是北宋初年历时25年的宋辽之战中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北宋朝都是长驱直入，先胜后败。

　　继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之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是为宋太祖。北宋初期，宋太祖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来实现他统一全中国的愿望。及至他的弟弟宋太宗赵灵即位时，与宋对立的只剩下契丹（辽）与西夏。大宗继承其兄的统一事业，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亲自统率军队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大仗。《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宋太宗沿途所到之东易州、涿州、幽州、蓟州等地刺史、节度使等纷纷来降。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接着，在“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午，班师。”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高梁河一战，是在宋军平定北汉之后，军队没有得到适当休息，虽然连着打败过几次契丹军，但幽州久攻不下，部队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宋太宗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陷子契丹的两军夹击包围之中，因而导致失败。所以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

　　宋雍熙三年（986），由于契丹不断南侵的威胁，宋太宗经过多年周密准备，分兵四路，欲收复燕云6州。太平军节度使曹彬从东线宜克涿州，一路胜利。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西线也节节得胜。潘美的副将观察使扬业攻占了襄州，形势很好。但曹彬连胜契丹攻克琢州后，因无粮草供给，孤军深入，契丹看准这一情况，屯兵幽州，坚守不战，曹彬只得还师雄州。宋太宗却严令斥责曹彬，命其急进。曹彬每次到了涿州，粮草又尽。这时，契丹沿途设下伏兵，两路钳击宋军，曹彬大败于岐沟关。不久，契丹集中十万兵力攻寰州，杨业也由于孤军深入敌境，粮草供应不济，苦战力尽而败北。杨业被擒，“守节而死”。潘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战败。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在杨业“守节而死”的天头上，毛泽东写下“杨业战死”四字。

　　毛泽东在批注中，两次称赞契丹善于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批评宋太宗“终不省”，“不知兵”，不是契丹的“敌手”。情况正是这样，两次失败，都败在契丹诱敌的战术运用上。

　　《宋史・太宗本纪》篇后，作者元朝的脱脱写了一段赞语，他说：“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在旁批注：“但无能。”赞中又说：帝“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纤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年者耋之叟，愿率子弟沿道请登掸者，接踵而至”。毛泽东表示异议地批注：“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赞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批注：“幽州之败。”

　　毛泽东的上述读史批注，从军事观点上，对契丹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是颇为重视和赞赏的；而对旧史学家所溢美称颂的宋太宗，毛泽东却有许多不敢苟同，乃至相反的评价。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被毛泽东视为克敌制胜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1965年8月11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随即谈起：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一次是孤单深入平城（大同），被匈奴单子包围了七天，弹尽粮绝，后来用陈平之计，才冲出来。一次是深入彭城，被项羽一个反击，几十万人被歼，刘邦只乘了一辆车和几十个人突围逃走。途中遇到自己的儿女，又因楚军追赶，几次把儿女推下车，夏侯婴几次把他们捡起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遁，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