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因斯坦（即伯恩施坦）用“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即改良主义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伯恩施坦在哲学理论上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上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鼓吹点滴的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除，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曾经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在这段话旁边批下“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一句话。在《哲学选辑》中又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写下了这两句批语。
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取整个战争，夺取胜利；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又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引以为戒的。
