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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认识史没有结束(读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只有那密切地跟着劳工集团之斗争的实践在一块走的理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加强工人集团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劳工专政之意志,用敌人底知识来武装劳工集团并指示出胜利底道路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相反的,它替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摘自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史没有结束。――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3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这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发展的一条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是随着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它没有结束认识的历史,相反是为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毛泽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下面划了两条重重的浪线,并加了圈点,写下了这一批注。毛泽东在不久写下的著名的《实践论》中,全面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296页)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根据社会实践的不同情况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僵死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要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过程中,曾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变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取得了革命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就使他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鼓吹“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同志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这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神化了,在理论上否认了认识史发展的无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形势和国内实际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我国这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这一理论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最终的。它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认识要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如此,在自然界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生生不息,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类认识史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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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从发展上把握现实(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7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在阅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时写下的。《哲学选辑》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编辑的,1939年5月在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部分加以选辑,荟萃于一书,使人们能够方便而集中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该书内容分别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社会学大纲》以及来丁等人编著《新哲学大纲》。书后还有两个附录,一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是艾思奇自己写的《研究提纲》。该书共约37万多字。毛泽东对这木书十分重视。曾批读了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批画,共写有32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批注的文字除集中在“绪论”第1节和第1章第3节外,多集中在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部分。

  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读书,这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基本特点。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清理王明错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他看来,辩证唯物论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学好哲学。1939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9年2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被中共列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全上作报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包括这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读《哲学选辑》,既是他过去一系列哲学研究活动的继续,表明他号召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哲学所做的表率,又反映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表明他从哲学理论上对王明等错误思想的批判与清算。

  《哲学选辑》“结论”第2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精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特征,即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但是原作者(该部分是从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选的)对这段话的阐述不够,没有着重说明发挥。毛泽东对这段话极为重视。他对这一节批注了三遍,对这段话也批画了三次。第一遍用铅笔画杠、写下批语“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第2遍用毛笔画了一短的直杆,并用毛笔将批语描了1遍;第3遍用红笔画了一些圆圈。毛泽东的批语,抓住了马克断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最根本的特证,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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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因斯坦(即伯恩施坦)用“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即改良主义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伯恩施坦在哲学理论上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上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鼓吹点滴的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除,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曾经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在这段话旁边批下“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一句话。在《哲学选辑》中又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写下了这两句批语。

  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取整个战争,夺取胜利;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又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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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从现象看本质,效果看动机(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8页)

  [解析]

  《哲学选辑》的绪论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在历史上存在着流派诸多的哲学学说和体系,但它们最终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且这种阵营还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的政治立场。认为,在哲学上要超出这两个派别是不可能的。俄国哲学家波格达诺夫(即波格丹诺夫,1873―1928)在1904―1906年发表《经验一元论》,宣传马赫主义,企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中性”的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波格达诺夫等人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上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背叛,只能走向唯心主义。书产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2卷第34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十分称赞列宁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被种种现象所迷惑,透过效果看动机,而不被一些人的种种表白所斯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还在列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识破种种所谓“最新的发见”的招牌,揭露那些背叛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几句话旁边批下“学马克思的精明”一句话。1930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仅看到了革命力量弱小的现象而悲观失望的错误,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理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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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大的政治错误都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一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政治的错误。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豪农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及其他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312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所选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哲学世界观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犯大的错误。他们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俄国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例如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哲学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否认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的作用,否认事物发展的飞跃。

  毛泽东对这一观点很重视。他在这段话中有关重要词句下面画了许多杠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他在《实践论》中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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